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C2006019
2006-10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 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1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 C2006019
2006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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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06年12月5-6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为庆祝Angus Maddison教授 80生 日而举办的 "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洲主要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绩效和 展望"的研讨会而准备.本文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取材于作者过去的论文和著作.感谢易声宇 同学在准备此文时所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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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 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2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No. C2006019
2006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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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06年12月5-6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为庆祝Angus Maddison教授 80生 日而举办的 "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洲主要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绩效和 展望"的研讨会而准备.本文的主要观点和论据取材于作者过去的论文和著作.感谢易声宇 同学在准备此文时所提供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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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持续快速增长,已日益成为 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经济不仅在当代,而且在古代也有极其辉煌的成就.根据麦迪 森教授的估计,在公元 1 世纪, 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3,而且直 到 1820 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 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 32..4% (Maddison, 1998,p. 40) .但是,中国经济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后人均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4,欧洲却 在肇始于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中逐渐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 并在 18 世纪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 业革命,尔后人均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欧洲 GDP 从 1820 年占世界比 重的 26.6%迅速上升到 1890 年的 40.3%,人均 GDP 年均增速从 1700-1820 年的 0.22%增加 至 1820-1952 年的 1.03%, 189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却大幅下降为 13.2% 而 (Maddison, 1998,第 40 页) .不仅如此,在整个近代史上(1840-1949) ,中国经济一直停滞,人均 GDP 在 1820-1952 年间甚至还下降了,同期 GDP 占世界的比重则从 32.4%下滑至 5.2%. 如果说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乱局是造成近代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 1978 年,不再有战乱,而且在国家的主导下经过一整代人的工业 化,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步履为艰,人均 GDP 在 1952-1978 年间年均 增长 2.34%,低于同期世界 2.56%的水平,GDP 占世界的份额从 1952 年的 5.2%略微下降到 1978 年的 5%,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同期日本 6.66%的水平,也低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 湾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只有直到 1978 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像其他 年均增长率高达 9.6%, 东亚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 1978-2005 的 27 年间 GDP 增长了 11.7 倍, 按官方汇率计算,2005 年 GDP 达到 22257 亿美元,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 GDP 从 1978 年 的 220 美元大幅提高到 2005 年的 1730 美元;对外贸易总额 2005 年达到 14219 亿美元,从 1978 年的全世界第 27 位上升到第 3 位, 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火车头 (NBS 2006) . 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 国有企业改 革滞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一系列可能使中国突然出现危机的问题.中国 经济有无可能克服困难,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如麦迪逊教授在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中文版序言中所预测的那样,在 2015 年 GDP 总 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占世界的 20%,此后继续维持较为高速的增长而逐渐恢复中国在 国际经济的历史地位 本文以下的组织如下:第二节讨论中国经济自宋以后长期停滞,并在 18 世纪以后迅速 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第三节探讨为何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国家主导下 的工业化,现代化未能使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分析 1979 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和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存的原因;第四节,是一个简单的总结并探索中国未
结合 Goldsmith 的工作(Goldsmith,1984) ,麦迪森估计公元 50 年中国和欧洲人均 GDP 水平基本一致. 见:Maddison,1998,第 25 页. 4 许多学者都同意宋代(公元 960——1280 年)是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经济活动异常活跃,见:Hartwell, 1962,1966 and 1967;Shiba,1970;Elvin,1973;Gernet,1982;Jones,1988 and 2003.根据 Maddison 的估计,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公元 960 年和 50 年是相当的,而在宋朝期间则增长了大约三分之一,在 1280 年后直到 1820 年的漫长岁月中则几乎没有增长.见:Maddison,1998,第 25 页. -33
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可能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个经济长期的增长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 对于处于世界技术 前沿的国家,创新方式只能是自己发明.在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主要来自于 工人或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多,因此,在这种以经 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 这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 因.但是,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 创新的速度减缓, 经济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停滞. 西方世界在 15, 世纪出现了科学革命, 6 18 世纪中叶开始新技术的发明转向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实验,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 速,中国未能自主进行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差 距迅速扩大,国际经济地位一落千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迎来了百年动乱 后的和平建设的机遇, 作为一个技术和发达国家有相当差距的后发国家, 中国可以以引进技 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中国选择了违反 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 hereafter, CAD strategy)试图在资本极端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 , 本密集型重工业, 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 只有靠政 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价格, 利用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建立 起来,这种计划经济的体制固然可以使中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但是,也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工人,农民缺乏积极性,经济发展绩效差.1978 年 底开始, 中国以双轨制的渐进方式进行改革: 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的赶超部门中不具自生能 力的企业以必要的保护补贴, 并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条件的成熟而改革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各种 扭曲,使得经济得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农户和企业可以 自主支配的资源, 并放松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准入, 使得中国经济 得到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渐进的改革,必然使得原有计划体制的某些制度安排和市场体制 的某些制度安排并存而出现体制的不配套,其结果是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收 入分配的恶化.只有放弃赶超的思想,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 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 中国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如果能够 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比较优势变化,产业 结构升级时,能够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为主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中 国应该可以再维持数十年的快速增长, 如麦迪逊教授所预期的一样, 在本世纪前半叶恢复中 国在前现代社会的国际经济地位.
二,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 18 世纪以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逆转
在 18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 10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 经济 最繁荣的国家5.特别是在 9 世纪后随着大量人口逐渐从干旱的北方迁移到多雨潮湿的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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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Needham,1954,1969,1981,1986;Elvin, 1973.虽然 Maddison 怀疑中国汉 朝的经济和科技水平是否要好于公元 5 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前欧洲的水平(Maddison,1998,第 38 页) , 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公元 5 世纪到 15 世纪欧洲处于黑暗中世纪的 1000 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科技水平是 -4-
以南6,牛耕轮作等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使垦荒日增, 11 世纪初又从越南引进新的水稻高 产品种, 并伴随相应的耕作制度和农具创新7, 迄至 13 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 平.农业的高剩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中国工业自汉代即有较大发 展,宋代则达高峰8.以作为工业基础的铁的使用为例,11 世纪末中国铁产量已达 15 万吨, 人均水平是同期欧洲水平的 5 到 6 倍9.此外,井盐业,纺织业等工业也颇为发达,如 13 世纪已使用水力纺织机纺织麻线,其技术不亚于 1700 年欧洲同类机器水平(Elvin, 1973, 第 195 页;Jones, 2003, 第 202 页) .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高度发展,13 世纪中国城市的繁荣景 象令来自以发达商业城邦著称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感到惊讶(Elvin, 1973, 第 177 页) .此 外,早在公元前 300 年的战国时期,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如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 卖,劳动力高度分工和自由流动,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高度发育等(Chao, 1986, 第 2—3 页) . 多数学者认为 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 中国早在 14 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 全部具备了(Eberhard, 1956; Elvin, 1973; Tang, 1979; Needham, 1981; Chao, 1986) ,但是,工 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 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 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 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 此即韦伯 提出的疑问10.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博士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 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 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Needham, 1986, 第 6 页) 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 假说11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 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 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 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 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 14 世纪中国已接 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Chao, 1986, 第 227 页) 同时, . 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 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 (Tang, 1979, 第 7 页) .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 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Chao, 1986, 第 227 页) , 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Tang, 1979, 第 19 页) .
