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其他我国主要领导人著作　 生平和传记 　 　
毛泽东和他的 秘书田家英　 （4）　
　
原著：逄先知等　
书海文苑一知音 方行 家英同志谈笑风生的神态，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不管再过多少年也决不 会忘怀。 我和家英同志初次见面，是在上海天平路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内。那次， 他因公来沪， 顺便到文管会鉴赏所藏的明清人书法， 时间大概是 １９５８ 或 １９５９ 年。此后我们就常相往还。其实，早在 １９５４ 年全国讨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 案的时候，我们就在电话里互相认识了。当时，我在上海参加综合讨论情况 的工作，要把综合的情况用电话及时向北京汇报，家英同志在北京负 总 全国讨论的情况，有时电话就是由我打给他的，所以彼此的姓名，均已耳熟， 一旦见面，大家并不感到陌生，谈话也就很随便。 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有时去各省市进行调查，在繁忙之余，致力于学 术研究。他对清 术史与中国近、现 命史造诣尤深，搜集了大量清代 学者和近代革命家的书法以及信札之类。他有感于某些文物单位，以为清人 去今未远，不很介意，即使留意的也只限于著名书家的作品，对并非以书法 著称的清 者的墨迹，往往漠视，他却认为这是研究清 术史所不可或 缺的，如不及时收集，就有被湮 危险。他身体力行，所到之处，总是利 用闲隙随时收集。 上海朵云轩，是家英同志每次来沪时常去的地方，我曾多次与他同往。 他和该店的同志很熟悉，不仅提供他看在门市部尚未摆出来的东西，还陪他 到仓库去 。从堆满架上的卷轴，乃至尘封的残帙，他无不看个明白，常 常弄得满身灰尘，两手墨黑，他仍恰然自得，若是有所发现，更喜不自胜， 连连称道：“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淘”旧书，我们有同好，逢先知同志亦乐此不疲。上海旧书店是我们 常去的地方，大家先在门市部漫步，然后店里的同志把我们带到楼上的书库 里。一排排林立的书架，我们穿行其间，寻觅的目标多是有关革命史方面的 书刊，每有发现，都欣喜相告。家英同志的目光最为锐利，以他“发掘”出 来的资料为最多，质量亦最高。最后，抱了一大堆旧书怀着喜悦的心情而归。 家英同志常讲，治革命史一定要充分掌握 两方面的资料，认真辨明史实 及其来龙去脉，决不可含糊，对 以讹传讹之谈，尤为鄙视。 无论发现了书法或书刊，家英不仅极其高兴，还邀我们至其住处，把它 摊开来和我们共同鉴赏、品评，大家边看边议，有时还引申开去，谈得满座 皆欢，不觉时已深夜，大有欲罢不能之势。 家英同志曾数至我家，清茶一杯，随便聊天，彼此感到非常愉快。有次 他和逢先知同志同来，拿出一枚小巧的圆押印，上面铸一个“方”字，说是 在北京地摊上只花几角钱买的，特带沪赠我，还风 讲，此印姓方应“物 归原主”。我即欣然受之。他对图章颇有研究，看到我有几方篆刻家吴朴刻 的章，甚赞其刀法。吴朴同志与我同事，我说你如爱好他的篆刻，可为代求。 后来请吴朴同志刻了几方图章，家英满意地一再托我代为申谢。 我赴北京，都是为开会去的，只有休会时或星期天才能抽身。家英同志 知道我到了，就于这时来看我，大家谈谈近况，或同去琉璃厂逛旧书店，各 自拣些旧书。他知道我们把征集到的李大钊遗札准备编印，有 地问起此
事进行得如何。我说北京有的单位及私人处，亦藏有大刽同志遗札，要请他 们提供照片，你能否予以协助。他立即表示同意，并郑重地告我，近来他觅 得了大钊同志手钞的黄石公《素书》一册。一听之下，我为他这非同寻常的 发现而惊奇。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看，我即联袂同往。此册首页上有“阁斋 李大刽手钞”字样，用的是印有“阐斋手钞”的蓝格子纸，每页 １６ 行，字字 清劲，英姿焕发，是大刽同志早年的墨迹，共 １２ 页。大钊同志号暗斋，恐知 者甚鲜，我是此刻才知道的。接着，家英同志兴致勃勃地取出所藏的大批清 者书法，一件件打开卷轴，共作鉴赏，对有些稀见之品，他还为介绍如 何访得的经过。我们边看边谈，只看了一小部分，时已午刻。我因下午有事， 就起身告辞。他坚留便饭，对尚未看的约定改天再来续看。即同到他宿舍前 的食堂里进了午饭。这天我去他家时，见到了 同志，虽是初识，但很热 情，此刻她正要出去开会，还为我沏了杯茶才走的。 第二次我去家英同志家是与高履芳同志同去的，到达时主人已在等候我 们。方才坐定，他就告诉我，要拍前谈大钊同志遗札的照片，已与收藏者接 洽，同意提供，一俟取到，便即寄沪。他从不轻诺而办事又迅速敏捷的作风， 实在值得钦佩。这时我向他又提了个建议，能否把大钊同志手钞的《素书》， 由上海影印为文献本。他随即首肯，立时取出交我。他不以珍品自秘而爽朗 的胸襟，更为难能可贵。于是，他就继续把藏品展开来给我们看。他藏清代 学者书法之富，虽不能说各家具备，但已可构成系统，我提出可把它辑为专 集，影印出版，必为爱好者所欢迎。他只是莞尔而笑，别未作答。正当大家 看得意兴很浓的时候，逢先知同志来了，就谈得更加热烈。转瞬暮色降临， 家英同志就要大家同去四川饭店，尝尝他的家乡风味。我们四人围坐，各抒 胸臆，主人兴 好。因我明天就要返沪，请他到时候能来审阅印样，他说， 今年恐没有时间，明年一定来沪。他频频劝酒，我多饮了几杯，已微有醉意。 他用车送我回到住处， 殷殷握手告别， 此为 １９６５ 年秋天。 无论如何没有想到，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从此永诀。 次年春，上述两书已印出样张，顾廷龙同志还为书简的次第写了考证。 我们一再盼望家英同志来沪共同探讨。可是，非但没有来，连去信也不复， 此为从未有过的现象。这时“文革”爆发了。不久，我就受到冲击，打入 “牛 棚”。忽从人们的窃窃私议中，传来了家英同志的噩耗。我绝不相信这会是 真的，但我身不由己，又无从探问，只是惶惑不解而已。有一天，北京来了 一批杀气腾腾的造反派，要我交代与田家英的关系，并揭发他一死有余辜” 的“罪行”。听到一个“死”字，耳鼓欲裂，原来家英 被迫害死了，我 除皮肉遭灾外，有什么可揭发的呢？此后我被单独囚禁五年之久，这期间造 反派为家英同志来“提审”过我两回，只能任由他们血 人。直到 １９７３ 年因我身 病才放出来就医，这才知道家英同志在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间，即被江 青一伙迫害致死。 家英同志忠心耿耿，积极为党工作，正气凛烈，宁死不屈；他秉性和蔼 待人真诚，在我们的交往中，从政治上到治学上，均益我良多，是不可多得 的诤友。他曾写给我许多封信，在“文革”中均被抄没，惟赠我的圆押印尚 存，将永作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 于 １９８０ 年春，他的沉冤得 到昭雪，举行了追悼会。家英有知，想可含笑于九泉。 前几年，有次我去北京开会，遇上史莽同志，我们同往探望 同志， 知她 整理家英同志的遗作，希望能早日出版，被抄走的家英同志大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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