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转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台湾中央日报为中心
唐海江
内容摘要
从中央日报的兴衰引申出党报"转型困境"命题,即以革命为任务的传统党报在民主转型中普遍遭遇挫折的问题.本文意在跳脱从制度,权力,产业等面向分析的取向,挖掘民主转型中政治文化的多种内涵与中央日报转型困境的关联性.文中以党报组织与政党,社会的三者互动为框架.党报组织文化上,以威权人格和权力本位观念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造成党报组织的文化维持功能.在党报组织与社会的互动中,由族群动员带动的激进民主文化造成党报与党外势力的"积累对抗",使党报在认知社会力量时易於形成政治化和激进化的心态.在传统政治文化和激进民主心理的双重机制下,中央日报的论述陷入看似奇怪而又"合理"的景观中: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虚伪,缺乏以一种更有意义和充盈的内容来填补,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论述的转换又与原有意识形态的价值根基互为抵触,形成急剧的断裂与翻转,并以"民主"的工具性运用为代价.中央日报转型困境,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含义.本文在讨论部分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党报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塑造意识形态.认为党报应该排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扩大其内容的开放性和公共含义,吸取和整合社会意见.二是党内民主问题.认为党内民主和协商机制的建立和常规化,是党报克服威权人格,权力本位和专断意识等束缚,建构政党,党报,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点.
一,前言
2006年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黯然熄灯.联系中央日报在台湾转型中由盛及衰,及至最后停刊的历程,无不让人对党报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产生想像.回顾上世纪中叶以来党报这一媒介生态在全球的遭遇,包括苏共党报(张丹,2001:123-127),北欧党报(Svennik Hoyer,2005:75-94),东欧诸国党报,以及大陆党报的境遇(孟建,1997:107-113;方晓红,2004:90-94),不难引申出党报"转型困境"这一论题,即以革命为任务的传统党报在民主转型中遭遇挫折的一般性问题.
如果断语民主化与党报是天生矛盾,或以个案(前苏联,东欧为例)就此作结,这在理解上只会徒增困扰.其原因不仅在於民主的内涵颇具歧义,同时,民主转型附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变项达成的不同脉络,无不使此企图落空.与其如此,不如从党报转型困境的具体脉络中寻找困境的形成途径,也许更具参考意义.
关於中央日报的衰落,至今尚无正面论述,少数论者只是从各自视野旁涉其意:一是经济学的,将中央日报作为一般性的产业,突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如发行竞争,企业化经营,新闻和版面竞争)(许甘霖,1997:175-208;苏衡,2002:90-102);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将此间国民党党营事业在台湾的历史化约为权力与市场的交换过程,认为随著国民党权力的消退,由权力所支撑的党报必然在市场上衰落(冯建三,2007).第三种取向强调制度因素对於中央日报的影响,如解严,政党轮替等因素(张宏源,1999;黄东烈,2002).
上述论述揭示了一些重要原因,但由於各自沿用框架的限制,对於党报转型困境形成的认知又难免存有偏颇.如,经济学视角从经济理性主义出发,将中央日报作为一般商业性媒体处置,可能忽视党报极为特殊的政治性.政治经济学路径则对党报在民主转型中的组织行为过於淡漠,难以展现党报在台湾民主转型中的复杂情节和细部行为.强调外部制度力量对党报的冲击,则有可能忽略民主转型中更为复杂而深层的因素,如文化,观念和思想上的多重性,这也是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经济学路径所遗缺的.
本文之所以从政治文化面向切入该论题,主要基於两点:1.制度变迁一般是民主转型的关注重心,在制度背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政治文化的复杂境遇,往往未及深究.对於本文而言,其意味著跳脱单纯从制度,权力,经济等面向分析转型困境之偏向,挖掘民主转型背后政治文化的多种结构与党报转型困境的关联性.2.由党报的本质属性所决定.从对党报的含义看,其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一种政治文化的功能实体(唐海江,2007:).列宁宣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也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01:35),其意在党报具有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功能.依照葛兰西之意,党报是一种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机制(卢晓岚,2006:75-76).这种观念也为蒋介石等国民党权力核心所认同,在其看来,党报负著"革命的责任",并强烈批判为赚钱而办报的倾向(蒋介石,1940).
政治文化概念自阿尔蒙德·鲍威尔等人在1950年代提出来之后,学界有著不同的理解.本文将政治文化视为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和价值观两方面.前者是政治文化中直观的,感情的,潜在的部分,后者是政治文化中较具理性的层面,具有较明确的表现方式和显性的特点,二者相互交织於一体(唐海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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