领先的.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被 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是加速了西方 从黑暗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重要发明,但他却不知道这些其实都源自中国(Jones,2003,第 58 页) . 6 根据 Balazs 的估计,8 世纪中叶(即唐朝早期) ,长江以南的人口比例为 24%,见:Balazs, 1931, 第 20 页.而到了 13 世纪末,此比例可能已达到 85%,见:Elvin, 1973, 第 204 页. 7 由于新引进的水稻抗旱, 早熟, 有利扩大种植区域. 关于旱作改为稻作引发的农具创新, 参见 Chao,1986. 值得一提的是,由 Arthur Young 发明的科学农业方法曾引起英国 18 世纪农业革命,而此法 13 世纪在中国 即已盛行(Tang,1979) . 8 关于这个时期工业方面的技术成就,Elvin, 1973,第 179 页有扼要的叙述. 9 见 Jones, 2003, 第 202 页.Hartwell 认为从公元 806 年到 1078 年宋朝铁产量增长了 9 倍,人均增长了 6 倍,因而认为这是一次"早期的工业革命" (Hartwell, 1966,第 29 页) .不过 Maddison 怀疑他仅仅基于宋 朝首都铁的生产情况所作的估计是否合理(Maddison,1998,第 37 页) . 10 见韦伯: 《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1997. 和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K. Yang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Free Press, 1968) 11 该假说最早由 Elvin(1973)提出,后经 Tang(1979), Chao(1986)等人进一步阐述.需要指出的是,Elvin 和 Tang 强调的是可供积累的农业剩余不足,而 Chao 则侧重于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 -5-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 宜和人均剩余减少, 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 否则在技术不断 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 个假说,虽然在 12 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几(Chao, 1986, 第 9 章) ,但是在 14,15 世纪和 17 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 11 世纪的经验证据12, 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 1368 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 的不断涌现.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 20 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 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Buck, 1937) ,因而 Chao(1986)关于"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 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于成立. 而且根据 Riskin 估计, 1933 年中国 11% 以上的国民收入可被用于投资(Riskin, 1975) ,这恰被 Rostow 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打破 "均衡陷阱" ,进入经济起飞的临界水平(Rostow, 1960) .中国在 1953-58 年的"一五"计划 期间,农业技术仍基本停留在传统水平(Perkins and Yusuf, 1984, 第 4 章) ,但是,年均积累 率也高达 24.2%(NBSC, 1988, 第 60 页) .可见,中国农业可供积累的剩余不足的说法值得 怀疑.而且 14 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 14 到 20 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 现(Elvin, 1973,第 289 页) .若无技术创新,谷物单产要在 10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这段时 间内翻番13,也是不可设想的.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关于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农业剩余和 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停滞的假说,逻辑不自洽,经验也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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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14 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 关
键的事实在于,14 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 则大大加快了, 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 转变(Lin 1995) .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trial and error) .在 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 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 现;到了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 验的结果,到了 19 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 这种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
中国人口增加持续到 1200 年,在 1200—1400 年间下降,1500 年左右又恢复了 1200 年的水平.1600— 1650 年间人口再次下降.因此,14,15 世纪及 17 世纪中叶人均土地面积应高于 11 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增 长趋势,见:Feuerwerker, 1990, 第 227 页.关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历史资料,见:Chao, 1986,第 89 页. 13 这段时间内人口增长了 5 到 6 倍,同期谷物产量同步增长,且几乎同等程度的来源于耕种面积和单产的 增加;也就是说,谷物单产在 10 到 19 世纪间至少翻番.见:Perkins, 1969, 第 13 到 17 页.进一步的,根 据 Chao, 1986,第 89 页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从 10 世纪末到 14 世纪末,可耕地和人口几乎都翻番;而从 14 世纪末到 19 世纪,可耕地虽然再次翻番,但人口数量却增长了 6 倍多,若采用 Perkins(1969)关于人均 谷物消费量和种植谷物的耕地比例基本不变的假定,则说明从 14 到 19 世纪谷物单产也至少需翻番. 14 必须指出,人地比例的变化可能确会影响技术创新的类型,但却难以解释经济中整体创新活动的减缓. 事实上,欧洲也曾经历人地比例上升的瓶颈制约,劳动者抵制节约劳动型技术设备的事例最早曾在欧洲出 现(Cipolla,1993,第 140,198 页) .因此,问题可能在于技术创新的供给不足而非需求(Schultz, 196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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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 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 第 58 页;Cipolla,1993,第 149 页) .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 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就 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 1986,第一章) .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 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Ho 1969) ,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 热条件好的 3-10 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 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 (Temple 1986) 因此, , 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 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 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 农书的印发和产品和 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扩散(Maddison 1998, 第 23 页) .从 8 到 12 世纪,中国人口从较为干旱的北方大规模南迁到湿润多雨的南方,相 应的交通工具从马变为船,合适粮食品种从高粱,小米转为高产的水稻,合适的交通工具, 生产工具等随之改变, 导致这段时间里较快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Chao, 1986, 224 页) 第 , 中国因此维持了 1000 多年的领先于西方和世界各个文明的地位.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 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 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 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 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 15,6 世纪的 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 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 , 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 19 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 1989,第 165 页) ,使得技 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 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 第 10 到 11 页;Hicks,1932,第 145 页) . 到了 18 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 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 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 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 但是, 如 果没有 15, 世纪的科学革命, 6 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打破瓶颈, 那么, 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 会是一次性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小,西欧在十八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 技术 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 所以, 真正使得中国从宋朝以来的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 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 15,6 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科学是对自然界现象的一种系统的知识, 15, 世纪以前的原始科学来自于对自然现 在 6 象好奇的科学家的观察所得,科学革命本身是一种方法的革命,15,6 世纪以后对自然现象 好奇的科学家开始把有关自然的假说"数学化", 并以严谨的可控制实验检验由数学模型推论 出来的假说(Needham, 1969,第 15 页) .这种科学方法的革命使得伪的假说迅速被抛弃, 也使得不被证伪的假说易于传播和积累,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这种方法的革命以后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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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 19 世纪以前,科学研究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科学上的新发 现并未能直接运用于新技术的发明,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没有作用,因而,科学革命和工 业革命不同,没有商业利益的动机.好奇心应该像智商一样是一种天生的秉赋,在人群中具 有相同的分配比例,中国自古以来人多,具有高好奇心的人在数量上应该比欧洲多,在原始 科学时代,中国在科学发现上的成就也亚于西方世界,而且,中国古代已有较高的数学成就 和相对系统的实验方法(Needham, 1969,第 211 页) ,那么,这些众多具有好奇心的中国天 才为何未能推动一场科学革命, 发现用数学来表述其提出的假说, 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检验 其假说是一种探索自然,满足其好奇心的更好的方法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 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 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Needham, 1969,第 211 页) .钱文源等 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Qian, 1985; Boulding, 1976; Feuerwerker, 1990) .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 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 1985)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 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做斗争.15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 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 使得有天赋, 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或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 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 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自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即废除了封建,代之以官僚治理的郡县制度,各级 官员由皇帝从非世袭的官僚中选派. 在汉朝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 初级官员的选拔是采用由 各级官员推荐其任所内才能卓越,品德高尚人才给皇帝的荐举制度,虽然理想的状况是"内 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但是,不可避免地裙带关系成为各级官员推荐人才的重要考虑因 素,既失公正,也因而出现可能威胁皇帝地位的强有力氏族.隋朝(589-618)创立了科举 考试制度,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来选举人才,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1904 年被废 除止(Ho, 1962,第 13 页) .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例如 "明算"科是专门选拔数学能力强的人, "秀才"科专门选拔具有不寻常能力的人,此外, 还设有举荐其他一些有全方位资质的人的渠道(Ho, 1962,第 12 页) .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 缩小到以 "进士" 科为主 (Miyazaki, 1976, 9 页; 第 Chaffee, 1985, 184 页; and Li, 2004, 第 Liu 第 156 页) 1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 .
