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 再版序言 1995 年11 月到 12 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 1980 年初写成、1981 年 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西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底,这还是第 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 70 万字.1981 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 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 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 它们的印数累计共 300 余万册. 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 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 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 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 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 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 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 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 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 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 是我不能把 1981 年以前写的书改成 1995 年写的书. 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 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 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 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 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 1994 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 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 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 (属广东潮州),19 岁参加"海 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 辖舰 300 余艘,人员 4 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 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 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 62 艘, 战士 2000 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 2000 名、妇女儿童 1500 名,共5500 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 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 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 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 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 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 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 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 4 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 率40 余艘战舰突围, 直抵台湾, 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 战舰又增至 150 余艘, 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 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 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 的林凤的部队". 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 在改成了 《强盗成了朋友》. "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 (1861) 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 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 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 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 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 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 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 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 3 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 年2月11 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 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 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 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 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 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 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秦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 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 "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 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 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 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 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 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 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 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 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 后表达得准确一些. 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 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 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 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 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 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 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 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 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 年到 1919 年之间的政治史. 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 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 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 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 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 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 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 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 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 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 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 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 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 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 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 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 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 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 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 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 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 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 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 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 步的. 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 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 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 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 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 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 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 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 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 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 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 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 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 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 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 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 (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 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 从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 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 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 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 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 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 100 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 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 100 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 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 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 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 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 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 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 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 1944 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 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 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 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 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 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 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 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 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 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 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 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 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 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 解释新伪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 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 至于 1899 年到 1900 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 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 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 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 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 当然不可能和 1978 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 述. 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 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 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 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 这种想法有关. 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 近代史 (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 . 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 从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 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 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 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 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 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 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 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 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 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 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 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 主义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 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 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 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 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 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 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 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 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 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 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 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 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 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 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 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 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 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 地将上个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 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 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 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 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 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 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 级分析. 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 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 以供参考.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 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 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 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 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1981 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 1 用的都是 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 而注释中用了 1981 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 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 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 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 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 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 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 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1995 年12 月末 附录一、摘自 1990 年6月3日的《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这一次战争打 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 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 持.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 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 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诚然,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 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但是,是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 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还是以独立国家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这是关系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1899 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 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 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 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 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 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 支配的地位.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什么受到全国各 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呢?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 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打破了一百年来的旧例,收 回了曾经丧失的全部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在性质上当然和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 的"开放"完全不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社会 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交往.我们 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联系.中国能够为 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相信,中国向中国以外的世界 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无限珍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争得 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敢于反抗外来的压力,今后也不 会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 二、摘目 1990 年8月31 日的《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 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 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 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 1840 年算起,持续 109 年之久.在近代以前 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世界不了解中国, 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 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 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 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 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 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 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 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 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 即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就 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 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 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 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 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 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 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 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 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 前70 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 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 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 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 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 封建的境地.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 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 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 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 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 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 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 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 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 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 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 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 经济、文化的建设. 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 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 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日 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 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 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 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 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 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 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 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 么不开放呢? 19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 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 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 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 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 又总是不满意.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 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 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关 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 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 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 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 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 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 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1936 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不过16 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 5 亿美元),比1910 年左右只增加了不 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 70 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 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 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 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 20 世纪开始时的 15 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 43 亿美元.那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 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 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 偿付的"赔款",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 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 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 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 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 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 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 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 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 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 30 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 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 当然只会萎缩. 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 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 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 灾难. 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 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 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 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 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 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 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 想. 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 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 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 三、摘目 1991 年11 月13 日的《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从19 世纪的 40 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 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 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 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清朝政府 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 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 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 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 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 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 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 难的经验. 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 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 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 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 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 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 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 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 从这些旧时代的经验中,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中国不应当对外开 放,应当闭关自守,而是中国应当首先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是摆脱外 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这样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 往,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取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条件. 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 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 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 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 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 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 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 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 就是维护回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 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 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 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 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 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 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 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 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 对外开放. 1971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 得到了恢复.1972 年9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 年1月,中美建立了 外交关系.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和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外,70 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 在70 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 一步发展.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 经营管理方法".1986 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 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 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 发展".这些主张和 1956 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 致的. 1978 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 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 4 个城市和海南岛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又使 从北到南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 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经 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格局.现在正在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不但沿海地区,而且内地,不但城市,而且农村, 都参与了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进口额逐年加大.外资的引进, 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推进.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 流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断地增加.很显然,中国城乡 经济的发展使对外开放的扩大成为可能,而对外开放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 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用这一 般的理由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还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 家,如果不是自力更生,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一切依赖外国,那是不 可能得到发展的.但是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是在 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必须有赖于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经济大发展,必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这对于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这 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中 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都 是两利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按照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主权 而实行开放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为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 放政策,而可以强加给中国新的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那是办不到的.同时,要想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办 不到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什么一定会坚持执行下去. 序言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殓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 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 1840 年鸦片 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 而把中国民主革 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 中国现代史 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 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 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 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 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 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 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 1973 年9月开始写的, 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 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 1974 年到 1975 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 年到 1977 年又写了七章,即 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 写的 (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腾文生同志:第十五章); 1978 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 1979 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 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 成的. 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 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四十年前,1940 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 文①,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 1946—1948 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 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 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 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 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 年写了本《帝国主义 与中国政治》 ② .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 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1953 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 纲》(这所谓"近代",是指 1840—1919 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 校在当时和 1960 年、1962 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 ① 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例如荣孟源在 1956 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中说:"有人 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 1840 年起,到1949 年9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讨论集》,页146). ① 《论鸦片战争》,发表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杂志(重庆生活书店出版). ②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 年7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全国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 年7月出第一版,1978 年出第六版). 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 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 ① , 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② .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 革命高潮时期是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时期; 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 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 1898 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 1900 年的 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 1911—1912 年 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 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 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 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 动笔写这本书.到了 1966 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 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 "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 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 1973 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 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 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 说: "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 1899—1900 年的义和团的发动 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 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 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 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 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 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 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 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 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 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 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 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 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 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 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1906 年12 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 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 革命,俗称秀才造反" ① .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 ① 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一期. ② 这次讨论文章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出版. ① 《民报》第十期,页96. 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 结义",不是 "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 "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 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 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 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 1840—1919 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 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 了.这四个时期就是: 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 年),本书中的第一编 就是写的这个时期. 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 1864 年而 应该摆在 1873 年,但是 1864 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 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 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 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 年).这一时期在 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 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 1905 年而不是 1901 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 年以后 的几年,已经是从 1905 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 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 1864 年到 1894 年或 1895 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 1911 年.我认为如果分 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 1864—1895 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 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 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 1911 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 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 年是 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 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 年).这是本书中 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 1913 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 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 1919 年的看法.因为在 1912 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 年).这是本书的第 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 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 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 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 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 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 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 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 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 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 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 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 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 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 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 书未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 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 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 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胡绳1980 年2月绪论第一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 (一)经济基础 清朝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 年)英国侵略中国的中英鸦片 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 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此以前,中国社会 处于封建时代,长达二千三四百年之久. 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 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 年)的 后期和清朝(1644—1911 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 起为其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 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 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 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① 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国最大 的地主.明朝直接属于皇家的田庄称为皇庄,弘治二年(1489 年)畿内皇庄 有一百二十八万多亩,以后不断扩大,嘉靖元年 (1522 年)有二千万亩以上. 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分封他的许多儿子为亲王,规定每个亲王有田十万 亩,实际数目还远远超过.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亲王和其他皇亲贵族往往 一次"赐"田数十万亩到一二百万亩.清朝有内务府直接管辖的庄田,其性 质与明朝的皇庄是一样的.嘉庆年间(1796—1820 年)内务府庄田共有四百 万亩.满洲贵族也各自占有大小不等的田庄,这种所谓八旗宗室庄田,在嘉 庆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多万亩. 清朝使全部满族人都成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只许他们当兵或者做官, 一律不得作工经商.除了皇室和贵族圈占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以外,对其他 满族人也都给以一份土地,他们并不自己耕种,而是租给汉族农民.而且每 个满族人几乎一生下来就可以领取一份"饷银".这种寄生生活不过二三十 年就使得本来以剽悍著称的满洲兵失去了战斗能力,而且许多满族人越来越 习惯于过奢靡生活,坐吃山空,以至不得不把他们所占有的田产典卖给汉人 (按规定,是不准买卖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庭屡次拨出巨款把这些典 卖出去的田地赎回给满族人.直到清朝末年,许多满族的普通人民过的是类 似于汉族中破落户子弟的生活,虽能靠祖业而不致有冻馁之虞,但毫无振作 起来的希望. 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都分为官田、民田两类.除了直接属于皇室贵族的官 田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名义的官田.民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在明朝初年, 自耕农和小地主的数目比较多.据《明史》载①,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 年版,页618. ①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版,页1882—1883. 官方统计全国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 年)却只有四 亿二千二百万亩,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统计数字少了一半.万历六年(1578 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核实全国田亩数为七亿零一百万亩,仍比洪武年间少 一亿五千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民田被占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绅、 大地主手中的原故.官方稽核田亩数量,用来作征税根据,对于官田固然没 有查清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有权势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也无法 核实.