二
1948年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将吴大观及其爱人、孩子和弟弟一家四口人送到解放区石家庄。吴大观从实践中认识到，发展航空唯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他到达解放区时，心情万分激动，对自己的爱人和弟弟说：“我们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的航空事业，祖国的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的领导，我要为它而献身。”此后，聂荣臻亲切接见了他，鼓励他为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从此，他走上了新的航空救国之路。1948年12月，吴大观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1949年11月任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他在局机关参加发动机生产管理，孜孜不倦地学习苏联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抓工厂生产管理先进典型，在局领导下组织各厂交流。在苏联援助下，1956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吴大观不满足仿制成功，他给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自行设计、自己制造发动机，并建立空气动力研究和航空发动机研究机构，航空工业局很快采纳了他的这些重要建议。
1956年，吴大观调到沈阳410厂组建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开始设计我国第一台喷气教练机动力发动机。经他和设计室副主任多次分析研究有利条件和存在难点后，决定利用410厂刚生产定型的涡喷５发动机为原准机，用相似定律进行缩型设计歼教１飞机的动力喷发1Ａ发动机。此方案可利用410厂已有的锻铸毛坯、工装设备，不用增加任何新材料，就可制造出新的发动机。这是最经济、风险最小的研制方法，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耗资最省、较有把握的设计方法。他以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广大工人日夜奋战了210天，经过20小时的持久试车，首批4台发动机研制成功。1958年8月1日这４台发动机装在新设计的歼教—1飞机上试飞。这台装有喷发—1Ａ发动机的国产喷气教练机试飞成功，标志着喷发—1Ａ型发动机胜利诞生。飞机试飞的那一天，叶剑英、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庆祝大会。吴大观总结那段工作时说：“新设计发动机方案的选择，走什么途径，承担多大风险，是设计发动机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喷发—1Ａ研制初步成功给新机研制闯出一条路子。这次初战告捷，他起了关键作用。1959年9月，他负责设计、试制的红旗２号喷气发动机上台试车，为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为此，航空工业局发来贺电。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所成立，他担任技术副所长，主持二所的发动机研制工作和试验基地的建设。吴大观努力探索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研制程序的新路子，他多次出国考察，善于借鉴国外经验。他认为，研制发动机必须先抓试验设备、测试仪器和测试技术，鉴于在研制过程中有大量的部件验证和整台发动机调试，他向上级提出建议设计所必须建设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经批准后，他在所内抽调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组建了试验设备设计室。他多次宣传“当前计算机技术虽然能解决发动机设计中很多难题，但是发动机最后设计成功，仍然靠大量的发动机试验”这一观点。经国家批准，二所开始筹建0307试验基地，从而为发动机研制创造了必备的试验条件。
在发动机试验工作中，吴大观还抓住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测试仪表和测试技术。他主张高精度的温度、压力、振动、应力测量传感器，都要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自己解决解决。这样，即使受国际封锁，也不会因此影响发动机的正常研制。他抽调一批技术人员，组成仪表设计试验室和强度仪表试验室。在研制初期，为解决应力测量问题自制了各种应变片、水银引电器和滑环引电器。为了便于技术人员学习掌握电子技术，50年代末，吴大观把他从美国带回的6真空管长短波收音机拿出来，供他们装拆练习。六院二所成立后，吴大观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建立了测试仪表试验室，与试验设备配套使用。在试验基地，他不停地进行着大批发动机部件试验，为发动机研制立下了功劳。他反复强调，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设备是发动机研制的三大技术支柱，三者缺一不可。1957—1965年，他访问了英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在第二研究设计所工作期间，他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以所为家。长年的劳累，使他染上严重的眼疾。在吴大观左眼手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遭受摧残。从那以后，他的左眼永远失去了光明。他的母亲1971年在北京病危，急电催他回北京，当时他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得到调试发动机的工作机会，他向组织上请求，为了工作暂不回去。他说：“弥补丢失的工作时间尚嫌不够，对母病更难以尽孝。”82岁的老母病故，他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六院二所成立初期，适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吴大观在二所里数他工资最高，在国家执行低工资制度下，他心中感到不安。1961年，他两次给组织打报告，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未被批准。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缴。从1963年起每月多交党费100元，直到现在，30多年月月如此，累计多缴党费近4万元。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傻，多缴100元的党费，现在哪有人嫌钱多？”可他回答说：“我们国家穷，困难多，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多缴党费，我心里就踏实些，党给我的太多，我给党的太少，实在惭愧啊！”在沈阳的20多年里，吴大观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关心工人中的困难户，他常有三五十元或百元作为私人救济，帮助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而自己却省吃俭用。1971年，他补发了6000多元“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资，随即把4000多元交给了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