前汉时期商人基本受到了平等对待(Ho,1962,第 42 页) ;中世纪的中国,商业可以成为年轻人一条出路 (Eberhard,1956) ;而明清时用钱捐官位,学位已正式化(Ho, 1962,第 51 页) .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非绝对 僵化:如明代王阳明对以官定的朱熹儒学的革命性挑战给中国的儒家思想留下了永久烙印(Ho,1962,第 198 到 202 页) ,中国在古代也未曾像欧洲那样,出现有人因为对自然现象提出异于当时人们接受的观点而 被认为是异端学说而遭受迫害的情形. 16 关于科举选拔范围缩窄的原因,Ho, 1962,第 13 到 16 页列出了许多,比如"秀才"科的实际要求太高, 数学,法律等知识则对于主要的官员招聘渠道来说过于特殊化, "明经"科则仅仅侧重记忆而相对简易等, 但最关键的原因却是: "进士"科考察对圣贤智慧的掌握程度和文字的创造性运用能力,这两点最接近儒家 思想所要求的治国之才必须具有的深厚道德素养和聪慧品质,并也最有利于适应官员的管理工作,而且它 -815
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17学生们需熟记长达 431286 个汉字的内容,并需熟悉篇幅 数倍于原文的注解,以及仔细浏览其他相关的历史,文学等经典著作(Miyazaki, 1976,第 16 页) .然而记忆并非最难之处;真正的难点在于,这种考试还考察学生运用汉语进行创造 性写作的能力,因而带有智力测验的性质18,只有那些天资足够聪颖且用心学习儒家学说的 学生才能够在一层一层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9.而当他们获得科举考试的最高学位时,平 均竟要花费 20 余年的光阴20.尽管这样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学生们却有足够的激励投身 其中,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官员从各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21,以至于传统 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Ho, 1962,第 92 页) .而且,科举制度本身 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 通过科举各层次的考试而获得相应各等级学位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 特殊待遇22,政府也通过正常考试渠道外的各种特殊录用办法来鼓励有才能的人参加科举考 试并成为官员23.政府甚至通过公开宣扬科举考试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来引导形成争相参加科 举考试的社会风气24. 这种特殊的激励结构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人力资源状况. 不仅因为最终岗位有限的官员的 选拔是以绝大多数未考中的学生大量时间的牺牲作为代价25,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回报的激烈 竞争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 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 力, 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 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 (Liu and Li,2004,第 317,404 页) .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 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 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 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
比起汉朝的荐举制度又要公正客观的多. 17 从汉武帝 (156B.C.-87 B.C.) 独尊儒术罢斥百家以后,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正统思想 (Ho, 1962) , 儒家思想认为社会本质上是分等级的(James, 1960,第 132 页) ,需要聪明,有道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要 选拔这样的人才,首先需要给民众提供机会平等的教育,以他们的表现来区分不同能力的人,并以此维系 等级社会17.此观念早在战国时期即已深入人心(Ho, 1962,第 7 页) . 18 Ho(1962,第 14 页)认为"进士"科考试真正难的是创造性写作的要求.明代(1368-1644)科举考试逐 渐形成了八股文定式,要在苛刻的格式要求中写出优美的文章,是高级文字游戏,被认为可测验聪明才智, 因而被认为是较理想的科举考试方式(Liu and Li, 2004,第 350-352 页) . 19 明清两代是科举考试鼎盛时期.一个完备的考试阶梯大体上可分为:预备阶段,县试,府试,院试,乡 试,会试,殿试,另外还有乡试的许多预备资格考试,以及乡试,会试后的加试.通过预备阶段的学习即 成为童生,通过院试者称为生员,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殿试者称为进士(Miyazaki, 1976) . 20 科举启蒙教育自 3 岁始,8 岁入学,15 岁完成儒家经典学习,过程枯燥劳累(Miyazaki, 1976,第 14-16 页) .然而这仅是科举考试准备阶段.据 Zhang(1991)的研究,晚清平均年龄生员为 24 岁,举人 31 岁, 进士 34 岁. 这意味着从入学到中进士平均需 26 年. 虽然这并不排除少数天赋极高的人在少年即中进士 (Qian, 2004,第 128-130 页) ,却仍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明代进士年龄则约在 30 岁左右(Qian, 2004,第 132 页) . 21 西方官僚从未获得过像中国官僚一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力(Maddison,1988,第 21 页) . 22 考中秀才,举人,进士都有相应的特殊待遇,见:Miyazaki,1976,第 36,59,83-92 页;Liu and Li,, 2004,第 283,287,293 页. 23 宋朝建立初期(970 年) ,为笼络读书人,特设一科专录屡试不第者,以鼓励他们投身科举.唐,宋和清 朝前期都设有科目以专录有各种才能的名人,作为"进士"科的补充(Liu and Li,2004,第 158,387 页) . 24 宋真宗所作流传千古的《劝学诗》直接以金钱,美女和社会地位诱劝读书人投身科举.见:Miyazaki, 1976,第 17 页;Liu and Li,2004,第 163 页. 25 当王朝统治进入稳定时期后,官员岗位数量将难有持续增长,如 Ho(1962,第 259 页)估计 16 世纪到 17 世纪上半叶全国官员总数在 10000 到 14000 之间,因此科举人才严重过剩的问题便十分突出.明朝科举 录取率,乡试在 4%,会试在 10%左右.从生员到进士仅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生员以下还有数量更为庞 大且无国家补贴的童生群体,由于科举考试造成的单一知识结构,多数读书人自我谋生能力有限(Qian, 2004,第 68,110,209 页) .生员数量明末约 50 万,占人口 0.33%(Qian, 2004,第 137 页) ,远大于官员. -9-
其他知识的探索,26中国明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27 总之, 我认为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要内容并以高级汉字游戏为载体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得 中国具有较高天赋的人才大多专注于科举应试做官, 或者进行人文研究, 缺乏学习数学知识 和进行可控实验的激励, 更难以在这两者的结合和积累方面以及不断将自然知识数学化并加 以实验验证方面做出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 因此科学革命不可能自发地在中国发生. 尽管中 国早在 14 世纪的明朝时就具备了欧洲 18 世纪出现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条件, 并且有了资本 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技术在原始科学的条件下达到一定的高度 后进一步发明的瓶颈不能被打破,没有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也就无法不断深化,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到限制,以至于当欧洲 18 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 发展,并在 19 世纪用舰炮打开火药发明国度的大门时,中国仍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 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 曾经 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 的逆转,并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的枪炮轰开了国门.