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 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 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 (1662—1722 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 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皇帝(1736—1795 年)的宠臣和珅 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 ② .这固然是突出 的例子,但各地方拥有数千亩、数万亩耕地的豪绅地主是不少的.乾隆十三 年(1748 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 "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 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① 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 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 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数土地的农民,租种皇帝、贵族、官僚和其他 地主的土地.在明、清两朝,农民交纳地租,多数采"分租"制,一般以收 成一半或百分之六十计算,甚至多到百分之七、八十;也有采"定租"制的, 地租数额虽然稍低于分租制,但不管遇到多大天灾,都要照额交纳.地主阶 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农民,这种剥削,有时较重租更甚.农民还有义务为封 建国家和地主服劳役.明朝万历九年(1581 年)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 鞭法",即把原来规定的地税、贡纳、徭役、人头税等都归入田赋里面,按 亩征银.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贫苦农民得到好处.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田赋, 还是取之于佃户.而且有权势的大地主一般都有办法减轻以至逃避规定的田 赋负担,而使负担"飞洒"到中小地主、小业主和自耕农的身上.万历年间 的"一条鞭法"事实上也没有能贯彻执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 (1621—1644 年),即明朝最后二十多年间又用各种名目增加了田赋以外的"加派".清 朝一开始就宣布按照明朝万历的定额征收钱粮,废除明末的各种加派;并采 取"一条鞭法",免除徭役(对国家无偿劳动).这些做法虽然起了使农业 经济恢复起来的作用,但主要还是有利于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地主把负 担"飞洒"给中小地主和小业主的情形在乾隆以后又渐渐盛行起来.虽然在 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国家的徭役,改为官方出钱雇人去当差,但是被迫当差 的贫苦农民,实际上拿不到应有的报酬,仍然是无偿劳动的性质.广大贫苦 农民,对于地主,对于地主阶级的国家,处于受着沉重压迫的农奴地位.除 了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以外,各地的官员和豪绅地主还以各种名义抽捐征 税,所有捐税负担,归根结蒂,都是加在农民的身上.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 终岁勤劳,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在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反 复地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 年)统计全国耕地面 积,包括民田、官田,共为八亿零八百多万亩,还比明朝初年的田亩总数少.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一辑,页69. ①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5. 这些数字固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是也可以表明,明、清两代封建的农业经济 总的说来处于衰落状态中.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破坏后,农业生产虽然逐渐 恢复起来,但是始终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 明朝和清朝,在有些地区,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由于农民中的两极 分化,也存在着雇佣长工和短工的富农经济,但是这种富农经济仍带有很强 的封建性,富农往往同时出租其所有的部分土地,并力求使自己成为地主. 明朝的后期,商业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有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商 业和手工业集中在这些城镇中.清朝中叶,这种城镇的经济重新发展起来. 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 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 ① 从当时的城镇经济中可以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那毕竟还是 "萌芽",是在封建经济压制下远未成熟的幼苗. 明朝和清朝,有规模相当大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如官营的织造工业、陶 瓷工业、钱币制造工业、船舶和军火的制造工业等.它们的生产不是为了供 应市场,而是专为供应封建国家的需要,供应皇家和贵族享受的.官营的手 工业作坊和手工场内部生产关系是封建性的,劳动者在人身上是不自由的或 不完全自由的.这种官营的工场手工业不可能直接发展为资本主义.当时的 商业基本上是依附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贩运商业.这种商业也不可能直接发 展为资本主义. 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是私营手工业工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私营 手工业工场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内部对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仍带有 不同程度的奴役关系.像在边远地区的矿山开采行业,大多由地方豪强投资 经营,在那里对劳动者纵然采取雇佣的形式,实际上总是实行着封建性的野 蛮的强制.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些行业的私营手工业工场,资本 主义性质比较多一些.例如铁器制造、棉布漂染、榨油、碾米、造纸、制糖 等业,有些地方有较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资料是作坊、工场的主人所 有,对雇佣的工人按期发给工钱,"并无主仆名分" ① .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商 业资本投入手工业工场,或者以包卖商的形式直接支配农民的小手工业的情 形,这也属于资本主义因素最早的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这些萌 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茁壮地成长起来. 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和手工劳动者,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的. 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忍受各种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依靠封建性的师徒关系和行 会制度而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他们中很少人能从小业主的地位上升为手工业 工场主人.手工业工场劳动者们还远没有成为现代意义的无产者. 总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经济还是处于封 建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但在数量上极其稀少,而且还很不健全.当 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二)专制主义的政权 明朝的统治政权实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统一集中.这是一个代表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0.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266. 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 以农民英雄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革命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1644 年).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军队乘机进入关内.他们 得到了明朝的许多汉族将军和官僚的合作,残酷地镇压和扑灭了农民革命, 重新恢复了为造反的农民所扰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新的皇朝——清朝,也 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完全继承了明朝的传统. 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在清朝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清朝仍 然是代表全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 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人的兵力(其中满族兵十三万人).以这 样少数的力量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全中国,就因为满洲贵族统治者一 开始就成功地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农民革命势力的政策.汉族地 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拥戴明朝的后裔,抵抗清朝统治,这种抵抗到 了顺治十七年(1660 年)基本上崩溃了.明朝的遗臣郑成功把在明朝晚年强 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跑,在台湾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权.康熙元年 (1662 年), 郑 成功死,他的继承者虽仍保持着台湾,但已无力进兵大陆.清朝在消灭南 方的明朝的残余力量的战争中,主要是依靠已经向它投顺的原明朝将军们的 武力.吴三桂是在清朝入关时就出了大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明朝将军,清朝封 他为王,以云南为领地.康熙十二年(1673 年)由于清朝已经开始采取步骤 企图削弱以至消除他的这种拥兵割据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复明朝的名义宣布 反清.吴三桂有兵十万,还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样的投降将军的 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广东被清朝封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这 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藩之变".这些投降将军打出来的复兴明朝的口 号已不能在地主阶级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清朝的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 耿精忠和尚之信 (尚可喜的儿子)再次投降清朝,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 (1678 年)自称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终于在康熙二十年 (1681 年)彻底失败.占领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被 清朝消灭.在征服吴三桂和台湾郑家的战争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 是满洲军队,而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即被称为绿营的军队. 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方式.他们和汉 族大地主结合在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这 个政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 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明朝后期的许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情, 不理朝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为宦官或权臣所代行.倒是最后一个崇祯皇帝 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地是把专制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朝和 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都设吏部(主管文官的铨叙)、户部(主管财政)、 礼部(主管典礼)、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 国各项工程的营建)这六部,各部的正副长官称尚书、侍郎.清朝规定各部 尚书和侍郎都有两人,满、汉族各一人.尚书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向皇帝负责.明朝设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入阁办事"的称大学士,往 往由尚书兼任.清朝的内阁是由内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和协办大学士满、 汉族各一人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军政大事都交给由满洲贵族担任 的议政王大臣会商上奏.从雍正朝起,别设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和尚书、侍 郎若干人充军机大臣,军机处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权机 关还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向皇帝 负责.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辅地区设顺 天府(长官称府尹)外,有十八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十八个行省是直 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此外,东北三省,即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因为是满族的"发祥地"而被视为特别区,到了光绪 年间始改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来被视为"藩部",在光绪年间改为行省. 光绪年间还把原属福建省的台湾改为一行省.内蒙、外蒙、西藏、青海都是 "藩部".十八个行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有的省(山西、河南、山东》 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其他省 每省有一巡抚,而又有兼管两省或三省的总督(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湖南、湖北的湖广总督,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云南、贵州的云贵总督,陕西、甘肃的陕甘总督,江苏、安徽、江西的两江总督).总督的地位虽说高 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分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 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有些省分里,又没有满将军,其地位是和 总督、巡抚平行的.在每个省里还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 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在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一般有道、府、县三级. 省一级的主要官员,省以下的各级地 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中央政权直接 指派.这种制度都是适应于中央集权的需要的. 官员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除了满洲、蒙古贵族的子弟和因有特 殊功勋而受爵赏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权外,一般地是通过科举考 试来选拔出适合于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员.皇帝派出官员到各省举行考试,最 高级的考试在京城举行.虽说考场中有种种贿买舞弊的黑幕,但这种考试制 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至于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条件受到 足以应考的教育,当然不可能通过这种制度而做官. 清朝入关时的军队是"八旗",它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也有蒙古人和汉 人.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除驻守京城,还屯驻在近畿和外省各冲要地方.嘉 庆十七年(1812 年)全国的满、蒙、汉八旗兵共五十万人.除八旗外,有"绿营",都由汉人当兵(因为用绿色旗,故称绿营).绿营分驻全国各省,归 各省总督、巡抚节制,要用兵时由中央政权直接调度.全国共有绿营兵约六 十六万人.八旗兵是世袭的军队,绿营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终生的职业兵.封 建统治者需要这种完全和社会隔绝的军队,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在封建压 迫下的人民. 为了供养皇室和以它为首的全部官僚机构和军队,封建统治政权集中了 庞大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蒂来自千百万小农的血汗.封建主义的国 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例如,各级地方官员征收田 赋上交国家,在法定的数额以外,还加收归于官员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两 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说过,所谓廉吏并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县官只 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为地方官员在一两正税外自 取一分(百分之一)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钱(百分之十) 以上,甚至有四五钱的(百分之四五十),这还算是合法范围内的贪污.所 以民间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官场中,真正廉洁的官吏 是极其罕见的. 清朝官方统计,嘉庆八年(1803 年)全国人口的总数有三万万,道光十 五年(1835 年)已达四万万.按当时情况说,全国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几是 在封建剥削下的农民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及其他贫民. 以北京朝廷为中心,由散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的庞大国家机器的唯 一任务就是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以保障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贵 族、地主、绅士的特权地位,压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服从这 种社会秩序,清朝政权厉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的观念 加上最愚蠢的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的心智,愚弄广大人民,也是为了达到 同样的目的. 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 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 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 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肥缺". 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 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 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 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 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 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 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 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男 耕女织"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 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 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农民革命 明朝晚期,由于田赋收入日益减少,专制皇朝极力加征商税、矿税,激 起了各地商人和城市贫民的反抗.特别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以后的十 多年间,朝廷派出的太监纷纷前往各地横征暴敛,许多城市,如湖北的荆州、 武昌,山东的临清、江苏的苏州、广东的潮阳、江西的景德镇,都发生了激 烈的民变.在这种民变中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的城市市民和 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在当时的知识界中,结社的风气很盛.许多在朝廷中担任过较低官职的 或尚未做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讲学的名义组成团体,他们讽议朝政, 评论人物,抨击贪污腐朽的当权势力,主张开放言路,改革弊政.万历二十 二年(1594 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把持朝政的太监势力排斥,回到江苏的无 锡,和气味相投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一派人由此被称为东 林党.当权的太监和依附于太监的官僚们被称为阉党.两党间的倾轧和斗争 一直延续到明朝在南方最后灭亡时.这种斗争虽然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 斗争, 但是由东林党形成的社会舆论也代表了城市市民情绪. 天启年间 (1621 —1627 年),封建统治者压制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 东林党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以至被杀时,苏州、常州这些手工业、商业 比较发达的城市中,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行动. 当时的城市市民虽然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还 远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在明朝统治下的危机的总爆发,仍然 如以往的各个朝代一样,表现为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对封建传统势力说来是异端的思想.有些 杰出的思想家,如黄宗羲(1610—1704)、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 (1619—1692)、唐甄(1630—1704),提出了带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色 彩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封建的道德伦 理观念的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的思想体系总的说来还是封建 主义的老框框,他们在这种老框框的束缚下透露出来了对于某种新的社会关 系的朦胧的向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靠什 么力量来实现这种向往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虽然一般地对于在封建剥 削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农民表示同情,但是农民革命是他们所强烈地反对的. 在清朝政权建立的四十年后,如前述,从地主阶级中已经不再发生对于 这个政权的有组织的反抗.敢于起来反抗的只有农民群众. 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六十年间(1736—1795 年),就经济情况来说,是清 朝的极盛时期.但紧跟着,在嘉庆元年(1796 年)爆发了白莲教的农民大起 义.这次起义开始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以北地区,蔓延到四川省和河南省的附 近一带.在官军的进剿下,起义军进入四川,得到农民群众广泛的响应,全 省震动.陕西、甘肃等省也随着卷入了起义的烽火中.这次起义从开始发动 到最后完全覆灭,历时九 年之久.为了镇压这次农民起义,清朝动员了几乎 全部它所能够调动的军队,用了军费二万万两.它的将领们先后上报杀死造 反的群众数十万人.这时,清朝的官军,不但八旗,连绿营也已极其腐朽了, 战斗力很差.各个地方的地主豪绅组织的武装,即所谓"乡勇",对于镇压 这一次农民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白莲教的来源很久.早在元朝末年,以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为中 心的白莲教组织就是发动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到了明朝,白莲教仍然 在北方民间暗暗流传着.天启五年(1625 年),山东西南部发生过一次白莲 教的起义.清朝乾隆年间,官方发觉在河南、湖北省有白莲教的秘密活动, 捉拿了它的几个首领,并且到处进行查究,但终于无法遏止它的起义. 白莲教起义军是在传统的宗教迷信外衣下的一次单纯农民战争.它并没 有统一的组织.在湖北发动起来的和在四川发动起来的,各有几个领袖.他 们分股各自活动,旋分旋合.这一股被官军消灭以后,另一股又在别处发展 起来.虽然官军疲于奔命,但是起义军也因而不可能造成更大的声势.在官 方的奖励下,各地方的地主豪绅招募乡勇,结寨筑堡,坚壁清野,起义军的 活动也就愈来愈困难了. 这次白莲教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大大震撼了清朝的统治.这次起义不 但表明了封建主义统治的"极盛"下面埋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揭露了 这个寄生在农民身上的貌似强大的清皇朝的内在的虚弱. 第二章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一)十六、十七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来到了中国.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十六世纪海上的霸主.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 (1514 年到 1516 年)间,葡萄牙的船开始到达广东沿海.正德十二年 (1517 年)有八条带有武装的葡萄牙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后一年,西门·安 得洛德为首的葡萄牙人甚至在珠江口的屯门建筑碉堡,作为他们的据点(这 些殖民强盗当时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其它地区都是惯于这样做的).中国的 史书中说他们"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掠买良民,筑室立寨." ① 又有记载说他们"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 ② 明朝政府决定驱逐他们,正德十六年(1521 年)派兵围困屯门,把西门· 安 得洛德这一帮强盗赶跑了. 接着,葡萄牙人又到闽、浙沿海进行同样的海盗活动.明朝嘉靖二十五 年(1546 年)在宁波,明朝官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行了一次对这些海盗的 讨伐,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人死于此役的有五百人.二十七年(1548 年) 葡萄牙人在浙江盘踞的据点双屿港终于被扫荡干净.后一年这些远来的海盗 在福建也受到了一次重创. 这样,葡萄牙人在中国就没有能像他们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样凭借 武力为所欲为.他们终于用行贿的办法,在明朝嘉靖四十年 (1561 年)左右, 使明朝地方官员承认澳门作他们的居留地. 西班牙人在 1571 年(明朝隆庆五年)占领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的西班牙 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 义者的林凤的部队,这样他们才和中国发生关系,但他们也只能在福建海口 通商.1584 年(万历十二年)有个西班牙商人在澳门宣称,有五千名西班牙 人就可以征服中国,最少也可以占有沿海各省.两年后,一个菲律宾的总督 也说,有一万或一万二千个西班牙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① .——这种狂妄的野 心在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中是有代表性的. 十七世纪中叶,在东北边疆上,中国同沙皇俄国曾发生纠纷. 当时,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封建帝国.十六世纪末沙皇政府武 力征服了西伯利亚西部的诸民族.进入十七世纪后,许多武装的冒险家与商 人,在沙皇政府的指使下,继续向东发展.他们向散居在叶尼塞河以东直到 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内的各游牧民族勒索皮货及其他财富,奴役他们 的子女,无情地杀戮敢于反抗的人.四十年代,正在满洲军队入关的时候, 沙皇的征服者侵入到黑龙江流域.他们在这里受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但沙 皇政府仍不放弃它吞并黑龙江流域的打算.它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北岸 侵占了尼布楚城,并在黑龙江北岸河曲处建立了一个前哨小站雅克萨,阴谋 ①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中华书局版,页8430. ② 陈文辅:《汪公(鋐)遗爱词记》.转引自郭廷以著《中国近代史》第一册,商务印 书馆 1939 年版, 页92.汪鋐是在正德十六年进行屯门之战的一个官员. ① 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一册,页175. 向下游继续发展. 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1685 年和 1686 年),清朝政府两次出兵围 攻雅克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双方派代表在尼布楚会谈,订立尼 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俄两国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以格尔必齐河、石 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和由外兴安岭向东直到鄂霍次克海边为界,以南是中 国领土,以北是俄国领土.条约规定拆毁雅克萨.这样,沙皇俄国在这个地 区的侵略野心暂时受到了阻遏.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使得中俄在以后一百多年间大体上保持了正常的 贸易关系,在十八世纪俄国还经常派使者到北京. 嘉庆十年(1805 年),俄国的远航队曾到澳门,但清朝政府因为中俄间 已有北方的陆路贸易而拒绝它在海口通商. 海上的世界霸权,在十七世纪,渐渐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转到了荷兰和英 国的手里. 荷兰是十七世纪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殖民者逐渐占领了印度尼 西亚的主要岛屿,在那里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明朝万历二十九年 (1601 年),荷兰船只首次到广州.此后,荷兰人曾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 且侵扰厦门沿海的若干地方.他们的所作所为同一百年前的葡萄牙人一样, 也筑堡据守,掠夺渔船,俘虏华人,勒令修筑堡垒;他们还把俘获的中国人 运送到爪哇做奴隶.天启四年(1624 年),明朝官军夺回澎湖列岛. 接着,荷兰人又强占了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 年)中国的民 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跑了荷兰人,使荷兰殖民者对中国的野心最终失败. 在以后二十年间,清朝政府为了要消灭占据台湾和福建沿海的郑家势力,竟 不惜几次邀请荷兰人出兵相助,并因而给予了荷兰人通商的权利. 英国,在十六世纪末年已在海上击败了西班牙,而在十七世纪又在印度 和东方竭力同葡萄牙争夺霸权.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到中国的船还是 为葡萄牙人所雇用的,这是在明朝崇祯八年(1635 年).崇祯十年(1637 年),英国人威代尔率领的舰队(共四只船)闯进珠江口,与虎门炮台相互 炮击.炮台被毁,英国舰只也受到损伤退出.由于当时英国在东方主要是经 营印度,它在中国海口,又受到先来的葡萄牙人的排挤,所以直到十七世纪 末年,英国只是逐年有些不多的船只到广东海口从事贸易. (二)十八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 以上事实说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国人在自己的海口遇到的西方人 并不是什么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他们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掠 夺财富而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殖民事业的冒险家.他们手里拿着基督教的圣 经,他们的行为是海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 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 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 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 的.'" ① 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人们可以举出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三,页819—820. 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对待美洲印地安人,对待非洲的黑人,对待印度人、 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等等的无数血淋淋的事实.他们用欺诈、掠夺、奴 役来对待他们所遇到的土著居民,把这些土著居民世代居住的土地占为己 有,甚至用他们的暴行使整个部落、整个民族灭绝. 曾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作家霍耳康在他 1910 年所写的著作中, 概括地描绘 了在十六、十七世纪中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他指出:"……这些所谓和平商 业的开拓者的所作所为,说不上像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径.他 们不仅理应为帝国(指中国——引者)所拒绝,而且简直该被中国当局动手 消灭掉.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 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或者,他们登上大陆,强 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强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 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 ①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处的所作所 为.这些西方的来客用他们最初到达中国的行为介绍了他们自己,从而迫使 中国人采取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措施.虽然中国在封建时代已有同外 国进行和平贸易的悠久历史,接待外国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从来是好客和没 有民族偏见的,但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一批批新来的"不速 之客"实行严格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另一个美 国外交家、 作家科士达在 1904 年的一本著作中这样写道: "在十六世纪, …… 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 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 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了暴行与杀戮,这 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 ① . 广州早在宋朝时就是进行中外互市,允许外国船只(主要是阿拉伯人的 船)停泊的口岸.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明朝政府曾禁止外国船只到广州,规 定葡萄牙人只准在电白、上川岛、澳门这些比较远离省城的地方进行贸易; 这同前面所述的葡萄牙人的暴行显然是有关的.到了崇祯十年(1637 年)发 生了上述英国船炮击虎门炮台的事件后,明朝政府又下令不准外国船进入珠 江口内.清朝政府初期也重申了这个禁令.这期间,中国政府只承认澳门是 外国船可以停泊,外国商人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朝政府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清朝政府之所 以在这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由于它感到内部统治秩序已经稳定,另一方 面也是由于西方来的冒险家这时已不能不以商人的身分比较地遵守规矩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有你遵守规矩,才可以容许你们在这里做生意 (前面已经说到,在东北陆路边疆上也同样是这个态度). 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方面,清朝政府确是定了不少严格的规矩.康熙 二十四年指定的四个通商口岸中, 主要的是广州. 以后在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清朝政府又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初年, ① Chester Holcombe:A Sketch of the Rele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m World(见1910 年版 George H. Blakeslee 编的 China and the Far East 一书.页36). ① J.W. Foster:American Diplomacyin the Orient,页6—7. 在广州的通商规矩大体上是这样的:外国商船虽准驶到黄埔停泊,但外国兵 船不准驶入口内,商船中如携有炮位,在进入黄埔前须卸下,交易完毕驶出 时再归还.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他们 称为"洋行",并组成一垄断性的组织叫做"公行").外国商人在广州的 起居行动都由洋行商人负责约束,他们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 九、十月间出去).他们在广州时只准在由洋行修建的所谓"夷馆"中居住, 严格禁止外国入雇佣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外国商人住在广州 时每月除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离开"夷馆".不准 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外国人像中国的官员绅士那样地乘坐轿子等等. 十八世纪的这些限制外国商人的规矩,一向成为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历 史学者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当时中国是个"野蛮"国家, 是以"不平等"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甚至以此来证明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发 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 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些规定并没有越出这种权利.固然其中个别次要的规 定反映中国封建统治者落后的成见,如禁止"夷妇"到广州,但是,当西方 殖民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身分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到的地区和国家肆无 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 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把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看成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 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问题是,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 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清朝 统治者不愿意完全取消对外贸易,只是因为朝廷和有关官员从对外贸易中能 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原故.腐朽的、贪污成性的、在根本上同本国人民相敌对 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的侵略者.我们已经看到,葡萄牙 人用行贿的方法得到澳门做居留地,明朝统治者曾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合 力攻剿本国的海盗,清朝统治者为消灭台湾省的郑家势力还想借用荷兰人的 兵力.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 荷兰殖民者在爪哇等地曾大量地屠杀中国在那里的居民,而明朝和清朝政府 一概置之不问.对于上述种种通商口岸的规矩,外国商人也常常用向官员行 贿和收买某些中国商人的方法来加以冲破,例如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为了争 取能自由地同中国商人交易,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向广东总督李侍 尧行贿十万两银子,使李侍尧下令解散了由洋行组成的垄断组织—— "公行" (到乾隆四十五年又恢复).其他有些规矩也往往成为具文,例如卸下商船 上的炮位常常不能做到,把武器私运进"夷馆"是常有的事. 所以,当时的事实并不是中国实行了过于严格的不合理的防范和限制, 而是某些正当的防范和限制,在腐朽的清朝官方和狡猾的外国商人的共同破 坏下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 由于这种防范和限制暂时起了自卫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地以为 这些外国商人都是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的"天朝"; 他们根本不想去认真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封建统 治者的落后性的表现. (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经历了十八世纪 中叶的产业革命,英国迅速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的大资产 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它的殖民地.在开拓殖民地的竞争中,英国的势力渐渐 超过了衰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超过了荷兰,也超过了和它同时迅速地发展 了资本主义的法国.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开始居于首位.乾隆二十 九年(1764 年)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三, 为一百二十万两;在西欧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四十七,为 一百七十万两. 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 1767 年(乾隆三十二年)凭借阴谋与武力 占领了有二三千万人口的富庶的孟加拉.这时,东印度公司,如同马克思所 说的,已经"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 ① 东印 度公司在 1833 年(道光十三年)以前一直垄断着英国对中国的贸易. 法国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开始有商船到中国.此外,在十八世纪 初期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也都开始有船同中国通商.美国 在英国承认它独立的第二年,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就有商船到中国来. 在十九世纪初年,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已仅次于英国,居于第二位.不过其绝 对数字比英国少得多.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英国派了马夏尔尼为特使,要求到北京,马戛 尔尼曾在印度任殖民地官员,这次出使的全部费用都是东印度公司担负的. 所以他虽然带有英王的信件,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人.他被准许到达 北京,见到乾隆皇帝,但他的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 国派官员驻北京,把舟山附近小岛和广州省城附近的一地给英国人作居留地 等等)都被驳回了.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又派了以阿美思德 为首的使团(其中主要人员也是东印度公司派出来的)到北京,重申类似要 求,仍遭拒绝. 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英国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按照中国政府制定的规矩 进行正常的贸易.由于中国的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这种贸易是发展得很 慢的,外国商品很难在中国开辟市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是出口的数 额大于进口的数额. 英国带头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中国政府规定的那些规矩. 嘉庆十三年 (1808 年),英法间在欧洲正发生"半岛战争",英国的印度总督借口防止法军侵 略澳门,派出舰队到澳门附近登陆,并且进入黄埔.清朝政府下令广东地方 官员武力对付.英国方面这时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准备,事态没有扩大, 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老板们已经打算凭武力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野心了.道光十 年(1830 年),清朝的一个关心"夷务"的官员指出:"迩年以来,有英吉 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 ① 但仅仅零敲碎打地来破坏还是他们所不能满足的. 在1789 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除美国以外的整个 南北美洲(包括西印度群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一大部分,非洲的西岸 和南岸,大洋洲的一部分都已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在 1816 ① 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页168. ① 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的一个奏折,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0 年出版的《史料旬刊》第十期,页362. 年(嘉庆二十一年)完全统治了印度,在1824 年(道光四年)占领了新加坡, 并已部分地占领缅甸.1833 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独占 权被取消,这表示英国资本家已经普遍地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 年殖民地"事业"的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走向近代的历史. 第一编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第三章 鸦片战争 (一)禁止鸦片的问题 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 年到 1842 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 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增加地 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 片专卖, 这时每年已有一千箱鸦片输入中国; 到了嘉庆年间 (十九世纪初期) , 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 (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 格按质量高下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 在战前时期的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 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 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 场,因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 改变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 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 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 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 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 差的重要手段.据英国官方材料,在1837 年7月到 1838 年6月这一个年度 内,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的进口总值是五百六十万镑,其中鸦片占百分 之六十(三百四十万镑).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三百一十万镑, 中国入超二百五十万镑.这就是说,除掉鸦片,在正常贸易中,英国人卖给 中国的商品总值比它所买去的中国商品总值少九十万镑. 那时,美国人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其数量仅次于英国,例如, 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 千九百箱. 中国方面,早在嘉庆四年(1799 年)就已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曾 多次发布这种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 年)的上谕指出, "鸦片烟一物, 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 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 "其来由于番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 这道上谕认为在海关上认真查禁,是禁烟的比较易行的办法,"如(外国商 人)仍有违禁私与中国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杜其来源,较之内地纷 纷查拿,实为事半功倍" ① .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起什么效果,鸦片仍源源不 绝地输入中国,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船只公然停泊在黄埔. 道光元年(1821 年)起,在广州海口上,形式上加强了禁烟."凡洋艘 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 ①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院 1932 年编印,页19. 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② .这是把责任加于官许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 中国"行商"身上.道光三年(1823 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 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 有鸦片.但是他承认, "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 ③ . 事实上,鸦片进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非法的走私, "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 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 如故也." ④ 不但"如故",而且走私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英国和美国商人 用来囤放鸦片的趸船,从黄埔移到了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 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 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更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 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他沿海省份.各级官 员对此不闻不问,他们从外国的和本国的走私贩子得到了大量的贿赂,有些 官员自己就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两广总督也用官船供走私贩运.许多地方官 员以及在他们背后的中央大员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依靠走私 的途径,英国、美国的鸦片贩子无所顾忌地进行着他们的肮脏的贸易. 清朝官方渐渐地发现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而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现银 的出口.嘉庆年间,朝廷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也禁止"偷漏银两出洋". 但那时还不很清楚这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按正常的商品贸易来说,中国是 出超的,其所以出口现银,就是因为大量鸦片走私进口的原故.道光十一年 (1831 年)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说清楚了问题: "查烟土一项,私相售买, 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 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 ① 早在道光初年,已经开始 出现"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 ② 的现象.一两银子在道光元年(1821 年)前后值制钱一千文上下,到了道光十六到十八年(1836—1838 年),值 到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文了.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现银出口,内地银两短 绌所造成的结果.银贵钱贱使各级地方官员感到吃亏,他们以各种名义向百 姓征收的税大多是钱,而向上报销则以银两计.道光十三年(1833 年)江苏 巡抚林则徐说:"近年以来,银价之贵,州县最受其亏.而银商因缘为奸, 每于钱粮紧迫之时倍抬高价.州县亏空之由,与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 均未必不由于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此也" ③ .由于鸦片私运入口造成 了银贵钱贱,造成了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不利的影响,所以禁止鸦片就更 显得是个迫切问题了. 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这些禁令都不发生 效果,腐朽的官僚机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越是严厉禁止,贩运鸦 片的利润越大, 各级官员也越可以得到更多的贿赂. 于是有的官员提出了 "变 通办理"的主张,其代表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 年) 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也就是让鸦片贸易合 ② 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2. ③ 《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 1933 年编印,页41. ④ 《中西纪事》卷四,页2. ① 《史料旬刊》第三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2 年编印,页83. ② 监察御史黄中模道光二年(1822 年)的奏折.《道光朝外交史料》卷一,页14.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 1965 年版,页136. 法化,使官员们从走私商人得到的贿赂变成国家的税收.他以为,嗜鸦片的 人都是"游情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所以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以外, 可以听任民间吸食.至于漏银的问题,他以为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规定 "只 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就可以解决了 ① . 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立即得到广州的一些大员(两广总督邓廷桢等) 的响应,但也遭到了另一些官员的反对.御史袁玉麟很有力地驳斥了许乃济 提出的论点.他说,政令应该是划一的,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 弁士兵"吸食.只准"以货易货"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出口货 用以同鸦片交换,"内地载出之茶叶大黄等货,与外夷载入呢羽钟表等货, 仅足相抵.今每岁添入二千万两银之鸦片,则内地安得再有二千万两之货与 之相抵",因此既然准许鸦片进口,那就必然只好用银子去买 ② . 弛禁的主张显然站不住,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禁止鸦片,应该从何下手 呢?道光十八年(1838 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认为只在海口禁止 鸦片进口是无效的,根本办法是禁止吸食鸦片,他主张对吸鸦片的人限期一 年戒绝,过期犯禁的处以死刑.皇帝把他的奏折发交各省官员征求意见.最 坚定地支持他的主张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他还提出了禁止吸食鸦片的六条 具体办法,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取得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 持和拥护.黄爵滋强调因鸦片进口而"漏银"的危机:"以中国有用之财, 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 不知伊于胡底" ① .林则徐也认为,鸦片流行,不但吸食的人受害,而且使财 富"漏向外洋",所以必须视为严重的问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 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② .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 政权立论,所以道光皇帝不能不为他们的主张所打动,官员中也没有人能公 开表示反对. 当时,吸食鸦片很普遍,各级官员和各级衙门里的人员,军队里的军官 和士兵,嗜好这种毒品成瘾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黄爵滋的那种逾期不戒烟 的人处以死刑的主张,是许多官员不赞成的,道光皇帝也没有采纳.但是弛 禁的主张没有人敢提了.提出弛禁主张的许乃济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曾经同 意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表示应当禁止贩运鸦片.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为首的一些大员是鸦片走私得利者在朝廷中的代表,他们希望维持鸦片走 私,一贯地暗中抵制和破坏禁烟措施,在表面上则以"有伤国体"为名表示 不同意公开买卖鸦片. 道光皇帝这时下了决心禁止鸦片,他想从禁止鸦片进口来解决这个问 题.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 年12 月31 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 大臣到广州去专办这件事情. (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此书以后简称《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神 州国光社 1954 年版,页471—474.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后简称《道光夷务》)第一册,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页11—12. ①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2. ② 《林则徐集·奏稿》,页601.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主 要代表人,也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员中抵抗派的首领.他在嘉庆十六年 (1811 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任 地方官,还在河南督修过堤工,比较了解社会的情况和民间的疾苦.他曾与 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之学,他们是一群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 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道光十二年(1832 年)林则徐任 江苏巡抚,比较注意兴修水利,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在他受任钦差大臣离 京时,他的朋友龚自珍写了一篇送行文章,文章说,在广州禁烟,外国人可 能动武,应该有所准备.林则徐复信同意这种看法.龚自珍的文章还要林则 徐警惕在广东的官员绅士中都会有阻挠禁烟的人.对此,林则徐答复说,他 所担心的还不是在广东那边有人阻挠.这实际上是说,阻挠可能来自京城. 所以他说:"如履如临,易能已已!" ① 他知道是冒着风险去广州的. 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下旬(1839 年3月)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 地开展禁烟运动.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形势推动下, 转变为禁烟派中得力的重要人物,他向林则徐表示一定要"合力同心除中国 大患之源".林则徐在赴广州途中,已经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一批 "汉奸"的名单,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这批汉奸都是勾结 外国鸦片商人从事走私贩运的人. 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官方的禁烟 无非都是没有雨的雷声.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了完全不同的 作风.他到广州半个月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 缴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名捉拿多年来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 商人(以后改为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准再到中国).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 施,二百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二箱 鸦片.