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服从谁,信任谁,服从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信任什么样的制度,这就是公共政治合法性.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无论是从公共道德还是从权力合法性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说信任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公民社会中,联系社会群体成员的不只是公众新闻,公共事件,共同遵守的法规程序以及共同认可的公共权威,还有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
卢梭曾这样问道,人们怎么才能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群体中,但仍然"自由如初"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契约"[1].契约就是承诺和由此建立的人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诺并信守诺言,就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建立起集体秩序.在卢梭那里,承诺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因为人在强迫的和不自由的条件下所作出的"承诺"是算不得真承诺的.承诺是在可以承诺也可以不承诺的情况下由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守诺体现的也是自由的精神.我因守诺而言出必行,我做某事是因为我自己对此有承诺,不是别人逼我做的.当然,在契约关系之外,还可以存在某种保证契约得到履行的强迫或惩罚制度,如法律.但是,一旦契约必须依靠外在制度的力量来实行,契约的自由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契约就此不再是承诺,而变成了约束.
卢梭所说的这种人本自然的承诺和信任所形成的契约关系与规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非常契合.席尔斯(Edward Shils)指出,公民社会的要义(他称作为"公民社会集体意识的根本")[2]是人际关系的"文明性"(civility),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的尊严和每个人在政治群体中的平等成员身份.公民社会不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群合形式,它更是一种个人和集体的互动机制.个人和集体都不是先验的概念,而是在个人和集体的互动机制中形成和改变的.自由而有尊严的人们在为自己设计相互关系和集体制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必然就是卢梭所说的那种形而上意义的承诺和信任.说到底,公民团结(solidarity)是一种相互认同的承诺和信任关系.这是一切公共道德的基础.只有我尊重你,把你看成同我一样重要,一样有尊严,我才会全心全意地善待你.善待别人就是道德行为.
一,承诺和自由如初的人
信任和社会生活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的社会交往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信任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3].吉登斯说:"信任缩短了因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排除了人的生存焦虑.若不加以控制,这些焦虑会不断对人的感情和行为造成伤害[4]."只有在社会成员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一起构建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而不只是得过且过地凑合在一起.尽管一切社会群体都需要有信任机制,但具体是何种信任机制却会因不同社会而异,"社会的不同组织形式带来不同的信任形式"[5].信任形式随社会形式而变化,最明显的便是从前现代社会信任向现代社会信任的转化,研究人际层面和制度层面信任机制的变化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信任机制的变化也应当成为研究中国信任问题,尤其是"文革"以后社会信任转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信任机制因社会变迁而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信任匮乏可以被看成是信任处在一种正在转化,有待充分形成的时期,因而特别需要积极加以引导.
信任从前现代形式转化为现代形式,它的意义主要应当从它和现代民主社会的关系来理解.现代民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方向,相应的信任机制也应受到普遍的重视.赛列格曼指出,以自由,理性为特征的信任对于现代社会特别重要.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首先,"现代社会重视共识,讲究办事实效,解决问题,技术专长和协调冲突.这些和意识形态的敌我对立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建立在许多信任关系网络上的,……如公民与公民,家庭,自愿性组织,宗教联系,公民社团等等."其次,"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对权威和政府的最基本人际性(interpersonal)层次的信任之上."也就是说,社会中人信任政府,那是因为他觉得代表政府的具体个人(领导或负责人)值得信任.只有具体当政者获得大多数个人的信任,政府权力才有合法性.再者,现代社会对个人的培养和人格训练,"无论是通过教育体制,还是大众传媒,都以不断提倡(信任)价值为本".学校从小教育学生要诚实守诺,大众传媒对这种行为作正面报导,社会各领域的制度规则排斥和惩戒不可信任者等等,形成了整个社会中"讲究信任的'意识形态'文化"[6].
现代社会的信任是公民群体必不可缺的公共美德.由现代社会信任构成的"基本信任网络"维系的是公民社会,不是以往的种族,地方,宗教或者传统群体.现代社会信任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人人生而具有的个人尊严,二是人人在政治群体中享有平等成员身份[7].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原则,承诺和信任才能自由.勒米斯指出,由自由的承诺和信任所构成的秩序就是民主秩序.他写道:"民主秩序和其它秩序的区别就在于,那个维系民主秩序的力量,它不是国家暴力,不是意识形态教条,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不是官僚制度管理,也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则.在民主状态下,一国人民形成秩序,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相互信任,自然如此.人类之所以能以信任结成社会秩序,是因为人有承诺的能力.阿伦特说,人类要是不想以勉强自己或压制别人来实行统治,就必须相互承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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