从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在西方 列强武力的胁迫下逐个签订,赔款割地成为家常便饭28.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 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 在中国衰弱落后的残酷现实面前开始了文化的反思, 掀起的社会运 动也从文化的器物表层逐渐深入到文化的制度和价值内核.29 起初的鸦片战争虽使中国认识到了西方器物的先进, 但天朝上国的迷梦依然未醒, 于是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30的思想指导下,由许多清政府官员发起了意在自强的"洋务运动", 向西方购买枪炮,战舰等先进器物,兴办近代工业等,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这美好 的幻梦在 1905 年中日甲午海战中被彻底粉碎,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在 于技术,也在于制度和组织31,因而又分别由立宪派发动了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 1898 年 戊戌变法32,以及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制的 1911 年辛亥革命.但是, 这些制度变革的努力,并未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尽管 1912 年推翻了清廷,建立了中 华民国,但很快军阀混战却使得中国更加民不聊生.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中33,旨在打倒陈 旧的儒家伦理观念,高扬科学和民主旗帜的五四运动终于在 1919 年爆发,中国人第一次全 面而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在技术和制度层面,也在于伦理,价值观. 尽管 1928 年国民党政府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但内部派系林立, 矛盾重重. 1931 从
中国科举考试的特殊激励机制对中国的人才结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使得有志于自然科学领 域的人才寥寥,如一本重要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在序言中写道: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 " 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Sung, 1637) . 27 根据 Shen and Du(2006)的研究,明清两代合计进士共 51561 名,其中顶尖人物(即殿试前四名和会试 第一名)925 人.同期各科一流的专家学者共计 1000 人,其中科学家和思想家仅有 86 人.尽管无论是数 据可靠性还是可比性方面都可能存有一定问题,但这基本符合当时的情况. 28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 可参阅 Maddison, 1998, 第二章. 或参阅: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v.10-v.13. 29 根据 Malinowski(tr. by Fei, 2002)的定义,文化可分为器物,组织和价值观三个层次. 30 即认为儒家思想文化仍然是好的,落后的地方在于器物层次,故应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31 日本曾经深受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但在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无论技术还是制度上都开始全面向西方学 习,逐渐强大起来并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千百年来的学习对象中国. 32 变法主要内容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建立新型教育体制和现代行政机关,发展近代工业等,但很快便被 官僚体系当权派推翻,史称"百日维新" . 33 1919 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在中国的租界青岛转给了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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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从 1937 年开始了全面 抗战.当 1945 年中国取得了 8 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又经历了 3 年的国共内战.战火 纷飞不断,人民流离失所,中国仍未能摆脱衰弱落后的局面34. 中国近代蒙受的百年耻辱,带给了太多中国人反西方情结35.同时,许多中国人也看到 了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所存在的周期波动,失业,收入分配不公,城市贫民窟等种种社会经济 问题, 因而认识到即使是比中国传统的制度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远非完美. 中国许多知 识分子在不断寻找着一种能实现他们历来志向"大同"的先进制度,既能实现国家富强,又可 做到"天下为公"36.因此,随着 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有着富强,平等的美 好理想的社会主义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 苏俄单方面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 特权, 并帮助中国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 而且其自身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迅速实现了工业 化梦想, 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恰与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 对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主义.于是成立于 1921 年的中 国共产党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并在 1949 年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 纵观中国近代百年乱局,虽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本主义革命等尝试,但历届政府 都未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挑战, 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进程缓慢 (Maddison, 1998,第 48-49 页) .战争外侮使中国丧失了诸如海关,铁路等经济主权,并对经济破坏巨 大;战争赔款则使资本更加贫乏37.战争还对劳动力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贫困和缺乏教育 形成恶性循环,劳动力素质低下(Maddison,1998,第 47,63 页) .百年乱局还使得中国始 总之, 经济增长被技术落后, 战争破坏以及赔款外侮所阻滞. 终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38. 只有到了 1949 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才迎来了推动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和平建 国新时代的到来.
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百年的乱局,在 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 还是一个满目创痍,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Maddison,1998,第 56 页) .当时发达国家都拥 有强大的重工业,因此,重工业的发达自然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和目标39.而且,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也给中国领导人以强烈的示 范和激励. 重工业自我服务循环的特征被认为可解决由于贫困农业人口为主而无法为工业发 并且朝鲜战争 (1950-1953) 使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封锁和经济制裁, 展提供足够需求的问题40.