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烟直接交给 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 义律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鸦片纠纷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 阴谋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了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 的.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烟,同样经 过义律的手转交. 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二万多箱,约二百三十多万斤.林则徐把它们全 部在虎门当众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 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潮水冲入海中.有些外国商人看到 了这个场面,他们承认销毁工作确是做得很彻底.在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中, 查禁鸦片一般都成为发财致富的手段.林则徐的销毁鸦片是一个非常突出的 行动. 林则徐还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 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① .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 之后,指使英国商人拒绝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具结,率领他们在四月十二日退 ① 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林则徐的《复札》.见《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页171. ① 《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243. 出广州.这些商人先是住在澳门,后又都到了泊在九龙的尖沙嘴附近的海船 上.义律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入黄埔做买卖.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要求 派军队来准备武力解决.所以在林则徐销毁鸦片以后,中英间贸易断绝,其 责任是在义律,而不在林则徐. 林则徐并没有封锁广州海口.相反的,他认为,正常的贸易应当照旧进 行.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并且具结承认以后也不带鸦片,都 允许进口.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有四十五艘美国商船和其他国家的十七 艘商船相继具结进口.英国的商船,虽然急于想把装载的货物脱手,但由于 义律的命令,只能继续停泊在海上.五月二十七日,在九龙的尖沙嘴发生了 英国水手行凶杀死了一个中国人的事件.林则徐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义律 无理地拒绝.这时,义律手下有两艘军舰,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军舰突然 炮击九龙山口,那里的中国水师船和炮台发炮还击.即使这样,林则徐仍然 表示,只要英国人把凶手交出来,只要英国商船具结不再贩运鸦片,广州港 口仍然是向英国人开放的.林则徐还派员在澳门同义律谈判,但义律只是用 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军队到来,所以谈判没有结果. 九月间有两艘刚从印度开来的英国商船不顾义律的禁令,按照林则徐规 定的条件请求准予进口,这是义律不甘心的.九月二十八日,义律率领军舰 闯入珠江,在穿鼻洋附近阻拦进口的英国船,并和水师提督关天培所率领的 中国师船接战.在紧接着的十天内英国人又连续六次进犯驻有中国军队的官 涌(九龙尖沙嘴以北的一座小山梁).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军事上已经做了些 准备,所以英国人的这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这虽然不是取得大胜,但确也 使英国人看到,在广州是有戒备的,对于侵入者是敢于抵抗的.林则徐、邓 廷桢把这几次战斗向朝廷作了报告,按照官场的向例,这类报告不免有些浮 夸的字眼,例如奏报中说:"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但总 的说来,这个奏报还是比较实在的.奏报中说明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是:"苟 知悔悟,尽许回头",这就是说,并不准备同英国决裂.所以"他国货船遵 式具结者,固许进埔(黄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 自新于后". 林则徐派官员对于已经进口的一艘英商船的船长, "面加慰谕" , 而对于因英国兵舰阻拦未能进口的另一艘英国商船,也准备"查明下落,护 带进埔" ① .林则徐这时当然不知道英国政府将要派军队来.他是紧紧抓住禁 止鸦片这一个问题,采取了既有原则,又比较稳妥的政策. 但是,在北京的道光皇帝的头脑愈来愈发热了.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 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时已经亲自批示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 戒卿等不可畏葸." ② 对于林则徐等"接仗六次,俱系全胜"的奏报中所说的 对英国商人政策,皇帝认为是错误的.林则徐等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 尽许回头",皇帝批示道:"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林则徐等说,对于愿 意具结的英国船,许其进口,皇帝批示道:"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 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皇帝下令说:"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 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 ③ . 林则徐不能违抗朝廷旨意,他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1839 年12 月6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41—243. ② 同上书,页226. ③ 同上书,页242—243. 日)起,停止英吉利国贸易" ④ ,十二月初一日(1840 年1月5日)又进一 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但即使在这以后,林则徐和义律之间还交换 过几次信件,并没有决裂.直到英国政府派出的侵略军队到达广东海面的时 候,情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1840 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 "东方远征军" 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议院中的"反 对派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 的政策" ① .所谓"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当然就是指鸦片贸易.下议院 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内务大臣罗素向议会发言为政府的 立场辩护,说明英国开战的目的是:"为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 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在恐吓与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要求 赔偿,为英国商人们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与残忍的待遇, 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经商" ② .许多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力图证明, 英国当时对中国作战虽然因中国方面禁烟而引起,但并不是为了保护鸦片贸 易,而是为了要求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有些资产阶级学 者也附和这种说法.当时英国官方对作战原因的公开说明,例如上举罗素的 话,的确都小心避免提到鸦片烟,但是所谓"英国商人们在恐吓和暴力之下 所受到的损失",很明显的就是针对林则徐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烟而言, 所谓"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就是针对林则徐提出的如果以 后再贩烟"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要求而说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不是 为保护鸦片走私呢? 至于说,中国的封建皇朝在贸易关系上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外国,所 以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强行进入一 个独立的主权国,否认这个国家有权自行规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制 度, 企图用武力来取得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欲为的地位, 而称之为要求 "平等" , 这是十九世纪的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 英、美的有些历史书说,如果不是林则徐禁运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这次 战争也会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保 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中热心鼓吹对中国 作战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贩子,例如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的查 顿和玛地臣.这两个人多年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而发了财,回国后不久, 都成了国会议员,玛地臣还受封为爵士.另一部分人是同对中国贸易有关的 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等方面的资本家.他们竭力企图把英国的工业制造 品推销到中国去.当时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英国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自然成了他 们觊觎的目标之一.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是 使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用武力冲破这种障 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 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找另一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可以断言的 ① . ④ 同上书,页247.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中译本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284. ② Maspero:《中国》,据张雁深译文. ① 法国作家 Cordier 论述鸦片战争说:"要找一作战的借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一 英国资产阶级在 1840 年发动战争是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其直接原 因,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一切自我保卫的措施,而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商 品自由开放——所以这次战争,在英国方面,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三)战与"抚" 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 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 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 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 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 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 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 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 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 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 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 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 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 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 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 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 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 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 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 该认真对待的. 林则徐在广东力谋加强戒备.道光十九年(1939 年)十二月初他被任命 为两广总督(原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虎门口外海面设 置木排铁链,又购买西洋大炮,添置炮台、炮位,在珠江口两岸加强布防. 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率领水陆官兵认真操练.看到了沿海人民对英国侵 略者的同仇敌汽,他认为"民心可用",召募了一些渔民、蛋户 ① 加以训练. 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他认为必须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法. 英国政府派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义律的兄弟)统率所谓东方远征军, 并委任他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交涉.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 年6月), 英国侵略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宣布封锁广州,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广州省河. 林则徐移驻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人民,准备作战.懿律和 义律根据英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率舰队主力北上.六月初侵略军 在厦门海面与闽浙总督邓廷桢统辖下的水师发生冲突.接着英军乘福建以北 个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易的行动上,去寻找开战的借口.是不太值得的." (Cordier:《中国通史》,据张雁深译文) ① 在封建时代,粤闽沿海地区以舟为家、过水上生活的居民被称为蛋户(也写作疍户),并被视为一种贱 民. 防务空虚,向浙江沿海进攻,首先到舟山海面,登陆占领定海县城.一部分 英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 朝廷一面空喊要在浙江进剿,收复定海,一面看到外国兵船迫近京畿, 十分紧张,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到南方去.按当时统治者的语 言,这叫做用"抚"的方法.所谓"抚",实际上成了屈服和投降的别名. 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 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 ② .皇帝 从阅读这个照会中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兵船并不是来挑衅的,只是因为林则 徐等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所以才北上请求"昭雪伸冤".其实,帕麦 斯顿的照会明明包含着极端粗暴的勒索和讹诈:要求按价赔偿"所有逼夺之 货物"(这是指被林则徐没收销毁的鸦片);要求割让一个或几个岛屿;为 达到这些要求,要封锁中国海口,并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未得满意结 果时,不能停战;而英国这次出兵的一切费用,要由中国负担等等. 道光皇帝下谕指示琦善拒绝割让海岛和偿还烟价:"当日呈缴之烟,原 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至于要中 国担负英国出兵费用一点,皇帝没有提到,他那时大概以为这不过是异想天 开的奇谈、根本不值得答复.但是皇帝的谕旨中又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 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 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 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处理可也." ① 琦善在致懿律的照会中照样写上了这些话 ② .很明显,这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 了林则徐,想以惩办林则徐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帕麦斯顿的照会还不敢 公然指责中国的禁烟,关于要求赔偿鸦片这一点,只能含糊地说是"货物" (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皇帝和琦善明确地把林则徐的禁烟说成是 "措置失当".英国人虽然没有因此而完全满意,但是从此禁烟宣告失败. 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等官员倒成了罪人了. 琦善向皇帝报告说:"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 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 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 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 ① .这 是皇帝和琦善等大臣认为洋人既然到了天津口外,就只能和他们妥协了事的 原因.白河口的英国人曾在附近沿海一些地方自由登陆,不但在黑沿子庄这 种"并无口门之所",而且到了山海关这样的要冲.他们在到过山海关以后, 向一个清朝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又说: "该处只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这个官员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 见."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并且说:"该夷所恃者大炮,其 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 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 ② 在英国舰队到了广东海面 ② 照会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82—387(这是当时皇帝读到的译文). ①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91—392. ② 同上书,页387—388. ①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25—426. ② 同上书,页460—461. 后,皇帝曾多次下诏,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各省督抚也纷纷报告,已经 做了准备,其实完全是空话.这个直隶总督倒并不真是以为拿明朝的废炮可 以吓倒洋人,不过是以此来证明他的辖区完全没有防御侵略者的能力. 琦善在白河口同懿律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英 国人坚持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在内的各项无理要求.琦善除了承认一定重治林 则徐的罪以外,对其余问题,含糊地答应,只要到广东去,一切都可商谈. 这样,英国舰队就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白河口,折回南方. 英国舰队又到了浙江海面.英国人向琦善表示过,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 满足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丝毫没有作 战布置,他向英国人求和,并且应英国人的要求向定海居民发出布告说: "务 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害,尔等亦不复行查拿也." ① 于是英国方面宣布浙江休战,除留下少数兵力外,全军移向广东. 在"抚"的空气高涨,皇帝已表示不信任林则徐的情况下,本来反对严 禁鸦片的官员们大肆造谣中伤,陷害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九月, 道光皇帝下谕申斥林则徐、邓廷桢,给他们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把英 国侵略军沿海骚扰,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说成是他们"办理不善" 的结果 ② .被革职的林则徐还上奏说,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 "制 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 愆."对于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等等批语 ③ . 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 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 想在谈判中用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 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 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 但是琦善并不积极抵抗.义律擅自发布公告,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 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强行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国硬要割地赔款之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 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 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 "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 年1月27 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 ① .一个 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得到割地赔款的确实凭证,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 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 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 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英国方面由于在华兵力不足,在二月初把留在浙江定海的部队全部撤 退.钦差大臣伊里布因而能够奏报"收复"定海.已经下了作战诏书的道光 皇帝这时认为,伊里布一直不敢和敌军作战,不能加以剿灭,"可谓庸懦无 ① 《鸦片战争文献》.见《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八期. ②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83. ③ 同上书,页531. ①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12. 能之至" ② ,所以也给了他以革职的处分. 道光皇帝这时似乎真是有了作战的决心.他下令从湖北、四川、贵州、 河南、广西、江西调动军队开往广东.他派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 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一起负责广东的军事.杨芳先到了广州,此 人号称名将,但也和琦善一样,竭力采取"抚"的办法以避免作战,因此他 受到皇帝的申斥.皇帝认为他"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训示他说: "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 ③ .随后,奕山 和隆文也到了广州.他们在出京前由皇帝"面授机宜",要他们"一鼓作气, 殄灭丑类".四月初,奕山在毫无切实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和侵略军打了一 仗,只打了七天,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一万八千军队溃散了.正在英军 要发动攻城时,奕山挂起了白旗乞降.在奕山主持下订立了新的停战条款, 其中主要是奕山和中国军队于六天内退出广州城,七天内交付六百万元赔 款.奕山迅速地做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时,四月十九日退出虎门. 道光皇帝这一回批准了奕山的投降行动.原来他的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 决心一样,是一遇挫折就迅速熄灭了.他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 较" ① ,既然这些洋人已经在广东退出虎门,而且在浙江也已交还了定海,那 么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一切事情就算完了.打败仗的奕山等人没有受到任 何处分,惩罚反而落到了已经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身上,皇帝下令把他们 "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六月初,皇帝下令,广东和其他沿海各省在前一 时期为加强防务而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裁撤. 但侵略者却不认为战事已经告终.英国政府在知道义律率兵到了大沽口 又撤回,接着在广东也未得到明确效果这些情形以后非常不满意,认为义律 没有能贯彻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政府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朴鼎 查担任全权大臣,同时更换了司令官,增加侵略军力.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中旬(1841 年8月初),朴鼎查到了广东,立刻通知 中国官方,要出兵北上以求满足去年在白河口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以后一整 年中间,英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清朝当局手忙脚乱 地调兵遣将,布置抵抗.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显不出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英 军在七月间一度占领厦门,为了要进攻更北的省份,不久就退出厦门,但仍 盘踞鼓浪屿.八月中旬英舰到了浙江海面,第二次占领定海,并且占领了镇 海和宁波.这一回,浙江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在这些抵抗失败,派去浙江 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自杀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断定军事抵抗是无用 的,只能寻求别的出路,也就是求和.侵略军在占领了浙江沿海这几个地方 后,就在这里过冬.因此浙江变成了一个军事中心.道光皇帝派遣另一个皇 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军务.奕经虽然主战,但只想靠临时从各省凑 集的军队一战而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底,奕经以一万三千多的兵力 反攻宁波、镇海,迅速地失败退却;紧接着,英军以一千二百多人向慈溪追 击,使奕经的大军全部溃散.于是这个扬威将军也不再想"扬威"而赞同刘 韵琦的立场了.这时侵略军丝毫无议和之意,它似乎还要在浙江进一步占领 杭州,这使浙江当局十分恐慌.但是英军在三月下旬放弃宁波,腾出兵力到 ② 同上书,页830. ③ 同上书,页956. ①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046. 浙江以北的地区寻找更致命的打击点.在一度攻占乍浦以后,四月底英国舰 队到了江苏省长江口外.五月初八日,英军攻占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 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监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 抗地放弃了上海.英国侵略者扬言要进入长江,还要更往北去. 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 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 为是善于实行"抚"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 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 写上"相机追剿"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 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 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 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 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 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 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 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 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监,在南京全 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8月29 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 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 (四)战败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 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 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 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 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 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 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 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 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 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 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 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 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兵力有 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 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 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 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 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 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 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 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 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 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 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 ① .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 ② 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 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 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 窥探通报." ③ 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 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 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① .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 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 但还举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 自己方面 "兵 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 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像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 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 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 战争的情形说,"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 风先溃" ② .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 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 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 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 无赏罚,见贼即走"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 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 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 ④ 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 "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 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 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 ① .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 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 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 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② .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 ①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00. ②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655. ③ 同上书,页628. ①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② 同上书,页1849. ③ 《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97. ④ 《金壶七墨》.见上书,页615. ①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 ② 《犀烛留观记事》.《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240. 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 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 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 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 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好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 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只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 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 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 竟莫能辨." ③ 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 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 近海商民, 多能熟悉夷语, 其中狡者布为奸细. " 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 ④ 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 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 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甚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 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 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 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 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为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 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 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 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 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 ① 林则徐说:"广东夷务 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 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②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 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 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 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 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 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 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 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 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 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 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 ③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 ④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994,995. ①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94、174. ②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家书.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63. 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 收不齐, "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 "匪 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 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 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 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 ① 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 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哪怕是 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 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 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惶失措, 除了节节败退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 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在浙江兵败自杀的裕谦说:"彼可并帮来犯,我则 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 散,彼逸我劳之势" ① .本来应该是侵略者力求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对他们是 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却害怕战争延长更甚于侵略者,一想到"糜 饷劳师,伊于胡底"就感到危机重重.封建统治者不能使敌人每取得一个胜 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不能使敌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 侵略者因为轻易地取得一个个胜利,并且因为看到讹诈的手段能够生效,从 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威风. 鸦片战争中一些主战的将军、督抚很快就变到主和的立场.道光皇帝也 曾显得好像是坚决主战,但是他不断地动摇,终于接受屈辱的和约.这就因 为他们在主战时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可以一战取胜,当速战论行不通,马上就 转到了投降主义.林则徐是一贯的坚决的主战论者,但他最多只能在他曾负 责的广东地区加强防务.在封建官僚集团中虽然还出现了林则徐这样优秀的 人物,但他在本集团中只能受到排挤和打击.当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已经被敌 人的海盗行为所吓倒,而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时候,林则徐被撤 职查办是不可避免的. 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监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 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 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② .封建统治 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 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 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 (五)三元里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在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显然不能不考虑到,以少数的"远 征军"去与成亿的中国人敌对是危险的事.中国政府的外强中干和中国人民 ①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78—1682. ①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26. ②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262—2263. 对这个政府的敌对情绪,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 安德森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侵略计划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 欢他们的政府"."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 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用这手段,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威 信.但是除非等到中国政府拒绝我们的正义的要求,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 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 ① . 英国政府派出的"远征军"采取了这个鸦片贩子建议的策略.侵略军初 到广东时,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书中"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 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 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 ②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皇 帝和官兵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锁国政策",是他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 只要打碎这个障碍,庞大的中国就向他们自由开放了,因此,采取这样的策 略是最聪明和适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非常愤慨.耆 英和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形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 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 尤令人愤满胸怀" ① . 但是事实的发展同侵略者的预想相反.侵略者以为能在所到之处把敌视 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这种妄想是完全落空了的. 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侵略者,完全不知道这些武装 的陌生人跑来是为了什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需要从亲身经验中逐 渐认识这些.英国侵略军侵入中国沿海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烧杀抢掠,奸淫 妇女,显示出海盗的本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广州城外的"十三 行",原是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场所,被英国侵略者洗劫一空.英军的铁蹄所 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镇江等地,人民都遭到了摧残和劫掠, 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 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在 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 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 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埋伏击杀 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 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 次击溃英军的进犯.在广东,广州三无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 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并无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在道光二十一年 四月初十日(1841 年5月30 日)在广州城北约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 没有料到的敌人,打了一场特殊的仗. 这时,广州的统帅"靖逆将军"奕山已经放弃抵抗,同英国侵略者订约 言和,到达广州城边的侵略军官兵们正在肆行动掠奸淫.这一天,侵占四方 炮台的英国军队忽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敌人.一个英国军官这样描 写道:"30 日上午,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 ① 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663. ②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63. ① 《道光夷务》第四册,页2024. 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哩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 众, ……两小时以内, 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 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 " ① 原来这些并不是中国官兵,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来自附近 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最 简单的武器进行肉搏.侵略者被分割在几处,陷入群众的包围中,很难摆脱. 雷雨更使他们增加困窘.到了第二天,奕山应英国人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 纯出城解围,劝说群众的领袖们引导群众散开.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发展为激流狂涛的人民反帝斗争,可以说,最早 就萌芽在三无里.只就鸦片战争的各方面形势来看,三元里的斗争也足以说 明若干重要问题. 在三元里爆发的斗争中,普通的农民群众不顾官方已经屈膝求和,自己 起来惩罚侵略强盗,而这些侵略强盗却得到了封建官员的帮助,这决不是一 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深刻地表明了由这次战争引起的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 趋势.广州附近的居民接触洋人较久,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 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 ② . 奕山也据此而断言"防民甚于防寇".三元里的群众的英勇斗争用事实驳斥 了这些敌视人民的封建官僚的谬说. 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封建统治者不认识,更不可能 发动这种力量.但是,封建统治者在企图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时,也并不是想 不到利用人民,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借资于民". 封建统治者的"借资于民"的办法,有"募勇"和"团练"这两种形式. 所谓"募勇",就是官方出资雇佣壮丁作为正规军的辅助.例如林则徐在广 州曾从渔民、蛋户和滨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除从各 省调兵一万一千多人外,还"募乡勇二万二千人" ① .林则徐有《议覆团练水 勇情形折》,说明了他对募勇的态度和作法.他说:"当防夷吃紧之时,恐 此辈(指"粤东渔民蛋户以及滨海居民")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 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 ② . 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请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说: "沿海一带,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驱,招之即至,为我用则成水 勇,为夷用则为汉奸." ③ 派到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则说: "浙江之乡勇水勇, 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在乍浦一带从"游民" 中募勇,他说:这些"游民","性多犷悍,无事之时尚难冀其安分,有警 之日,势更易于为匪",所以他一面"添兵弹压,以驯其桀骜之气",一面 "将游民中之强壮驯良者,挑充乡勇以分其势,如有夷船豕突乍洋, ④ 即令 协同攻击,似于安内攘外, 两有裨益." ① 总之,在他们看来, 他们所募的 "勇" ① 《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225—226. ②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 ① 贝青乔:《咄咄吟》.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176. ② 《林则徐集·奏稿》,页881. ③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4. ④ 同上书,页1266. ①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17."乍洋"指乍浦附近的海面. 是也可以成为"汉奸"、"匪类"的人,是他们所很不放心的人,只是暂时 利用一下罢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其具体做法可想而知.林则徐说:"雇用 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从乌合,非比有 制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 属,取具的保,……临事不藉冲锋,只令备为策应.……若辈久处行间,习 知虚实,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须加意防维,随时稽察.果能遵守纪律,出 力向前,则留营酌编入伍,否则酌量资遣,妥为管束,以杜日后非为" ② .可见,林则徐对于下层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力量 的观点,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则徐认真地执行禁烟,坚决地抵抗外 来的侵略者,符合当时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高出于其他封建 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实行募勇,还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 至于所谓"团练",那是指农村中地主绅士自己编组的武装力量.在镇 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这种团练起了很大作用,它并不是人民的武装,而恰好 是同造反的农民对立的武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 身家";还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莲教战争的经验;"从前三省教匪滋事,尽有 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 ③ .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绅士们仍能同样地出 力.但是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战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镇压农民革命的战 争中,各地方的地主绅士同农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阶 级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战争决心是始终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 主绅士们愿意竭尽全力组成武装以支援.在鸦片战争中,朝廷的和战方针是 那么动摇不定,地方的地主绅士们当然也就要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了.侵略 者的仅以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为敌的表示,对于绅商地主们是起了作用的. 在侵略军进入长江,攻陷镇江后,扬州的盐商和绅士们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 献银三十万五千两赎城,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所以,鸦片战争中,沿海 各省虽然都鼓励地主绅士们"自行团练乡勇",但这种地主绅士的武装在许 多地方并没有组织起来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广州方面,南海、番禹、顺德一带农村的地主绅士在鸦片战争中,通 过他们原有的"社学"的组织,团练乡勇,参加抗英.这和抵抗侵略态度坚 决的林则徐的影响有关.三元里的斗争,参加的除农民外,有当地的丝织工 人,打石工人,人数近万,已远远超过团练的范围.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 士参与了这次斗争,并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农村中的较小的地主和绅 士,由于面临着侵略者的暴行,在群众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高潮中,也表现 了斗争的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毕竟是追随地方官员的.所以他们很 快地听从投降主义的官僚奕山、余保纯的劝说,停止了斗争.在三元里的斗 争后,奕山为了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投降行为,把这一次斗争当做自己组织 团练的成就,向皇帝报告,并给其中"有功人员"请赏,得到赏的就是这些 领导社学的地主绅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参与这个斗争的劳动人民中 的英雄,则"名不见经传",而只流传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上.据调查,有的 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自称"生不到衙门,死不到地狱",不②《林则徐集·奏稿》,页882. ③ 《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6. 愿向官府领赏,后来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军 ① . 三元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最初的胚芽, 它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而且地主阶级还在里面起着领导作用.当时,有些反对投降主义的人以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 就能够取得很大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 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要发展成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必须经历 许多曲折漫长的道路.当然,另一种否认三元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更 是完全错误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实 行投降主义而对革命人民实行镇压,就对任何歌颂三元里斗争的历史记载表 示极端的仇恨 ② .他们极力诋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三元里斗争,就是为了 企图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这恰好证明了三 元里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月)订立了《南京条约》以后,由于英 国的要求, 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和八月 (1843 年7月和 10 月)又成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 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 约中的一部分).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 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 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 要内容.综合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强加给 中国的是什么东西: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元是赔偿林则徐在广州没收的鸦片 (战争中期,英国人已在广州向奕山勒索过鸦片费六百万元,现在是又付一 次),三百万元是偿还过去广州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一千二百 万元是赔偿英国这次出兵的军费. 三、割让香港.南京条约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 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 予." 四、协定关税.南京条约中说: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 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根据这条规定,次年成立所谓通商章程时又同时议定 了各项进出口税率.这样,就开创了关税税则中国不能自己作主的局面. 五、南京条约中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即只有中国官方 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1978 年修订本,页171. ② 例如罗家伦在 1931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了这种巨创深痛,事后还是不知发奋图强, 三元里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强,汉奸急于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纪 的世界,还可以执梃以挞坚甲利兵".(郭廷以编《中国近代史》的引论)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学家 是想使大家都相信,官是强的,民是弱的,求和的并不是汉奸,既然没有 " 坚甲利兵",就只能求和,而 不应该抵抗. 