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曼式的主题。1995 年，广为人知的“历史终结”的预言者，弗朗西斯·福山以中国、日本和其它东南亚社会的经验为论辩的基础，为信任是有生存能力的经济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提供了全面的说明和辩解。1997 年，亚当·塞利格曼（Adam Seligman）提出了一个解释，把信任看作是与劳动分工、角色的分化和多元化、以及作为结果的角色期待的不确定性与可磋商性相关联的特殊的现代现象（参看什托姆普卡，2005）。与仅仅对信任本身的分析不同，学界对信任探讨的另一种方法是把信任放在更广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研究意大利的民主制度时，就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信任问题的。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Putnam, 1993）。他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北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比南部城市好。他发现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市民热衷参与社团和公益事务，整个社会充满了互信和合作的风气，使得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财政预算的制定、法律改革、社会服务的推行、工农业改革等方面都比其他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要好。因此，在帕特南那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社会资本的其他方面，诸如社团的参与，息息相关。根据帕特南的观点，社会信任能够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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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帕特南，2001/1993：204）。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既有横向的，也有垂直的。帕特南更强调横向的网络在建立信任中的作用，而垂直的网络无论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在帕特南看来，横向的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即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另外，公共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帕特南（2001/1993： 204）写道：“信任与合作，依赖于人们对潜在伙伴的以往行为和当前利益的真实了解，而不确定性则强化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假设其他条件相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 国内对信任研究的第一篇受到学界普遍关注的论文发表于 1993 年《心理学报》第 2 期，是张建新和 Michael H. Bond 合作完成的《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认知模型》一文。近十年来，中国人的信任问题成为了国内社会学界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有关的研究文献（陆小娅、彭泗清，1995 年；彭泗清、杨中芳，1995；彭泗清，1997；杨宜音，1999；彭泗清，1999；杨中芳、彭泗清，1999；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王绍光、刘欣，2002；李伟民，梁玉成，2002；童志锋，2003；胡荣，2005）也日渐增多。但是，这些研究也较多局限在对信任本身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探讨。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将把信任放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不仅分析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信任的构成，而且还要探讨社会资本的其他方面（诸如社团的参与）对信任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自于 2004 年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一项有关厦门市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2004 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 1467731 人，其中城镇人口 91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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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标题：	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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