长时间的战争使 1952 年中国人均 GNP 竟然退回到 1890 年的水平,见:Maddison,1998,第 48 页. 也有主张向西方学习, 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想, 但在实践上要完全彻底摈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很难行得通的. 36 即指公平公正的观念深入人心,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为了一切人的利益. 37 关于历次战争赔款统计,可参见:Xiao,2004,第 12 页.由于财政捉襟见肘(Young,1971,第 146 页) , 政府只得不断拖欠外债(Maddison,1998,第 49 页) . 38 中国近代(1840-1949)共经历了 12 次大的战争,平均每 9 年一次.见;Xiao,2004,第 7 页. 39 Hoffman(1958)提出以轻重工业比值来划分工业化阶段,发现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重工业比重越高. 40 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计划前,苏联和中国一样小农经济比重很大,靠自身积累难以迅速增加资本 形成, 于是一些苏联经济学家构造出重工业封闭循环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型. 参见: Domar, 1983; Jone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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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迫切需要独立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和军事工业体系.因此,朝鲜战争刚刚结 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成为贯穿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指导思想41. 然而,重工业建设周期长42,大量设备尤其是初期的关键设备需进口,一次性投入很大 的特性,恰恰与中国当时资本稀缺43,出口少从而获取外汇的能力小44,资金少且分散45的小 农经济现实相违背.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实行低利率和汇率政策以压低重工业投资和进口成 本,同时压低原材料和工资以减少重工业投入,保证较高的利润率和积累率,以及相应压低 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保证城市工人生活46,就构成了中国为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选择的 宏观政策环境.这就造成了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47,为了保证资源能 有效流向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部门, 国家垄断了这些资源的供应并以行政计划的方式 配置, 而且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 以防止它们将资源投向轻工业而违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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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配置制度被全面扭曲,利润不再能成为考核业绩的有效指标,在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 为防止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损害国家最大程度积累剩余以发展重工业 的意图,就全面剥夺了他们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利49.由于农产品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工 业原料,所以对农产品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50;同时,农业又是国家换取外汇的主要出口 为加大其生产能力, 同时又不分散投向重工业的剩余, 政府试图主导农业合作化运动, 品51, 利用大规模劳动力密集投入的办法来兴修水利,并利用传统的密植,除草,增肥等方法提高 单产,而且这也更便于政府实行统购统销的农产品收购制度(Luo, 1985)52.由于要从农业部 门转移更多的剩余以为不断推进的重工业建设提供积累, 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断加速, 并发 展成了规模巨大的人民公社(Lin 1990) .至此,为了在资本稀缺的落后农业经济中推行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从宏观政策环境到资源配置制度再到微观经营体制这三位一体的计划经
重工业是"一五"计划中心(CPCCC,1955,第 160-161 页)"一五"计划围绕苏联援建的重工业项目 . 展开,重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的 85%,工农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72.9%(NBSC,1992,第 158 页) . 42 轻工业项目建设一般 1 到 2 年即可完成,而中国大型重工业项目如冶金厂则平均需 7 年,化工厂 5-6 年, 机床厂 3-4 年.见:Li and Zheng, 1989,第 170 页. 43 建国初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占 GDP 高达 58.6%(Maddison,1998,第 56 页) ,1952 年人 均收入仅为 104 元人民币,即使按 1952 年官方汇率 1 美元兑换 2.23 元,也不到 50 美元,因此资本极为稀 缺.50 年代初市场年利率合 30%(月利 2%-3%) ,每 1 元重工业投资 5 年后须有回报 3.71 元,10 年后则为 13.79 元.如此高的利率严重阻碍了大规模重工业建设.见:Lin,Cai and Li,2003,第 38 页. 44 1950 年中国出口占 GDP 仅为 1.9%,,人均出口额不到 12 美元(1990 年不变价) .见:Maddison, 1995, 第 38,115,237 页.大规模发展重工业需要进口大量技术设备,少量的出口所得外汇难以满足进口需求. 45 中国资金少,农业剩余分散,但大规模重工业建设需持续大量资金投入.1952 年国有银行期末资产总额 118.8 亿元, 存款余额 93.3 亿元, 分别仅占当年 GDP 的 20.2%和 15.8% (Sheng and Feng, 1991, 521 页) 第 . 46 农村人口无法享受低廉的消费品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服务.这实际上是转移农业部门的剩余来为 重工业积累服务.低利率,汇率,低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具体实行见:Lin,Cai and Li,2003,第 41-45 页. 47 短缺现象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这一点研究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专家 Kornai(1986,第 12 页)也承认. 48 这并非全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教条的缘故,而是存在利益动机.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宏观政策扭曲价格以 加速重工业发展,但其收回投资的周期仍 4-5 倍于轻工业(Li,1983,第 37 页) ,使得投资轻工业对利益 最大化的私营企业仍不啻为更好选择. 49 企业生产资料和所需资金由国家定额配给,产品流通由国家控制,盈亏纳入财政预算,用工和工资分配 完全根据国家计划执行.当 1978-1981 刚进行改革,下放了部分企业自主权时,就出现了企业争发奖金影 响上缴利润的情况.见:Lin,Cai and Li,2003,第 55,151 页. 50 为维持城市农产品低价,须在城市实行计划销售制度(Lin,Cai and Li,2003,第 51 页) .为保证低价 收购农产品以满足城市供应, 1952 年起在农村实行政府定价的强制计划收购制度 (Perkins, 1966, 4 章) 第 . 51 1950's 出口中农产品占 40%,若加工农产品也计入,则直到 70 年代都超过 60%(Lin,2004,第 21 页) . 52 通过农业集体化政府可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控制,从而有利于扩大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数量.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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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体制,便在中国建立起来53. 如果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资源. 1952-1978 年平均积累率高达 29.5%,投资结构中重工业的比重从相当于"一五"时期轻工 业投资的 5.7 倍上升到 1976-1978 年的 8.4 倍,重工业在 1953-1979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轻 工业的 1.47 倍,工业占 GDP 比重从 1949 年的 12.6%上升到 1978 年的 46.8%,中国在较低 的人均收入下达到了很高的制造业比重(Lin,Cai and Li,2003,第 70-77 页) ,并且使中国 在 1960 年代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在 1970 年代发射人造卫星.从在贫穷的农业经济的基础 上大力动员一切资源以加速重工业体系建设的角度来说,中国在 1952 年以后所推行的计划 经济体系应该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由于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具 有较低成本和较强竞争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这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 势,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竞争力;而且由于微观主体缺乏自主权,劳动激励不足54,产出实际 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 因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仅被压抑 (Lin, and Li, Cai 2003, 79-80 第 页) ,而且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均十分低下55,1952-1981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根据最乐观的估计也仅为 0.5%,只是 19 个被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World Bank, 1985a) ,在国有企业这一数字甚至为负(World Bank, 1985b) .而且,中国 1978 年人 均 GNP 仅为 210 美元,一直未能越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265 美元的界限56.劳动力大都滞 留再农村,57 城市化率也远低于正常水平58,经济内向性不断增加59.事实上,不单中国, 所有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都面临增速较低,结构扭曲,效率低下和福利损失,财 政恶化和通货膨胀等类似困境(Lin,Cai and Li,2003,第 92-95 页) . 同在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一样的低起 点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步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成功实 现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World Bank,1993).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们的经济绩效如此迥 异于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 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类不同的假说: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