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就是,英国按照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对外 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南京条约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 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 旨,眷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 加恩释放." ① 这一个条文在当时中国官方很明确地认为就是说: "汉奸一概 释放" ② .这就在实际上创造了外国侵略者有权保护他所收罗的和雇佣的间谍 奸细的局面.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 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开创了外国 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局面,开创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领事裁 判权"的制度.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 这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局 面.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五港口居住,虎门条 约又补充说,"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 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朝官员本以为这种规定可以避 免口岸上的纠纷,但是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利用这个条文在通商口岸划定居 住地区,造成了所谓"租界"的制度. 十、虎门条约中有所谓"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 体均沾"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一条,英国就得到所谓"最惠国待遇"(一种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别的侵略国家也援例得到这种特权,就是任何一 个国家从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都可"合法"地"一体均沾". 首先利用中英鸦片战争的机会跟着英国也来同中国订立类似的条约,攫 取同样的权利的是美国和法国. 得到南京条约的签字的消息后, 美国总统泰禄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 顾 盛到中国,这个加勒·顾盛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买卖的约翰·顾 盛的本家弟兄. 加勒·顾盛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 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同护理 两广总督的程矞采交涉,他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 远和好条约".和顾盛同来的有三艘美国炮舰,他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 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在他致程矞采的一个照会上说:"上次中英战 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 前面,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 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 ① . 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 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耆英和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31—32. ② 例如伊里布、刘韵珂奏文中说:根据议款中的规定,他们"联衔出具告示,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已 遭旨释放,嗣后军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拿".见《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442. ① J.B.Moore:《国际公法汇览》.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60. 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 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 ② 签订条约, 所以称为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 容.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 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 "秉公议定则例" 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所以后来人 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 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 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 外国籍人)"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所以,半 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 望厦条约又有"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的规定,这也 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 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 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 ① 中美望厦条约成了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 本.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 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 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② 美国的资产阶 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 ③ . 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 年8月间),法国 派遣的特使剌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 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问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剌萼尼进行谈判, 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 月24 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 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 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 情节尚无出入" ① .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 法国人.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一视同仁",随便那一国的"夷" 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 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弛禁"的问题. 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到了雍正年 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殖民事业" 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 为用的武器.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 ② 当时,望厦不属于澳门.后来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逐步自行扩展澳门的范 围,使望厦成为澳门市区的 一部分. ① 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1—57. ② W.F.Johnson:《美国外交史》.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79. ③ Dennett:《美国在远东》.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页58. ①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879. 行活动.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从"夷教"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 甘心的.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黄埔 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 官照例严拘重惩" ② .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 教事业.(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 到了保护.) 但是仅仅有这一条,法国人还不满足.剌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 命令,将天主教弛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预定互换双方政府正式 批准的条约以前,剌萼尼又表示, 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 "约册即不必互换" , 最后又用炮舰威胁,说是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 ① .清朝政 府让步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64 年2月)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动人 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等等 ② . 虽然天主教在明朝已曾传入中国,但是这回的弛禁却有特别的意义.封 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这个让步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 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 总之,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 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 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 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 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 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一系列的变化.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2. ①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34、2949. ② 同上书,页2964. 第四章 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广州,在鸦片战争中处于遭受英国侵略的前哨,发生过三元里的斗争; 在战后几年间,由于人民群众中积累起来的反对侵略者的情绪,这里继续发 生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反英斗争.通过这种斗争,可以看到内外阶级关系经 过战争而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多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1842 年12 月初) 发生了群众包围"夷楼"(即在广州城外历来指定给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 并火烧夷楼的事件.有一批登岸的英国水手行为蛮横,惹动公愤,群众自动 集合起来造成了这场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几天,城里的明伦堂(这是当 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贴出了一个《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檄文认为跟英 国侵略者议和是靠不住的,号召群众根据皇帝关于要求"团练自卫"的谕令 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反英斗争 ① . 几个知识分子和绅士起草了这檄文并且把它印 刷散发.曾有上千的人聚集在明伦堂议论这事情.这对于激发群众中的反英 情绪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檄文所依据的是在战争期间的上谕.两广总督祁埙和广东巡抚梁宝 常立即在明伦堂贴出布告,禁止"聚众滋扰",表示要严惩敢于破坏和局的 暴乱行为.他们认为:"皇上已准英夷就抚,照旧通商,我官绅士民当钦仰 圣衷怀柔之至意,中外一体,方为孝子忠臣." ① 所以官方态度是很明确的. 在火烧夷楼事件发生后,他们杀了十个被认为祸首的人,不久后,又经过皇 帝批准,严惩了起草和散发明伦堂檄文的钱江(一个监生)等数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火烧夷楼是升平社学领导的,这不是事实.在祁埙、梁 宝常向皇帝报告这一事件的同时,还报告了在城外石井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 升平社学和江村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公所的情形,要求褒奖这些绅士, 他们说: "初六日夷楼被火,初七日臣等谕调该乡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 该二处丁壮,于初八日即踊跃齐集." ② 可见,在地方绅士领导下的升平社学, 在这时是起着帮助官方维持秩序的作用的. 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两江总督耆英, 受任为办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 (不 久后改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他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 年6月)到 了广东,他向皇帝报告:"粤中风气,缙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 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 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 ③ .耆英明确地区别了"缙绅之家" 与"市井小民",闹事的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战前,一向只准英国人在广州城外一定地区居住.战后,英国人提出进 广州城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是南京条约给予的权利(其实条约只规定广州是 ① 公檄全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53—355. ① 祁埙和梁宝常的布告原文已不可见,有当时的英文译本见 Chinese Repository1842 年12 月号,页686. 祁、梁二人当时还为此事有一个给广州学教官的通知(见《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页2),这里的引文 就是这个通知中的后. ②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517. ③ 同上书,页2640—2641. 通商口岸,并没有关于进城的明文规定).英国人一直坚持这个要求,把它 当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进不了广州城,实际上成了 他们能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一个标志,那么究竟是什么障碍了他们实现这 个要求呢?看一看在这场斗争中的形势是有必要的.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 (1843 年7月),耆英已经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示同意. 这时,以何有书(他是升平公所的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劝耆英不要这样 做,他们给耆英的呈文说,让外国人进城很可能造成事端, "省城五方聚集, 良莠不齐,诚恐烂匪凶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谅,是敦和好,反致参商." ① 于是耆英在关于这个问题给英国人的信上就说, 他本来是愿意让英国人进城 的,现在有八十多个绅士来向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 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是还没有消除,所 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期,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心安定下来云云 ② .这样, 英国方面也就同意暂缓进城. 耆英和绅士们的担心,英国人的同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道光二十 五年十二月(1846 年1月)广州城里果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动.这时耆英 在街头贴出了一个告示,要求人民不要反对洋人进城.贴出的告示立刻就被 人撕掉,引起了一片抗议.耆英向皇帝报告中这样描写:"甫经出示,即有 人标贴红白字帖,语多忿激,群情汹汹." ③ 这些红白字帖中不但表露了对英 国侵略者的仇恨,也表现了对屈服于侵略者的官员们的愤怒.群众包围了知 府衙门,纵火焚烧,知府刘浔仓卒逃出,才免于被群众抓住. 对于广州城里的这次骚动,英国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 坚持立即进城.相反,他们在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和耆英约定推迟进城.英国 公使德庇时关于这件事向英国人发出的一个通告中说:"进入广州城的权 利……的实行,经同意延期到广州地方当局更能控制人民的时候" ① .英国外 相阿伯丁认为采取这种做法是最适当的,他认为: "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 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 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 是十分困难的." ②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两个英国水手在广州城外被人殴打,二十七 年正月,又有几个英国人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被当地群众用石块攻击.以这 些事件为借口,英国的公使德庇时(他兼任香港总督和驻军总司令)在英国 政府的同意下突然对广州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二月间,英国兵舰载着一千 多人的军队闯进虎门,一天中间占领了所有的主要炮台,并进入城外的商馆 地区.耆英与德庇时之间立即进行了反复交涉,结果达成协议,耆英保证要 由地方当局对"欺凌"英国人的凶手查究和惩办,并且承认在两年后"英国 官员和人民可以自由进城" ③ .这样,英国军队也就撤出了省河.英国人宁愿 在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进城问题上继续等待,因为他们相信以耆英为代表的 ① 《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页87. ② 这个信的原件已件,英译文见 Chinese Repositoryl846 年1月号,页64. ③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70. ① ChineseRepositoryl846 年5月号,页277.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28. ③ 同上书,页438. 地方官员们是在努力控制仇视外国侵略者的下层人民的,所以他们不想强使 耆英立即开放广州城,以免削弱他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在中国近代史 上第一次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以便通过他们去 对付人民群众.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既然对外国侵略者实行了可耻的屈服投降的政策,就 不可能在内部实行有力的统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条规律,在广州进城问 题上已明白地显示出来了.耆英无法使人民相信让外国人进城不过是件小 事,并不是又一次的屈服投降.他既不敢拒绝外国人的入城要求,又不敢像 他所说的"屈民以从夷",害怕人民的打击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无可奈何他 说:"进城一节,民与夷各相持不下,虽不致即开衅端,而彼此大有芥蒂." ① 在发生了英军撞入省河的事件后,他向皇帝报告说: "数年以来,于民夷交 涉事件,斟酌调停,实已智尽能索,而不意犹有今日之变!" ② 他始终把自己 摆在"民"与"夷"之间,居于调停的地位.道光皇帝批准耆英的方针: "总 期民夷两安,怨 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衅" ③ . 至于地方绅士——像上举何有书那样的人,在外国人进城问题上起着一 种特殊的作用,对于外来的侵略者,他们是温和的反对派.但他们知道,如 果没有下层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也就没有温和的反对派的地位.因此,有时 他们甚至表现为广大人民的反对情绪的代表者.但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政权 的支柱,所以耆英认为可以通过绅士们去缓和群众情绪,他说:"欲息内外 之争,必先弭民夷之隙.地方绅士与民人较为亲切,开导劝谕,易于信从". 所以他"责成绅士,纠合良民,互相保卫,于民夷冰炭之处,设法排解" ④ . 让不安分的群众由绅士们管束起来,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有利的.耆英在道光 二十六年说:"升平等各社学……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铃束.近年以来,不惟 滋扰府署与官为仇者,社学之人不与其事,即焚毁公司馆与夷构衅者,亦并 无社学之人" ① . 英国侵略者以南京条约为护符,无餍足地猎取他们的胜利果实,使地方 绅士们也感到自己利益受到了损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英国人企图租占广 州的河南地(即省城珠江的南岸地方),中国官方表示同意,并传令业主议 定租价.业主们拒绝出租,因为这将使他们迁离本土.英国人自行到那里丈 量土地,插旗立界,有强占之势.这样就激起了广大居民,包括上层绅士们 的强烈反感.绅士们"会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去找英国领事讲理, 领事避而不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河南合堡绅耆"名义给英国领事的信 件和这些绅耆把此事通告"全省绅耆及各国官商"的信件.信中表示,他们 的态度是"分辨情理,陈说利害",以达到"各守和约,相安无事,共享太 平"的目的.他们向英国人说: "我等绅耆生长河南,目睹民情有汹汹之势, 恐激变,故不得已会集众人,将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详晰陈明于阁下之前". 他们所陈述的利害主要是,如果英国人强占河南地,不免要遭到下层人民群 众的骚扰,"民动公愤,而心甚齐,此非我绅耆所能排解,亦非大宪所能压 ①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70. ② 同上书,页3081. ③ 同上书,页3084. ④ 同上书,页3093. ①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94. 服者也" ② .很明显,这些绅士们是以下层群众的暴力来吓唬对方,而自己则 保持温和的态度.这时,广州城的商人们也发出一个《告谕英商大略》的文 件, 其中说: "不惜苦口反复辩论, 聊尽我辈之婆心, 汝英商亦当三思猛省…… 但知安分营生,彼此视同手足,自然同享升平,均占乐利",同时也以下层 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来警告对方: "英国屡次逞强,人心已失,今不时骚扰, 使有身家者不能安居乐业,人心愈加愤恨.以数百万愤极之人与汝相杀,能 保其必胜乎?"还说:"中国君子,惟重礼义,最鄙强梁,故稍知义理者皆 安分守己.其问有不安本分之游民,借端生事,亦所不免.今后英商等如肯 以君子自居,则当自重自爱,切勿三五成群,浪游各处,至招游民之侮……" ① .这里所说的"游民"就是指下层人民群众,这里所说的"中国君子"就是 指绅士和富商们. 在下层人民群众中郁积着的愤怒,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只能表现为自 发的个别的行动.在广州的外国人"三五成群,浪游各处"时,像上述绅士 们所说的那样,遭到"游民之侮"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这种行动固然不足 以给外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但英国人因此在好儿年内不能实现进入广州 城的企图. 道光二十八年耆英调离广东,由原任广东巡抚的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 英国人要求按照预定两年的期限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1849 年4月)实现进 城的"权利".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广州城内群众的反英情绪又一次掀起高 潮.徐广缙感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对于群众仍然既说服不了又压服不了. 他说:"广东民情剽悍,……民夷实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进城,无不立 动公愤,群思食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 ② .这时,地方绅士 许祥光等人起来号召城市居民组织自卫.徐广缙这样说:"居民则以工人, 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 备经费,置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均归晓事之人分别 管带,约束严肃" ① .虽是这样,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等人认为还不能保 证掌握局势,如果容许外国人进城,仍然难免有匪徒"乘机煽惑".他们认 为"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措置稍有未协",就有"众民解体"的 危险 ② .虽然道光皇帝这时表示不妨让外国人进城一次,但徐广缙等在仔细考 虑后,认为还是不能这样办.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用"民情未洽,众怒难 犯"的理由来婉言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并且由绅士们写信给英国公使,用"民 情汹汹,势将激变,于贵国大为不利,于粤民亦不聊生,两败俱伤,隐忧殊 切"这类话进行"劝导" ③ . 由于徐广缙采取这种办法,果然英国人又一次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徐广 缙等人没有想到能这样轻易地解决问题,他们报告皇帝说:"何以此次官民 一气,兵勇齐心,锋刃未交,梗顽顿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 ④ .道光皇帝也 ② 《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10、411、413. ① 《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55—357. ②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70. ①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88、3187. ② 同上书,页3174. ③ 同上书,页3182. ④ 同上书,页3192. "龙心大悦",对徐广缙等官员和许祥光等绅士给了优厚的褒奖.他们都以 为,这样利用了一次人民群众的声势,就造成了"官民一气"的局面,并使 得蛮横的洋人不得不让步.他们陶醉于轻易的"胜利"中.其实,他们并没 有真正总结战争的教训,实行民族的自卫,所以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并 没有做到什么"官民一气".英国侵略者这时只是暂时回避一下和人民群众 的直接冲突,同时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凶恶的警告,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行 动作准备. (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对外正式开放了五个港口,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商人以许 多有利条件.战后最初的若干年头里,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如下: 首先,鸦片仍然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在拟定南京条约时,英国方面曾 表示希望中国宣布鸦片可以依法征税输入,也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 官员拒绝这样做.战后,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鸦片贩子更加无所忌惮地贩运 鸦片, 成了公开的走私. 在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 , 有三万三千箱鸦片输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 年)已增加到五万三千箱, 售价约在三千万元以上,到了咸丰八年(1858 年),鸦片贸易终于被认为合 法的贸易,那年进口的鸦片达七万八千箱之多. 在这十几年内,外国商人仍然是靠这种非法的毒品输入来抵消他们对中 国的正常的贸易上的逆差. 战后,外国商人从中国买去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茶和丝.它们的出口额增 加得很快.茶的出口,1843 年(由广州一口)大致是一千三百多万斤,1844 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五千三百万斤,1850 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 五千八百万斤,1855 年(由上海、广州、福州三口)是八千四百万斤.这十 二年间,增加了五倍多.丝的出口,1843 年不到二千包,1845 年是一万三千 包,1850 年超过二万包,1855 年五万六千多包.十二年增加了二十多倍. 外国资产阶级在廉价搜刮中国的农产品的同时,也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 工业产品的市场.但这方面,他们没有能很快得到成功.拿英国来说,它在 战前的 1836 年输入中国的除鸦片以外的货物总值是一百三十万英镑. 战后从 1843 年到 1855 年这十三年中,只有少数的年份超过二百万镑(1844 年,二 百三十万镑,1845 年,二百四十万镑,1851 年,二百二十万镑,1852 年, 这是最高的一年,二百五十万镑),其余都保持在一百五十万镑左右,有的 年份还低于一百三十万镑.就拿最高年份的二百五十万镑来说,按当时比价, 约合银元一千一百多万元.可是那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三千万元以上! 可见鸦片在贸易中的地位. 外国资产阶级本来以为只要打破了中国的"顽固"的政府的封锁,中国 就能成为他们工业产品的最广阔的市场.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的以小农业和家 庭手工业紧相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于工业品有这样顽强的抵抗能力. 贪婪的西方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形是不甘心的.他们毕竟已经用武力撞开了中 国的大门,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实际上,当他们在咀嚼着第一次 战争的果实时,已经在准备着凭借既得的优越地位进行下一次的冲击了.终 于在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期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年), 那是我们要留到后面去谈的.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 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 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和破坏的过程,延续了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南京条约后的初期,还没有因以后的条约而开放更多的港口,所以 可以称为五口通商时期.在这时期,中国的进出口额比起以后还是很小的, 但是在靠近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开始受到了深刻 的影响. 由于茶、丝等农村产品愈来愈多地供应输出的需要,刺激了产区的农民 更多地从事这些生产.例如福建武夷的茶,当时有人这样说:"武夷北苑, 夙著茶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未业所存,易荒本业.乃自各国通商之初, 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 ① .这就是 说,这里的农民愈来愈多地抛弃粮食生产,而生产这种"饥不可食,寒不可 衣"的商品.丝、茶和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者,仍然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 民②.每年出口几十万担的茶叶和几万担的丝是从千千万万小农家庭的点点滴 滴的生产累积起来的.这些个体小生产者,"把采集的茶叶,就近在乡间市 集上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送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 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 ③ .丝和别的产品也是如此.这样,从事小生 产的中国农民就被卷进了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市场——国际市场.他们不得 不忍受从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直到外国商人的重重的盘剥.伦敦和纽约 的茶市场、丝市场的价格支配着他们的微薄的产品的价格,支配着他们的命 运. 外国的机制工业品的输入,以其价廉,而使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 镇小手工业受到了排挤.这在若干地区的手纺织业中最为明显.道光二十六 年(1846 年),一个关心社会经济情况的作者谈到松江、太仓一带的情形说: "松大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 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① 1847 年,英国商人的 一个组织的报告书中写道:"中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英国)的 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的布的结果,他们的 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 ② .固然,在五口通商时期,外国的机制布还没有能在 它所到之处摧毁一切中国小农的简陋的织布机,因而当时一些英国商人慨叹 他说:"土布中,不论粗细,所含原料特重,而其生产成本之低,足抵制一 切外来的严重的竞争" ③ .但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啊!这是中国的小农尽 力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几乎赤手空拳地来和以大炮为前锋,以不平等条约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0. ① 卞宝第:《卞制军政书》.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446. ② 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外国人在 1888 年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中国之种茶,皆零星散处,此处一、 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45. ③ 《1882 年—1891 年海关贸易十年报告》.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51. ① 包世臣的《安吴四种》.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495. ② 同上. ③ 《米琪尔致文翰的报告》.同上书,页506. 为护身符的兰开厦的蒸气机工厂的"竞争"!中国的一个关于嘉定县的记载 中说:"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 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 ④ .这种情形表明,中国农民的小手工业,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的压力下面,挣扎求生,是多么的艰难!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城乡商品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从而使以小农业 和家庭手工业的紧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不开始发生变 化,因而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因素.外国资本主义势 力的侵入虽然加速了这种变化,但是其结果却不是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 义,而是使中国走向殖民地化.在五口通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 象,即买办资产阶级的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 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 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① 这种买办阶 级的产生早于现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的直接 产物. "买办",即所谓"康白度"(出自西班牙语 Comprador)这样的人, 早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有了,但是在战前和战后,买办这种人的身份有很大的 变化.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其存在的历史 的. 鸦片战争前,在唯一的广州港口,给外国商人充当翻译员和经济事务助 手的人称为"通事"和"买办".但这些通事和买办按例要由中国的行商选 派和作保,受行商控制,外国商人不能自由雇用 ② .而行商则是中国官方指定 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些行商由于多年经营对外贸易而成为巨富,但是 他们受着封建政府的紧紧的控制.他们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权随时可以被剥 夺,如果官方认为他们不适合的话.朝廷和地方官员经常用各种名义向他们 勒索巨款.所以这些行商虽然同外国商人有某些共同的利害,但毕竟外国商 人不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工具来利用.这些行商有时缺少现金,向外国商人 借债,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外国商人也乐于向他们放债,这不但为了取得利息, 而且是为了用这种借贷关系使这些行商依附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中国官方认 为这种借债是行商的非法行动,发现了是要加以严厉惩处的.多年间,有不 少行商因为内受官方的压榨,外受洋商的重利盘剥而破产歇业.所以,鸦片 战争以前的行商与后来的完全依附于外国商人的买办,其地位是不同的. 那时,外国商人也偷偷地和官许的行商以外的别的人接触,进行其贸易 活动.鸦片走私就是多半不经过正式的行商的.中国政府严格制裁这种非法 地参与对外贸易的中国人,他们认为这种人是属于可疑的里通外国的歹徒. 道光十九年(1839 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的一个讨论"整饬洋务" 问题的奏文中提到"严禁孖毡"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凡土人晓习夷语, 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名曰:'孖毡'.其始不过受雇在洋行,藉作经 ④ 光绪八年(1882 年)的《嘉定县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503.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3. ② 林则徐的一个奏折中说:"各夷馆所用工人以及看门人等,均责成买办保雇,其买办责成通事保充,而 通事又责成洋商(按即行商)选择,令其逐层担保,仍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道光夷务》第一册, 页264). 纪.近有'孖毡'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货物出口,则搭洋行代为输税,而 洋行亦利其抽分,名曰'搭报'.此中良莠不一,遂有串合夷人,违禁售私 等弊.更有卑鄙棍徒,名曰孖毡,实系汉奸,朝夕出入夷楼,所有售卖鸦片 及过付银两,皆其勾串." ① 骆秉章对于"孖毡"一词虽然是误会 ② ,但是他 所说的"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串合夷人违禁售私"这样的人确是有的. 这种人可以说是后来的买办阶级的前身.但当时他们和外国商人的关系,被 视为非法的,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活动. 前面曾提到,在鸦片战争中,向英国侵略者实行投降外交的钦差大臣琦 善,手下有一个八品衔鲍鹏,是他在广州和外国人交涉中的得力助手.在琦 善被撤职查办时,政府也查出了这个鲍鹏的来历.鲍鹏原名鲍聪(鲍亚聪), 林则徐通缉捉拿的中国鸦片烟贩中就有鲍聪和他叔叔鲍人琼.当时只捉住了 鲍人琼,"据鲍人琼供称,伊兄鲍人琯曾充夷人颠地(亦译作顿地,是英国 的一个有名的鸦片烟大贩子——引者)等买办.道光十八年六月,因鲍人琯 患病回家,鲍亚聪受雇代办.……鲍亚聪又曾充过花旗夷人(即美国人—— 引者)闭黎买办" ① .鲍聪逃到了山东,改名鲍鹏.他的老朋友潍县县令招子 庸把他推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在英国兵船过山东境时,托浑布派他上船与 英国人联络,以后又把他推荐给琦善.鲍鹏此人,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个参加重大政治活动的买办. 这个买办没有得到好下场, 道光二十一年 (1841 年)上谕宣布把鲍鹏"照交结外国例加等发遣","发往伊犁给官兵为奴, 遇赦不赦." ②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条约中既然明白规定外国商 人在中国港口可以和任何中国商人交易,又实际上宣布了汉奸无罪,外国侵 略者对这些条文抓得很紧. 1844 年底,在厦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中国官方拘捕了两个中国人,因 为他们在作战期间曾出售食物给英国人.英国领事阿利国立即出面抗议,使 这两个人在一个月后被释放.阿利国向他的上级得意地报告说,这件事表明 了"中国当局方面明白承认我有权保护英国人所雇用的任何中国人不受无理 的侵凌" ③ .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很少惩办在政治上 里通外国侵略者的罪行,至于在商务与经济上为外国侵略者服务,那就完全 成为合法的事情了. 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外国商人所雇用的人,他们给外国商人经理买和 卖的业务.但逐渐地买办的职能扩大了.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叙述中国商 业情形的书上说,开始时,买办只是代外国商人经理劳务,取得一定的报酬 (薪俸),但后来,买办们以自己的名义设店营业,承办外国商人所要进行 的业务,外国商人"所欲买入或卖出者,皆委托买办,而买办乃体其意旨, 与各商人直接交涉" ① .这样的商人,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完全依附于外 ① 《道光夷务》第一册,页190—191. ② " 孖毡"其实是英语商人(Merchant)的译音,林则徐关于此问题的奏折说:"查夷语有孖毡名目,音同 '马占',即华语所谓'买卖人'也."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64. ① 《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104. ② 同上书,页1147.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22. ① 两湖总督署译印的《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页246. 国资本.由于外国商人需要把农村中极其分散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并且要把 进口的商品销售出去,尤其是要销售到五口以外的地区去,没有中国商人的 中介是不可能的."买办"的含义也就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扩展了.不少 商人为了把农产品供应给通商口岸的外国公司而向各地的直接生产者或小商 贩收购农产品,也有不少商人把外国商品运销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他们 虽无买办的名义,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对外国商人有了很大的依附性.他们实 际上成了买办. 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着极其反动作用的买办阶级就这样开始生长起 来了. (三)"租界"——国中之国 在鸦片战争后新开放的通商港口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其重要性迅速地 超过了广州.上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居于特殊的地位,它是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桥头堡垒,也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同国外反动派长期搏斗中的一个最激烈的漩涡.它在成为通商港口的最 初的年代里,很快地显出了它在对外贸易上的优越条件,因而受到侵略中国 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别重视. 上海不但在地理条件上接近产茶和产丝的地区,而且附近的地区本来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上海在开始成为通商港口的最初年代里,它的出口贸易已 增长得很快,它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是七 分之一,咸丰元年(1851 年)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中已 达到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土上,不少城市里有所谓"租界",那里的 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 机关.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实行政治和经 济侵略的基地,起着极其凶恶的作用.大部分租界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上海的租界在鸦片战争后首先形成. 英国、美国、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完全用欺诈的办法从清朝封建 官僚手里取得了在上海建立租界的权利.这是用狡猾的骗术补充公开的抢劫 的一个典型例证. 英国领事巴富尔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到上海.他和上海道台宫慕 久交涉,把上海县城外黄浦江边的一百三十亩荒地租了下来,英国领事馆就 设在这里.然后他又使得这个道台同意把该地区逐渐扩大到(在1846 年)一 千零八十亩,规定在这个地区内英国人可以向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以私人契约 租得土地.到此为止,还算是有条约根据的.因为虎门条约中有这样一条: "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 基地,系准许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 干所,通报地方官" ① .但是很明显,虎门条约不过是说,在通商的港口,英 国人可以在规定地区内向中国人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而已.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 上海的英领事使得上海道台同意订立了一个 《上①《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5—36. 海租地章程》 ① ,这个章程一共二十三条(以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又补加了一 条),粗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些事务性的规定,也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 上的主权.但是英国人很巧妙地使这个章程成为上海的"租界"制度的奠基 石,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点:第一,有一个条文规定,洋商租地建屋后,可 以停租,也可以转租给别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这样就形成了一种 永租制,外国人只要花微不足道的一点租费,就在实际上永远享有租地了. 第二,又一个条文规定,"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保持道路清 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官经各 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公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当时的清朝官 员显然认为,洋人们愿意花钱修桥铺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却不料英国人 在这里是为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法权以外的王国,初步制造了"合法"的根 据.第三,章程中有一处规定:"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 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官申请,藉悉能否允准, 以免误会".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一定是以为免得自己去处理英国人和别国 人之间的纠纷,让这些洋人自己去解决,其实这无异于承认了在所谓"划归 英商承租的地区"内,英国领事官具有最高的权力. 当时上海的外国商人为数很少.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连领事在内共 二十五人,到了三十年(1850 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人.有了《租地章程》后, 英国领事就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出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 码头委员会",向居民抽税,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这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市 政机关的雏型.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英国领事又向中国地方官要求把 这个"租界"扩充到二千八百多亩地. 美国人本来住在英国人的租界内,到了 1848 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 的文惠廉牧师向道台要求在虹口地区(英租界北面)建造教堂,并把这一带 划为美国租界.上海道台立刻同意了.虹口地区的租界逐渐扩展,最后达到 近八千亩地.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上海官员又应法国人的要求把英 租界南面的地方给他们做租界,开始是五百多亩地,以后逐渐扩展到一千二 百多亩(1863 年).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在同治二年(1863 年)合并,就成 了所谓"公共租界".这个公共租界最后扩展到八万亩地以上(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比最初英国领事从上海道台租得的一百三十亩地扩展了六百多倍. 所谓法国租界最后也扩展到二万多亩地. "租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远不能 用它所占的面积来表示.我们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不免常常要提到上海租 界.这里,只说一下公共租界最后形成的统治形式. 所谓公共租界的前身英租界在咸丰四年 (1854 年) 形成了一个被译称 "工 部局"的机关,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市政府,一个政权机关,它设立各个机构 办理"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方面的事,另外还有法院. 外国人根据什么能够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他们的政府呢?根据就是上述道光二 十五年的《上海租地章程》!对这个章程,在咸丰四年(1854 年)、同治八 年(1869 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又作了修订补充,使之更符合于 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按照侵略者的说法,"工部局"这个政府,并不是英国、 美国或任何外国政府派来的,它是根据中国地方官所承认的章程,由住在上 ① 《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5—70. 海的外国人 "民主" 地产生的. 在公共租界里建立了一个所谓 "外人纳税会" , 由它产生出"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工部局的首脑.这是非常"民主"的制 度,因为凡是住居上海的外国人而又占有至少值五百两银子的地产,每年缴 纳捐税至少十两银子的,都是纳税会的会员,而凡是每年纳税到五十两银子 的人都有资格被选举为董事.这里所说的税金并不是交给中国政府,而是由 工部局统一收的.所谓"公共",原意就是"国际的",所以上海的公共租 界,乃是一个住在上海的各国大老板的"民主共和国".而其后台,不用说, 就是各个侵略国家.那么在这外国大老板的"共和国"里有没有中国人呢? 在道光二十五年的章程中规定,在租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当时中国官员和 英国领事部认为不让"华洋杂处",可以避免纠纷),但是在咸丰四年 (1854 年)修改章程时,外国的领事们和大老板们决定让中国人住到租界里来.显然,只有大老板,是形成不了一个"共和国"的.这以后,在租界里中国居 民越来越多.同治四年(1865 年)公共租界的第一次户口调查是,中国人, 九万人;外国人,二千三百人.(以后的增长情况,举几个年份为例:1895 年,中国人,二十四万人;外国人,四千七百人. 1905 年,中国人,八十一万人;外国人,三万人.)到了 1920 年(民 国九年)公共租界中除了外人纳税会以外,又设立了一个华人纳税会,其成 员也要符合至少拥有五百两银子的地产等等条件,他们就是所谓"高等华 人",主要是买办资本家.从他们中也产生了几个董事,参加这个"国际的" "民主共和国"的统治机关.所以最初本来是侵略者用明火打劫的方法取得 了在上海设立一个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居留地,结果他们却在上海创立了一 个国际大老板(和作为他们的附庸的极少数中国大老板)的共和国.这个共 和国不但是在中国国土上的独立王国,而且它在长时期中掌握着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吮吸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而成为国际大 老板们的一个真正的天堂.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 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 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十分腐朽的阶段, 没有能力对于他们所面临着的历史变局作出灵敏的反应,但他们中有一部分 人已模糊地感到,南京条约的订立并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倒是一系列的难 以预测的事件的开始. 给事中董宗远在南京条约订立时上奏皇帝反对和议,认为屈膝求和,将 招致严重后果:"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 此多事矣".董宗远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着想,他所说的"国威"指以皇 帝为首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威望.他担心的不仅是对外的威望丧失,而且是对 内将难以控制人民,也就是所谓"乱民自此生心矣".他说:"恐小则拒捕 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所谓"国脉自此伤矣",是指经 济而言.他是因南京条约中的赔款而担心对方的需索将无止尽, "民穷财尽, 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 ① 董宗远的这些议论代表了本来已经深 ① 《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页77. 感内部危机的封建统治者在经过鸦片战争后的无穷忧虑. 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 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 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 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林则徐,他在道光十九年到二十年在广州时找人翻译 了一些外国书报上的材料,他除利用一部分材料写成了一卷《四洲志》外, 又把这些材料给了他的朋友魏源. 魏源继续收集材料, 在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出版了一部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扩充为 六十卷,最后在咸丰二年(1852 年)又经补充,成了一部一百卷的大书.差 不多同时,在福建的徐继畲也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外国人出的地图和其他书 籍,经过五年的辛勤努力,在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年)出版了一部十卷的 《瀛 环志略》.魏源和徐继畲的著作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 方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形的最早的两部书.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虽然已经通商多年,但是它们究竟 是怎样的国家,甚至是在哪里,并不了然,而且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观念.现在,魏源、徐继畲的书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这些新书大体准 确地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 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说得很 不清楚,也不免有不少误解. 徐继畲的书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 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 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 ① 这当然还不能给人以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的明确概念.书上又说:"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 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 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 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照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 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代条例诸 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 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 ① .这算是提供了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模 糊图画.关于英国,徐继畲说:"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 之处,无不眸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 ② 这算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扩张.他的书盛赞欧洲人的船坚炮利,但终究说不明白他们的本领从何而来. "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 火,尤为奇妙.……造舟尤极奥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 ③ . 作者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来说明问题,只能把欧洲人的"船坚炮利"归因 于他们似乎具有"性情"和"运思"上的什么特殊才能.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把了解世界情况看成有重大意义的事,他说: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他又是中国 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的人中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①徐继畲:《瀛环志略》卷四,清道光庚戌年(1850 年)刻本,页12.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页44. ② 同上书,卷七,页46. ③ 同上书,卷四,页8—9. 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了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他所要学的主要是 "船坚炮利".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 兵之法" ④ .因此他主张在广州官办"造船厂"、"火器局"各一所,其余各 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的 书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如书中刊载了四季寒暑图、日月蚀图 等等.他以为只要靠官办一所船厂,一所枪炮厂,就能解决中国海防问题, 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各地商民就能办起船械厂来制造民用的船舶和机器,这 不过是书生的空想 ① .他的呼声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 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说,只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吃了一惊, 并没有认真地从这里接受教训,认真地对付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在战争结 束后,一种使他们感到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在他们中占着上风,这想法就是 前面提到过的耆英等人在订南京条约时所说的"该夷……虽系贪得无餍,而 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以后不少人发表了类 似的说法.例如广东巡抚黄恩彤作《抚夷论》,其中说:"中国之所以控制 而羁縻之(指英国)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 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 ② .福建巡抚刘鸿翱说: "臣莅闽四载, 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 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 断不能据守." ③ 这些人都自认为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的企图有了新的了解, 以为它不过是为了"通商",并不像历史上所遇到的入侵者那样,要来进行 掠夺,占领地方,直至当中国的皇帝.因此,只要抓住通商这一个题目,就 可以加以"羁縻""控制",不致于出什么大乱子了.两广总督徐广缙说: "驭夷之道,不外羁縻" ①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徐广缙能做到使英国 人放弃进广州城,这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朝廷和广东官员都认为这 一成功完全证明羁縻和抚绥的老办法还是行得通的. 既然这样,对付外国人,似乎也就不是了不起的问题了.因此,一切的 忧虑还是集中在内部的问题上. 经过鸦片战争,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 级间的矛盾是更加尖锐化了.战争暴露了封建专制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 无能,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 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 从道光二十一年(1341 年)起连续三年黄河三次决口,使河南、山东、 安徽很多地方被淹没,死亡的人以百万计.