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
——辽东Q镇的个案研究
吉国秀
提要:本文考察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辽东 Q 镇婚姻支付制度的变迁,其中包括婆家与娘家 婚姻支付的内容及其流向变化.Q 镇的个案说明,婚姻支付的持续上涨不仅是个体性和夫妻关系的 增强,它还被视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娘家所沿用和拓展,并日益发展成为谋求姻 亲秩序的重要途径.娘家利用了婚姻支付的变迁,争取了与新建立家庭的联系,达成了与婆家地位 平等的谋划,进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婚姻支付 姻亲关系 变迁
一,问题提出
婚姻支付就是指结婚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投入, 包括现金以及物品 (参见李银河, 1991: 115) .吉纳普(Gennep,1960:116-145)曾运用"通过仪礼"(the rites of passage)的概念工 具来分析婚姻支付, 认为订婚仪式兼具个体意义与集体意义, 这些意义通过婚姻支付的流 动表现出来. 作为婚姻支付的礼物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新娘的身价或者赎金, 另一方面可以 解释为分离仪式, 从订婚到婚礼之间的分离阶段会因为新娘的身价较高而延长. 此后有关 婚姻支付的研究从仪式的视角转移开来,专注于婚姻支付的分类,功能与意义方面.斯皮 洛(Spiro,1975:89-115)着重于婚姻交换中礼物流动的方向以及礼物的种类分析,并根据 送礼方和受礼方的差异,将婚姻交换分为四类:男方彩礼(brideprice, bridewealth),女方彩 礼(groomprice, groomwealth),嫁妆(dowery)与喜钱(dower).而一般来说,彩礼和嫁妆是人 类学婚姻支付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分析框架. 在此分析框架中彩礼是指姻亲家庭间的财物流 动,即从婆家转移到娘家的财物,它通常象征着群体间姻亲关系的建立,对女方权利的让 渡等;而嫁妆则用来指娘家内部的财产转移,即从娘家转移到女方的财物,它通常具有象 征女性亲属地位的功能. 有关中国社会婚姻支付的实践,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对中国的婚礼,亲属结构等问 题的讨论中,他们尤其关注社会转型,国家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趋向折 射出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例如,弗里德曼(弗里德曼,2000)就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 后提出宗族世系理论, 认为地域化宗族构成了汉人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 从而将人类学对 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旨趣完善成为关于中国社会的宗族范式. 弗里德曼的宗族世系理论影响 深远, 以至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中国南方地区的研究中都能看到它的理论烙印. 然而随 着有关台湾地区民族志的逐渐增多, 宗族世系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普适性问题, 尤其是父系 继嗣优先的社会组织原则受到强烈批判和质疑. 葛伯纳 (Gallin, 1960, 1966) 的研究表明, 在台湾村民的社会生活中母亲一方的亲属,姻亲关系与父系关系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本文是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第三节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论文的修改得益于渠敬东与笔者的讨论,他的建设性意 见使论文大为增色,在此深表感谢!但文责自负.
1
社会学研究
阎云翔对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研究也说明, 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共同维持了家庭内部的 合作与社区的团结. 在当地社会中姻亲关系似乎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包括了连桥和亲家 之类的关系,而且村民对姻亲持有积极的态度, "当人们有余地来选择跟谁结盟时,姻亲 而非族亲更佳" (阎云翔,2000:111-118) . 此外,弗里德曼还认为中国的婚礼表达了姻亲关系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Freedman, 1979a:273-295;1979b:255-272);马丁(Ahern,1974:279-307)注意到在婚礼中婆家与 娘家地位上的不平等, 并将娘家的优势地位解释为姻亲在 "亲属仪式" 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萧凤霞(Siu,1989:121-137;1993:165-188),杨美惠(Yang,1994),阎云翔(阎云翔, 2000) 等人将视野聚集于中国婚礼的复兴与意义上, 提出铺张的礼仪具有强化关系建设的 现实作用.罗梅君(2001)强调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并以此为框架说明官方婚 姻策略与民众婚姻实践经历的变迁. 这些研究拓展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丰富了相关研 究体系.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也使得这些研究成果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解释,与此同时也 增大了理论检验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围绕中国社会婚姻支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婚姻偿付理论(marriage payment theory)与婚姻资助理论(marriage endowment theory)(阎云翔,2000:192-193) . 婚姻偿付理论的前提是偿付, 即婆家必须为女方的加入向娘家提供补偿. 在这一解释中女 性就成为一种礼物,一种具有生育价值和劳动价值,可以带来人口和财富增长的礼物.婚 姻偿付理论更为强调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代际关系则忽略不计. 婚姻资助理论则突出新建 立家庭在群体中的位置,强调代际关系在婚姻交换中的重要作用.沿用这一理论,彩礼与 嫁妆就是一种代际间的资助. 更为有趣的是, 两种理论竟然都在中国社会找到支持自己的 论据,例如白威廉与怀特(Parish &Whyte,1978) ,弗里德曼(Freedman,1979:273-295) 与克洛(Croll,1984:44-61)等人的研究,有力支持了婚姻偿付理论.而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卢蕙馨(Wolf,1985)对中国南方地区的研究,也为婚姻资助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因为 在当地社会彩礼与嫁妆处于互为平衡的状态.耐人寻味的是,凯·约翰逊(Johnson,1983) 在中国北方农村发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婚姻支付实践形式,聘金萎缩,嫁妆却相当的高, 这种实践形式大大颠覆了婚姻偿付理论解释的界限, 也挑战了婚姻资助理论诠释的逻辑基 础.婚姻偿付理论与婚姻资助理论在解说模式上的矛盾,除了理论上的关切点不同以外, 中国南北方田野区域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时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据此, 阎云翔提出无论是婚姻偿付理论还是婚姻资助理论都不能单独用来解释社会主义中国婚 姻交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下岬村这个北方乡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婚姻偿付理论和婚 姻资助理论可以统一在该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上. 下岬村婚姻支付的实践说明, 婚姻交换 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 而是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索要家产份 额的手段 (阎云翔, 2000: 195; 199) 这一观点在 2006 年得以重申(阎云翔, . 2006: 168-180), 阎云翔进一步将其原因归结为集体化压制私人领域的产物. 在他看来, 年轻人对家庭财产 的要求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 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 使得长辈在意识形 态中处于不利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在家庭生活中父权衰弱. 萧凤霞在研究中引进了一个新因素,即从变迁的视角在广泛的历史跨度内(从 20 世纪初到 80 年代) 考察了中国南方一个乡镇婚姻支付的实践, , 旨在回答当前彩礼与嫁妆 的兴起是传统模式的简单复兴还是一种重构形式.萧凤霞提出,当今的婚姻交换不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受到禁锢的传统习惯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 应与对策.研究发现, "影响彩礼和嫁妆变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它们既包括家庭内部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