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者进口替代等本质上都要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我 们称之为赶超战略) ,因而也具有相似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高度管制的资源配制制度.这说明中国的经 济体制并非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因而对中国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分析实质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详见:Lin,Cai and Li,2003,第 60-67 页. 54 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不是以其表现,而是以教育程度,年龄,职位等国家工资标准发放(Lin,2004,第 21 页) .农村人民公社尽管以工作天数发放工资,但由于农业劳动地域广,时间长,影响因素多等原因而 导致很高的监督成本,因而农民被强迫加入而无退出权的公社实际只能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 了农民生产积极性(Lin,1988) .Lin(1990)认为 1959 年后的农业生产大滑坡正与此有关.围绕其论文 在美国学术界展开了争论,有关论文见: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7, June 1993. 55 中国单位 GDP 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货运量以及流动资金占用都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韩 国和巴西.见:World Bank, 1985a. 56 World Bank(1992,第 184 页)估计 1978 年中国人均 GNP 为 220 美元.265 美元(1975 年美元)的标 准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1980,第 49 页)制订的. 57 1952-1978 农业产值份额下降了 25 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份额仅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这是推行重工业 优先发展,减弱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吸纳能力的必然结果. 58 1980 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 19.4%,只高出 1952 年 6.9 个百分点,低于 Chenery(1988)所做的一般预测. 59 对外贸易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 1952-1954 年的 8.16%下降到 1976-1978 年的 5.89%. 推行重工业 优先发展必然减少资本品进口占其总需求的份额,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获得资源不足,出口 也会大为减少,从而导致整个进出口规模的相对萎缩和经济内向性提高(Lin,Cai and Li,2003,第 83 页) .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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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Bank, 1993; Jams, Naya and Meier, 1987) 采取了政府干预 ; (Johnson, 1982; Amsden, 1989;Wade,1990) ;推行外向型发展政策(Krueger,1992) .这些假说无疑看到了事实的 不同方面; 然而,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较好地利用了那个阶 段的比较优势.除香港外,"东亚奇迹"在早期也曾试行过赶超型的进口替代政策,但由于人 口规模小,人均资源少而无法持续60,因而较早放弃了政府干预下的赶超战略,于是在缺乏 政府补贴的政策环境下, 企业为了提高在市场的竞争力只能根据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 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等,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积累资本,然后随着要 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才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可称之为"遵 循比较优势的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 following strategy) (Lin 2003) . 违背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发展经济的各种弊病源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 所谓企业的 自生能力是指"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外力扶持 或保护即可预期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Lin 2003) .在自由,开放,竞争的市 场中, 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 产品和产业选择是否符合该经济的要素禀 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要素禀赋的特性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 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然是在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密集的产业, 只有随着经济的发展,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在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企业才会有自生 能力(Lin,2003) .推行赶超战略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违背比较优势,试图 建立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61,只能靠政府扭曲要素相对价格,行政干预资源 配置, 给予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 制造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等一系列扭曲性措施来支持其投 资和继续经营. 并且, 由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由于承担政府赶超战略任务的政策性负担所 致,政府需对企业的亏损负责,给予各种补贴,在信息不对称下,政府难于区分企业的亏损 是由于政策负担或是由道德风险所导致的经营性亏损造成, 于是产生了企业为获得更多保护 .而那些本来符合要素禀 和补贴而产生寻租现象和预算软约束的问题62(Lin and Tan,1999) 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却由于得不到足够 资源而难于发展.推行这种战略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欲速不达. 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缩小和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上的差 距,才可能在产业结构和人均收入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禀赋难以改变,劳动力 增长相差不大, 故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 后者则取决于每期生产 的剩余和积累率. 当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时, 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将会依据要素禀赋的 特点选择技术,产品和产业,这样的选择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能够 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可以有最高的竞争力,最大的剩余和最高的资本 边际报酬率,所以,可以有最快速的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同发达国家产业,技 术差距的缩小也会最快.
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由于赶超战略牺牲比较优势来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因而低效高耗,其可持续性 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 (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 和人口规模 (人均负担资源浪费的程度) . 61 根据 Heckhel-Ohlin(Ohlin,1968)模型,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是劳动力密集产业,因而在 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下,资本密集型企业自然难以在这些国家获得社会可接受的平均利润. 62 寻租造成的资源损失可能比配置不当更大, 如对巴西 1967 年的估计就是这样 (Griffin, 1992, 153 页) 第 .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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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企业产业,产品,技术的选择决定于企业所面对的各种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要 使企业自觉遵守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进行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决策,必须各种要素的相对 价格能够充分反映该经济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而只有各种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都由竞争 的市场来决定, 价格体系才会具有这种特性, 所以要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前提是有一 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东亚的经验来看,一个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会很好,要素禀赋结构 的提升会很快,相应的也要有快速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的升级.这些升级对于一个企业 来说需要有信息,协调,升级的成功失败都会对其他企业的决策产生外部性,因此,一个遵 循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除了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必须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外, 也 应该用产业政策来为企业提供信息, 进行协调, 并以一定的税收或资金的扶持来克服企业升 级时所产生的外部性.63 另外,遵循比较优势的国家会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并且,集中资源发展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出口这类产品, 和实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国家相比, 进口和出口都 会较多,而呈现出外向型的特性,但是,进出口的数量其实由比较优势内生决定. 上述的讨论可知, "东亚奇迹"经济发展的三个特点正是它们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 结果(Lin 2003) . 中国从 1979 年开始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从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向遵循比较 优势的发展战略转型所取得的结果.641978 年底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老 一辈革命家,打倒了极左的四人帮重新取得领导权,并推动了旨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改革,改革之初并未有事先设计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Perkins,1988,pp. 601) , 而是从微观入手推行双轨制渐进式改革(McKinnon,1995) . 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直接可观察原因是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所导 致的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低下,因而改革最初就从这里入手,通过增加微观主体的自主权, 激励其积极性, 从而提高经济绩效.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取代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剩余索取权65,极大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巨大的生产绩效(Lin,1988,1992) .同样,在城市的国有企业 也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允许企业有部分自主权, 并分享企业的部分利润. 迄今国有企业的 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3)实行利润留成,增加与工作表现挂钩的奖金, 出口企业还被允许将所得外汇留成自用66.第二阶段(1984-1992)围绕建立企业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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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 1984 年允许国有企业议价出售计划外产品,引入了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第
