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的视角观察新闻传播的历史
——从斯蒂芬斯的《新闻传播年表》谈起
陈力丹
人不能没有历史意识,假如一个人早晨起来失去了记忆(历史),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做什么和怎样做,是很痛苦的事情.从事新闻职业的人,也不能没有职业的历史意识,否则他连做什么,从何做,怎样想和怎样做都无从着手.新闻传播职业的各种要领,观念,规范都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的.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其关于本行业或专业的历史知识,必然是较为丰富的,他能够站在许多前辈的理论和经验的平台上来操作.一个中国记者的历史意识如果主要停留在中国新闻职业的层面,固然可以作出很多成绩,但也是有限的.因为世界很大,眼光的局限,可能会使自己囿于这种限制而漏掉许多事实和观念.如果能够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从世界的角度观察新闻传播,那么面对同一个事实,我们的记者可能会比以往更深刻地感受它和解释它,并通过我们将这种深度认识传播给受众,这也是记者的社会责任.特别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养成从世界的视角观察本行业的历史和展望未来的习惯,显得更为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从全球的角度读一点新闻传播史是必要的.对于主要从事新闻实践的记者,没有必要记住许多具体的历史事件,那是研究者的任务.但是主要的新闻传播的历史性转折,里程碑式的事件,还是需要知道的.新闻传播的基本发展脉络,也应当清楚.有了这些历史意识的基础,才可能更清楚现在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有了展望的知识基础.
我推荐记者们或新闻业务的研究者读一读斯蒂芬斯所著《新闻的历史》(1997年版)一书中的"年表",并非这个年表有什么特别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我们尚不知悉或不熟悉的新闻传播,特别是职业新闻传播业务历史发展方面的事实,它可以把我们的眼光带出了眼下的具体工作.
我国至少已有三种新闻传播史年表,在质量上可以与之相比.这就是1988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四位老师编写的《新闻学词典》中报刊,通讯社,广播和电视年表;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陶涵主编的《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9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季燕京编写的《新闻学大词典》(甘惜分主编)中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大事记".这三种新闻传播年表的共同特点,是在当时的认识背景下力求全面展示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历史发展中的大事.在材料来源有限,视野有限的背景下,这几个年表在突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大事,平衡处理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大事方面,当时做得相当好;但对于世界新闻传播业发展中许多重大的标志性业务事件(多数发生在先后领导世界新闻传播新潮流的英国和美国),由于我们知悉得尚没有那么具体,因而涉及的不多.斯蒂芬斯的年表恰好在这方面可以弥补我们现存新闻传播年表的缺陷.
相比之下,斯氏的年表在三方面对我们有价值,第一,15世纪末以前新闻传播的年表中有大量西方新闻传播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方面,中国的年表中较为缺乏;第二,18世纪末至今的年表中,新闻传播业务方面英,美领先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事件较为详尽,而中国的年表记录得很不够.第三,关注传播科技的发展,这方面的记录从古至今是较为全面的(但忽略了1962年通讯卫星的发射),比中国的年表显得更有"思想",可以探寻到一种发展线索.
从这个年表中,我们也能够看到编者所受到的西方文化圈,特别是美国新闻传播文化圈的无形影响.编者显然有一种客观记录新闻传播大事的主观愿望,例如关于中国,提到的频率与其他东方国家相比,已经是相对多的了.但是越到当代,越发突出美国,甚至完全是美国,连其他西方国家也很少了.作者其实并没有始终站在世界的角度观察新闻传播,从美国看世界同样也是狭隘的.美国确实在当代领导世界新闻传播的新潮流,但并不是什么都是美国发展得最好,即使从平衡考虑也需要涉及其他世界上的主要国家.
斯氏的年表具有主题,即眼光落在"新闻的传播"上,因而年表整体上处处体现出"新闻的传播"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进步.与这个视角关系不大新闻传播界发生的事情或新闻政策的变化,并非都提及.中国的年表有一个缺点,力求全面,就当时的条件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缺少一个主题贯穿其中,似乎只要是媒介方面发生了的较大的事情,统统收入.这样,就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
年表属于新闻资料性工作,似乎好做,但是它必须建立在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否则没有价值.不论是斯氏的年表,还是中国的年表,在一些新闻传播史实的年代上,以及对史实的表述方面,均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例如斯氏的年表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批准的时间定在1789年,可能是编者记错了(应是1791年).年表说1670年才出现newspaper(报纸)这个英文词,显然编者不知道此前五年《牛津公报》上已出现这个词.年表将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时间被确定为1832年,而我国通行的年代是哈瓦斯1825年建立翻译社,1835年建立通讯社.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编者关于毕升的活字发明没有得到推广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性格上有太多的差异",显然讲得不到位.这需要从中国文字的构成和每个字的单一性带来的巨大的造字工作量,胶泥活字的易损和当时的社会需要等多方面考察,但人的性格差异无论如何不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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