道光二十六——三年(1846— 1850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尤其是道光二 十九年(1849 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水灾之重,为这些地区百年 ④ 《海国图志》卷二,清咸丰二年(1852 年)刻本,页4—5、15. ① 1842 年有一广东的行商潘仕成"捐造"兵船,据说是"仿照夷船作法" (《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395) , 得到皇帝嘉奖,上谕说:"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着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 官员涉手,仍致草率偷减".(同上,页2397)道光皇帝倒很了解,靠他的官僚机构是办不成任何新事业 的.潘仕成后来得到了布政司的官衔,他的仿造"夷船"的事业也没有下文了. ② 《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35. ③ 故宫博物院 1931 年出版《史料旬刊》第三十六期,页329. ① 《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58. 来所未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广东、广西大旱.这些所谓"天灾", 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贪污的封建官僚机构把持下水利失修的结果. 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两江 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折中说: "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 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 何暇攘外?"他又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 火".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的官 员实在很难找到.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尖锐的阶级矛 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折, 只好批道: "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 ① 当然, 他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这个矛盾站起来了.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内, 全国许多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等各种形式零星地爆发,各种 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在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十分活跃.特别是广东、广西、 湖南一带,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以后,发生了若干次的农民武装起义, 虽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至于纯粹经济性的盗群更几乎是所在都有.——伟 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就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中酝酿发动起来了. ① 《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页291—293.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兴起 (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既没有资产阶 级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 力量,才开始注意到农民的力量,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革命中实行对农民的领 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是更晚 的事情.历史实践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的革命积 极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 胜利.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长时期内,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同过去的封 建时代一样,得不到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 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封建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 们中革命性最强的是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大革命 中,贫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骨干,有时成为领导者."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 ① 毛泽东在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作的这 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形成 不了广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 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中农群众,首先 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在封建社 会中,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 受最起码的文化.比起贫农来,中农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 于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合在 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地把革命火焰燃遍了中国大 地. 城镇和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贩、水路和陆路的船夫、车夫和其他运 输工人等的生活地位和贫农、中农差不多,他们大多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 也能够成为农民革命中的基本队伍. 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得下层广大人民生活十 分不安定的时候,社会上往往存在着大批游民.他们得不到比较固定的、正 常的职业,为寻求生存条件而流浪各处,经常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虽然他 们绝大多数本来是贫苦的农民,但是江湖放荡的生活赋与他们一种特殊的社 会性格.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游民更加大量存在.毛泽东在论 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提到游民的问题. 毛泽东在 1926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名论文中说: "还 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 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 '三 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 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 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 年版,页22. 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① 毛泽东在 1939 年的著作中,论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的各个阶级、阶层 时又说到"游民",他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 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 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 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 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 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 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② . 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完满地解决如何引导游 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一个困难的问 题. 在封建社会里,各式各样的游民,有时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成为封建统 治者雇佣的兵勇和地方豪绅组织的武装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反动势力不可 能完全吸收他们.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条件,自发地组织起 来,发泄对现社会秩序的仇恨,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只限于经济的要求,缺乏 远大的政治目的,因而形成所谓土匪和强盗.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容易 接受所谓"招安",也就是接受反动势力的收买.当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 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勇敢的先锋.他们多半是来自贫 苦的农民,所以很容易和革命的农民找到共同的语言.比起株守在一小块土 地上,通常是忠厚朴实的贫苦农民来,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 权变和机灵,所以在农民革命队伍中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革命 的领导者.有了他们参加,大大增加了农民革命的声势.但同时,他们也往 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 命队伍.他们既是农民革命中的勇敢分子,又往往成为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 既给农民革命涂上了绚烂的色彩,又成为败坏农民革命并使农民革命终于失 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大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向地主阶级造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 皇朝曾经多次被农民战争的暴风雨所推翻.农民革命能够给封建统治秩序以 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不具备新的生产力,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消 灭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他们所 做不到的.造反的农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每当 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地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形 成革命形势的时候,有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跑到农民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他们带来了地主阶级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同时也带来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在农民队伍中成为 起重要作用的谋士,或者甚至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既在农民队伍中,不能不 在某种程度内根据农民的意志行事,但也往往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本能来利用 农民的力量.农民阶级没有彻底独立的世界观;完全排斥进入自己队伍的地 主阶级的坏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农民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从地主阶 级中分化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导致 ① 《毛译东选集》第一卷,页8.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40—641. 农民革命的变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 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 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 所以,总起来说,在还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活动于农 民革命内部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贫农、中农、游民和某些地主阶级分子. 在封建时代的每一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几个阶级、阶层在 起着它们的作用.它们的力量对比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排斥,它 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染成了每一次农民革命的特色. 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是领导 权掌握在贫农和贫苦中农手里的一次大革命,他们是在和游民的破坏性进行 了必要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的.参加革命的也有地主阶级分 子,但是人数很少,在革命的初期,不足以形成影响运动发展方向的力量. 广西黔江和郁江合流处的桂平以及得江北岸的平南等县的山区是太平天 国的摇篮.当太平天国的创立者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从传播一种新的宗教 开始,酝酿着他们的伟大运动的时候,还有其他许多农民造反的队伍像无数 火花一样进发在广西省和相邻近的湖南省、广东省的各地.最初的太平军, 不过是同时并存的许多股农民造反队伍中的一个.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前的道光二十七年到三十年(18471850 年),见于 文献记载的广西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官方对他们的活动情形的描述 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起忽散","东奔西突,此拿彼窜" ① .他 们一般立有"堂"的称号,如大胜堂、得胜堂、含义堂、聚义堂等等.这种 称号是天地会的标志.官方又称之为"堂匪",说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 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有大哥、晚哥之号.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 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 ① .道光三十年有 广西的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的举人和绅士到北京的都察院 "呈 控广西匪乱情形",都察院据以上奏说:"贼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枪炮、器械、马匹俱全.""逆匪横行, 延及七府一州" ② .这里说的"匪"、"贼",都是指天地会. "反清复明"、 "替天行道"是天地会在造反时所用的口号. 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早在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就产生了(据这个组织的 内部传说的故事,它的成立是在康熙十三年,即1674 年).到我们现在所论 述的这个时期,一百几十年间,这个组织特别在福建、两广、湖南等地区秘 密地蔓延.它自称为"洪门",在有些地区又改称为"三点会"或"三合会" ③ . 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 "山堂" , 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 (称为 "大哥" ) , 经过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这样的形式来组成,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某 个山堂.在江湖上有一定资历与号召力的就可以自为头子,自建山堂.他们 有一些口口相传的隐话和暗号,因而不同山堂的人在江湖上相遇时可以互相 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前言,中华书局 1978 年版,页1. ① 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三四.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 资料》,页95. ② 同上书,页42—43. ③ 以后,天地会蔓延到更多地区,变为各种不同的名称.毛泽东在关于游民的论 述中提到的"湘鄂黔蜀的 '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 ' 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是天地会 这种组织变化而来的. 招呼,有相互协助的义务.这个秘密组织的基本群众和它的领导者主要是江 湖游民.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 体.他们依靠这种组织来争取生存条件,对抗官府的压迫,进行各种对封建 统治秩序说来是非法的行为.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他们也用这 个组织来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武装造反.所以清朝政府一贯严格禁止天地会. 按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对本组织的历史的叙述,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 (推翻清朝,恢复明朝).这个口号是清朝初年,明朝残余力量在南方沿海 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时期留下来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天地会的组织并不 总是在这样的宗旨下进行活动.只是在发动公开对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起义 的时候,"反清复明"这个传统的口号往往仍然成为他们的旗帜.他们只能 使用这个传统的口号,似乎他们反对清朝统治,不过是为了要代之以一个汉 族的封建皇朝,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口 号. 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弱点.各个山堂互相独立,没有 隶属的关系.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 分旋合,不能形成统一的巨大力量.每个山堂自成一股势力,也就成不了大 气候,所以往往不敢公开打出反清的旗帜,而只能在局部地区内戕官劫库, 占山称王.由于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的行动往 往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形势不利时从他们中很容易产生叛变行为——把自 己出卖给封建统治者.也有些地方,豪绅恶霸参加到天地会里去,成为某些 山堂的头头,更使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不清.例如有名的张嘉祥,是广东高 要人,流落到了广西贵县,在县城的一家卤货铺当佣工,又经营过鸦片烟馆. 道光二十六年开始当强盗,在横州集众竖旗,称雄于郁江上.他属于天地会 的组织,立堂名"怡义".他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口号号召群众, 最盛时拥众万余人,但是到了二十九年,他受招安,改名国梁,当了清朝官 方得力的走狗.在太平军起义后他是追击围剿太平军的大帅向荣的部下,成 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 天地会的弱点充分反映了游民这一个阶层的消极因素.在广西及其附近 的地区与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发动了许多股的起义,但是它们 都是随起随灭,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这些弱点. 天地会在广西各地的起义,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客观上起了掩护的 作用,起了分散敌人力量的作用.比起天地会来,太平天国是一个新起来的 力量,初起时的声势还比不上天地会.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仍是一个自发的农 民革命,但是它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从各方面说, 它达到了天地会所没有能达到的水平.太平天国最后也是失败了,但是它起 自一个狭小的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的巨大势力,成为中国在无产阶级产生以 前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 (二)金田村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早的组织者是洪秀全 (1814—1864) 和冯云山 (1822 —1852). 他们两个都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生于离广州城北约一百里的名叫官禄 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家世代是农民,有少量自耕的土地,他的父亲和两个 哥哥耕田度日.只有他这个小儿子从七岁起入私塾读书,但在十六岁时即因 家贫辍学,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他从十八岁起,十几年间在本村和邻村当 蒙馆的塾师.多次到广州考秀才,都没有考上.就在当塾师的期间,他开始 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冯云山是他的最早的同志之一,也是一个乡村塾师. 太平天国正式的官书中说他"家道殷实" ① ,看来他和洪秀全一样,是个从中 农家庭出身的青年. 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时期,广州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内部社会关系剧 烈震动的中心.出生于广州附近的这两个青年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创始 人,不是偶然的. 按照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的记述,洪秀全的早年 有一些神奇的故事.洪秀全在道光十六年(1836 年,即鸦片战争前四年)到 广州应考时,偶然从街头两个不相识的人得到了一部叫做《劝世良言》的小 书,带回家中,粗读了一下.第二年他又到广州应试,仍然失败,回家后生 了一场大病.病中他感到被天使接到了天堂,一个庄严的老人向他指出妖魔 迷惑世人的情形,并给予他宝剑,令他把闯上高天的妖魔一一逐落地狱,又 有个年轻的人帮助他斩妖,如此等等.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这已是 鸦片战争以后),他重读七年前得到的那部小书,感到书中所述与那年"升天"时所见情形很多地方相符.原来他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书上所说的上帝和 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他自己乃是上帝的次子,由上帝赋与他以一种神圣的使 命.…… 现在我们知道,洪秀全所得到的那几本题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 个叫做粱阿发的人在道光十二年(1832 年)所写的.这个梁阿发生于乾隆五 十四年(1789 年),年轻时是给外国传教士印刷《圣经》的工人,因而同外 国传教士接近,成了基督教徒,一生以传教为业.他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 得到了洪秀全这样一个读者,当然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洪秀全的所谓升天 不过是他病中的幻觉,他浏览那几本小册子所得印象是这种幻觉产生的来 源,这种幻觉在事后的描述中显然是被几倍地渲染和加工了.洪秀全完全不 了解基督教是什么回事,他真是把 《劝世良言》看成一部专门为他准备的 "天书".这部"天书"中着重论述的只有上帝是"独一真神"而一切偶像都应 废弃这一点受到他特别注意.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撤除 学塾中的孔子牌位."天书"中引用了基督教《圣经》中的某些语句,例如: "神乃选世界所以为狂者,以愧智;亦选世界之弱,以愧强;又神选世界之 卑贱见轻忽者,且为无者,以败为有者" ① ,这类从原始基督教遗留下来的语 句,多少反映了被压迫的奴隶的反叛思想.这个年轻的塾师从这类语句中受 到了很大的激动.这几本粗陋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中传达的一些离奇的神话 和某些含意暧昧的鼓动语言,通过洪秀全而对即将爆发的农民大革命起了触 媒的作用. ① 《天情道理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此书以 后简称《太平天国资 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页371. ① 这是基督教圣经《哥林多前书》中的话,在《劝世良言》中用的是当时的《圣经》汉语译文.这段话在 后来的汉语译本中是这样的:"上帝却选了世上愚拙的,教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教那强 壮的羞愧.上帝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洪秀全为这样的 语言所激动.见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49.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读懂"了那部小书以后,以为上帝给了他启示, 使他负起宣传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使命.他本来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而 愤懑,从此他放弃了从考场中找出路的打算.他在广州和家乡一带的见闻, 使他痛感到这个社会充满了腐朽、黑暗、不公正的现象.他把他的新的宗教 信仰看做是医治这个社会的"福音".这时他只是一个宗教宣传者,而不是 已经立志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农民革命家.这种宗教宣传,虽然是他走向革命 的始端,但只是在这种宗教信仰和实际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的时候,它才真正 成为革命所利用的武器. 洪秀全开始在本乡传播他的上帝的信仰时,只得到很少的同情者,其中 有他的家庭成员和个别的亲属和朋友.他和也是塾师的冯云山撤除孔子牌位 的大胆行动以及他们所传播的新信仰遭到乡村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失去了 教席.他们两人在道光二十四年二月(1844 年4月)一起离开家乡,辗转来 到广西的贵县山区.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间吸收了一百多个农民为信徒.洪秀 全在当年十月回到广东花县.冯云山则到了贵县邻近的桂平的紫荆山区. 冯云山在荒僻的紫荆山区,开始时靠拾牛粪过活,并为人雇作短工,这 样逐渐深入山区,成了一家富户的塾师.他在这里进行了艰苦的宣传工作和 组织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1845—1847 年),他从山区的居民,主要是贫苦农民中,组成了拥有三千多信从者的 "拜 上帝会".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人物很多是由冯云山在这时团结起来的.洪 秀全和冯云山的离乡出行,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深入工作,对于他们 的宗教宣传发展为革命斗争是重要关键.洪秀全回到故乡后,写了《原道救 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洪秀全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部分是道德的、 宗教的说教,但已包含着超出这个范围的内容.他发挥农民的纯朴的道德观 念以启发群众走向严肃的斗争,要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 ① ;他又在宗 教的外形下为苦难的农民展示出值得为之斗争的美好前景:"天下多男人, 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 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② .道光二十七 年七月(1847 年8月),洪秀全也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他被尊为这 个新宗教的教主和领袖. 从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来看,一场农民大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成 熟了.但是原有的可以供农民革命利用的组织形式和口号旗帜,例如天地会, 不能满足一场农民大革命的需要.它要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口号和旗帜. 洪秀全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带来的基督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必然性的 历史通过这个偶然的事件而实现了.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 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 式.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洪秀全曾到广州向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 学习基督教,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拒绝给他施"洗礼",不承认他是真正的 基督教徒.这个美国牧师在 1852 年的一个报告中叙述他对洪秀全的印象是: "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 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 ① 难怪这个美国牧师不能承认和理解 ① 《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87—90. ② 《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91—92. ①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简又文译),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24. 洪秀全的信仰.洪秀全的"上帝"并不就是这些传教士的"上帝".他不过 是从那几本基督教小册子中拿来了一个"上帝",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 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 "拜上帝会"的组织,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第一,这个宗教宣布说只 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一切向来为人所崇礼的对象都是妖魔,一切人都是 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使农民群众在精神上大大解放.在封建 社会里,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孔夫子、菩萨、阎罗王、龙王等等都是地主阶 级权力的象征,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势力.现在既然这一切都不过是 妖魔, 那么, 农民为什么不该站在上帝的一边去同站在妖魔一边的人作战呢? 既然一切人都是有平等权利的上帝的子女,那么,为什么农民不该起来粉碎 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呢?第二,这个宗教所包含的一神论的思想起了把习惯 于散漫生活的农民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作用.第三,这个宗教要求严格的 道德生活(绝对禁止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酗酒),最能响应这 些要求而组织起来的群众主要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成为整个运动的骨干力 量. 拜上帝会的活动首先引起了地方上的地主势力的敌视和迫害.在同这些 反动的地主势力的斗争中,拜上帝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到了道光二十九—— 三十年(1849—1850 年)时已有众万余人,分布在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 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最远的还有一部分在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 在广西各地天地会的组织纷纷攘攘地进行武装活动的形势下,拜上帝会也决 定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在编组军队和制造武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后,号召 所属的群众集中到桂平的金田村.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一月间,他们在桂平 县的新墟、平南县的思旺墟和在金田村附近,先后击败了清朝官军的几次进 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月11 日),他们在金田村正式宣 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 参加太平天国武装起义的群众主要的是各地的贫农、雇农.紫荆山上的 "烧炭佬"是最早参加的骨干,他们是没有或绝少土地的贫农.最早参加的 还有贵县的龙山山区的矿工和桂平码头的担夫,他们也是破产的农民,有些 是从外地流浪来的.除了贫苦的农民以外,有一些经济地位属于地主富农的 人家,由于发迹不久,没有功名,或其他原因而社会地位很低,受到当权的 地主绅士欺凌和排挤,因而也卷进了革命的农民队伍中来. 在起义后,洪秀全称为天王,他是最高的领袖.在他下面,有东王杨秀 清,西王肖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他们形成最高的 领导集团.在他们中间,按其阶级成份说,杨秀清、肖朝贵是贫农,而韦昌 辉、石达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在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在革命中的 地位.在封王诏中明确提出:"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① .在金田起 义的十个月后,东王掌握了全军的军权. 杨秀清(约1820—1856),生长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十岁以前就 没有父母,以种山烧炭为业,不识字.他和肖朝贵都是"烧炭佬"中的领袖 人物,他们在参加运动后,很快就被吸收在以洪秀全为中心的领导集团中. 在金田起义以前,杨秀清曾多次假托上帝下凡,附在他身上说话,因而他成 了"天父"的代言人.肖朝贵也用同样方法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 ① 《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680. 杨、肖虽然因此而取得某种特殊的地位,但这并没有使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 冯云山大权旁落.杨、肖的确是利用了闭塞的山区本来流行的鬼神附体的巫 术的形式,这和洪秀全的梦魂上天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他们之所以 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并不是因为他们利用巫术的形式,而是因为他们假借 "天父""天兄"的名义所说的话常常是在重要的关头(而且最初几次还是 在洪秀全、冯云山因事不在当地的情况下),起着稳定人心,指明方向,打 击敌人的作用.正因此,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承认了他们具有 为"天父"、"天兄"立言的特权,这种特权的被承认,并没有破坏天王洪 秀全和其他诸王之间的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在杨秀清掌握全军军权的时 期,太平天国迅速地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充分证明,这个出身于贫农的统帅 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天王以外的五王中间,地位仅次于东王 的是西王肖朝贵和南王冯云山.但这两个人都在起义的一年后于征途中牺 牲.一直到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杨秀清始终在军事和政治的全局上是洪秀全 的主要助手. 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的组成,是贫农和贫苦中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 居于优势这一基本事实的反映. (三)向南京的进军 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经过连续两年的艰苦战斗,从广西省打进湖 南省,并穿越整个湖南省,而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 年1月)攻占长江中 游的重镇武昌.然后,全军由武昌沿长江东下,迅速地占领了南京城,这是 在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 年3月19 日).长江下游的这座古都城被宣 布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 这两年多的进军,总的说来,是胜利的进军,但其间经历了多次严重的 风险. 在金田村起义以前,清朝朝廷已经因为广西的官员和军队无力扑灭本省 各处造反的烽火而从外省调遣军队到广西来,并把以善战著名的湖南提督向 荣调任为广西提督,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但这时官方所注 意的还只是所谓"堂匪"、"会匪",即天地会的各股起义力量.林则徐在 鸦片战争中遣戍到伊犁后曾在新疆办理开垦.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他被 赦回京,先后受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二十九年因病请假回籍,三十年十 月在奉令前赴广西的途中病死了.朝廷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主 持广西的军务.李星沅到达广西正是金田起义发动之时.官方立刻认定金田 村这支初起的起义军是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李星沅集中了本省和从广东、 福建、湖南、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共约万人,由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 来对付太平军. 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立即占领在金田村以东约三 十里的大湟江口,打算由此经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以至进兵桂林.向荣先 是以全军分路进攻,企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但在太平军的有力的反击下遭到 了很大的损失.向荣改变办法,死死堵住太平军的出路.于是太平军转入紫 荆山区改从西北方向的武宣、象州地区冲出去,但仍然遭到清军阻击而未能 实现.太平军又及时转移,折回到金田村这一带,终于向东北由山间僻径突 出重围,经过思旺等地而到了蒙江上游的山城永安.这样,在紫荆山区一带 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一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太平天国在开始发动时就 称王宣布国号,固然造成声势,但因此而过早地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集中注 意.这时,领导者还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没有能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时候, 迅速地转移,也没有能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力量歼灭其中的某一部分.这 就使他们几乎被敌人扼死在摇篮里面.经过这八个月的战斗,他们开始初步 取得了机动作战的经验. 但是在太平军到了永安的时候,他们又据城筑防坚守,遭到敌方的更大 的兵力的包围.全军长期株守一个山城,当然不是聪明的办法.在半年后, 他们才寻找到机会突围北上.接着他们去围攻桂林,用了一个多月,没有成 功,便移师向湖南进兵.在经过全州的时候,冯云山这个在运动创立过程中 起了特出作用的领袖,被敌方的炮火击中而牺牲.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 渡,太平军遭到敌人的袭击,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整顿补充自己的队伍, 他们不得不在湖南的道州、江华、永明间徘徊了两个月.在这支农民的部队 中,初出省界,就发生了怀土恋乡的情绪,一部分人要求由永明、灌阳打回 广西.以杨秀清为首,坚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把从广 西追来的敌军抛到后面去,继续前进.于是他们东进到郴州,北攻长沙.围 攻长沙一个多月未能得手,却在这里又牺牲了先行部队的司令西王肖朝贵. 在撤去长沙之围后,他们向西由宁乡到益阳.在洞庭湖边,他们得到了数千 条民船.这使他们能够回过身来越过洞庭湖而占领岳州(今岳阳).清朝从 各方调集来的大军都还蜂聚蚁集在长沙、益阳一带,而太平军已经迅速地由 岳州直扑汉阳和武昌了.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在 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直趋南京. 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 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 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 这些在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 来,无法阻挡他们的前进. 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共约二万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万人.它的兵 力逐步扩大.在永安时全军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人约近二万.经过蓑衣 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剩下不到一万.他们在湖南、湖北逐步有了 十几倍的扩充.从武汉东下时已经号称拥有五十万之众了. 太平军从广西山区向武汉、南京的进军过程中,虽然遭受过若干挫折, 但全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着在统一指挥下的严密的组织 性和纪律性,始终能认真执行对一般老百姓"秋毫无犯"的纪律.它的行动 表现出它真是能够扫荡人间一切"妖魔"的革命军队,它所要扫荡的妖魔就 是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因而受到了广大的下层人民的拥戴. 所到之处,许多贫穷的和已经失掉土地的农民,许多本来已经流离失所,没 有什么 "恒产"可以留恋的劳动者,例如湖南的郴县、桂阳一带山区的开矿 采煤的工人,湘江上的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许多城镇中的铁匠、木匠、 小贩、轿夫等等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太平军的队伍.因此,太平军就能够像滚 雪球一样地不断地扩大起来.也有许多已经"落草上山"的穷人成群结队地 加入太平军,他们大多是属于天地会的组织. 怎样对待天地会的组织,从阶级关系上说,就是怎样对待江湖游民.江 湖游民是太平军扩充其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广西、湖南、湖北,天地会 的组织是非常多的.如果拒绝天地会参加,太平军就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队伍; 如果让游民的坏习气支配自己,太平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维 持它的严肃的政治面目.这是太平军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不少天地会的人参加,其中有的人像罗大纲,在 向南京的进军中已经成了太平军中的重要的将领.但是也有些人三心两意, 例如张钊、田芳等,他们原来是罗大纲的同伙,都是浔江上的"艇匪"的头 头.太平军方面派人和张钊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中除了罗大纲以外,一 则因为害怕拜上帝会的严格纪律,再则因为清朝官方这时正在向他们"招安",他们终于没有参加太平军,反而跑到了敌人方面去了.一些和他们接 触的拜上帝会的人还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发生动摇.在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官 书《天情道理书》中提到这件事说:"时有大头妖(张钊的外号是大头羊— —引者)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 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 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 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这是指肖朝贵以耶稣的名义说 话——引者)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 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 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 ① .张钊等人率所部 投入清官军去后,参加进剿太平军,号称"大头军",所以太平天国官书称 他为"大头妖". 《天情道理书》中还提到 1850 年广西武宣的"土匪陈亚癸",说他"聚 党数千,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 ② .这个陈亚癸也是天 地会的一个头子,也曾经表示要同太平军合作,但他的行动仍然保持着脱离 群众的那些作风,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所以在太平天国的官书中提到 他作为一种鉴诫. 这一类初期的经验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高了警惕.太平天国要求参 加自己的队伍的人必须成为拜上帝会的教徒,也就是必须完全接受太平天国 的宗教信仰,服从在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组织纪律.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既 能扩大,而又不致受足以败坏农民革命的坏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采取了他们 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 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是在没有现代无产 阶级的领导以前,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 担.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论证他 们的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们 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 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他们宣布,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时 的吃喝享受,而是为了保证一切穷苦人民的长远福利的神圣目的;也不仅是 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于上帝意志的天国,这就比 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 由此,他们就使得为进行这样的斗争所必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 神,具有神圣的色彩,成为对一切参加者必须接受的约束.谁要参加太平天 国的事业,谁就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上帝,并且按照上帝所要求的一切去做, ① 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67—368. ② 同上书,页376. 否则,就不是真正可靠的同伴.这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是非常明白的 事情. 有的历史评论者对此表示惋惜说,如果太平天国不坚持他们的宗教信 仰,只讲反清,那就会吸收更大量的天地会群众,甚至招来许多地主阶级分 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所起的积极作用 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个单纯农民革命,是依 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 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 就对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游民阶层的关系来说,正因为太平天国坚持了只 有在崇仰同一的上帝的条件下才吸收他们参加,所以它能够在其进军过程中 吸收了属于天地会的大量游民群众,并把他们溶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不 为他们所同化. 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从宗教迷信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 和思想武器,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下 列两点:第一,正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了自己队 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在他们以外的各种农民革命力量,他们的宗教却 成了一个狭隘的宗派.在太平军北上后,在广东、广西,继续出现一股股的 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是天地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有的声势也还不小,但是他 们仍只能 重蹈已往的覆辙,每一股各行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敌人消 灭.太平军虽然也派人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但不可能对他们实行领导,帮 助他们提高,也就只能坐看他们自生自灭. 第二,就太平天国内部来说,靠宗教为武器终究不能真正改造游民的习 惯势力以及参加到农民队伍里来的地主阶级分子.在打到南京以后,形势显 然和以前有了变化.天京已经建立,"天国"似乎已在眼前.在这以前的打 天下的过程中,太平军成功地抵制了足以破坏农民革命的游民习惯势力和其 他势力,在所遇到的各种挫折的考验下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胜利又要 来考验它了.虽然仅仅打下南京远不是全国的胜利,但这考验对它已经是十 分严重的了. (四)北伐和西征 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 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 ① 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造 成了这种流寇主义.特别在游民群众中,流寇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揭竿而 起的农民在广大地区内流动作战,冲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堵击,因而能在一 个时期内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但是流寇主义不能使他们得到最终的胜利. 在太平天国的队伍内部有大量的游民成分,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使它不可 能摆脱流寇主义的战争的传统,它不能正确地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紫荆山区是太平军的发源地,但并不成为它的根据地.太平军从广西出 发,进行的是无根据地的战争,一路占领的乡村和城市,都迅速地自动放弃. 它的进军虽然大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势力,但它在进驻天京以后,不能不面 临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行的围攻. 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409. 这时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有二万人左右的军队继续北上.这支军队在咸 丰三年四月(1853 年5月)从扬州出发,迅速地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以 西的地区渡过黄河,迂回到山西境内,而在八月下旬进入了直隶省.这支军 队和天京完全隔绝,甚至消息不通.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给予这支军队的方 针是乘虚而入,直捣清朝的首都.他们显然因为有了占领南京的经验,以为 用一支不大的力量孤军深入,就能同样地占领北京.但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流 动作战中,能够使腐朽的封建统治军队无可奈何,疲于应付,而要攻下坚守 的重城却是困难的.这支部队越过黄河后曾围攻豫北的怀庆府城(今河南沁 阳县治),五十多天没有打下来.当它进入直隶后,发现从保定方向正面进 攻北京不可能,就折往东去,攻到天津城边.这是这一支勇敢的军队到达的 最北的地区.它从长江边上打到这里,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它面 临敌方的严重阻力, 严寒的冬天也增加了它的困难. 它在咸丰四年正月 (1854 年2月),不得不南撤.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 们都是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在金田起义时就参加了,林、李二人在这以 前都曾在外地当过兵.他们在指挥这次进军中,极其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 一直战斗到死在敌人的囚笼里,他们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人物.这支军队在两 年内驰骋六省,转战几千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但是他们所执行 的军事方针使他们很难避免失败.北伐军没有能在所到之处充分发动可以发 动起来的群众,没有能在天津附近受阻以至撤退的情形下防止自己的士气的 涣散.在撤退之后这 支军队就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退到阜城被围困时, 吉文元战死.林凤祥和李开芳从阜城突围后,各带一部分人分别死守直隶省 的连镇和山东省的高唐(后又撤至在平冯官屯),被敌人围困了十个月和一 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覆灭了.太平天国虽然从天京几次派部队北上去接应和 援救,但都没有成功. 就太平天国的战争全局来说,这次北伐的失败只是局部性的.这个局部 战争虽然是流寇式的,但战争的全局这时已经转为与流寇主义相反的另一极 端了.为什么他们不能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北伐呢?原因是很明白的,因为已 经有了"天京"这个大包袱,他们把主力用来保持这个大包袱. 这本来是农民战争的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如果只是东奔西 窜,虽然能够在敌人面前有很大的主动性,但是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为了急于求得成功,又会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过早地占领中心城市, 而一旦取得了中心城市并企图巩固地守住的时候,他们逐渐地丧失主动性, 逐渐丧失了主动地进攻敌人的能力,也就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优势(如果北 伐军当时竟能达到占领北京的目的,也将难以避免陷入这一矛盾.如果以为 太平军要是全力北伐打下北京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 了).如何能既保持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地位,而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根据地以 至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没有能解决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军 事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农民战争的政治上的弱点使它解决不了这个 问题. 这里就军事形势看.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之后,在天京外围,它只占了镇 江、扬州几点.在南京城外,有一支清朝的庞大军队屯驻在孝陵卫、紫金山 一带,这叫做"江南大营";而江北还有一支称为"江北大营"的清朝军队, 以扬州城外为中心.所以,天京是处于敌 人包围中.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 然只能用一支偏师去进行北伐.他们的主力除了用来对付江南大营和江北大 营外,还用来向南京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进兵.争夺长江上游地区,是为保 住天京所必要的. 咸丰三年四月(1853 年5月),在出动北伐部队的同时,太平军发动了 西征.在这方面,太平军进行的是争城夺地的战争.它首先在安徽,当年内 占领了安庆、庐州(合肥)这些重要城市和其他许多地方.同年,它在江西 同清军激烈地争夺南昌,随后撤围北上,于八月间占领九江.到了咸丰四年, 太平军又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甚至更往西一度占领了荆门、宜昌,这 是太平军沿长江达到的最西的地区.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这里,它遇 到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在靖港一战遭到失败后, 重新整顿,在这年下半年和其他清朝部队一起进行反扑,从太平军手里夺回 了湖南的岳州和湖北的武昌,并且进而围攻太平军占领的九江.被迫退出两 湖的太平军集中了主要的乓力来对付湘军,十二月在湖口、九江附近给了湘 军以巨大的打击.于是太平军又在咸丰五年二月中旬第三次占领武昌.这时 湘军主力仍在江西,太平军和从广东方面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的起义力量相 配合占领了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使曾国藩只能龟缩在赣东北的一隅.到了咸 丰六年五月,太平军又击溃了钦差大臣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这时长江千里, 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在太平军掌握中.虽然北伐军完全失败了,但在长 江中下游太平军却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咸丰三年到六年的太平军的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就其 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 它一次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池,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 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 织力量来进行反攻.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太平军所遇到的最凶恶的敌人——曾国藩的湘军.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在过去对内的白莲教战争和对外的鸦片战争 中都已证明了它的腐朽和无能.在太平天国初起时,清朝调动了全国的绿营 的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击,完全无效.向荣算是当时最有名的将军,他带领 了绿营兵从广西跟着太平军,一直"送"到了南京,南京城边的江南大营就 是向荣统领的.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只能 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封建统治者已不可能指靠绿营来战胜太平军.这时, 曾国藩出来组织了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在反太平天国的战争中, 曾国藩渐渐地成为中心人物. 曾国藩(1811—1872),出身于从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道光十八年 (1838 年)考中进士,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 咸丰二年(1852 年)因为母亲病死回到湖南湘乡家中.朝廷命令他在本省办 团练.由此他开始了反太平天国的事业.向来的所谓"团练"只是各地方的 分散的地主武装.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大规模的、有坚强组织的农民武力,分 散的地主武装是无用的.曾国藩打破了办团练的老办法,组成了一支在绿营 以外的正规军,它具有与绿营不同的特点. 曾国藩湘军的骨干是以保卫封建传统思想为职责而没有做过大官或没有 做过官的读书人,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知识分子.他利用同乡、 师生等关系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要在山僻地区招募兵士,按他的说 法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 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 不收用" ① .其所以选择山僻地区,是利用其还 未受到外界革命风波的影响,其所以看中所谓"有农夫土气者",是利用其 落后性,不觉悟性.湘军招兵,多半是由营官亲手在他自己的家乡中招募, 这样来造成一种深厚的封建隶属关系.兵士的待遇,比绿营略高.对所招兵 士,都令其取具保结,把里居、家属姓名,指纹都登记下来,以利于控制, 防止逃亡反叛.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确是用了深心来组织这一支 新的反革命武装的. 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封建统治势力固然已经十分腐朽,但是地主阶级 有两千多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它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绝不会束手待 毙.当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而一支偏师也能直逼京畿的时候,清朝政府 确是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它像一个垂死的有机体一样把它内部一切潜藏的 活力都动员起来.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人就是在 这危急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力量.他们多半不是出自世代簪缨的高门华第,虽 然中过举人、进士,但还保持所谓"书生"的面目,因此比久处高位的官僚 对于群众有较大的欺骗性,也比那些纨袴子弟能干得多.他们比较熟悉世情, 能够把小地主、富农的兢兢业业地向上爬的那种劲头用到反革命事业上来. 通过他们,清朝统治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前团结了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 识分子,并利用了为他们所影响的落后群众,这是清朝统治者能够渡过这场 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军于咸丰三年(1853 年)初开始在湖南组成,次年出省作战.曾国藩 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这个檄文的措词是很狡猾的.他称太平天国 为"粤匪",企图利用地方观念来动员"三江两湖之人".接着申诉太平天 国的罪状是把"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扫地荡尽",号召一切 "读 书识字者"来保卫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名教,他说: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 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是说:不仅是为了保卫清朝政权,而是为了 保卫封建主义的全部传统.为打动被封建迷信蛊惑的下层群众,他又列出太 平天国的另一条罪状是不尊重关庙、岳庙以及一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据说 太平军的行动已为"鬼神所共愤".于是孔、孟、关、岳直到城隍老爷、土 地公公都被这个卫道之士请了出来作为讨伐叛逆的农民的后台了. 决不可以认为这些自命为"卫道之士"的"书生"比职业的武夫善良一 些.曾国藩开始在长沙办团练时,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因为他杀 戮很多.他当时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 寇之祸" ① .