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违法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最大差别在于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中的企 业是否有自生能力.另外,遵循比较优势和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都可以有补贴,但遵循比较优势的产 业政策的补贴只是为了补偿外部性,这种补贴所需要的量很小,违法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的补贴是为了克 服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需要很大量的补贴. 64 在 1978 年前,中国也曾对计划体制进行过某些改革,但主要限于部门和地方资源配置权利的划分,并为 改变赶超的实质,因而并不成功(Wu and Zhang,1993,第 65-67 页) . 65 当时说法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其具体做法详见 Xiao,2004,第 210 页. 66 但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扭曲如故,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出现了压低计划指标,不 完成计划,争发奖金等侵占国家利益的行为(Lin,Cai and Li,2003,151 页). 67 这与乡镇企业崛起有关. 为竞争稀缺资源不仅要减少国家计划, 还要扩权为国企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条件.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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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阶段(1993 至今)将众多中小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中有些则在国内和国际的资本市场上市68.每个阶段政府计划干预逐步减少,而企业自主 权则逐步扩大. 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极大提高了效率, 中国农业在 1978-1984 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年 均 7.7%的高速增长,其中几乎一半的增长份额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所带来的 积极性的提高 (Fan 1997; Huang and Rozelle 1994; Wen 1993; 1992; Lin McMillan,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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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据估计,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也有了显著提高(Chen et al.1988;Gordon and li 1989;
Dollar 1990;Jefferson et al.1992;Groves et al.1994;Li 1997)70.这样,微观经营机制改革 就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创造了大量新增资源,有利于做大蛋糕,保持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改 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有企业被允许生产和出售计划外产品以获得更多利润, 这就要求有计划外的资源 配置来满足这种需求, 因而迫使国家逐渐放开对物资供应, 产品销售等资源配置环节的控制, 逐步缩小计划配置, 同时扩大由计划外市场配置的份额. 由于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创造了大量新增剩余, 而国家对资源配置的放松又提供了获取原料和市场的机会, 使得乡镇 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有了发展的空间. 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定位在长期被压抑, 产品供不应 求因而回报较高的劳动力密集产业, 因此, 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81-1991 年间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和就业量分别以年均 26.6%和 11.2%的速度递增,产值则年均增长 29.6%,是同期国有企业的 3 倍,占工业总产值份额由 1978 年的 7.2%迅速上升到 1993 年的 38.1%(NBSC,1995,第 73 页) ,甚至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伟大 的成就(Sun,1997) . 由于非国有企业不属于传统经济体系, 不能通过国家计划而只能通过竞争在计划外的市 场上获取资源,其产品只能通过计划外的市场渠道销售,因而面临较硬的预算约束,业绩取 决于经营状况,所以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Weitzman and Xu 1995;Sun 1997) ,给后者带来 了竞争压力,迫使国家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仿照非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改革国企,减 少以扭曲价格进行的指令性计划以增加国企利润 (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这些改革也提 高了国企生产效率(Li 1997) .因此,正是伴随这些非国有企业的成长,计划外的竞争市场 才得以发育扩大,国有企业也才逐渐被推向市场.同时,由于非国有企业必须根据要素相对 稀缺程度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选择技术, 产品和产业, 因而大多在更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生产71,这就大大矫正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低效的资源配置(Lin,Cai and Li, 2003,第 184-196 页) .这样,微观经营机制的改善在创造大量新增资源的同时,也推动了 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 以满足将新增资源投向符合比较优势因而回报更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需要,于是资源由计划配置的比重不断缩小,由逐步发育的市场配置的比重则不断扩大, 改革就从微观经营机制推向资源配置制度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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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是: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参见:Xiao,2004,第 288 页. 类似的绩效见之于越南的农业改革,见:Pingali and Xuan,1992. 70 类似绩效也见之于越南的国企改革,见:Sun 1997,pp.3-4. 71 如 1986 年工业企业平均每工人投资额为 7510 元(CIESM,1987,第 3 页) ,同年乡镇企业则低得多, 仅为 1709 元(NBSC,1987,第 205 页) . - 16 -
计划外的资源配置通过市场定价, 传统计划内资源配置依据政府定价, 因而出现了价格 双轨制. 这也是用较高的市场价格对国有企业进行边际激励的同时, 用较低的计划内资源价 格为那些承担赶超战略任务因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的必要手段. 这种双 轨制的好处是既避免了缺乏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的大量破产,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同时,又 让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有发展的空间,而使经济充满活力. 尽管最初两轨价格相差较多, 但随政府根据市场价格不断调整计划价格, 非国有企业的 快速成长和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两轨价格不断接近, 同时由市场配置的资 源比重日益增加,这就为最终的价格并轨创造了条件.到 1996 年,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 格都已完全放开而由市场决定(SPCPAB,1997) .汇率改革也有类似的进程,从最初仅有 政府为降低发展重工业门槛而压低的官方汇率, 到为激励出口企业创汇而允许"内部结算价" 与官方汇率并存,再到数次调低官方汇率并建立起外汇调剂系统72,最终在 1994 年实现汇 率并轨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73. 相比之下,利率改革最为缓慢,虽经数次调整,但始终为政府控制,至今仍未实现市场 化. 这既反映了承担赶超战略任务而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需要, 也反映了中国政府 并未完全放弃原来的赶超战略的事实. 低利率导致对资金过度需求. 在信贷配给权下放给银 行以后,各地各部门积极争取贷款以投资,扩大生产,使得能源,原材料和交通等基础部门 供不应求,形成"瓶颈";同时信贷需求超过计划供应,只好增发货币以弥补不足,从而引起 通货膨胀74.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只好以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投资和信贷规模,并重新收 回某些下放权利, 宏观调控具有向传统计划体制复归倾向, 这使符合比较优势的非国有企业 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相比,较难得到信贷,能源和原材料等关键资源,因而经济发展速度 骤降.由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难以创造利税,因而财政 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具有较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Lin,Cai and Li,2003,第 199 页) ,在后 者由于宏观调控出现困难局面时, 财政就相应吃紧, 同时经营自主权的回收也造成微观主体 的抵制.这样政府只好重新下放管理权限,并放开信贷和投资管制.在相同的逻辑下,又造 成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 可见, 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发达市场经济有本质区 别, 其根源在于改革中宏观政策环境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不配套, 直接原因在 于利率管制75.同时也由于利率管制等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行政干预措施使得寻租 行为盛行,收入分配恶化. 既然原来计划经济下的许多价格扭曲和对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干预是直接服务于缺乏 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 那么, 只有解决了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才能根本消除利率管制和
到 80 年代末超过 80%的外汇在此系统进行交易和结算,见:Sung 1994. 越南和老挝也采用了类似的双轨制来改革价格和外汇系统,尽管它们分别在 1989 年和 1988 年几乎彻底 放开了价格和外汇管制,而这被认为是采用休克疗法的证据(Sachs and Woo,1997;Popov,1997) ,但由 于越南未完全取消贸易壁垒,也未实行私有化,故其 1989 年放开价格仍然只是部分改革而非休克疗法. 74 非国有企业通过寻租获得原计划给国企的信贷, 但政府要维持国企生存发展, 必须增发货币以补足信贷, 这被称作"内生型通货膨胀",1978 年以来所有通货膨胀的成因均是如此(Lin,2003,第 242 页) . 75 腐败寻租也有同样根源:价格双轨制使得差价成为寻租对象,1987 和 1988 年的租金分别达到 2000 亿, 3500 亿元,占 GNP 的 20%-25%(Hu,1989) ,1992 年光信贷利率的可寻租规模即达 2200 亿之巨(Hu, 1994) .由于腐败寻租使国企难以得到计划内低价资源,而且引起社会不满,政府在 1986 和 1988 年试图重 新严控资源配置,这损害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由于同样的原因,只能再次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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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干预的措施76,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难以区分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亏损和企 业经营所造成的亏损, 企业有让政府将亏损全部包揽的道德风险, 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Lin,Cai and Li,1998 and 2001;Lin and Tan,1999) ,从而削减了企业改善经营的动力, 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 产生了企业治理问题. 如果在不剥离政策性负担的前提下进行私有化, 政府补贴在缺乏监督情况下将直接进入私人腰包, 增大了企业向政府寻求补贴的激励. 政府 则由于这些企业的战略重要性,并担心这些企业倒闭将导致大量失业,带来社会动荡,只好 继续提供保护补贴,因此政府补贴将不降反升.政府在大规模私有化后收税能力下降,补贴 则不减反增,大量的财政赤字导致货币增发,价格因而飞涨(McKinnon 1995) .事实上, 这正是苏东推行休克疗法后出现的情况77.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任务而缺乏自生能力, 在自生能力不 解决情况下,试图一次性取消各种价格扭曲,市场干预,大规模私有化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因此失败难以避免80. 解决国企的自生能力是完成从计 的休克疗法78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79,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首要问题,其解决必须首先剥离其政策性负担(Lin,Cai and Li, 1998 and 2001) ,使政府不再需要以低利率政策性贷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维持其 生存,然后才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Lin,2000) ,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才能深入 并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相协调. 回过头看, 由于三位一体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起点而建立, 因 而中国的渐进改革尽管在每一步实践中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却遵循着一定的内在逻 辑. 改革从直接导致效率低下的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切入, 迅速带来效率提高和新增 资源, 为实现微观主体将资源投向更符合比较优势的被压抑部门以获取更多利益的要求, 必 须允许计划外资源配置和市场价格存在, 这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新增资源和计划外的市 场配置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和配置方式统一.因此,渐进改革不仅具有内在逻 辑上的有序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使分两步跨越一条鸿沟成为可能81.同时,微观经营效率的 改善和新增资源给大多数人都带来了好处, 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则避免了重新分配存量资源
