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 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
庄迪澎
摘要 过去许多亚洲国家的统治集团严密规管传统媒体,令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 异议份子只能经由可能被界定为「非法」,或「合法」但触达范围有限的异议书刊传 达意见,但此局面已随著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而发生了变化.本文以挑战国家的舆论 与媒体规管效率,促进舆论多元的角度,梳理互联网对於促进马来西亚民主化的作 用,亦剖析马来西亚的经济与政治的变迁,如何催化民众对互联网的使用,同时引发 党国对互联网构成的「威胁」展开反扑. 关键字:互联网,民主化,马来西亚,网路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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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 互联网的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马来西亚网路媒体经验 民主化作用与党国反扑
庄迪澎
壹,绪论 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在威权统治的亚洲国家,统治集团严密规管传统媒体,令 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而异议份子只能经由可能被界定为「非法」,或「合法」 但触达范围有限的异议书刊传达意见.由於传统媒体的生产成本不菲,且受制於出版 法规,异议媒体要繁衍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景象,几乎不可能,影响力大受限 制,因此有些国家仍然愿意「允许」一些所谓异议报刊存在,作为「民主橱窗」.1 以东南亚两个仅有一水之隔的邻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为例,虽然它们都有宪法明 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但也都另有附带条款授权国会基於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乃至外交友好关系等十多项理由立法约束这项宪赋权利,以致马新两国存在多项虽然 侵犯基本人权,但法理上却又不违宪的法规,而这些法规一直都发挥传统媒体的紧箍 咒的作用,不容於政府的言论往往未能经由传统媒体发声.2 在这两个国家合理化其管 制媒体与舆论的其中一个主要论述,就是两国是多族群,多文化与多宗教的社会,自 由放任的媒体将有可能炒作「敏感议题」而导致族群冲突,破坏社会和谐.这种论述 在主流意见市场有其说服力,乃藉助两国皆曾发生激烈族群冲突的历史记忆.3 由於驾驭严刑峻法,执政党-国家长期垄断发言权与论述权,然而此局面已随著 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而发生了变化.从网际网路(互联网)问世以来,即被视为表达 个人自由和包容多元意见的科技象徵(左正东,2009:241),而且对於公民政治参与 至关重要的讯息获取与传播,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手段,因而也被视为一种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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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例子,第四任马哈迪执政时,公认是传统媒体遭到最严厉管制的年代,但却允许 一份由民权组织出版,撰稿人以大学讲师为主,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发行量只有五,六千份 的政论月刊《激流月刊》(Aliran Monthly)存活,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它未能深入一般市民市场,影 响层面有限.《激流月刊》英文版已出版了 29 年,但马来文版在 1990 年代初面市后,只经营了三年就 因乏人问津而停刊(庄迪澎,2009:181).此外,政府亦签发出版准证给在野党出版党报,但规定党 报只能向党员发售,而不能向公众发售,否则内政部会到贩卖点充公这些党报,甚至撤销出版准证. 对照两国《宪法》中关於言论自由之保障与约束的条款,马来西亚是在第十条款,而新加坡是在第十 四条款,但除了国家名称不同,以及新加坡因没有州议会而删掉「州议会」字眼外,行文完全一样.两 国《宪法》阐明可约束言论自由权的理由有:国家安全,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公众秩序,社会 道德,保障国会或州议会特权,防止藐视法院,诽谤或煽动从事任何罪行. 3 以马来(西)亚为例,从 1945 年(国家独立前)至 1957 年 12 年裏,一共发生了 17 次族群冲突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1988:46).独立后,1969 年 5 月 13 日发生被称为「五一三事件」的大 规模族群冲突,官方公布死亡人数约两百人,但是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往往高出三至四倍,甚至估计死了 上千人(Parker, 1979:2).「五一三事件」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使「族群和谐」成了马来西亚政治 舞台的主流论述,官方经常以「五一三事件」警惕百姓维持族群融洽相处,并告诫媒体谨慎处理族群议 题,以免破坏族群和谐致难以修复,而政府也常以维持族群和谐之名立法和执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1948 年煽动法令》(庄迪澎,2004:38).新加坡曾在 1950 年,1964 年及 1969 年发生因媒体的报导 而造成族群动乱及流血事件的案例,其中 1964 年那一场族群冲突在两万名回教徒於 7 月 21 日举行回教 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盛大游行期间发生,23 人死亡,454 人受伤,这场暴乱为马新分家埋下了伏 笔(林义明,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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