他明确认定,对不安分的老百姓,杀得太少太迟了,这些 "书生" 自以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保卫封建主义之道,都是有充分"理论"根据 的,所以在屠杀造反的农民时是极其心毒手辣的,用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是: "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 ② . 咸丰四年(1854 年)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的反扑,是从太平天国 起义以来,清朝军队第一次得到的比较象样的胜利.虽然接着湘军又遭到挫 折,但清朝政府已不能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绿营.到了太平天国 后期的战争中,湘军就愈来愈成为请朝的唯一的主力了. ① 《初定营规二十二条》.《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2. ① 《与冯树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一,页16. ② 《与江岷樵》.同上书,页18. (五)《天朝田亩制度》 农民革命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从封建剥削下争取解放的农民到底要建立 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提出了这个问 题,并企图回答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第一次给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 农民阶级在没有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所能够做的最完整的回答.他们 不停留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扫尽妖魔,天下太平"这一类笼统的含糊的 语言上,他们力求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划.——这就是太平 天国在定都南京后宣布的一个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的作者是谁.这个文件是通过革命的烈火从千百万 在封建桎梏下的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文件由已经有了三年 的革命战争经验的英雄们写出来,不是偶然的.没有这样的经验,不可能写 出这样的文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经验,也就只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设立了完密的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其中一 人为"伍长";五个伍长上设一"两司马",四个两司马上设一"卒长", 五个卒长上设一"旅帅",五个旅帅上设一"师帅",五个师帅上设一"军帅",每一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再以上则由全军统帅("正军 师")派出"总制""监军"以指挥各军帅.这样的军事编制把散漫的农民 队伍组成为有严格纪律的统一战斗集体.前面已经说过,在最初起义时,参 加太平军的人,多半是全家参加的.他们的田产——如果有什么田产的话, 都要变卖了交给"圣库".富户们参加时都实行了这一条件.在作战中,一 切缴获的财物都必须交公,绝对禁止"私取私藏".在全军中实行一种大体 平均的供给制度,这种制度维持相当长久.敌方这样描写说:"伪官虽贵为 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 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中亦然" ① .可 以说,太平军全军中,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种对于维持这个军队的 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的军事组织的经验,成为《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的 一种依据. 这个文件说的是整个社会组织,而并不仅是"田亩制度".它之所以采 用这一标题,反映了劳动农民在革命中最关心的就是土地问题——土地归谁 所有,如何分配,而这问题也正是推翻封建社会制度的最中心的问题. 《天朝田亩制度》 ② 在这问题上提出的原则是平分土地,其办法是按每家 人口(包括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耕地,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十五岁以 下的孩子比大人减一半).文件规定把田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从上上等到下下 等共九等,这是为了做到分配均匀的原故.文件又规定,每一家还要栽桑树, 养蚕纺织,缝衣.甚至具体规定,每一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 这样的分田办法的前提,很明显的,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 主所有的一切土地.文件中并没有明白说出这一点来,其作者显然认为这是 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完全没有地主的地位. "凡天下田, 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7. ② 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18—326. 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就是这样大 胆地提出了一个土地归"天下人"共有,否定地主阶级的所有权的主张. 《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画出了它的理想社会的结构.它把太平军中已 经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移到了社会上来.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家由军帅一 人统管,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其基层是每二十五家(五个伍)设 一个两司马.文件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 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 亦然".所谓国库,每二十五家设一个,但两司马要把国库收入上交到军一 级,而只是"存其钱谷数于簿"."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 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 一式".至于"鳏寡孤独废疾","皆颁国库以养"."凡二十五家中陶冶 木石等匠,俱用伍长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所以,由一个两司马统管的二 十五家就成为理想的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这个文件要人们相信,只要按 照上帝意志实行这样的公有制,几千年来贫苦农民所梦想的人人饱暖幸福的 社会就实现了."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 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 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以两司马为首的每二十五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单位,同时也是执行文化教 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的单位.每二十五家中设一"礼拜堂",由 两司马在那里"教读圣书","讲听道理".还设立类似民兵的制度:"每 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时参加杀敌捕贼,无事时为农耕田.民间诉讼 由两司马处理,解决不了,逐级上报,直到军帅一级以至上奏天王.两司马 还有责任每年一次把所属的各家中"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 ① 向上保举,经过 层层上级审核后由天王任命为官.对于已经做官的人,这个文件也详细规定 升和贬的制度:每年一次由各级"首领"审查他们有无"贤迹"与"恶迹", 逐级上报,最后由天王决定加以"超升"或"谴谪".还规定:"凡天下每 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这是指 正规军,与伍卒不同. 这些就是《天朝田亩制度》所画出来的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图案.这 个图案的确画得十分粗糙,但其轮廓和线条却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幅交织着 现实和幻梦,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图画.这里面既有由 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 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 这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它宣布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之 后,要建立起不容许任何剥削制度的公有社会,因此它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彻 底性,没有一点同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妥协的余地,一点也不寄希望于地 主阶级发"善心",甚至同农民作为小所有者的私有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决 ① " 遵条命"就是遵守太平天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各项基本规定.有的历史学 者因为《天朝田亩制度》 中有把官"黜为农"、"贬为农"这样的说法就以为这是 贱视农民的表示,甚至因此认为这个文件并不代 表农民的观点,这种说法是错 误的.文件中明确地说道: "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 力 农被认为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官被证明不能称职的则应"黜为农"(仍旧当农 民).这同封建统治阶 级对于官与农民的关系的看法恰好是对立的. 裂.这些小农民已经抛弃了他们的一小块土地而参加到太平军的洪流里,战 争的烈火使他们突破了小私有者的圈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的 设计,并且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天国.但是,他们毕竟只 有小生产者的经验.他们从诚朴的农民的实际主义出发,并不描绘"江湖好 汉"所憧憬的"大斗分金,大秤分银"的浪漫主义图画,而不过是每家养五 只母鸡,两头母猪,婚娶弥月时给钱一千,谷一百斤等等.在他们的天国中 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小农民过惯了的结合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活,不过 是闭塞的狭隘的农村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他们要想安 定地过这样的劳苦生活也办不到,而现在他们说,天国将保障所有的人一律 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把理想社会想象得好像很美好,其实很暗淡.他们没有 想到,靠这种平均主义绝对建立不起理想的天国,而只能是人间的贫穷世界 的继续.事实上,他们的反封建斗争越是彻底,将越是为新的阶级分化创造 条件,为一系列新的阶级斗争打开道路.他们不能预见还有漫长道路的阶级 斗争的远景,也不知道,在这漫长道路上他们走的不过是最初的一小步. 这些在残酷的战争中的农民不做"桃花源"的幻梦,他们丝毫没有沾染 上不要国家,不要军队,不要政府的愚蠢妄想.他们要建立的是以天王为首 的统一集中的国家,并试图以农民所能设想的方法给这个国家加上民主的色 彩.当然,他们也想不到,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为 基础,除了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 在这幅小农民画出来的理想国的图案中,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 立的手工业.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安插到《天朝田亩制度》里去.这些东西 在一个农民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没有存在的余地.实际上,太平军在进入南 京后,曾一度解散原来的城市和取消商业.他们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的官僚、 退休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和所属的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 商店中的一切物资.所有的物资都被集中起来,分类储存,成为军队,即国 家所有 的财富.居民都被分别男女编组起来,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军事组织. 手工业者被编入军队所属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这样,整个城市实 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 也就很自然地被废除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于《天朝田亩制度》 的精神的. 这种政策是农民所能想出来的对待城市的最革命的政策.在中国封建社 会中,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 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 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 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虽然高出于单纯的流 寇主义之上,然而还是把现实社会拉向后退(绝对的自给自足比哪怕是稍许 的商品经济还是倒退). 当时中国一些地方,特别在太平军到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已 经相当发达.消灭商业是不可能的.不久太平军在天京城外特准设立各种商 店,开店的人要得到批准,领取天朝的"文凭",所卖的货物是由"圣库" 发给,这可以说是一种公营商店.但是这样的公营商店没有能长期存在,显然,"圣库"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源.他们纵然能用强制办法消灭城市 中的商业,却怎样也消灭不了农村中的集镇贫易.只要军事局势略一安定, 集镇贸易又自行恢复起来.太平军在初期对所占领的其他一些城市,也不同 程度地实行了对南京城的办法.但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商业消灭或衰落以后, 在其附近农村集镇上的商业反而更加繁荣了.在后期,太平军在江南地区更 无法实行初期的商业政策,只能在城市中也开放市场.他们发给商铺以称为 "商凭"的营业执照,允许在遵守法令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事实证明,太平 天国的英雄们消灭不了、也控制 不住商品经济这个"魔鬼".虽然在《天朝 田亩制度》中不承认这个"魔鬼",但他们终究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否认它的 存在.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显然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 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 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 能真正实行. 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动作战中,说不上实行他们的田亩制度.当时情 况按清朝官方记载是:太平军每到一处即发布告示,"令富者贡献资粮,穷 者效力".清朝官方记载,在咸丰三年初进入武昌时,"亦如此出示,设馆 收贡,仅行一日,见所获无几,遂逐户搜括".当然是搜括富户.官方记载 又说:"此时盖专掳城市,仍不扰乡民"."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 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 ① .专掳城市,当然是因为城市财富比较集中的原故. 在既入南京并重回江西、湖南一带时,就不能不进一步来解决管理农村 的问题了.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派人入各村庄,"勾通富户奸佃劣仆, 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这是在经济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不久 后又在乡村中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 两司马、伍长各官.有些地方并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货本,皆天 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 ② .这也是根据 《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但如果认真这样做,就成了剥夺一切农民和小商 贩的所有,而由国家负起供养全部人口的责任,这是行不通的.显然,他们 并没有真这样做,因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 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 ① .曾国藩 后来在同治二年(1863 年)的奏疏中也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 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 ② . 清朝官方的这些记述虽然未必很准确,但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实际做到 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农民们不交租给地主,而直接向 国家纳税.也就是说,《天朝田亩制度》中的革命的方面是在一定程度内实 施了的.至于土地的绝对平分,并把除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余的 粮食、财产都归"国库"这种想法,是并没有实行,也是不可能实行的. 在太平军西征的时候,东王和北王、翼王会奏天王说:"建都天京,兵 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 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③ .天王批准了这个建议. 据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当时认为立刻去实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适当 ① 《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0、271. ② 同上书,页272、275. ① 《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5. ② 《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页15. ③ 《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03—204. 的,还是要用"交粮纳税"的办法来解决军队所需要的粮食问题. 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其所占领的农村中对于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封建的 土地所有制的打击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彻底的.太 平军到达一个乡村时,对地主富户给了经济上的打击,再加上当地农民起来 斗争,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不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情形.但在这种斗 争比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动摇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乡官制 度,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地主在当地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所谓乡官(即两司马、卒长)都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的.在地主势 力确已受到严重打击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固然较多具有革命的性 质,但在不少地方的乡官的人选却往往还是旧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类人 物.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 "尽有乡官本刁健讼棍,饶有机阱,每备礼物入城献于贼目(太平军的官员 ——引者),与之款洽,倚为护符" ① ."(乡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 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亦不少" ② .这些记载表明,当 时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权中.依靠这类乡官,当然不 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 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国并不能成功地管理农村和城市.但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单纯的农民革命好象一场暴风雨,可以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 的毁坏,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一种能够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要彻底推翻农 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而使农民群众再也不过被剥削的生活,要彻底摧毁地主 阶级的统治而代之以农民群众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把本来是建筑于对农民 的剥削制度上的城市经济转变为真正对农民有利的城市,这都是十分艰难的 任务, 这样的任务不是单纯农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 《天 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他们所作的试验,固 然终于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中国革命中的这些复杂问题所包含 着的各种矛盾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只就这点说,也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 的重大贡献. (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 当太平军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好象用筛子把旧社会筛了一道一样,筛出 来的跟着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旧留在本地.但当太平军发展到长江下游, 占领了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时,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 阶级分子以外,它不得不听任整个社会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罗在自己的队伍里 面,因而它的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城镇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浪荡游 民.城镇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因为 无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顺从太平军.农村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阶级分 子,还有许多被打败溃散了的清朝军队中的兵勇也参加到太平军内来了. 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一套如何在革命队伍中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 设的措施,以及如何在革命中对待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策.太平天国的 领导者不能提出这样一套政策和措施.他们的宗教帮不了他们忙.《天朝田 ① 《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3、275. ② 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642. 亩制度》这样一个只能对封建秩序起破坏作用而带有很大空想成分的纲领, 也显然无济于事.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地侵蚀到革 命队伍内部.他们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在天京大兴土木,建筑 王宫,过着养尊处优、豪华奢侈的生活.清朝官方的情报说,天王洪秀全临 朝时,只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可以进见,其他官员都排列在 大门内,按照仪式跪拜,呼喊"万岁".天王同其他诸王的关系(更不用说 同其他官员和 将士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上下的关系.每个 王都有千人以上的僚属和侍从人员.杨秀清每出府,"开路用龙灯一条,计 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 对, ……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 ① . 封建等级制度甚至搞到极端繁琐的地步. 以"天王诏令"的名义颁布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臣下"对天王的子女 和其他各王的子女的不同称呼,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第三子称"王三 殿下千岁",天王的长女称"王长金",次女称"天二金",其他各王,如 东王的长子称"东嗣君千岁",第二子称"东二殿下万福",东王的女儿称 "东长金","东二金"等等.对王以下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 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帅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 军帅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 "将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称 "玉", 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如 丞相子称丞相公子,军帅子称军帅公子,等等 ② .官员们出行都坐轿,天王的 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 坐轿时,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这些情况说 明,太平天国领导者进入大城市以后,失去了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他们 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西征占领长江两岸时,有些原来执行的政策实际 上已不再坚持.咸丰六年(1856 年),和太平军同时进入江西的一部分从广 东来的天地会部队,保留着原有的组织,打着自己的旗号和太平军一起作战. 这虽然增加了太平军的声势,但这些天地会部队带有严重的游民习气,所起 的影响是很坏的.可见太平军已丧失用自己的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来溶化游民 势力的能力了. 当太平军初起时,地主富农分子是舍弃了自己的财产,同造反的农民一 起来打天下的.太平军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容纳他们.情况变化了, 当然不可能再这样做.在安徽、江西、湖北各地,许多富绅、地主接受了太 平军的任命,担任各级乡官,却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 太平天国的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败太平军的时候,不会不想到使用内奸的 传统老办法.例如有个江宁府学廪生张继庚在天京假作归顺,暗中联络党羽, 秘密同江南大营的向荣通消息,企图里应外合,在咸丰四年被破获.这还是 从内部进行破坏的比较低级的方式.愈来愈多的阶级异已分子混在太平军 内,似乎为太平军工作,其实是以各种手段腐蚀农民队伍.这种"看不见的 敌人"成了太平军最危险的敌人. ① 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179—180. ② 《太平礼制》.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103—105.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天京城内发生了咸丰六年八月到十月(1856 年9月到11 月)的大变乱.太平天国中地位最高的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 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还有地位次于这几个王的秦日纲(在定都天京后受封 为燕王),都卷进了这场大变乱. 矛盾首先发生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不但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 权,而且还不放弃他代"天父"立言的特权.当他自称"天父"附在他身上 的时候,洪秀全只能按习惯下跪听令.咸丰六年,在已经把清朝的江南大营 击溃以后,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七月里他假托"天父"的意志,要洪秀全 封他为"万岁".这实际上是不承认洪秀全具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权力,至 少是要求平起平坐.这时,在江西前方的韦昌辉乘机率三千兵力赶回天京, 深夜进城,在杨秀清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把杨秀清杀死.这一 天是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 年9月2日).接着的两个多月中,韦昌 辉 在天京实行恐怖的统治,杀死了东王部下和群众二万多人.这时,清朝官方 的报告说.看到长江上有无数"长发"的尸首顺流而下. 韦昌辉(1823—1856),广西桂平金田村人,家庭富有,是兼营典当业 的地主.他虽然花钱捐得监生的资格,仍遭到当地官绅的欺压,因而为冯云 山所说动,率全家参加起义,并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之一.起义从金田村 开始,就是因为韦昌辉在那里毁家发难的原故.在定都天京后,韦昌辉对掌 握大权的杨秀清表面上很恭顺,竭力逢迎谄媚,但心怀不满.有的记载说, 他杀杨秀清是受了洪秀全的指使,这大概是可信的.他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 用洪秀全的名义而使谋杀杨秀清扩大为一次大屠杀,则无可考.贫农出身的 燕王秦日纲,广西贵县人,金田起义最早参加者之一,是个头脑简单而勇于 作战的焊将.他追随韦昌辉,参与了谋杀杨秀清和天京大屠杀的暴行. 在大屠杀正进行时,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到天京,反对韦昌辉的这 种行动.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出天京,并且从安徽组织兵 力,准备打回天京.这时,洪秀全已经在天京城内控制局势,经过两天交战, 迅速镇压了韦昌辉的力量,所杀的只有二百人,就把局面稳定下来.秦日纲 也在这时被杀. 石达开(1831—1863),虽然很年轻,但在西征中是重要的统帅之一. 他在战场上的勇略和才智使敌人畏惧.江西和安徽的一些地区在他管理时, 对待地主绅士比杨秀清和缓,这曾使杨秀清对他不满意,他也对杨秀清擅权 不满.而且他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的那一套粗陋的宗教迷信,不大附和.在 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到了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不能得到洪秀全的 信任.到了第二年五月(1857 年6月)他跑出天京,率领所部,离开太平天 国而独立行动.他带走了不少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力量在韦昌辉的屠杀后又 一次遭到很大的削弱. 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因为个人恩怨和权力争夺而互相猜忌,以至发生 火井,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这种火并当然会损伤自己的力量.韦昌辉就 是利用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掀起了一场大变乱.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 他已成为农民革命的敌人.他在天京城内进行的这样大规模屠杀,在自古以 来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民领袖互相火并的性 质.在以后的太平天国文书中,仍然尊杨秀清为东王,并把他被杀的日子定 为东王升天节,而韦昌辉则再不被称为北王.这是太平天国自己对于这场天 京大变乱所作的结论. 在这场大变乱发生时,太平天国还远没有达到预期推翻清朝统治的目 的,但是领导者们已经从草莽英雄一变而为他们所说的"小天堂"的主人. 洪秀全和杨秀清陶醉于既得的胜利中,为争夺权力而争斗起来,这既是小生 产者的狭隘观点的表现,又是受地主阶级意识侵蚀的结果.他们当然无法防 止在自己内部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而恰恰为它创造了机会. 这场天京大变乱成为太平天国从飞跃发展的形势转向下坡路的标志.干 部的损失、军事力量的削弱,固然是直接造成的后果,但更严重的后果是政 治和思想上的危机的加强.过去,人们是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 建立人间天国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这种号召在太平天国领袖集 团的分裂和相杀中黯然失色了.过去,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治和革命思想是以 宗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自经天京大变乱后,这些宗教的语言也不能不丧失 其魅力了. 但是, 由金田起义和向南京胜利进军而兴起的革命势头还没 有因这次天 京大变乱而完全被打断,韦昌辉的破坏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农民革命的主导 力量(虽然它所具有的弱点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战胜了这次政变.所以, 在这以后,太平天国在总的衰落过程中还能取得某些胜利,并且继续维持了 八年之久.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 势力已经侵入中国的时候.这是已往的农民战争所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历史条 件.太平天国最后是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合力扼杀了 的.但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示他们同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而 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之间还发生了战争(历史 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的军队甚至打进了清朝皇帝的京城, 给了封建统治者以它所难以忍受的打击,而这二者之间的合作却正是后者受 到这种打击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太平天国初期取得胜利的时候,清朝的有些地方官员已经无耻地请求 外国侵略者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代表署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上海向美国人、 英国人、法国人请求派海军入长江,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这还是在咸丰三 年(1853 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前几天的事.吴健彰其人本来是广州同顺洋行 的行商,又是上海美国资本的旗昌行(一个贩卖鸦片的有名的商行)的合伙 人.他是一个道地的买办官僚. 美国在咸丰三年也曾通过某些关系向清朝追击太平军的主帅向荣表示了 愿意在军事上给以援助的意思.但这时,清朝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求助于外 国,而英国、法国、美国也不愿在清朝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时候立即 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需要对他们还很不熟悉的中国由于太平军的 惊人的胜利而造成的复杂形势观望一下,才来决定采取什么政策对自己最为 有利.因此,他们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对中国国内战争暂时采取"中立" 的态度. 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 年和 1854 年)先后从上 海访问天京,直接与太平军领袖接触.这是为了了解这个突然兴起的政权的 底细,同时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种姿态.清朝在上海的官员向朝廷多次发出 警告,说这些外国可能正在暗中帮助"叛党".这些国家用这种姿态作为对 清朝政府进行讹诈的资本. 在咸丰三年首先到天京访问的是英国公使文翰,三月间他在天京会见了 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并与东王杨秀清交换了信件.接着,法国公使布 尔布隆在同年十一月到了天京,燕王秦日纲和他进行了会谈.第三个去的是 美国公使麦莲.麦莲的前任公使马歇尔上校在咸丰三年已曾想到天京,但因 为他的船在镇江搁浅而未能到达目的地.麦莲在咸丰四年五月虽然到达天 京,但他拒绝了天京官员向他提出的"觐见"东王杨秀清的要求,却把他所 乘的兵船上驶芜湖,然后就返回上海.这些外国公使都是乘坐自己的兵船进 入长江的.当时清朝政府固然不敢阻拦外国船自由行动,而太平天国政府也 还不懂得外国船是无权在长江航行的. 太平天国领袖除洪秀全和其他个别将领(如当时驻守镇江的罗大纲、吴 如孝)外,过去谁都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他们的确还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也 不免受到封建统治者留下来的"万邦来朝"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又 以为这些外国人和自己宗教相同,供奉同一个"上帝",有共同的宗教语言, 因而把他们称为"洋兄弟",这又显得过于天真.但是总的说来,太平军的 领袖们对待这些外国使者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 例如,英国公使向太平军的领袖们声明英国"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 得到的是"充满自信心的冷静态度"的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 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的啊!" ① 这种 态度和清朝的官员恰成鲜明的对立.这些外国使者从天京除了带回一些太平 天国的出版物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这些外国使者急于 要弄清楚的问题.英国的文翰到了天京后特别把南京条约等文件抄送太平军 领袖,甚至在其致东王的信中威胁说:"我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 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 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 和约" ② .法国与美国公使也同样地向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得到 满意的答复.美国公使麦莲向国务院报告中确定地说: "天王兄弟及其臣下, 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 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 ③ . 太平军严禁鸦片,这一点也是各国十分注意的.一个随同美国公使到天 京去的人记载说:"吸菸不特严禁,而且禁令有效.抽鸦片之禁当然更为严 厉执行了" ① .英国的米赫斯牧师也说:"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鸦片将 被严厉禁绝,非同现在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 ② .对于仍把鸦片作 为对华贸易的重要项目的英、美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当时,有些外国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取得胜利是对西方各 国非常有利的事.早在咸丰二年(1852 年)向外国报道他所知道的洪秀全的 革命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说:"与外国战争(指鸦片战争——引者)之出人意 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中 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 耶?" ③ 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的米赫斯牧师 (此人研究了文翰公使访问南京所 得的材料)说:"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 以便传教和通商,及输入种种科学的改善,此在授受两方,均受其益" ④ .这 些传教士建议自己的政府实行真正的中立.他们同情太平军的出发点是:基 督教在中国传播,将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国家,它们由 1840 年的侵略战争在中 国取得的地位将因太平军的胜利而大为巩固和发展. 这些传教士的想法,不能为他们的政府所接受.这些政府派在中国的公 使经过亲自考察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英国公使文翰向政府报告说:"我曾 说他们(太平军)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以称之为一种伪造的启示.这个宗 教大概是以旧约和传道小册子为基础.但他们已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 ① 《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03. ② 同上书,页910. ③ 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 1952 年版,页413. ① 原文见 1854 年6月24 日《先驱报》. ② 《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17. ③ 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同上书,页825. ④ 《英国政府蓝皮书》.同上书,页917. 中,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抑或只是几个首领徒然 利用其做为政治势力之工具,借此蛊惑众教徒之心而望其矢忠不变" ① .美国 公使麦莲的报告更直截了当: "他们(太平军)几乎完全由内地的无知识的、 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他们是不值得 文明世界之重视的.而且,他们也许不能在他们所夺取及劫掠的城市之外, 组织政府机构,这些城市之夺取与劫掠,是由广大群众受了最高度的煽惑, 对于一切握有财产的人恨入骨髓所致" ② . 公使们的见解显然要比那些传教士实际得多.他们不承认中国的造反的 农民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宗教问 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以这些公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 在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时就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只能同"一切握有财 产的人"站在一起,不管这些人多么愚昧,多么落后;他们也明确认识到, 由太平天国所代表的贫苦劳动群众是他们在中国的真正敌人. 清朝政府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证明是一个禁不起讹诈的政府,它已经在南 京条约和其他一系列条约上签了字,对于这些条约,虽然侵略各国越来越感 到不满足,但如果清朝的覆灭就是这些既得权益的丧失,是它们不甘心的. 咸丰四年(1854 年)英、美、法都提出了修改 1842 到1844 年订立的条约的 要求,它们所要的修改,不用说就是扩大它们的既得的利益.它们要利用清 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 以它们决定不摒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它,而要表示"中立", 甚至作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 是做不成买卖的. (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 英、美、法的所谓"中立"的虚伪性,咸丰三年、四年(1853 年、1854 年)在上海和广州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占领南京、镇江后,并没有立即向东往上海方面进兵 (以后有七年之久没有这样做).但是上海一带的群众受到革命的影响,发 生了激烈的动荡.这使得在上海的所谓"租界"里的外国人十分恐慌.在英、 美、法的领事的主持下,成立了外侨的武装组织,准备与他们的海军(当时, 有四艘英、美、法兵舰停泊在上海)合作,进行"防卫".前面已经说过, 租界本来就是非法的.他们现在公然认为他们有权用武力来对抗中国人民的 革命力量,防卫他们所诈骗得来的东西! 在上海一带,有一个属于天地会系统的群众秘密组织,叫做小刀会,它 在咸丰三年八月初(1853 年9月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并在县城里 建立政权,其首领刘丽川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小刀会起义 后曾占领上海、嘉定等六个县.他们虽然同太平军有过联系,但是双方不能 实行必要的合作,太平军这时还没有致力于开辟南京以东的地区.小刀会在 苏州企图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它所已占领的除上海以外的几个县先后为清朝 军队夺去,到了九月底成了孤守上海县城的形势.但即使是这样,清朝官军 ① 《英国政府蓝皮书》.《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96. ② 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11. 围攻上海县城仍然达十五个月之久,最后还是靠外国武力的帮助,才于咸丰 四年年底(1855 年2月)使小刀会在上海失败. 外国租界是和上海县城紧相邻近的.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朝官军也就必然 要在租界边缘活动.咸丰四年四月借口有几个官军兵勇进入租界地区,英国、 美国联合发动了一个军事行动,以他们的兵舰上所能用的武力为主,向清朝 军队进攻,把它赶到距当时租界边缘较远的地方.清朝军队并没有认真作战, 而是立即后撤.这一战,在英、美资产阶级历史书上称为"泥城之战"(因 为英军是从南京路向泥城桥进攻).当时英国外相表示完全赞同英国在上海 的领事的"勇敢与判断" ① .这一战的结果并不是恶化了英、美等国同清朝当 局的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融洽起来,从而使这些侵略国家不但能够进一步 扩大了租界的地区,确定了租界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在上海攫取了对全局 有重大关系的利益,即控制中国的海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买办官僚苏松大道吴健彰在这时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人物.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他在城里被俘获.当时正在上海的美 国公使马歇尔和美国传教士晏玛太亲自到城里设法帮助吴健彰脱逃出来 ② . 以后,吴健彰就一直在租界里以清朝官员身分进行活动.在所谓泥城之战后, 皇帝对于上海官员们发出谕令,表示担心"夷人"与"上海叛匪"勾结,并 且提出对付"夷人"的方针是:"着怡良(两江总督)许乃钊(江苏巡抚) 督饬吴健彰设法羁縻,妥为控制,仍当责以大义,杜其奸谋,一面赶紧设法 攻剿,迅图克复" ③ .于是由吴健彰代表清朝当局向英、美、法赔札道歉,作 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前文(第四章第三节)提到所谓《上海租地 章程》在咸丰四年曾进行一次修订,这次修订就是在泥城之战后由吴健彰和 英、美、法三国领事商定的.根据新的章程,租界更加成为一个由外国资产 阶级统治的具有完全独立的政权的地区. 在小刀会起义后,清朝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立即被群众所捣毁. 吴健彰本来兼任上海海关监督,但他要想重建海关受到英、美等国的阻挠. 各国领事提出这样的一种奇妙的说法:清朝政府要在此重新设立海关,势必 要有一定的保卫力量,而如果容许这些保卫力量进入租界,那就破坏了租界 的"中立".因此,在上海的海关就无法恢复起来.外国商人对此当然十分 高兴,上海对于他们实际上一时成了个不收进出口税的"自由港".上海海 关收入对于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那军事开支庞大的时候.这个问 题到了泥城之战后才算解决了.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在咸丰四年六 月二十九日订立了一个协定,由苏松太道聘任外国人来担任上海税务司.根 据这个协定,法国、美国、英国各一人共同组成了一个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 会.这样,就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这种殖民地制度,这种制度在 几年以后由上海一地推广到了全国. 在泥城之战以前,这些怀有阴谋的外国侵略分子有时故意向清朝官方表 示他们同情小刀会的起义,例如美国公使麦莲曾向两江总督怡良说:"我们 承认这一个革命运动(指上海小刀会——引者)是一个有力量的、够尊敬的 运动,有资格向外国政府要求享受交战国的权利,不管他们所控制的土地是 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出版,页432. ② 《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28. ③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此书以后简称《咸丰夷务》)故宫博物院 1932 年刊本,卷七,页23. 大是小" ① .但这不过是借以进行要挟讹诈的伎俩.经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 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清朝当局无一不使侵略各国满意之后,假面具就 完全不需要了. 咸丰四年六月间,在美国公使麦莲参加下,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 协议采取措施企图强迫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县城.他们与清军合作,完全 断绝了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的交通,使在城内的起义军不可能从外面得到任 何接济.最后则由法国人直接向起义军作战,法国租界是与县城紧相邻近的. 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同清朝官军相配合,攻破了上海县城.小刀会领袖刘丽川 和其他许多战士牺牲在城内,突围出城的一部分到了别的地区参加起义.有 些逃到租界内的起义者被租界当局"引渡"给清军.清朝政府为了感谢法国 人的重大帮助,承认十六铺一带的沿江地段划入法租界内.但法国官方还虚 伪地表示,他们只是因故而同小刀会起义者发生冲突,并非有意要帮助清朝 官军,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中立"的. 咸丰四年在广东,天地会也纷纷发动起义.几乎全省郡邑都被各个堂号 的天地会势力所占据.广州附近各城镇的起义军包围广州,企图加以占领. 十月间,陷入困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致函英国的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要求英国海军帮助官军共同来摧毁进攻广州的"叛党".包令表示不能 接受这种请求,并且正式发布公告,说是英国人对于发生在广东的内战严守 中立,不得参与内战的任何方面.但是英国绝不愿意广州城落到造反的群众 的手里. 他们在中立的名义下实际上在广州实行了干涉. 英国人吟唎著的 《太 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4 年包令爵士使英国海军与罪恶昭彰的两广 总督叶名琛联合,共同蹂躏广东.广州几乎是清朝政府在广东全省唯一据有 之地,清朝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这座城市的" ① .吟唎的书和别的 外国作者的记述还具体记载了英国海军帮助清方打破天地会党对广州城的水 上的封锁,以及英国海军攻击驶出海岸的天地会党的武装船只并用海盗名义 把俘获的会党分子交给清朝官方等等情形. 使英国人恼火的是叶名琛并不因为他们事实上的帮助而改变他拒绝同外 国人接近的态度.一个英国作者记载说:"(对于叶名琛的求助)包令当然 回答说,他无权干预中国的国内事务.但是他带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去保 卫广州的洋行,无疑的,这支海军的来到对压平叛乱是起了作用的.包令本 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叶会邀请他到他的衙门内进行会晤.但事实上什么会 晤也没有." ① 叶名琛是当时极端守旧的封建官僚的一个代表,他对外国人常常表现得 十分倨傲,而在面临人民的造反时,却又把向外国人乞援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情.他根本不考虑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因而在不久后的第 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作出了极其可耻而又可笑的表演. 咸丰四年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州天地会起义的过程中,英、美等国所 谓的"中立"显然是虚伪的,不过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在公开放弃"中立"的伪装而站到清朝政府方面去以前,还要狠狠地先把清朝政府揍一顿,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这种情形看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上面我们已 ① 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46. ①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页131. ① S.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第一卷,页221. 经讲到在上海经过所谓泥城之战而实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小刀会的起 义,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局部地区的具体而微的预演. (三)所谓修约问题 咸丰四年(1854 年)英、美、法为了扩大它们既得的权益而向清朝政府 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照它们自己的说法,提出修改条约是有"合法"根据 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 "和约一经议定, 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 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① .在同一年订立的中 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话.根据这种规定,美国、法国认为有权在咸丰六年 (1856 年)按照它们的需要提出任何修改条约的要求,虽然按照原来规定, 至多无非是说,可以按具体情况作些个别修改而已.英国和清朝订立的条约 中甚至根本没有修改条约的话,但是它认为,根据所谓"最惠国的待遇", 它也有把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订立的南京条约在满十二年时,即咸丰四 年(1854 年)进行修改的权利 ② .同样,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既然英国 可以要求在咸丰四年修改条约,美国、法国也都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要求 了.——强盗们的"合法性"原来是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而制造出来的. 清朝官方最初是在咸丰三年(1853 年)知道英国可能提出修约的要求. 这年三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报说: "据密探禀称,该国王(指英国——引者) 因道光二十一年间定条约时,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本年正计届 期,亦难保其不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 ③ .这个消息 颇使已遭到太平军严重打击的清朝官方感到恐慌.但这个昏庸糊涂的叶名琛 始终没有查一下,对英国的条约中根本没有"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 议"!他还把道光二十二年订的条约误为二十一年. 英国政府当时指示它的驻中国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时所应达到 的目的,其最主要的几点是:一,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和沿海各 城,至少也要争取长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直到南京的沿江各城以及浙江省 沿海各大城;二,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三,废除对外国的进口货和为向 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的内地税 ① .美、法政府都分别训令它们在中国的公使 对英国的要求予以支持和合作.不过英国政府在对其驻中国公使的训令中又 表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不必急于求成,"把修约延迟相当的时间,确乎是 会有一些好处的."主要的一点好处是,"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方法来推断变 乱(指当时的太平天国战争——引者)的可能结果,并能据以策划我们的谈 判" ② .这就是说,再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看一下. 咸丰四年三月(1854 年5月)英国和美国都更换了驻华公使,在新的公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6. ② 见英国外相克勒拉得恩于 1854 年2月13 日致驻华公使包令的信件.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一卷,附录 16,页765. ③ 《咸丰夷务》卷六,页8.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67. ② 同上书,页765. 使包令和麦莲来到后,叶名琛又奏报说:"该两国公使同时更易,其中必各 有因.初来颇觉秘密,追至再四查询,始知皆由于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 订约时, 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等语. 本年闰七月初六即已届期 (按, 这是 1842 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的日子——引者),该国王等分遣各酋来粤,即专注意 于此."咸丰上谕对此的答复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 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 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诰诫也" ③ .按当时清朝体制,两广总督同时是负责 一切"夷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曾多年任广东巡抚,咸丰二年升任两广总 督,但他对外国情形其实毫无了解,他的"不动声色加以防范"的办法就是, 一概拒绝接见这些外国公使.在英、美、法三国公使共同坚持要求下,叶名 琛派了一个知州和一个知县传话说: "叶总督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 ① 所谓变通事宜即指修改条约.三国公使改而到上海去活动.他们会到了两江 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这年上半年是许乃钊,下半年是吉尔杭阿),并 且表示,如果在广州和上海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自己到天津去. 吉尔杭阿向皇帝报告他和三国公使会谈中曾驳复了修约的要求:"当答 以英夷原定章程,名为万年和约,本无十二年变通之文,即当永远遵行,包酋(指英公使包令——引者)不应有此不经之谈.美、法二夷,虽有十二年 变通之约,而无另定新章之语" ② .在这点上,吉尔杭阿比叶名琛高明一些, 他至少把条约原文查了一下.但是吉尔杭阿向皇帝建议不妨接受修约的要 求.他说:"兹麦酋(指美公使麦莲——引者)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 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势将无从阻止.莫若将机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 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否则一朝决裂,乘金陵未复之时, 闯入长江,诸事不复受商,动辄为所挟制,一误再误,长江中又添一巨患矣" ③ .原来这时三国公使已先后访问天京,他们中,特别是美国很明显地表示愿 意给清朝政府以军事上的帮助来换取条约权利的扩大.据两江总督怡良说, 美公使麦莲交给他的照会中有"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 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 ④ 等语. 所谓"自行设法办理"则又包含着威胁的意思.一般说来,当时在上海 的清朝官员与买办资产者的关系最深.吉尔杭阿就是最早主张对修约要求全 面妥协,以换取外国的帮助的一个官员.但吉尔杭阿的主张遭到朝廷的驳斥. 皇帝的上谕说:"著吉尔杭阿相机筹办,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 不致更萌妄念,方为妥善",同时命令长江上的军事长官"于江路下游圌山 关一带,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 ① .可见清朝政府这时仍 怀疑"外夷"和太平军"勾结",所以虽然不愿意惹怒洋人,但认为吉尔杭 阿的建议是不可行的. 咸丰四年八月英、美公使乘兵船到大沽口,法国公使没有同去,只派使 馆秘书同行,这是因为法国的兵船这时正在修理的原故.他们声称,北上的 ③ 《咸丰夷务》卷八,页4. ① ② 《咸丰夷务》卷九,页2. ③ 《咸丰夷务》卷八,页35. ④ 同上书,页20. ① 《咸丰夷务》卷九,页5. 目的是要面见皇帝和大学士,提出要求.清朝政府连忙派出官员到大沽口外 拦阻.英国公使包令书面提出了十八条要求,美国公使麦莲也提出了十一条 要求,其主要内容就是上述英国原定的方案,一句话,就是要使中国按照西 方侵略国家的利益全面地向它们开放.清朝政府看了这些要求后,认为"所 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只有关于"民 夷相争"要求"秉公办理"的问题,上海外国商人要求减免欠税的问题,广 东茶税要求减轻的问题,这三条,还可考虑,但也只能到广东去具体商量 ② . 英、美公使这次北上虽然未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坚持要 到天津和到北京,而是悄悄地又回到了上海和广东.清朝政府认为这是他们 并没有多大伎俩的证明,却不知道,这些国家本来想对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再 观望一下.而且,当时英国和法国由于同俄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尚未结束, 不可能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它们在中国暂时避免采取过于强 硬的态度,以免使自己反而处于窘困的境地. 广东的叶名琛在英、美等国公使北上时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酋等如果 经抵天津,无论所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 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 ① .似乎他很有办法来对付"夷酋",但事实上他的"设法羁縻"仍旧是封建官僚惯用的推托、拖延的老办 法. 到了咸丰六年(1856 年)六月,叶名琛又奏报英、美、法三国重新提出 修约问题,虽然他仍说不出任何对付办法,但他自信地说:"嗣后该夷酋, 无论行抵何省,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叶自称)自当……随时驾驭,设 法箝制,庶可消患于未萌也" ② . 咸丰六年提出修约要求的三国中,活动最积极的是新任美国公使巴驾. 巴驾本是个传教士,多年在中国活动,并当了外交官.巴驾带了以美国总统 名义写的信到中国.他竭力主张用兵舰做后盾来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但是 美国政府当时并不可能用较多的兵力到远东.巴驾先在广州与叶名琛交涉无 效,随后到福州想经过闽浙总督投递总统的书信,也遭到拒绝.他又到上海, 想经过买办官僚吴健彰做媒介来使清朝官方同意进行全面修约的谈判.这时,吴健彰已被革除苏松太道的官职,但仍为官方所倚重.两江总督怡良在 巴驾到上海后向皇帝报告说:"该护道(摄理上海道)蓝蔚雯,邀同吴健彰 往晤巴驾,询其来意,据称该国王因十二年之期已满,给与国书,须入京面 告大皇帝,有酌办事件".怡良评论说:巴驾的"言词要挟,居心实属叵测" ① .巴驾究竟说些什么,在外国文献中有记载.他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 乱的人们(指太平军)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援清朝政 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但是"如果大 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 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 能埋怨我们的了." ② ② 《咸丰夷务》卷九,页40. ① 《咸丰夷务》卷十,页14. ② 《咸丰夷务》卷十三,页13. ① 《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8—29. ② 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60. 