尽管休克疗法认为快速私有化是改革的前提 (Sachs and Lipton,1990;Sachs,1992) ,也是国企重组前 提(Blanchard et al,1991) .对苏东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绩效并非主要取决于产权安排,而是激励结构和 市场竞争程度, 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做到高效, 见: Pinto et al, 1993; Sereghyova, 1993; Brada et al, 1994 and 1997;Mencinger,1996;Frydman et al,1996;Jones,1997. 77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尽管直接补贴减少,间接补贴仍名目繁多;即使在波兰,税款拖欠问题也依旧 (World Bank, 1996, 45 页) 国有产权解除后各种管制, 第 . 保护和补贴仍然盛行, Brada, 见 1996; Frydman et al,1996;Lavigne,1995;Stark,1996;Sun,1997.关于通胀情况则见:World Bank,2002;Lin,Cai and Li,2003,第 4-7 页. 78 即保持宏观稳定,价格自由化,快速大规模私有化,这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前提,见: Gomulka,1989;Lipton and Sachs,1990;Kahn and Richardson,1991;Blanchard et al,1991. 79 我们已看到,由于国企缺乏自生能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后财政恶化和通胀不可避免,无法保持宏观 稳定;快速大规模私有化则不切实际,因为重工业资本难以流动(Brada and King 1991) ,工人需重新培训, 新的市场体制建立也需时间和资源(Lin,1989;Murrel and Wang,1993) ;世行的研究说明,私有化需数 年才能完成, 而法律和金融等体制的建立则需更久, 因而即使休克疗法也是个渐进过程, Lavigne, 见: 1995, chapter10;World Bank,1996 and 2002. 80 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产出下降,通胀奇高,社会状况恶化(World Bank,2002) ;尽管华约组织贸易 崩溃加剧了产出下降,但休克疗法无疑被认为是罪魁祸首(Brada and King,1991;Csaki,1994) . 81 从资源配置扭曲的计划体制转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市场经济,由于扭曲程度过高,苏东直接改革宏观政策 环境, 试图一次性成功的努力不免失败, 不过价格双轨制也付出了寻租腐败的代价 (Lin, and Li, Cai 1996) .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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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的社会冲突,因而改革最接近帕累托改进(Lin,Cai and Li,2003,第 327 页) .基于 新古典经济学的休克疗法忽视了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这个关键问题, 因而在实践中遭遇困 境 (Lin 2005);与此相反,渐进改革最成功的一点则是:在经营自主权增加和市场竞争压力 下,国有部门效率提高;保留计划配置方式使政府依然可提供低价资源维持其生存,避免了 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符合比较优势因而迅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增长则使国企改 革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小,为完成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也提供了动力.所以,尽管中国的渐 进改革最初并不被看好82,但却以实践证明了它的有效83.既然实行赶超战略的各国也都由 于相同逻辑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因而在改革之初与中国同样面临结构扭曲和微观经营效率 低下的问题(Brada and King,1991;Newbery,1993;Sachs and Woo,1994) ,因此中国的 渐进改革就应具有普遍意义84. 不过双轨制的渐进改革固然使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来获得了奇迹般经济增长,但是,大 型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使得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 尤其利率的改革 依然滞后, 它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的摩擦导致改革以来经济出现了周期波动和寻 租行为盛行等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只有彻底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 中国的渐进改革才能沿着自身的逻辑, 在符合比较优势的 经济部门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完成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任务.
四,小结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
在这篇论文里, 我分析了自宋以来中国经济绩效总体变化的原因. 根据过去千年的中外 发展经验,持续的技术升级是一个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在前现代社会,技术发明以经验为 主,主要来自于工匠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中国人多,在技术发明上,因而也在 经济发展上具有优势.15,6 世纪在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使得实验和以科学基础的实验成 为技术发明的主要机制,从而产生了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技术日新月异, .在前现代社会, 由于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激励机制妨碍了有才能的人获得除了儒家经典以外的人力资本, 从而 使得中国自身无法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因此,当西方工业革命后,技术升级加速,中 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现代社会,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技术创新方面的后发优势,只要在经济发展的 每一个阶段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选择产业和技术, 中国将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 距,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而以较低的低成本和风险和较快的速度获得技术升级.然而,就像
中国的渐进改革被认为有致命缺陷,而休克疗法则是理论完美和可行的(Sachs,1993) . 实践的成功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优于休克疗法, Singh 1991; 见: Murrell, 1991 and 1992; Chen et al,1992;Harrold,1992;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Perkins,1992;McKinnon,1994;Rana, 1995;Rawski,1995;Jefferson and Rawski,1995.若考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路径依赖效应,则中国的渐进 改革在理论和经验上均优于休克疗法,见:Wei,1993. 84 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于其独特的初始条件,如比重巨大的农业人口和较少的补贴,相当 分散的经济系统,许多富裕的海外华人华侨等,见 Woo,1993;Balcerowicz,1994;Qian and Xu,1993; Sachs and Woo,1994 and 1997.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转型的成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见 Chow, 1997;Perkins,2002.我们不否认特殊条件对中国的贡献,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改革都应充分考虑并利用其 特殊条件;然而有相似体制,面临相同问题,中国的改革办法之于其他转型经济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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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采取了违法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 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 只能依靠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扭曲和行政干预来补 贴和保护其建立及生存. 通过这一战略, 中国建立起了现代重工业部门, 但是, 经济效率低, 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 1979 年中国开始以双轨,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模式使中国经 济在过去 27 年间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然而,在 2005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达到了 1730 美 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中国人民 至关重要.2005 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4.1%,为所有大 国之最,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对从对华贸易中获得 巨大利益. 如上所论, 持续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如果中国能够完成向市 场经济的转型,并且继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增长潜力,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再保持几十年 的快速增长.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可以 以很低的成本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实现技术创新. 二次大战战以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得以实现大约 40 年的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来推动技术的快速升级. 从所有的主要指标来看,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跟日本 1960 年代早期非常相似85,中国 应该有像 1960 年代早期的日本一样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果中国实现了这一潜力,那么,正 如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展望》中文版序言里所预测 的, 中国将成为 21 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经历从鼎盛到衰弱, 再从衰弱到鼎盛的主要文明. 然而,为了使这种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需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 国也应当遵循根据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发展的正确战略(Lin,2003) .同时,中国也需要把 自己融入到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中,从而有利于技术的引进.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是对 这种转型,战略和一体化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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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生命预期,1998 年时,我国男的是 68 岁,女的是 72 岁,日本在 1965 年时,同样是男的 68 岁, 女的 73 岁;婴儿死亡率,1999 年时我国是 3.1%,日本 1960 年时也是 3.1%,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我国 2000 年时时 15.9%,日本 1969 年时是 16.7% (Kwan 2002). - 2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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