巴驾在上海用空言要挟没有能达到目的,他因为没有兵力,只好回到了 广东.英、法两国虽然都支持巴驾的活动,但他们认为根据咸丰四年北上的 经验,不使用武力是不会有效果的.所以它们的公使没有同巴驾共同行动. 英国公使包令当时向政府报告说:"我的意见仍然是以单独行动,而没有一 支堂皇兵力助其声威,欲求从中国人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让步,是毫无希望 的." ③ 英、法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在 1856 年结束,它们已有可能调动兵 力到远东.当巴驾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时候,英国开始动起手来了. (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 咸丰六年九月(1856 年10 月)英国突然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其借口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只名为"亚罗" 的快艇上捕了十二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只快艇的主人是中国人.为了便于 走私,船主聘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并曾向香港政府登记,但在出事时登记 已经过期.英国方面竟认为,中国无权在英国船上抓人,还说,船上悬有英 国国旗,被中国兵勇扯下了.因为是以这样的借口挑起的战争,西方的历史 书上称为"亚罗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妥协态度,把被 捕的水手都交给了英国人,并辩解说,当时船上根本没有英国旗.其实在这 样一只暧昧的船上即使扯掉了一面英国旗又算得了什么事! 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据是如此薄弱,以至当时英国议会在应否为此而 与中国作战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下议院通过了对于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华 政策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解散议会,在新的议会中他得到了多数.帕麦斯 顿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 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说: "战 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 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 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 约" ① .很明显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亚罗船事件才发生这一次战争,而是帕麦 斯顿政府需要发动对华战争,才有了这个所谓亚罗船事件. 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借口亚罗船事件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派出 军舰三艘,闯入珠江口内,占领了几个炮台,并炮轰广州城.叶名琛虽然从 来没有认真备战,但是广州的民间武力和一部分兵勇进行了抵抗.而且英国 方面这时也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州,所以侵略军在骚扰了一阵后就撤退 了.叶名琛立刻上报皇帝:"防御英夷获胜".但这并不能使皇帝感到放心, 上谕说:"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 原来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 ① 在清朝政府方面,力求同侵略者妥协了事, 力求避免决裂,这是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特点.到了咸丰七年 (1857 年) 初,听说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新的代表正在途中的时候,上谕说:"倘此次派 来之人,尚讲情理,即应以理相接,勿使再有借口,俾得自为转圜." ② 他们 不知道,这时,英国帕麦斯顿政府已经在国内完成了舆论准备,新派来的全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87.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155、161、162. ① 《咸丰夷务》卷十四,页15. ② 《咸丰夷务》卷十五,页10. 权特使额尔金是带着军队来的,他所负的任务并不是"转圜",而是要用武 力来迫使清朝政府就范,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 这时,法国的篡位的皇帝拿波仑第三也决定参加对中国的战争.法国人 说,咸丰六年正月,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 动,被地方官吏杀死.但西林县的知县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清朝官方并 向法国人指出,按照条约外国传教士是无权到通商五口以外的地区去活动 的. 在这一所谓"马神甫事件"发生后一年半,法国以此作发动战争的借口, 派出了全权特使葛罗,率领它的远征部队与英国共同行动. 英、法政府又邀请美国合作,但美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战争.在咸丰七年 (1857 年)春受任为驻华全权公使的列威廉奉行的政府训令是"在一切和平 的方式上同英、法两国公使合作" ③ .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 的角色是以劝和者的姿态支持持械行凶的强盗以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 以英国为首的这次战争虽已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咸丰七年(1857 年)下 半年印度军队爆发民族起义,以至不得不调用额尔金率领到中国的军队去印 度,所以对中国的战争又延迟了一些时候.在咸丰七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广 东海口大体上平静无事.这年十月,叶名琛收到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 到任的照会,其中包含着明确的武力威胁的话,并且限期答复.但是叶名琛 向皇帝报告说:他已在回照中驳斥了"英夷法夷"的要求,"其鬼蜮伎俩, 饕餮潜谋,谅亦不过如此",而且吹嘘说,可以乘此时机,把他们历来提出 的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欣 慰地表示:"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 定." ① 但实际上,在这道上谕发出之前,广州的局面已经急剧地变化了. 十一月初一(12 月16 日)英法兵船驶进了省河.叶名琛这时传谕, "该 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 ② .其实是听任敌人从容作攻城的准备.到了十 三日,侵略军开始发炮轰击,其部队立即登陆,两天后,广州就被占领.所 有的在广州的清朝大员都被敌人俘虏.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捉 到船上,以后被遣送拘留在印度(咸丰九年死于加尔各答).与叶名琛同时 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描写这个钦差大臣说:在"夷务方兴之时","叶名琛以 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 ③ .还有一种颇为流 行的讥讽叶名琛的说法,说他实行的是"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虽然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但是他实质上和投 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常常以虚骄的自大来掩饰他的投降主义罢 了.当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越来越被迫放弃,许多当权者面临外国侵略者 就求和乞降,实行逃跑主义的时候,叶名琛就成为一个罕见的怪物了. 仅仅占领广州不是侵略者的目的.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立即率领 舰队北上,他们先在上海投递照会作为一个过场,然后直奔大沽口.和他们 共同行动的不但有美国的公使列威廉,而且沙皇俄国的公使普提雅廷也参加 进来了.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进行反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应付英、法等国制 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546. ① 《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7. ② 《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9. ③ 《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1. 造的麻烦的时机,单独地在中国北部边疆进行了野心极大的侵略活动(见下 一节).普提雅廷于咸丰七年九月到了香港决定同英、法、美共同行动,一 起北上.英、法已经同清朝政府处于战争状态,而美、俄则装作是清朝的朋 友,但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很清楚的.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这样说: "美、俄二夷则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 ① 咸丰八年三月,这些敌人 和"朋友"都到了大沽口外. 虽然英、法已经宣战,并已占领广州,但清朝政府丝毫没有诉诸武力的 打算.当各国使者到上海时,上谕说:"现在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国——引者),……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其实就是对外妥协)" ② .两江 总督何桂清也竭力说,不能"轻言用兵",因为"就天下大势而论","内 寇外患,交并而来,又将从何措手" ③ .所以他认为现已无法阻止这些 "外夷" 到天津,那就只好"钦派大臣(在天津)与之接见,稍加以词色,使无衅可 寻,与之筹定大局,令其缴城(指广州城)息兵" ① .上谕同意他的意见. 皇帝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到大沽口外, 他们先同俄、 美两家接触 (这 两家为了表示与已开战的英、法不同,先到了大沽口外).后到的英、法二 家则借口谭廷襄不是全权大臣,拒绝同他谈判.这四家分别装成红脸和白脸, 向清朝政府进行诱骗和恐吓.清朝方面虽然知道它们是互相串连的,但仍企 图对俄、美两家进行所谓"牢笼",要他们"从中说合" ② ,来使杀气腾腾的 英、法愿意和解.清朝政府打算做出的让步是减税,甚至"必不得已,于闽 省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 ③ .这样的让步和四国的要求相 距极远.侵略者已经看穿了清朝政府害怕对外战争的弱点,当然不肯就此了 事.皇帝的上谕向直隶总督谭廷襄等说:"该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启 兵端,天津固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 ④ 但事实立刻证明, 就是在天津方面,清朝也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敌的决心. 四月初八,英、法突然开炮攻击大沽炮台.谭廷襄等奏报说:"该夷船 联络直上,闯入内河,碎炮轰伤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炮台即时 被占" ⑤ .清朝将领们仓皇逃跑,英、法侵略军迅速地兵临天津,俄、美"和 事佬"也跟着来了.这时虽然朝廷官员中有些人提出战的方针,但有的不过 是慷慨的空论,有的则以为依靠地方绅士办团练就能克敌制胜.比较有特殊 见解的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他在奏文中说:应该在北京设防,"战而胜固 善,即战不胜,退之城外,亦可以守" ① .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对于外敌,是除 非有保证能轻易地获胜,决不敢真正抵抗.失掉京城而长期抵抗是它所根本 不敢设想的.在此五年前,农民革命的太平军也曾兵临京津,封建统治者抵 抗得是那么顽强,那么有决心.而这回他们对于已经侵入天津的外国侵略者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页4. ② 《咸丰夷务》卷十九,页23. ③ 《咸丰夷务》卷二十,页5.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页6. ② 《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13,16. ③ 同上书,页39. ④ 《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22. ⑤ 《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3.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4. 是一心一意只想求和了. 皇帝立即专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还特旨起用在第一 次鸦片战争中声名狼藉的投降主义者耆英参与在天津议和 ② .英国提出的条 件,连皇帝看了也认为"直欲以中国地方,听伊出入,所请断属难行" ③ .但 在继续谈判中,清朝方面只能节节退让,最后全部接受了英、法、美、俄四 国的要求,签订条约.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 年6月26 日、27 日)签字,主要内容有:英、法公使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 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 中国分别向英、法赔款四百万、二百万两银,等等.俄、美两国打着"调停" 的幌子,用伪善和狡诈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条约签字以前(6 月13 日、 18 日)就诱逼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除了赔款以外,俄国、 美国获得了英国、法国从天津条约所得到的一切. 主持订立这些条约的桂良、花沙纳签约之后奏报皇帝说:"此时夷人窥 破中国虚实,凡吾国家艰难困苦情状, 了如指掌, 用敢大肆猖獗, 毫无顾忌" . ——其实应该说是看破了封建统治者的弱点.桂、花二人在奏文中着重说明 国内"民变"的可虑,"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 所以决不能战.奏文中又申述这些外国侵略者似乎也还可信任:"观其不敢 害叶名琛,知有畏忌天朝之意;观其仍肯交还广东,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 据地方之心"."今番(这些"外夷")感激圣恩,从此待以宽大,示以诚 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国家兵力,亦是羁縻一法" ① .这种说法代表了一部 分封建官僚(有些当权的封建官僚对这一点还表示怀疑)对于西方来的外国 侵略者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买办化打下了 思想基础. 而且这时期,在被英、法侵略军占领的广州城,一些清朝大员已经创立 了直接地、公开地为外国侵略者服役的实例. 在英、法侵略军于咸丰七年十一月占领广州,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抓走后, 清政府在广州的其他大员,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都成了侵 略军的俘虏.穆克德纳的满洲驻防军已全部被解除武装.侵略者决定恢复柏 贵和穆克德纳的原来职位,并且公告说:广州城已在联军武力管制之下,但 政府交给柏贵管理.由两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驻在巡抚 衙门里实行管制,凡是巡抚发布的布告,都须经这委员会加盖印信.所以, 以柏贵为首的广东政府,已成为傀儡政权.但是柏贵和穆克德纳仍继续向清 朝政府递送报告.当然,报告中并不如实地叙述他们和侵略军的关系.他们 的一个奏文中说:"奴才一身何惜,惟大局攸关,不得不苟且忍耐,曲为羁 縻" ② .清朝政府居然还"谕令柏贵等,宜借绅民之力,驱逐夷人,然后从而 开导,示以怀柔" ① . 到了咸丰八年正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查明了广州情形上报清廷后,朝廷 ② 这回耆英没有能起多大作用,由于他在谈判进行中自行由天津回北京,受到审讯,终于被皇帝"赐死". ③ 《咸丰夷务》卷二十四,页39.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七,页1—3. ② 《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 ① 《咸丰夷务》卷十八,页8. 似乎才恍然大悟.骆秉章说:占领广州的侵略者 "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858 年1月9日——引者)后,始将将军巡臣送回抚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监之. 收缴省城各标及近城各团军器,收省河各炮船归夷目统带,并以夷兵分守各 城门.出示则用四夷酋与将军抚臣会衔.……将军抚臣等关防虽在,其公文 均须由夷人阅过,始能发行.……柏贵既与夷酋商办,彼此同住一署,柏贵 所陈必皆夷酋之意" ② . 奇怪的是,虽然知道柏贵已做了敌人的傀儡,但是清朝政府并不对柏贵 作任何谴责,仍承认他是广东巡抚.到了英、法军占领大沽炮台北方形势紧 张时, 给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 ③ 的上谕中还说: "此时柏贵有无挽回补救之方, 以赎前愆,并着黄宗汉传旨谕令知之" ④ . 广州城在侵略军统治下达三年多之久,柏贵在这期间病死.清朝政府又 派了劳崇光去当广东巡抚,他仍然进广州城(咸丰九年七月)和侵略军的管 制委员会"合署办公",继续维持傀儡政权的局面.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只占领过如定海那样的小城市,在那里侵 略者自己担任行政长官.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城,侵略者建立了一个 傀儡政权而又让它同清朝的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可以说,这是开创了在中国 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种形式. (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 在道光三十年(1850 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后十年,沙皇俄国向清朝政 府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在新疆)这三处进行贸易.在 这以前一百多年间,中俄间的通商只在蒙古边境,经过恰克图一地.清朝政 府拒绝开放喀什噶尔,其他两处则同意了.咸丰三年(1853 年)俄国政府又 要求让俄国人的船到上海等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这个要求受到断然拒绝. 但沙皇俄国这个时期的侵略野心,主要是对着黑龙江流域.在康熙二十 八年(1689 年)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曾受到遏制的这种野心,到了十九世纪五 十年代,重新膨胀起来. 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使 他负起对黑龙江流域实行侵略扩张的任务.道光三十年(1850 年)穆拉维约 夫擅自在黑龙江口的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树立俄国国旗,设兵屯守. 因为这是公然破坏尼布楚条约的行动,采取比较谨慎态度的俄国外务大臣表 示反对,但这行动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支持.穆拉维约夫积极扩充外贝 加尔的哥萨克军,他认为,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 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的懦弱的邻国(指中国)炫耀武力" ① .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咸丰四年(1854 年)五六月间,穆拉维约夫借口 要抄近路紧急增援堪察加方面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亲自率领兵力相当大的 ② 同上书,页11—12. ③ 黄宗汉是在咸丰七年底奉令出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的,他离开北京后显然有意一路耽误,一直到次年五 月才到广东境内.这已是天津条约订立的时候了. ④ 《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8.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俄)巴尔苏科夫编著,1891 年莫斯 科出版.中译本商务 印书馆 1973 年出版,页298. 船队由石勒喀河入黑龙江,一直东驶出海.为了掩饰这种对于中国领土的公 然的侵犯,穆拉维约夫特别通过驻在北京的"达喇嘛" ① 向清朝政府说明"本 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虽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 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两国和好已 久,此意必能相谅.……但愿中国同心相信,勿以兵过见疑.此次由中国境 内行兵,甚得邻好之益.如将来中国有甚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 不可" ② . 清朝政府虽然在黑龙江上兵力薄弱,不敢加以拦阻,却也没有被这一篇 好话迷惑住.上谕说:"俄罗斯性情狡猾,诸事从无实话,不可不防." ③ 认为: "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 ④ .可见这时俄国和清朝都明确认为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江,因为按照尼布楚条 约,中俄边界远在外兴安岭一带. 只隔了一年,咸丰五年(1855 年)四五月间,穆拉维约夫又以同样的借 口进行了在黑龙江的第二次航行,实际上是武装示威,并且于八月间在松花 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所谓"划界"问题的会议.所谓"划界"问题原来是 在咸丰三年(1853 年)俄国方面提出的.当时俄方咨文说:"窃查俄罗斯国 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格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 清国地方,虽经议定在案,惟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所以现在要 求中国方面派员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在无界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 牌" ① .在得到这个咨文后,清朝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从恰克图以东直 至外兴安岭,两国边界总的是清楚的 ② ,俄方要求仅是在格尔毕齐河边界建立 界牌,这个要求可以同意 ③ .但是当清朝政府派出划界专员通知俄方后,俄国 人却又故意留难拖延了一段时间,到了穆拉维约夫第二次航行黑龙江,他的 部队到了松花江口时,他才让谈判开始,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果然谈判一开 始,俄国方面就极端无理地宣布:应该以黑龙江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 疆界",也就是要把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划归俄国所有 ④ .中国代表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并宣读了咸丰三年俄国的咨文,因为穆拉 维约夫的要求显然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咨文的内容,这使穆拉维约夫无法回 答,这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清朝皇帝在收到关于这次谈判的报告后的上谕 中说:"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其为中国地界确然无疑,该夷胆敢欲求分给, 居心叵测" ⑤ . 清朝当局明知沙皇俄国"居心叵测",一定不会罢休,但是他们始终不 认真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当时的情况是如同吉林将军景淳所说:"东省兵丁 ① 当时有俄国传教士团驻在北京,所谓"达喇嘛"即传教士团中的修士大司祭. ② 《咸丰夷务》卷八,页25—26. ③ 《咸丰夷务》卷十,页31. ④ 《咸丰夷务》卷十,页18. ① 《咸丰夷务》卷六,页32. ② 同上书,页34. ③ 《咸丰夷务》卷七,页1.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442. ⑤ 《咸丰夷务》卷十二,页4. 军器,一概不足" ⑥ ,景淳要求把调到南方去镇压太平天国的部队调回一部分 来,"以贤防守",但朝廷的答复是:"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 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 ⑦ 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始终把本国的人民看做最大的 敌人,所以只好说:"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 用兵之理" ① .既然下定这样的决心,当然只能听任对方为所欲为. 咸丰六年(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俄国人又公然在黑龙江上 进行第三次武装示威的巡行.黑龙江、吉林的地方长官纷纷上报说,不但俄 国人的兵船来往纷纭,而且他们到处上岸搭棚建屋,存粮屯兵,上谕对此仍 然只说了些"不可轻启衅端,亦不可漫无限制"、"外示羁縻,内加防范" 这类空话 ② .这时,英国已经开始在广州动起手来,俄国沙皇政府决定派出普 提雅廷为专使,向清朝当局表示:"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扰广州",所以 要派专使到北京"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 ③ .这时俄国人装成是中国最好的 朋友,说他们的目的只是"祈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以后情愿与贵国彼 此相安相保,共防将来不测之事,两国永远相安,互相辅助.本国深知大义, 非同贪利之国可比也.但愿贵国勿怀疑心,致误大事." ④ 清朝当局拒绝普提 雅廷到北京. 于是,一方面普提雅廷到香港,如前文所说,和英、法、美的代表合作 行动,另一方面,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其所谓"殖民政 策",事实上对整个黑龙江左岸进行了军事占领.他宣布,从1858 年航期开 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即俄国)管辖" ⑤ .他甚圭表示:"我认 为,如果我们被迫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么阿穆尔(即黑龙江)将是我们的 主要作战基地.在瑷珲登陆,从 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 通向南满和北京" ① . 在普提雅廷到香港与三国合作以前,曾先到天津海口活动,这时他只是 含糊地提到所谓边界问题.清朝当局认为,边界问题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 确解决,只有乌特河流域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为两国共有,其具体国界可以 会同勘定.因此要求普提雅廷到黑龙江方面去同指定的中国官员解决这问 题.普提雅廷表示还要先回国请示.清朝当局这时给俄国发出咨文说明这种 情形,并且说,估计明春普提雅廷会到黑龙江方面,"黑龙江大臣(将)届 时前往会晤,公同查勘乌特河界址.至海兰泡等处,均系中国地界,近来贵 国人船往来不绝,并自盖房屋居住,屡经中国好言晓喻.穆拉维约夫等置之 不理,实属有违成约,中国与贵国和好多年,不应令属下人任意占踞中国地 方……" ② .所以涛朝政府这时态度很明确;认为黑龙江左岸(包括海兰泡等 地)都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符合于尼布楚条约的.事实上,普提雅廷并 ⑥ 《咸丰夷务》卷八,页5. ⑦ 《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 ① 《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 ② 《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1. ③ 《咸丰夷务》卷十五,页8. ④ 同上书,页13. ⑤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14. ①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02. ② 《咸丰夷务》卷十七,页20. 未回国,反而到了香港,随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到上海.他在上海给 中国当局的咨文中除支持英、法、美的要求外,特别提到中俄两国边界问题, 公然说:"不能以兴安岭为两国边界,当以黑龙江为界" ③ .清朝当局在驳斥 这一主张时,通知黑龙江将军奕山:"如果该夷(指普提雅廷)折回黑龙江, 即着奕山据理拒绝,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 ④ .这时,清朝官方 又知道俄方可能会把勘界一事交穆拉维约夫负责,所以又命令奕山,根据这 个精神"向穆拉维约夫详细晓喻,务期驾驭得宜,勿使该夷肆意侵占." ① 这样,就发生了咸丰八年(1858 年)阴历四月间(阳历及俄历为五月) 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同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之间的瑷珲谈 判.这次谈判的第一天,穆拉维约夫就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条约草案, 其基本点就是横蛮无理地主张以黑龙江为两国间的国界.奕山当然不能接受 这个条约.第二天,穆拉维约夫不出面谈判.俄国的档案如此记载:"为了 留有余地,一旦今后产生某种误会需要作最后决定时他好再出面",所以第 二天,他就称病不出,而由他的一个助手彼罗夫斯基进行谈判 ② .显然,穆拉 维约夫也觉得迫使中国的代表接受这样的条件不是有把握的,所以要"留有 余地",但是谈判的第五天,奕山就完全屈服了.第六天,奕山和穆拉维约 夫签订了一个条约,这就是瑷珲条约.奕山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在会议期间 "夜间隙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势在有意寻衅",并且说: "势处万难,若不从权酌办,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起衅端,势难安 抚",所以只好妥协,"以纾眉急" ③ .俄国方面的档案则说,中国官员的屈 服是因为:"一则中国虚弱无力,清皇朝风雨飘摇,二则他们害怕我们联合 英国".俄国人还向奕山说:"俄中两国维持和好,实悉赖我国皇上宽宏大 量.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采取其他行动" ④ . 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者是进行了多么 凶恶和无耻的威胁和讹诈. 瑷珲条约文字极为简短,但这简短的条文造成的中国领土损失是惊人 的.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 域都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 说成是中俄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 航道.而且所谓中俄共管不过是为了过渡到俄国独占.只隔了两年,在中俄 北京条约中就已实现了这个过渡,乌苏里江以东也成了俄国的属地. 订立瑷珲条约的半个月后,俄国在天津以和事佬的身份同清朝政府订立 了中俄天津条约.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法联军又入 侵北京,俄国也跟着一起同清朝政府订立北京条约.即使不去说俄国在天津 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得到的其他好处,只是瑷珲条约就使它象恩格斯在当时所 指出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瑶河一 ③ 《咸丰夷务》卷十八,页33. ④ 《咸丰夷务》卷二十,页1.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页2. ②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7. ③ 《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3—15. ④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8. 样长的河流" 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侵略中国的强盗 帮中,沙皇俄国实际上成了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 按清朝当局事先给与奕山的命令,奕山根本无权与俄国人订立这样的条 约.瑷珲条约签字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进抵天津.焦头烂额 的清朝政府虽然一向对于东北边疆十分重视,但这时忍痛咽下了这一口苦 药,不敢正式宣布否认瑷珲条约,而且还在天津与英、法谈判中无可奈何地 寄希望于俄国这个"朋友"的"从中说合". 上谕把瑷珲条约已经成立的消息告诉负责天津谈判的桂良等人,并说: "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 英法两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 ① .而俄国在天 津也仍然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居.桂良等奏报:普提雅廷表示:"愿送中国火 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求奴才等代奏,并云嗣后夷患极宜预防, 海口炮台万不足恃.伊拟备文回国,令派修造炮台并教兵技艺及看视金银矿 苗各官前来中国,代为制备一切,实系感激图报,万无他意,不必见疑" ② . 清朝政府尽管多么软弱,多么糊涂,但也看得出沙皇俄国这个"朋友"又来 了一个新花招,越是说"万无他意,不必见疑"就越是大有可疑.上谕对这 事的回答是:"其欲令人来教导技艺,踩看矿苗,均着婉言回复,勿许为要" ③ . (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 身上显著地表露出了这样的矛盾——它不敢抵抗外国侵略者而只能屈服于它 的压力之下,但又要在本国人民面前极力保持它的"尊严",表示它还是能 驾驭"外夷"而不是无力到只能受"外夷"支配.在从咸丰八年(1858 年) 的天津条约到咸丰十年(1860 年)的北京条约之间的形势发展中贯串着这种 矛盾,因此以咸丰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发号施令是如此地缺乏一贯性, 摇摆不定,常常自相抵牾,终至只能听任侵略者摆布. 天津条约订立后,跟着就在上海同英国人进行修改税则的会议.咸丰皇 帝这时似乎忽然发现,经他自己批准的条约中"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 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最为中国之害" ① ,他要把在敌人炮口 下作出的可耻的屈服,在谈判桌上说服敌人取消掉.他甚至荒谬地主张,以 免除关税来换取上述四条的修改.参加会议的大臣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免税 当然是"外夷"愿意接受的,但他们在欣然接受以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 们所要的一切.这些大臣没有向英国提出这个荒谬的主张,也不敢要求修改 那四条,尽管皇帝三令五申地催促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晓谕"对方.他 们只能报告皇帝说,当委婉地暗示到这几点时,立即遭到对方严拒.上海的 会议断续进行了半年之后,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表示:"夷情狡执,该大臣 ①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662.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8. ② 《成丰夷务》卷二十五,页39. ③ 同上书,页41. ① 《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31. 等(指参加会议的大臣)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 鉴之中.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 更属妥善" ② .他这时只想能做到不让外国的使臣长驻京城这一条.他认为, 让外国使者长驻京城无异于公开宣布朝廷已"为外夷所监守" ③ , (后来的事 实确也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外交代表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政府的操 纵者).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皇帝不愿意在京城换约, 也无非是为了想表示,这些屈辱的条约不是由皇帝自己负责的.总之,都是 想为代表封建统治权威的皇帝保留点"体面".参加会议的大臣们当然能体 会到这意思,他们尝试说服英国人同意把长驻外使的地点和换约地点移到京 城以外.但是,对方寸步不让. 侵略者会给封建统治者及其最高代表者以"体面"的,但这时还不给, 他们要在得到后者彻底屈服的保证后才给.所以清朝方面对天津条约似乎已 反悔的表现,只使得侵略者准备进一步施行武力威胁. 咸丰九年五月(1859 年6月),预定换约的时间已到.英、法、美三国 公使自行到大沽口外,他们都有兵船随行,特别是英国,来的是以海军上将 何伯所率领的一支相当大的舰队.这时清朝方面决定接待这些公使,但指定 他们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到天津, 并且预先告诉他们说, "现 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 ① .清朝方面的这些要求 显然是完全合理的,是无可非议的.但英法方面不理会这些通知,它们认为 在中国应该有权要走哪里就走哪里.五月二十五日(6 月25 日),英法兵船 蛮横地闯入大沽口,自行排除航道上的障碍物,开炮轰击炮台,并以陆战队 强行登陆.他们没有料到,这时中国炮台对他们实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击. 炮战继续了一昼夜,侵略者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英国的四艘炮艇被击沉,还 有几艘炮艇失去了作战能力.登陆部队半数以上伤亡,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伤. 英法侵略军被打得如此狼狈,如果没有在场的三艘美国兵船的援助,几乎无 法退出大沽口.美国在这时期本来一直以中立者自居,没有参加英法的这次 军事行动,但在紧急关头,却出来作了这与他的"中立"的身份不合的行动. 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于 1859 年的这一次意外的失败是不甘心的. 但由于 中国以外的国际局势的影响, 英法两国到 1860 年初才有可能联合派出相当大 的兵力,仍分别由额尔金与葛罗为专使,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大沽口的炮战在清朝当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次炮战完全不表 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对于侵略者的政策有了什么改变.炮战后五天的上谕中 说:"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 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并且表示担心: "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 ① .所谓 "设法抚驭, 仍令就我范围",其实是央求他们仍然前来北京,进行换约.美国公使这样 办了,清朝当局在京城和美国人完成换约手续后,还请他们转达英、法公使, 希望他们"复寻旧好,进城换约" ② .俄国新派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也到了北 ② 《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40. ③ 《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6. ① 《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17. ① 《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56. ② 《咸丰夷务》卷四十,页5. 京.在咸丰九年十一月间传说英法海军即将到上海时,上谕却要上海地方当 局派员"前往间其是否来此议和,于该国调兵等事佯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 或可迎机开导,伸就范围,亦可为弭兵之计" ③ .朝廷虽然也命令加强海防, 准备迎击,其实是没有作战的决心的,所以负责大沽口防务的将军僧格林沁 向皇帝不满地说: "用兵之道, 贵乎鼓作士气, 不宜稍有游移, 心无专主. …… 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 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 ④ . 咸丰十年(1860 年)初,两江总督何桂清(此人早就成了上海买办资产 者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根据皇帝的旨意,要中国商人同英国商人联系,向 英国公使探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议和.英国人当然提出了一大串新的要求. 由于英法军队即将开到,二月十六日(3 月8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给清 朝当局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对大 沽炮台的行为"道歉",完全实行天津条约和追加新的赔款等项.他们明知 这时清廷还不会完全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同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举兵北 上,而且要"拦漕停税"(截夺从南到北海运的漕粮,停止交纳关税),这 又是清廷十分害怕的事. 在上海通过买办商人同侵略者进行求和的谈判看来是行不通了.咸丰皇 帝忽然表现了强硬的姿态.闰三月初一上谕说: "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 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持.现在天津等处, 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 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 ① 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以后,由于英法 的北上的恐吓尚未实现,皇帝的口气又改变了.上谕说:"如果任其带兵北 来,与之决战,即我兵全操胜算,亦必至兵连祸结,后患无穷,终非善策. 不若仍在上海反复开导,毋令决意北来,庶可消患于未形" ② .所谓"反复开 导"就是向敌人要求降低条件,赐与和平.这样的任务仍然交给上海的买办 商人及其政治代表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但是侵略者还是不受"开导".四 月里,英法的一部分军队分别在浙江的定海和山东的烟台等地登陆,并且占 领山东的成山角,这是南北漕运必经的海道上的咽喉.五月初,何桂清等在 进行所谓"反复开导"时,却在和英法商量,请他们出兵帮同攻打太平军, 原来这时太平军正在胜利地东进,已经攻占苏州.何桂清向皇帝奏报说,英 法方面对天津条约的全部和今年二月提的四条一点也不肯让步,只要接受他 们的要求,不但英、法军北上的危险可以消失,而且他们还可以出兵助战, 所以"仰乞皇上天恩,逾格从权,可否准将英法二国原定天津条约及续请四 款,淮予照办,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 ① 这时皇帝表示反对这种主 张,而且立即罢免何桂清,令薛焕继任.但薛焕其实完全是何桂清同类的人. 五月下旬,英法的军队已经到齐,额尔金、葛罗二人也到达上海,并即启旋 北上.薛焕向皇帝报告他的几年来办理"夷务"的经验是:"驭夷之法,全 在顺其性而驯之" . 他又说: "兹值我国家多事之秋, 人人皆知以和为贵. …… ③ 《咸丰夷务》卷四十五,页5. ④ 《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4. ① 《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 ② 同上书,页33. ① 《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17. 若不量为变通,恐益滋决裂,惟有姑顺其性,以期抚议有成." ② 在这敌兵已 经进压国门,按理应该表现抵抗的决心的时候,皇帝却又表示同意薛焕的主 张,下令直隶总督恒福在英、法军队到达海口时"拣派善于词令的人,询其 来意."并且"详细开导……或可稍有转机" ③ .敌人来意如何,难道还需要 向敌人打听吗?可是皇帝居然相信薛焕的报告:"该酋等有会齐兵船,…… 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国如何举动,始决战和之说",因而认为"是该夷等 志在求和之说,尚非无因" ④ .原来求和的不是自己,反而是武装压境的敌人! 在皇帝的这种方针指导下,实际上成了开门揖盗的形势.英、法军队从 容地在没有设防的北塘口登陆,抄袭大沽炮台,轻易地占领了炮台.僧格林 沁的部队挂了白旗撤退,而且一直撤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天津被敌军 占领,实际上是由清朝地方官员把敌军迎进了不设防的天津. 皇帝派出了大学士桂良到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都以钦差大臣身份同 英法议和,表示接受本年一月对方在上海提出的四条. 但是侵略者这时的要求又提高了,要增加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等. 侵略者根本不同这些钦差大臣谈判,只是迫令他们同意所有提出的要求.桂 良等奏报皇帝,除了接受对方要求外别无其他办法,他们已向英法发出同意 的照会.显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根据咸丰皇帝的避战乞和的方针. 但这时咸丰皇帝忽然又变了卦,对桂良等大加申斥,认为他们怯懦无用.七 月下旬,咸丰皇帝口口声声说现在只是对外夷"暂时羁魔",一定要准备进 行一次"决战",而且"决战宜早不宜迟" ① ."刻下唯有与之决战后再抚, 舍此别无办法" ② .而且"朕今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 ③ . 就在发出"御驾亲征"的吹嘘的这一天(七月二十四日,即9月9日),英、 法侵略军从天津向通州方面推进.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什么"决战",只看到 皇帝又急急忙忙派出了级别更高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同对 方进行和议,想劝阻敌军不到通州.他们在给英国人法国人的照会中说: "贵 国所开各款,业经允许,自无不可面定" ④ ,皇帝深恐前方的军队轻于作战, 破坏"抚局",特别通知统兵的僧格林沁说:"现在议抚之王大臣,料已行 至通州.……僧格林沁等断不可轻于一试,以期干扰局有丝毫之益,实为万 幸" ⑤ . 英法军队越来越逼近通州. 咸丰皇帝已经决定对于英法的要求, 除了 "索 要现金"及"带兵进城"(进北京城)这两点外全部接受,即使这两点也不 是绝对拒绝.但是侵略者寸步不肯退让.皇帝这回又似乎真下了抵抗的决心. 八月初的上偷看上去象是一个宣战的号召.其中历述了英法自咸丰七年进兵 广州以来的罪行,然后说:"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进通州,称欲带兵 入见,(把敌人进兵北京说成是"欲带兵入见"!——引者)朕若再事含容, ② 《咸丰夷务》卷五十三,页43. ③ 同上书,页45. ④ 《咸丰夷务》卷五十四,页13、15.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页7. ② ③ 同上书,页26、30. ④ 同上书,页34. ⑤ 同上书,页35. 其何以对天下?现在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 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 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 ① . 咸丰皇帝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通州一带布防的僧格林沁的部队,以为他 至少能在英法军队进犯时进行有效的阻击,然后能争取对方降低一点条件以 达成和议.他又荒谬地以为英法派到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他们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胜利.事实上,清朝军队这时已毫无斗志, 这主要是在战争中所执行的混乱的政策所造成的.八月七日(9 月21 日), 英、法军队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僧格林沁的部队几乎全军溃 散.于是北京城就敞开在侵略者面前了. 咸丰皇帝听到八里桥的败绩后,立刻逃出北京,到热河的行宫去了.他 的弟弟恭亲王奕诉被任为钦差大臣留守京城,"督办和局". 英法侵略军到了北京城外,首先绕道到西北郊的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 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九月五日(10 月18 日)英军纵火 烧毁圆明园.几天后,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的血汗的 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完全变成 了废墟.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 1861 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愤怒地斥责英法侵略者 这一罪行.他写道:"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 到了蹂躏"."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 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雨果又正确地指出:"治人者所犯的罪 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 ① 有些官员主张在北京城外和敌人作战, 但逃到了热河的咸丰皇帝说: "必 须厚集兵力,一战成功,方为计出万全" ② .这时有谁敢保证"一战成功"? 当然唯一的出路只能求和.留在城里的一些大臣自动开放了安定门,让英法 军进城.本来驻在城外的奕诉也按照咸丰皇帝的命令进城"与该夷将本年所 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和约互换" ③ .这时只能不折不扣地接受对 方要求的一切,一个字也不敢驳回了.咸丰皇帝说:"业已入城,一经驳斥, 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 ④ . 咸丰十年(1860 年)九月间,恭亲王奕诉不但同英国、法国订立了北京 条约,而且接着又同俄国订立了一个条约.沙皇俄国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在 咸丰九年六月初到北京后,向清朝当局进行交涉,提出了些新的要求,其中 主要的一点是要把瑷珲条约中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很大的地区都占为已有.清 朝当局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咸丰十年四月间,在知道英法将再次兴兵进攻北 京时,伊格那替业幅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向英法侵略者提供了关于白河沿岸 清军防务的情报和俄国东正教教士私自测绘的北京详图,并指出城防最薄弱 的地点.所以俄国人实际上成了英法侵略者的同伙和参谋.在英法军队到北 京时,俄国的公使又钻进了北京城,自称来为双方调停,其实是乘机迫使清 朝承认他所曾经提出的那些要求.这回清朝当局不敢拒绝了.恭亲王奏报说: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二,页19. ① 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页158. ② 《咸丰夷务》卷六十五,页4. ③ 同上书,页23. ④ 《咸丰夷务》卷六十六,页14. "伏思该酋(指俄使)心怀叵测,未便过于拒绝" ① ,结果在十月初二(11 月14 日)又订立了中俄续增条约(亦称中俄北京条约),满足了沙皇俄国的 要求.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被迫订立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包括天 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主要内容, 这里综合地说一下. 一、北京条约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为八 百万两,外加上"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二、如前所述,俄国攫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 领土,共一百万平方公里有余. 中俄天津条约中说:"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 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 ② 从此沙皇俄国也得到片面的最惠 国待遇,成为侵略中国的国际强盗帮中"平等"的一员,而且成为他们的互 相竞争和争夺中主要的一员. 由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下所说各点,虽分别写在不同的条约上, 但都成为所有这些强盗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 三、除鸦片战争已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天津、牛庄(后改营口)、 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这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镇 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 四、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也可以在长江一 带自由通航,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通商. 五、外国教会有了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权利.充当翻译员的法国教士 甚至私自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上了 "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① 的条文. 六、领事裁判权有了详密的规定:中国不但无权审理在中国犯了刑事案 的外国人,而且凡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都要由"中国地方官 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办." ② 七、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规 定,而且洋货运入内地只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各项内地税.中 英通商善后条约中还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 ③ 这样的话,从此 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海关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 八、鸦片烟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 九、条约中有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作工的规定, 当时外国侵略者已经在东南沿海掠买华工,大批贩运出洋,这种暴虐行为从 此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十、外国派遣公使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中国的京城. 条约中的这些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规定使得中国更深地堕入半殖民地化的 泥坑.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10.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88. ① 《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147. ② 同上书,页98(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七款). ③ 同上书,页118(该条约第十款).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表现在这些条约上.经过这次战争,形成了 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使中国封建统 治者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与工具.这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 (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 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团练"的问题.我们在第 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看到,封建统治者在对付外国侵略者时常常说要"借助 民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类似宣战号召的上谕 中说:"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 途……" ① , 似乎也是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但封建统治者的所谓组织团练, 决不表示他们相信人民的力量,决不是真正想动员人民力量来抵抗外国侵略 者,也决不可能真正动员人民的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情形继续证明这 一点. 当英、法侵略军侵入津、沽时,清朝方面在京畿一带提倡办理团练不可 谓不起劲.但是由朝廷派出的大员督率地方绅士富商组织起来的团练并不能 在侵略军进攻中起拦截尾追的助战作用.绅士们的热心办团练,是借此派捐 敛钱,或者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他们需要有一点武力,也是为了在兵荒马 乱之际,保卫自己的家业.所以僧格林沁奏报说:"现在津郡城乡,团勇不 过万人,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 ② 奉令回籍办团练 的焦祐瀛、张之万也奏报说:"查武清之杨村,静海之独流等,均已举行团 练,但均系弹压土匪而设,可以保卫乡闾,未必即能打仗" ③ .清朝当局在它 的正规军队遇敌即溃,而且又不断地向敌人乞和的情形下却幻想由地方上的 绅士们领导的团练抗御敌人,当然只能落空.焦祐瀛等的奏报中又说:"抚 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 ① .这所谓民无固心其实 就是绅士地主们的心理.下层群众中蕴藏着的愤怒,在没有组织与领导的情 况下,最多只能表现为对侵略军的个别的破坏行为.官员和绅士们领导组织 的团练不但不能动员下层群众的积极性,反而只起阻遏的作用.所以在侵略 军向北京进逼时,甚至出现这种奇怪事情:"夷人北来时,津郡为之代雇车 百数十辆,途中复应付柴草.……武清县民团未奉地方官的示谕,不肯与该 夷为难."听到这样的报告,连咸丰皇帝都认为"殊出情理之外" ② ,但其实 这种现象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所造成的. 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广东省的情形. 在咸丰七年广州城被英、法侵略军占领之后,清朝政府在毫无办法中想 出了这样一着:要广东的官员"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 城之罪, 将该夷逐出省城" ③ . 广东省城附近的劳动群众有三元里的斗争传统, 对于占领广州的敌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小股的敌人出城往往受到袭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 ② 《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2. ③ 《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3.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5. ② 《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1. ③ 《咸丰夷务》卷十八,页5. 击,如果很好地组织这种斗争,是可以困扰敌人的,甚至有可能使它在城内 站不住脚,但是要求一战而逐出敌人,是不切实际的.更奇妙的是清朝当局 规定了这样的方针:要把这种进攻说成是与清朝官方无关的,等到进攻得胜, "然后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 ④ .这时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三个地方上的大 绅士主持办理广州城附近各地的团练,他们自称在积极准备实现收回广州城 的任务. 皇帝要那个拖延很久才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同罗惇衍等商量: "将 攻击夷人之事令罗惇衍等专办,而该督作为局外调停" ① .这真是难以思议的 事,要这些绅士以人民的名义去同侵略者决战,而官方则作为"局外"人进 行"调停"!到了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已经订立之后,皇帝要罗惇衍如果确 有把握,仍可进攻广州,但谕令黄宗汉,"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 无涉" ② .在这情形下,这些绅士们哪里会真去打仗?他们报告皇帝说: "臣 等仰体圣意,自当按兵不动,遥作声威.而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刻下 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济夷人及为夷人服役者.该夷以势力 欺压,间有民夷仇杀之案.当此万难措手之时,有此一着,便知公愤尚在人 心,未始非牵制之一术.且出自百姓,与官绅无干" ③ .上谕答复说:"现在 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 大局者,仍当毋庸与闻" ④ 这样一来,不但"官",而且"绅"都成了"局外" 人了,在侵略者面前不甘心屈服的就只剩下不懂事的"乡曲愚民"! 但这些"乡曲愚民"却不承认官与绅是局外人.黄宗汉报告说:他已同 罗惇衍等商量好,"攻剿之举,既不能计出万全,则且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这实际上是说决定同占领广州的敌人 和平共处,但是"无如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 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 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 ⑤ 下层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怒转移到这些愚弄人民而向侵略者妥协的官绅身 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时,办团练的绅士们的任务也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咸丰九年初 罗惇衍等奏报说:"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 而且因为占领广州的侵略军表示要到花县,所以他又从花县向北撤退,"一 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 ① 广东这一角的情形,已足够使我们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到了这个历史阶 段已经彻底地堕落;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面前,它只能起约束人民群众的爱 国斗争的作用.不管外国侵略者如何欺凌与侮辱它,它也宁愿向他们妥协, 甚至想依靠他们来求自己的生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始 终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当成真正的敌人,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别 的,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太平天国. ④ 同上书,页6. ① 《咸丰夷务》卷二十六,页38. ② 《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5. ③ ④ 《咸丰夷务》卷三十,页35、37. ⑤ 《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10. ① 《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12、13. 第七章 1856—1861 年的太平天国 (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在咸丰六年 (1856 年)天京城内发生大变乱时,太平军控制着西自武汉, 东到镇江的长江沿线,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太平军都居于优势.但就在 这时,太平军已经实际上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太平军为了卫护天京 而占领了天京以西沿长江的大小诸城镇,力求坚守这些城镇和地区.于是太 平军就成了防御的一方,清朝军队反而成了进攻的一方.到了韦昌辉在天京 进行的屠杀使太平军骨干受到很大损失,而石达开的分裂又带走了一部分兵 力以后,在天京以西的战场上,逐渐出现了不利于太平军的局势. 首先是在湖北.在咸丰五年 (1855 年)二月间,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 湘军的主帅之一胡林翼受任为湖北巡抚,率军进攻武昌,加以围困.石达开 曾在外围与城内的太平军配合夹攻胡林翼.到了天京变乱后,石达开撤走了 城外的援军,城内的太平军无力继续坚守.咸丰六年十一月下旬守军突围而 出.从此太平军再没有重新进入武昌. 接着,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当时,除了省城以外,江西的几 乎所有的重要城镇都不在清朝手里.但太平军的兵力比起敌方进攻的兵力来 说,相对地较少,而又分散守御各个城镇.加以前面已经说过,在江西太平 军中还杂有打着自己旗号的天地会部队,二者在作战中常常发生矛盾,不能 很好地合作.例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袁州(宜春)的守将,一个天地会 头子李能通开城降敌,城中二千多太平军老战士则坚持战斗到底.敌方利用 太平军中的这些矛盾,经过剧烈的争战,在咸丰六年、七年分别包围攻下了 江西的许多城镇.石达开在七年八月率十余万之众由安徽进入江西,但这时 他已宣布"独树一帜",当然无力统一领导在江西的军事.八年二、三月间, 石达开军退出江西,东入浙江、福建,还留在江西的太平军仍然分别坚守着 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几个城市.他们所采取的消极防御的办法只能使局势继续 恶化.被敌人围困了近一年半的九江,终于在八年四月失陷.太平军名将林 启容全军一万七千人在巷战中全部牺牲.到了这年八月,太平军手里的最后 一个城市吉安也在太平军和天地会互相倾轧中被敌人攻占.这样,整个江西 省反过来成了湘军的基地. 太平军在安徽的情况好得多.咸丰六年下半年,淮南地区的不少城镇也 被清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去.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单纯防御的办法,他们和当 时在皖北活动的另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即被称为捻军的部队结合了起 来,在七年、八年进行了比较活跃的战斗.他们不仅在皖北取得了战场上的 优势,而且西进到河南、湖北的边境. 在太平天国的一些名城重镇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形成了天京被围困的局 面.清朝以钦差大臣和春接替已死去的向荣,统率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 同以钦差大臣德兴阿统率的江北大营相配合,企图扼杀太平天国的心脏.八 年六、七月间,太平军的将领们在安庆东北的机阳镇举行会议,作了新的军 事部署,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共同解救天京之围.于是在陈玉 成统帅下,已进入鄂豫边境的太平军撤兵东征,重新占领了淮南的庐州(合肥)和其他一些城镇.陈玉成又联合捻军与李秀成会师于滁州乌衣,八月, 他们乘胜直下浦口,袭击监视天京的江北大营,使江北大营全军溃退,太平 军前锋东进到苏北的扬州. 这时,在江西的湘军以为淮南的太平军的主力已经东进苏北,可以乘机 攻进安徽.他们连续占领了安庆外围的不少城市,以其主力进攻巢湖边的三 河,这里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不料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太平军 的圈套.八年十月,陈玉成统率在苏北的太平军主力迅速西回,又加上李秀 成的援军和其他方面的兵力,与三河的守军相配合,使进攻三河的湘军陷入 包围圈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曾国藩为此痛苦地说:"李迪庵三河之挫,敝 邑阵亡者达六千人,士气大伤" ① .李迪庵即李续宾,他所率领的是湘军里的 一支最凶狠的部队,他的部队在三河之战中被歼,他自己也死在这一战中. 胡林翼也说:"三河败绩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 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调伤殆尽." ② 三河这一战是这时期太平军进行的 一次典型的歼灭战. 太平军在三河的大胜,使它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湘军在一年多后才逐渐 恢复元气.因此,在这期间,太平军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围困天京的以绿营兵 组成的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在八年八月被太平军击败后,清朝在江北的军务改由主持江南 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节制.趁太平军主力赴三河作战时,清军又在天京附近 的地区活跃起来.奉太平军之令守卫滁州、全椒、来安、江浦诸城的捻党头 子李昭寿、薛之元在这年九月下旬叛变,把他们的部队和驻地都投到了敌人 方面.这样,天京又遭到围困.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主力回师江北,到了九年 十月克复六合、江浦等地,使天京形势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不彻底粉碎江南 大营,还不能根本改变天京的处境.江南大营的部队虽然十分腐朽,但毕竟 拥有十多万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以前广西土匪头子、受清朝招安的张 国梁所统率的部队,还是有较强的战斗力的.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的主要助手 就是张国梁.为了粉碎江南大营,太平军的领导者决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战 略计划. 咸丰十年(1860 年)二月间,李秀成按照预定的计划,使用相当强的兵 力从皖南进入浙江,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迅速进兵,突然攻入浙 江省城杭州,在敌人中造成一片惊惶.正在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不得不分出 一部分兵力到杭州方面增援.更使敌人出于意外的是太平军的目的并不在杭 州.进入浙江的太平军在看到分散敌方兵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撤出杭州, 大踏步地迅速回到皖南,与预定的陈玉成各路军队会合,对于包围天京的江 南大营实行了反包围.发生在这年闰三月上半月的这场大会战的结果是江南 大营全军崩溃.张国梁败退到丹阳,可耻地战死.和春也自杀.从此江南大 营再也没有能恢复.粉碎江南大营这一战是太平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的又一 典型. 当时的太平军主帅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将领.陈玉 成(1837—1862),广西桂平人,贫农家庭出身.金田起义时他才十四岁, 参加起义军当一个兵士.定都天京后,陈玉成随同西征军进攻武昌,他率领 五百人首先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攻破武昌城.连续几年的战争实践的锻炼,使 得这个贫农的孩子成长为太平军中的一个主将.他率领部队在安徽东西驰 ① 《致郭雨三》.《曾文正公书礼》卷五,页2. ② 《夏胜克斋钦使》.《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一,光绪十七年刊本,页29. 骋,使敌人不能不处处戒备.咸丰八年,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第二年又 被封为英王. 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广西藤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太平军 进军永安路经藤县时参加革命.由于作战机智勇敢,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 为青年将领.石达开分裂出走后,他和陈玉成在太平天国危急的形势下共同 担负军事重任,并且一起在皖北战场上作战.咸丰八年他被封为后军主将, 第二年又被封为忠王.曾国藩、胡林翼这些反革命头子把陈玉成和李秀成看 做他们在战场上的可怕的对手. 在粉碎江南大营后,摆在太平军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如何打开局 面.当时,太平军占领的地区除了天京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外,只有安徽省的 大部分.天京以东太平军向来占有的唯一重要据点镇江已在咸丰七年十一月 为敌人夺去.太平军的领导决定东进,先夺取江南富庶的地区. 担任东进任务的将领主要是李秀成,他在咸丰十年(1860 年)四月间率 部连续占领常州、无锡和当时苏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很快地占领了太湖 以东的地区,六月初已逼近了上海.同时,陈玉成率部进占太湖以西的地区 并由此进入浙江,威胁杭州.太湖流域这个地区对于清朝政府说来,是征收 漕粮的一个重要基地,夺取这个地区对清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由于太平 天国把很大军力用在这个方面,就给了清朝军队在南京上游组织反攻的时 机. 从三河之战的失败中逐渐恢复元气的湘军首脑曾国藩,咸丰九年(1859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分路进兵安徽.他想以湖北和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 夺安徽,而又特别着重安庆一点.他以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步步为营,向 南京推进.到了十年(1860 年)五月,在曾国藩亲自率领下,集中了湘军主 力八万人在安庆附近,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于是陈玉成从浙江回师,同太 平军其他部队配合,收复了皖南一些城镇,并且渡长江到了皖北.十月里, 陈玉成军从安庆以北的桐城向南进攻,企图解除安庆之围,但没有成功. 这时,太平军已经确定了分军两路,突入敌人后方,进攻武汉,解救安 庆的计划.北路由陈玉成统率,由皖北入湖北,南路由李秀成统率,由皖南 经江西入湖北.按照这个计划,陈玉成的军队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二月 初进抵湖北的英山,并继续西进,占领黄州(黄岗),直逼武昌.这是极其 聪明的战略,因为当时湘军后方空虚,连武汉也没有防御的能力.所以在安 庆前方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听到陈玉成军队已迫近武汉时,惊惶失措,责备自 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① .由于曾国藩坚持不放松对安庆的包围,湘军 不可能分出很大力量到武汉方面来.这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英国驻 广州领事巴夏礼率领舰队到了汉口.巴夏礼特地赶到黄州会晤陈玉成,"劝告"他不要进攻武汉,以免损害英国的利益;同时还别有用心地说,九江方 面没有听到李秀成等进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就在快要兵抵武昌 时自动退回,转向黄州以北,进攻麻城、黄安一带.这就使曾国藩、胡林翼 放下心来.陈玉成看到安庆之围依然如故,就不再坚持开辟湖北的战场,于 三月间以其主力回来援救安庆. 在苏州、常州一带的李秀成,原来不想西征,并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的, 但在洪秀全的督责下,也奉令回军武汉援救安庆.他以主力守江南,而自己 ① 《复左季丈京卿》.《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七. 带了一部分兵力到皖南,与其他部队合攻曾国藩的大本营所在地的祁门,没 有攻打下来.他就转入江西境内.这时作为湘军的另一后方的江西也同湖北 一样空虚.李秀成军入江西后,又有原属石达开的一些部队离开石达开来同 他会合,一时江西又形成了沸沸腾腾的局面.李秀成留下他的一部分兵力在 江西,自己从江西进入湖北,在十一年五月间到达接近武汉的地区.曾国藩 仍然坚持围攻安庆,在湖北抵抗李秀成的清朝兵力很有限.但是李秀成听到 陈玉成已回师安徽,又听到太平军在江西东北部失利时,迅速地从湖北撤出. 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金执尔曾到李秀成军中与他会晤,他之所以不坚持进兵武 汉也是同英国人的劝阻有关系的.李秀成从湖北撤出的部队到江西会同他留 下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入了浙江,占领了杭州.这样,虽然陈玉成和李秀成曾 进兵湖北、江西,并且他们本来是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但湘军只是受 了一场虚惊,仍然能保持着它凭以围攻安庆的后方地区. 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在援救安庆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李秀成对此的态 度是很消极的.其原因在于他一心只想保持江南地区.固然在当时集中全部 力量去和湘军为争夺安庆一地而进行决战,是不对的,但是把天京以西的地 区置之不顾,只守住苏、杭地区显然也是错误的. 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进兵湖北、江西时曾说:"此 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① .同时他又说: "逆党之救 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 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 有谓宜弃皖南祁黔等县(这是指他的大本营所在地,皖南的祁门、黟县—— 引者),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指陈玉成——引者) 一意上犯鄂境,黟祁退,则江南之贼 (指李秀成——引者)一意内犯抚建 (指 江西的抚州、建昌——引者),故始终仍守原议" ① .曾国藩的这些话证明, 太平军深入敌人后方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曾国藩自己 也不能不忧虑震动.曾国藩孤注一掷,集中他的几乎全部的兵力围困安庆, 是为了进攻天京作准备,并把太平军都吸引到这一方面来.太平军反其道而 行之,到敌人的空虚的后方纵横活动,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的地 位,这本来是最聪明的策略,但是太平军不是自觉地执行这一正确的策略, 因而也就不能坚持它.他们总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一点东西.李秀成和陈玉 成,一个以保持富庶的江南为满足,一个则倾全力来争夺安庆这一个城市, 结果就使曾国藩这个顽强的反革命头子坚持用围困安庆来迫使对方处于被动 地位的策略反而如愿以偿. 从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三月起,陈玉成以全力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 湘军用水师控制了长江,它对安庆的包围已经营了几年,为抵御和击退反包 围的援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场争夺安庆的会战连续进行了五个月,陈玉成 的部下虽然战斗得非常勇猛,但安庆城终于在八月初被敌人攻破,陈玉成只 能率领余部撤退.英勇地牺牲在这场会战中的太平军至少有两万多人. 如果太平军这时不是集中很大的兵力在安庆城外决战,而是由陈玉成、 李秀成及其他部队很好地互相配合,坚持"取势于千里以外"深入敌人后方, ① 《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12. ① 《复万篪轩》.《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18. 打击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那么曾国藩的所谓"始终仍守原议"其实是坚 持不下去的,不但安庆之围有可能解除,而且整个战局可能改观.他们不这 样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算. 安庆失陷后,天京以西几乎完全成了敌人的天下,而只是在苏、杭地区 太平军还暂时地保持着优势地位.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在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农村里就有一种秘密组织.人 们认为它是起义失败了的白莲教的遗党.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 油,所谓"捻"即由此而得名.当时人记载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 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自嘉庆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 年)起,至 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 ① ."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 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 ② 可见这是饥寒交迫的农民 的求生挣扎的一种组织.清朝当局虽然早就严禁结捻,但因为它只是分散的 零星的活动,还不把它看成是大患.到了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抵达长 江流域,特别是它的北上远征军队横越淮北地区时,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就 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惜北伐的太平军没有一路就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淮北 地区的农民斗争在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没有什么联系.咸丰五年(1855 年) 六月黄河在开封以东的铜瓦厢决口,黄河下流改道入大清河北流,使山东西 南的几十个州县和皖北、苏北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的灾害.在封建统治的残酷 压迫下,赤贫的农民和流亡的贫民更加无路可走.捻这种组织逐渐由小股合 为大股,声势越来越大.张洛行成为皖北地区的捻党的大头子,自号"大汉 盟主",承认他为首领的各个部队共达几十万人.除了皖北以外,在淮河以 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苏北、鲁南,豫东也都成了群雄竞起的局面.他们的力 量大了,活动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了.有个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人甚 至认为"捻匪之为患有更甚于长发(指太平军——引者)者",他说,这是 因为太平军的活动没有越过长江沿岸,而捻党则"纵横于淮南北,时复东掠 丰沛(苏北),北蹂曹单而频窥济宁(鲁南),其势逼矣.譬诸疾病,长发 方且困我肢体,捻匪又将溃及胸腹,不可不虑也" ① ,捻军活动于迫近清朝北 方政治中枢的中原地带,当然不能不被认为大患. 捻军表现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声势虽大,但各股各自为政,不 相统属,张洛行虽然在皖北称雄,对于承认他是首领的各部队也不能实行统 一的领导.第二,它总是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而经常奔走流动,使敌军无法 捕捉到它.用它的敌人的说法是:"捻匪啸聚成群,飘忽无常,势不利于止 而利于流" ② ;"时时多分小股,倏东忽西,伺间旁出" ③ .捻军又多着重发 展骑兵,所以它的机动性更大.曾国藩 (他在同治四年即 1865 年后曾负责对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此书以后简称《捻军资 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页378. ② 薛福成:《庸畲文外编》.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357. ① 黄恩彤:《捻匪刍议》.《捻军资料》第一册,页408. ② 洪良品:《平捻匪策》.同上书,页412. ③ 《捻匪刍议》.同上书,页408. 付捻军)也这样描写捻军说:"飘忽无常,伺隙则逞,稍一失势,则电掣飏 去,终不得痛击而大创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指太平军——引者),而其狡黠多马则反过之" ④ .曾国藩这段话不但说到我们这里说的捻军 的第二个特点,而且说到它"志大远不如"太平军,这正是我们要说的它的 第三个特点:它不象太平军那样有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也没有明确地提出 推翻清皇朝的目标.这点又是和我们要说的它的第四个特点相关联的:它的 领导者成份十分复杂.有些捻军领导者固然不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在 太平军失败以后仍然同敌人斗争到底.但也有些领导者其实是在 "大乱之世" 投机应变的角色,甚至有的人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皖北捻军头子张 洛行出身地主家庭,当过私盐贩子,他在最初聚众造反后,曾在宿州受清朝 官方"招安",不久后又造反,清朝官方再一次和他接洽,他又动摇了.他 找人算卦,说是不吉利,才下决心不再受招安 ① .不过张洛行以后还能斗争到 底.当太平军到达淮河流域时,清朝在淮北一带照例号召地方士绅组织团练. 但是怕事的士绅不敢出头,愿意出头的往往就是土豪恶霸.在官军无力保卫 地方上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这些团练头子就利用他们的合法名义为自己 攫取权力,甚至因此而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他们把团练的力量控制在自己 的手中,不但用以保护自己的家业,而且用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野心.为了 利害关系,他们今天和捻军作对,明天也可以和捻军携手.一旦看到不能从 农民队伍中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又反过来效忠于清朝 ② .下文将提到 的苗沛霖,就是以办团练起家而变来变去的一个代表人物. 咸丰七年(1857 年)太平军开始在安徽战场上和捻军的张洛行、龚得树 合作.捻军参加了太平军在皖南的一些战役.太平军由于有了捻军的合作能 够方便地出入于皖北、豫东.这时,太平军还派出了一支由扶王陈得才、遵 王赖文光统率的部队经河南而入陕西,企图开辟西北战场.太平军与捻军的 合作对清朝造成很大的威胁.曾国藩于咸丰九年(1859 年)惊叹说:"河南 粤捻丛杂,东至清淮,西至确山,二千余里,无一干净之土" ① ! 清朝官方本来认为捻军只是所谓"流贼".负责剿捻的袁甲三说:"数 年以前之贼(指捻军——引者),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 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 ② .对这个说法应该 补充的是,坚持斗争的捻军在咸丰七年学到新的东西以后也并没有丢掉他们 的善于流动作战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咸丰七年以后,太平军曾几次采取迂 回运动作战的策略击败敌人,因而能够如前面所说过的在安徽战场上打出了 个较好的局面,不象在湖北和江西战场上因呆板地实行单纯防御而致失利, 这表明他们从捻军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太平军在安徽与捻军及其他地方势力合作中吃了些 很大的亏. 第一个明显的亏就是李昭寿的投敌.李昭寿本来是个在鄂、皖边界的捻 军的小头头,他在湖北英山归降了清朝,然后又杀掉了英山的清朝官员而投 ④ 《致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页9. ① 据《两淮戡乱记》.《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85,及其他材料. ② 这类材料《山东军兴纪略》的《团匪》各章中很多.见《捻军资料》第四册,页416 以下. ① 《复郭意城》.《曾文正公书札》卷五,页14. ② 袁甲三致僧格林沁的信.见《捻军资料》第五册,页203. 向太平军,成为李秀成的部将.太平军和张洛行的捻军合作就是李昭寿从中 牵线的结果.李昭寿虽然加入太平军,但他的部下很多人抽鸦片烟,并且各 自掠夺财物,据为己有,陈玉成发现后大怒,曾表示要斩他.但李秀成对他 很信任.在咸丰八年(1858 年)八月太平军打破江北大营后,李秀成调李昭 寿的部队守滁州等城市,李昭寿几乎一到驻地就向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投降 了.而且他还让他的同伙驻江浦的薛之元也投降.他们的投降造成天京被围 的形势,迫使在西线的太平军只能东返,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了.李昭 寿(他降清后改名为世忠)这回降清后,官做到松江提督,以至成为剿捻的 大帅袁甲三的帮办. 第二个明显的大亏出在苗沛霖的身上.苗沛霖原是安徽凤台的一个秀 才,他在家乡组织团练,立寨自卫,和捻军进行了几次战斗,击退了向他进 攻的捻军.所以他本来并不是捻军,而是捻军的对头.清朝当局因为他积极 参加剿捻,封给他四川川北道的官衔,令他督办安徽省团练.苗沛霖得到这 个地位后,就把皖北的团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独霸一方的局面.咸丰 九年(1859 年)他率部随袁甲三在凤阳攻打张洛行的捻军,自以为功劳很大 而没有得到更高的权位,非常不满意.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侵略军入北 京,皇帝逃到热河的消息传来时,苗沛霖大喜说:"时候到了" ① .这年十一 月,他就"造反"起来了.他一面围攻清朝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驻地寿州,一 面派使者去联络捻军张洛行,还派使者到南京表示归顺太平天国.张洛行表 示愿意和他修好,于是他才同捻军结合起来.太平天国也对他一点不怀疑, 立刻封他为"奏王".威丰十一年(1861 年)九月下旬,他攻陷寿州城.这时,清朝的新的皇帝(同治)即位后已经回到了北京,而太平军已在安庆会 战中失败,形势看来不妙.苗沛霖决定采取脚踏两条船的办法.他优礼俘获 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并经过他向清朝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回到清朝方面去.清 朝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同治元年(1862 年)正月初到安徽督师,苗沛霖立即同 胜保进行联系,暗中投降.在张洛行的捻军正同太平军一起围攻颖州(阜阳) 时,苗沛霖向张洛行的背后突然发动攻击,使张洛行全军溃散 ② .这是同治元 年(1862 年)三月间的事.与此同时,陈玉成在淮南的庐州(合肥)受到敌 军围攻,四月里突围北走.他这时还不知道苗沛霖已经投降清朝,以为可以 经过苗的地区而到皖北.苗沛霖假意欢迎陈玉成进入寿州城,把陈玉成和随 从他的人都轻易的俘虏了献给清朝当局.陈玉成这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英雄就 这样牺牲在这个两面三刀的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但苗沛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 清朝当局的信任,没有能官复原职.不久后,他又起兵"造反",这回他已 经完全孤立,因此,清朝当局并不太费力地就把他和他的部队消灭了. 类似李昭寿和苗沛霖这样的使太平军吃了亏的人另外也还有一些.本来,不但苗沛霖这样的假捻军不应当轻易信任,就是捻军,它的某些领导人 和部队中的游民习气和其他坏习气也是需要改造的.太平天国初期在从广西 到南京进军途中,曾经能够把各种不同来源的农民起义力量团结到自己内部 来,溶化成为一个整体.但在此以后,它基本上只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办 法是拒绝合体,例如对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另一种办法是大开门户,无条件 ① 《两淮戡乱记》.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91. ② 张洛行在全军溃散后,和他的儿子投奔到宿州的捻军头领李英家的寨子,但李英家这时已投降敌人,他 把张洛行出卖给了敌人. 地收容.当它感到兵源愈来愈困难时,就愈来愈采取后一种办法.但这种办 法,同拒绝合作一样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从天地会的问题上已经看到的了.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 年)五月离开天京,脱离太平天国独立行动, 在安徽带了他的部队进入江西.前面已经说过,他对江西的战局没有能起什 么积极作用.当他在八年二月退出江西时反而还带走了一些太平军的部队. 这样,太平天国当时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石达开拉跑.石达开率领了这 些部队在以后一年多中间,辗转作战于浙江、福建、湖南三省,敌方没有用 很大的兵力对付他,他却始终打不开一个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分裂行动并 没有使他的部下信服的理由.在没有足以鼓舞群众斗志的政治目的的情况 下,强兵也变成了弱兵.所以陆续有些跟从他的部队脱离了他,回到太平天 国.等到九年七月他率部进入广西,在广西停顿了两年多的过程中,脱离他 而返师江西回归太平天国的部队甚至有二十万人之多.他的部属也有一些在 广西投降了清朝.石达开后来自己说,他在广西时曾心灰意懒,"想要隐居 山林".但"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 ① 所以只好再干下去.抱着这种退 坡的阴暗情绪,他在十一年又聚众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到鄂西想进入四川. 由于清军阻拦,他无法渡过长江,被迫西趋贵州、云南,最后到了云南的昭 通,由此渡过金沙江,想抢渡大渡河以进入四川腹地.同治二年(1863 年) 四月间他的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堵击围攻的敌人所 困住.这时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束手就擒.他以为,即使牺 牲他个人,也还可以保全全军的生命.但是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下武器的部 将二百多人,士兵二千多人,全部被处死,他自己也被押解到成都,被杀. 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中回顾十余年来的戎马生活说:"转觉驰驱天下, 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 身少闲时.天耶人那,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数十年,已觉 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 ② 这封信虽然未必出于石达开的手 笔,但看来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情绪.当他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的 时候,对于他所曾参与的事业的绝望和懊丧也就达到了顶点. 在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为"正掌率",这是当 时最高的官职.陈玉成这个年轻的优秀将领被封为"又正掌率",李秀成则 封为"副掌率".陈、李二人经常奔驰于战场,只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为洪 秀全处理国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虽然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参加拜上帝会,但 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活动方面都没有显出什么较强的能力. 到了咸丰九年 (1859 年)三月里,洪仁玕到达天京,这使洪秀全非常高兴.半个月后,洪仁玕被 封为干王,负起了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纲"的任务. 突然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是个什么人呢? 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幼读书",同洪秀全一样,是个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 ① 《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81.在广西脱离石达开的吉庆元等人向天王奏报中 也说:"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三期,页7. ②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据1945 年出版的《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 洪秀全决心革命时,曾与他密谋.在金田起义时,他还在广东本乡.起义发 动后,洪秀全家乡中的亲属和有关的人都受到官方严缉.洪仁玕曾到广西, 但没有追上起义的军队.咸丰二年(1852 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广东的一个使 者一起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没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 脱,并辗转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 设法抵天京,只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个 汉名叫韩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了本关于洪秀全的起 义经过的书,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书 ① .洪仁玕在香港 期间,以给外国人教授中文为生,同时他也向外国人学了天文、历算及其他 知识.到了咸丰九年(1859 年),他从广东到江西、湖北,乔妆商人,经过 清朝统治的地区终于到达了天京. 这样一个新来乍到的人立刻被置于国家的高位上.咸丰十年(1860 年) 太平军奔袭杭州,分散了敌方江南大营的兵力,立即回军击败江南大营,这 一个英明的作战计划就是洪仁玕提出来的.在经过这一战使天京形势大为改 善以后,主张出兵东进苏、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当时认为东进胜利之 后,应立即争取长江上游,分兵占领湖北、江西.他在发觉李秀成既得江南 地区后,就以为"高枕无忧",曾批评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 州渔米之地.……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 远" ① .他对李秀成的批评显然是正确的.他在太平天国负重任,一直到天京 的覆灭. 洪仁玕在封为干王后不久,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篇》的书 ② ,经天王洪 秀全批准后公布.洪仁玕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条陈款列,善辅国政, 以新民德".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 行".他在这本书里,按照他的了解,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认 为这些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该允许同外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 的条件下,欢迎外国人来传授工艺技术.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要 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 他具体的主张是要发展工业(所谓"兴器皿技艺"),开采矿藏,发展交通 ("兴车马之利","兴舟揖之利",以至制造火车轮船),创办银行,发 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等;他主张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 对那些能制造火车轮船的人,"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此外,他还认 为应该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应该革除象女子缠足这类落后的习俗. 在洪仁玕所设想的新国家中是有富人和穷人的,甚至是有百万富翁的.他在 提到银行时说:"倘有百万家财者,……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 均无不可";他认为"书信馆"(邮局)和"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 而设".他还有一条具体主张是"兴士民公会",就是要富人组织起来"以 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但(对于穷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 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的社会.他的主张中又有一条说:"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家贫卖子, ① 韩山文所撰《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其初版本 1854 年刊于香港.中文译本改题《太平天国 起义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 ① 《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2. ② 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23—541. 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 得买奴,贻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责备富者买奴,反而责备家贫 卖子的人.他赞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资政新篇》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刊行的.书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 对于洪仁玕提出的几乎每一点主张,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语. 洪仁玕为了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提出了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的纲领,这是自发的农民运动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没 有能把他所希望的这种改革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 们拿《天朝田亩制度》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天 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我们前 面已说过,《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无法把工商业和城市安排到他们所理想 的社会中,这些东西在那个文件中根本没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中,恰恰相反,几乎没有谈到农村.涉及农村的文字只有很简单的两条,一 条是"兴乡官",一条是"兴乡兵".他要让"公义者"担任"乡官","以 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等,乡兵听其调遣",而"乡兵"的任务则是管理清 洁卫生工作和维持社会治安.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问题, 在《资政新篇》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 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 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要能独立发展,还要 解决怎样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 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的土 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天朝田亩制 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 社会.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 展的新社会,但是他却又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至少在他写这本书 时没有提到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洪仁玕虽然一贯地忠心于洪秀全的革 命事业,但他多年间并没有参加农民斗争的行列.他从西方已经成长起来的 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些皮毛,却不真正懂得他所投身进去的这场农民大革命 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 因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成了太平天国的"旨准颁行"的一本 出版物,但是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没有能起积极的作用.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 年)太平军进入苏南和毗邻的浙江北部 地区,使这个地区受到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城 市中的贫民用热烈的自发行动来响应革命,进行着对腐朽的旧制度的打击. 江南的许多大地主、大官僚在革命的风暴前纷纷逃亡,他们剥削积累起 来的产业成为群众斗争的果实.贫苦的农民们自发地起来夺地抗租,许多大 地主的地产实际上是被农民分掉了.虽然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 支持,留在本地的地主们要想照旧收取地租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太平 军在苏杭地区,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设立军帅、师帅、旅帅……等各级乡 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实行革命法令.整个苏杭地区也正如太平军所到达 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次激烈的震荡. 苏杭地区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的清朝军队崩溃 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成了太平天国的后方.当地的一切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 事以外的方法来进行破坏活动.在这地区,对太平军起腐蚀和败坏作用的因 素,比太平军所曾占领过的其他地区要大得多. 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抵抗不了这些外来的腐蚀.我们已经看到,太平天国 并没有一套如何对待社会上和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有 系统的革命政策,这样的弱点已表现于前期;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 没有能提供这样的政策.而且,从咸丰 十年(1860 年)进军常州、苏州起, 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抱着有了"苏杭繁华之地",就可以"高枕无 忧"的心理,他只看到面前站着的拿枪的敌人,而对于钻在自己内部的敌人 却缺乏必要的警惕. 当太平军乘击溃江南大营的威势迅速进兵东下时,不少江南大营的官员 率领残部投降,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开城迎接太 平军,他们都是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官衔的角色. 他们立即在太平军中得到了官职,如李文炳受封为"江南文将帅",管理昆 山县的政事.清朝地方官员向太平军表示归顺的,也很不少,他们一转身就 变成了太平军在当地的主管官员.例如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占领 杭州时,即以原来的清朝钱塘县令袁忠清担任钱塘监军,袁忠清本是袁甲三 手下的勇目出身.被任为仁和监军的李作梅也就是清朝的仁和县令(清朝的 杭州分为钱塘、仁和二县). 在苏州、杭州一带除地主阶级为抗拒太平军而组织的团练外,还有不少 凭藉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枪匪",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 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他们的头子或其后台就是各 地的豪绅恶霸.地主的团练大多很快涣散,而"枪匪"成为太平军很难加以 消灭的力量.太平军对于坚持捣乱的地主团练和枪匪往往采取收编的办法, 例如对于在苏州附近的永昌的团练头子徐少蓬、荡口的团练头子华翼伦、周 庄的枪匪头子费玉成都采取了这种办法.徐少蓬还被太平天国封为抚天侯. 他们在形式上归附于太平军而实际上仍保持其原来的立场和活动.李秀成派 在苏州管理民政的熊万荃,派在常熟管理民政的钱桂仁,同徐少蘧、费玉成 先是约定互不攻击,终于互相勾结,进行叛变活动. 钱桂仁的经历很可以说明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如何利用李 秀成的信任而放肆地进行活动.钱桂仁初到常熟时,曾"广收金器,打成金 狮一对、金凤一对,献媚于忠王.忠王大悦,在天王前特为保举陞慎天安兼 佐将" ① .但钱桂仁这时的官职还不大,他在常熟只能管民政方面的事.咸丰 十一年(1861 年)此人和上面提到的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蘧等人串通,乘 李秀成离开苏、常一带出征的时候,秘密与上海的清朝官方联系,约期里应 外合.但李秀成恰好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新克服的杭州回到苏州,这个叛乱计 划被打乱了,未能执行.李秀成虽然对叛乱阴谋有所察觉,却只是把原在苏 州的熊万荃调开到平湖、乍浦间 ① ,对其他人未做任何处理,对钱桂仁仍然深 信不疑.到了同治元年(1862 年)钱桂仁为了博得李秀成的欢心,在常熟南 ① 《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373. ① 熊万荃后来又被派管海盐县,在海盐投降清朝官军. 门外修建一大石坊,叫做"报恩牌坊",刻石立碑.这果然使李秀成十分高 兴,把他保举提升为"天军主将",常熟的军政民政都归他掌管.在这年李 秀成奉令出兵援救天京后,钱桂仁又遣心腹向清军接洽投降,而且让清军派 人潜入常熟城,准备相机行事.钱桂仁的部将骆国忠也参加这个密谋,但他 企图排斥钱桂仁,独吞叛变的果实.在十一月里当钱桂仁到苏州去进行活动 时,骆国忠把常熟城献给了清朝,杀死了城内反对投降的太平军的一些军官 和战士,连钱桂仁的儿子也被他杀了.常熟的这次事变在江南战场上造成了 极为不利于太平军的形势.钱桂仁仍然留在太平军内,而且居然又进一步升 官,被封为王(称为"比王").这个内奸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 年)二月 在浙江杭州被围攻时投降了敌人.钱桂仁在常熟为李秀成建立的石坊的牌刻 说: "盖闻参旗井钺,神霄扬奋武之威,剡矢弦弧,羲易大行师之义","忠 王荣千岁仰副天心,上承圣算,三方围合,百道梯攻……行见海色河声,齐 入元音之奏;琴风镜月,同沾化雨之滋"等等 ② .这种封建文人的歌功颂德的 滥调,只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虚伪的捧场. 前面说过,太平军在苏、杭间,克服一地后,也按照其传统,设立各级 乡官,但在象熊万荃、钱桂仁这样的人管理地方民政的情形下,乡官必然会 由地主绅士和他们的爪牙充任.熊万荃在苏州:"令城中每门召集耆老至其 馆中,举为乡官" ① .在钱桂仁的常熟是:"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 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 ② .这时,乡官的主 要任务就是筹饷.太平军的传统办法本来有所谓"进贡",也就是勒令地主 富绅交出他们的财产.但现在担任乡官的人利用"进贡"的名义把负担分加 到所有的居户身上.关于浙江慈溪和奉化(均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为太平军占 领)的记载可以作为代表:在慈溪"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进贡的多少 "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等差".完成进贡的责任就落在新设的军帅、师帅、旅帅各级乡官的身上."土豪猾党"都当上了乡官.他们"各假庵寺为 公馆,擅理词讼,桁杨鞭朴,严若长官.乡曲无赖,尤复争献妇女,为进身 之地.附从益众,而勒索益酷." ③ 在奉化,军帅、师帅、旅帅也都"胁令绅 富充当","且令各村进贡.编立门牌,一牌出番洋三元五角(原注:时番 洋每元计钱一千八百文)" ④ .当时,很多地方实行"编立门牌按牌出款"的 办法,贫户也不能免于这种负担. 一些地方,太平军不但允许地主收租,而且支持地主们设局催租,甚至 在佃户起来抗租时不去支持佃户反而保护地主的收租的权利.咸丰十一年 (1861 年)管理浙江桐乡的钟良相(他的官衔是"符天福")出了一个告示, 其中列出的规条中有这样的几条:"清朝官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 给廪禄听归林下"."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 侵占者立究","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 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 ① .这个太平军地方官甚至对于逃亡地 ② 《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87. ① 《苏台麋鹿记》卷上.《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275. ② 《海虞贼乱记》.同上书,页37O. ③ 见《慈溪县志》卷五五,页27.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页830. ④ 《剡源乡志》.转引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828. ① 沈梓:《避寇日记》,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页74. 主的产业和他们的封建剥削权利也要加以保护!苏州的熊万荃宣布,仍照向 例,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纳地丁、漕粮;还规定,地主如果逃亡, 由佃户代完地粮,等地主回来后,"照租额算找".长洲(苏州的一部分) 的官员黄某在同治元年(1862 年)的布告重申熊万荃的规定,并说,有的地 主收不到地租,是由于"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布告中声称: "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 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 ② 这还算是既警告抗租的佃户,又警告压迫农民过甚的豪强地主. 对于商业,完全采取了自由政策.虽然在战争的条件下,江南那些本来 很繁荣的城市,人口减少,市面萧条,但是许多集镇上的商业更兴旺了.值 得注意是有些材料说明太平军官员和商人合作经营商业,甚至进行高利贷剥 削.例如,嘉兴城南的濮镇有一个商人和太平军合营丝绸庄,由太平军出资 本,而由这商人经理.也是在嘉兴南的王店有个乡官同太平军合开当铺 ③ .材 料中虽然没有说清楚,但看来出资同商人合作的是太平军的当地的首领.这 种情况也足以表明,农民革命军队已难以保持它原来的朴实单纯的状态.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太平天国的影响激动了全国各地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在太平军没 有到达或只是路过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打着太平天国以外的旗号的群众造 反,它们有的同太平天国有联系,有的没有什么联系.分地区看,比较重要 的有以下这些. 一、上海的小刀会 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半年,咸丰三年(1853 年)八月,上海的小刀会发 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坚持了十七个月.清朝官军得到外国干涉者的协助而 攻下了上海县城,使这次起义失败.这是前面(第六章第二节)已经说过的 了.上海的小刀会是天地会系统的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城市贫民,包括手 工业工人、水手、无业游民、裁遣的兵勇等等.他们中以广东人和福建人居 多.他们和当地的农村联系较少,始终采取死守城市的办法.太平天国没有 给他们以积极援助,固然因为太平军这时还没有由天京东进的打算,也因为 小刀会的旗帜和口号是和太平天国不同的.小刀会群众中,旧式的行帮观念 很重,有福建帮和广东帮的对立,这使他们内部不能很好地团结,也是他们 失败的一个原因. 二、广西、广东、湖南的天地会 太平军离开广西后的最初几年,咸丰元年到五年(1851—1855 年)间, 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仍然在省内各地分股活动,他们活跃于广西南部从 贵县到梧州的浔江两岸,南宁、永淳、横县一带的邕江两岸,以至丽江沿岸 的扶南、崇善等地.在广西东北部有以朱洪英、胡有禄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145—146. ③ 均见沈梓的《避寇日记》. 咸丰四年一度占领恭城和灌阳,建立国号称"昇平天国",用"太平天德" 年号.这些天地会力量都没有能形成很大的声势.咸丰五年(1855 年)有一 股较强的天地会力量从广东进入广西. 在广东省,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向来在下层社会中很流行,但一般地还不 戕杀官员,劫夺城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第二年,咸丰四年(1854 年)他 们公开造起反来了.这年五、六月间省城四围的东莞、花县、三水、佛山等 地都为天地会起义群众所攻占或围困.从六月下旬起,各股起义力量互相配 合进攻省城.省城广州被围攻半年多.在此期间,全省几乎所有的州府都有 会党起义,他们占领了许多城镇,切断了省城和各地的交通.前面(第六章 第二节)说过,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依靠洋人力量的支援,才守住了广州城的. 叶名琛在咸丰五年渐次遂退了围攻广州的起义军,并且发动了各地的地主武 装,从天地会手里收复了许多城镇.这个面对外国侵略者不鸣一枪的两广总 督,在同天地会起义军作战中先后杀戮了近十万人民. 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军一部分往北进入湖南,一部分往西进入广西.到广 西的是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开始发动起义的陈开、李文茂所率领的一股力 量.陈开是船夫出身,李文茂原是走江湖唱戏的人.他们同本来活动于广西 浔江上的三合会头领梁培友合作,率领部队,突破清军在梧州的堵击,溯江 而上,咸丰五年八月占领浔州.他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把浔州 府城(桂平)改名秀京,作为他们的京城,起义的头领们都称为王.咸丰五 年到十年(1855—1860 年)间,他们以浔州为中心,分兵占领了几十个府、 州、县城,势力达到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本来在广西省内活动的天地 会头领,或者同大成国发生联系,或者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例如在省内西 南部的太平府(府治在今崇左县,辖左江流域各地)有以壮族人吴凌云为首 的起义部队,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初占领 府城,建国号叫"延陵", 自称延陵王.广西官方的绿营兵毫无作战力量,有一部分湘军在咸丰七年 (1857 年)由蒋益澧统率进入广西.陈开、李文茂、梁培友等虽然建立了大 成国,但仍不能摆脱天地会的各立山堂,互不统属的积习,他们抵挡不了战 斗力较强的湘军.李文茂、梁培友相继战死.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的石达开 于咸丰九年(1859 年)七月从湖南退到了广西,他和大成国的力量不能建立 很好的合作关系,有时还互相冲突.为了追逐石达开,湘军的刘长佑部也到 了广西.广西的官军力量更增强了.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七月,蒋益澧的 湘军攻占污州,陈开退出秀京,被俘遇害.同治二年(1863 年)延陵王吴凌 云也战败被杀.大成国余留下来的范亚音、黄鼎凤、姚新昌等人,吴凌云的 儿子吴亚忠,以及其他天地会力量虽然还继续在广西省内活动,但已不能发 展为较大的力量. 在咸丰五年(1855 年)五月间,从广东的韶州、乐昌、乳源等地分股进 入湖南省的天地会起义部队很多,他们占领了湖南南部的宜章、郴州、桂阳. 其中较强的是在东莞发动起义的何禄.同时,广西的号称昇平天国的朱洪英、 胡有禄也进入湖南,占领东安.湖南南部各地的天地会头头们纷纷起兵响应. 这些在湖南南部的天地会力量往北进攻,大多遭到湘军的阻击而败退.只有 来自广东的一部分天地会力量进入江西和太平军会合. 三、福建的双刀会、红钱会 福建南部名为双刀会、红钱会的秘密结社也属于天地会系统.咸丰三年 (1853 年)四月间以同安县的黄得美为首的双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厦门, 同时发动的有以永春县林俊为首的红钱会.双刀会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厦门 被官兵夺回,双刀会余众退到海上,坚持斗争到咸丰八年(1858 年).红钱 会的起义队伍在闽中山区仙 游、永春、德化、安溪一带与官军和地方上的地 主武装作战数年,但不能打开局面.咸丰八年,他们北上想和路经闽北的石 达开队伍取得联系,中途为地主阶级的团练击败,红钱会的领袖林俊战死了. 四、淮河以北的捻军和山东的白莲教系统的起义军 在淮河以北,活动于河南、安徽、山东地区的捻军,在本章第二节里已 经提到,他们是和太平军有合作关系的.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们. 在山东民间秘密结社中,白莲教有长期的传统.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他们也零星地在各地活动,但大举起义则比较晚.咸丰十一年(1861 年)二 月间鲁西北的临清、丘县、冠县一带的白莲教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十几座 县城,但他们内部没有统一的组织,两个主要领袖张善继和杨泰都自称皇帝. 清朝立即以优势的兵力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两个皇帝都失败被杀.起义 军的余部仍然分散活动.和白莲教起义军有联系的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是一 支比较强的力量,在作战失利时曾接受清朝官方的招抚,但他在同治二年 (1863 年)又举起造反的旗帜,成为官方在鲁西的大敌.后来,宋景诗会合 到了捻军里面. 五、贵州、云南、四川各民族的群众起义 咸丰五年(1855 年),贵州苗民群众发动起义.苗民大多居住在贵州的 古州(榕江)、台拱(台江)一带(现在在这地区设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汉族的豪绅地主不断侵夺他们的土地,清朝官员又通过土司头子向 苗民进行勒索,这些土司头子借官府的势力压在苗民的头上.苗民群众不但 被迫把他们的微薄的劳动产品供应官员和土司的需求,而且还得随时自己携 带粮食来为他们服役当差.在造反的苗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张秀眉,他们 靠简陋的武器,进行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虽然遭到官兵的清剿,但势力 发展得很快.贵州东南部的丹江(今雷山)等地和东北部的思南等地的汉族 贫苦群众,以"教军"和"号军"的名义发动起义,和苗民起义相配合. 石达开的部队在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 年、1861 年)曾到贵州,对贵 州的群众起义起了促进的作用.到了同治二年(1863 年)四月,石达开在四 川大渡河边覆灭后,还有一些他的余部退到贵州和当地起义群众结合在一 起. 贵州的邻省云南,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彝、回等少数民族的起义.云南省 向来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同治初一个云南巡抚说:"综计通省 人数,汉居十之三四,回仅十之一二,而夷则居十之五六." ① 这里所谓"夷" 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污蔑称呼,泛指彝、哈尼、傣、白、纳西、景①云南巡抚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 (此书以后简称《回民起义资料》) 第一册,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页379. 颇等族. 在云南省西南部,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山地区,当时居民大多数是彝族. 咸丰六年(1856 年)这里爆发了以彝族的贫农英雄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在起 义前两年,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四川汉族农民)和李学东(四川彝族奴隶) 来到这地区发动群众起来"应援天国",他们同李文学和哈尼族的田四浪等 一起领导了这个地区的起义斗争.起义军最初只有五千人,逐渐扩展到哀牢 山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起义的领导权看来是一直掌握在贫农的手里. 他们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提出和实行了团结各族贫苦群众同地主阶级作 斗争的方针.李文学当过二十年长工,他的起义檄文中说:"……驱逐满贼 (清朝统治者——引者),除汉庄主(汉族地主),望我彝汉庶民(各族贫 苦人民)共襄义举";他还说:"汉与彝为敌者,豪强也,贫无与也."起 义军执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按岁所获,课 赋二成,荒不纳"的政策 ① .这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简单易行的反封建纲 领,鼓舞和团结了彝汉各族的贫苦人民. 云南省的回族同汉族杂居.早在道光年间,已常发生汉民和回民之间的 械斗、仇杀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由于回族中的上层分子利用宗教信仰煽动 狭隘民族心理而造成,更多的则是由汉族中的恶霸劣绅挑动起来的.地方官 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一般都是偏袒汉人,甚至还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故 意制造回、汉冲突,以便混水摸鱼,为自己谋利.在回民中积累起来的愤懑 不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爆发成了规模相当大的起义. 当时云南各地武装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回民队伍有许多股,其领导者们的 成分和动机是很杂乱的.昆明以南的临安(即现在的建水)一带的回民的主 要领袖是马如龙,地主阶级出身,考中过武秀才.他在咸丰七年(1857 年) 联合其他回民部队围攻并几乎攻占了省城.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 年)马如 龙投降了署理云贵总督徐之铭,带兵进入省城,反过来成了清朝官方镇压起 义的回汉各族群众的得力工具,被任为云南提督.和他一起投降的一个回族 的掌教马复初还一度署理云贵总督. 昆明以西的回民起义各部队在咸丰六年(1856 年)攻占了大理,他们推 戴杜文秀做领袖,号称"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 本人读过书,是个"庠生",但因家道中落,曾当过小商贩.杜文秀承认太 平天国的领导,他"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 ① ,反对狭隘的民族观点, 在他领导的起义部队中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参加. 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哀牢山起义和杜文秀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以 后,都还继续坚持了若干年,所以关于它们的结局,留到以后去说. 咸丰九年(1859 年),在云南东北部昭通府的牛皮寨有蓝大顺、李永和 等人拜会结盟,这年八月间他们以一百多人的小队伍进入四川省境,先后攻 陷川南一些城镇,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第二年,进兵岷江以西,前锋达到新 津、灌县,使省城成都大为恐慌.清朝政府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一部分湘 军入川.当湘军入川时,以蓝大顺、李永和、卯得兴等人为首的起义军已经 不仅在川西,而且纵横在川北、川中广大地区了.湘军的前锋在重庆西北的 合川遭到惨败.但是这支起义军进行的是低级的流寇战争,他们最盛时虽然 ①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二期,页24—28. ① 《大理县志稿》.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页29. 拥有三十万人,但是分兵四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目标.他 们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八月在川北的绵州(今绵阳)被骆秉章的湘军击 败,同治元年(1862 年)又在川西的丹棱、青神一带被围困,全军溃散.这 支历时三年的起义军主力就此失败.李永和、卯得兴被俘牺牲.他们曾企图 和同治元年初由湖北进入四川长江以南的石达开合作,但石达开始终没有能 到达江北.这种合作没有实现.他们的一些残部在蓝大顺等人率领下突围北 走,在川北、川东与鄂西活动,后来加入到了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的进军陕 西的队伍里. 以上所说的情形表明,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的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 命的高潮.但是,把这些在天地会、白莲教等等旧式组织中分散地发动起来 的力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斗争力量领导和团结起来,则是太平天国没 有能做到的.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外国侵略者深入京畿,但是清朝当局丝毫也 没有因此而放松长江流域的反农民革命的军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方面的兵 力. 在咸丰十年(1860 年)侵略军已经到了京城边,皇帝已经逃出京城的时 候,八月十一日(9 月25 日)皇帝下了命令,要远调兵力,来守卫京城.其 中要曾国藩"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由曾国藩手下的大将鲍超率领, "兼 程前进,克日赴京" ① ,曾国藩这时正在组织对安庆的包围,他于八月二十六 日接到这个命令后,并不立即出兵,在他的答复中用极其狡猾的说法表达了 他的政治态度. 曾国藩报告说,鲍超的部队现驻皖南徽州附近,距京五千余里,要三个 月才能赶到,"而逆夷(指英法侵略军——引者)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 际,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所以鲍超在十一月赶到,已没有用处了.他又 说,如果在京城附近还能同"逆夷""相持数月之久",那么,只靠鲍超这 一级的将领去也不顶事.因此,他表示希望皇帝把他和胡林翼(湘军中仅次 于他的一个大头头,时任湖北巡抚)两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 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不过他还说,如果派他或胡林翼北上,那么, 在皖南、皖北的进兵就只能停下来,退守江西、湖北了 ② .很明显,在曾国藩 心目中, 头等大事还是打太平军,如果一定要为救京城而同外国侵略者打仗, 就只能放弃打太平军,这是他所不甘心的.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11 月3日),皇帝看到曾国藩的这篇复奏的时候, 北京条约已经签字.皇帝命令说,曾国藩、胡林翼、鲍超都"毋庸来京" ① , ——这时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外国侵略者的问题已经解决.更是要集中一 切力量去镇压农民革命了. 不但如此,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发生了英、法侵略者正在北方 进攻清朝京城的同时,南方的清朝官方向英、法求援,并且共同进行对太平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三,页11. ② 《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46—47.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七,页47. 军作战这样的奇怪现象. 这个奇怪现象发生于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在击破江南大营后,东 下常州、苏州,进逼上海的时候. 当时苏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苏州.苏州的地主绅士与买办商人关系较 多,他们眼看清朝官兵无力抵抗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向地方当局提出了借 助洋兵的主张.江苏巡抚徐有壬(此人在苏州被太平军占领时死了)立即派 江苏布政司薛焕、苏松太道吴煦、苏州府知府吴云到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 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不过在这些人刚到上海时,苏州已被太 平军攻下来了.这时上海租界成了那一带逃亡的地主、绅士、资产者的通逃 薮.他们和清朝的地方官一起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外国人无耻地乞求出兵帮 助镇压造反的农民.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逃到了上海,他直接同英国、法国和 美国的公使商谈这个问题.就在这时,何桂清并向朝廷提议赶快同英法议和, 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他们"代为剿贼" ② . 虽然前文已经提到(第六章第六节)何桂清因这个主张而遭到皇帝的谴 责,为此而被罢官,但是上海的官员和绅商买办仍然继续同英、法商谈合作. 这时有个开设泰记银号的买办资产者叫做杨坊的人,他是四明公所(以买办 资产者为主的一个组织)的董事,曾花钱捐得候补道的官衔,此人成了中国 官方与外国人之间的重要的联系人.英国人、法国人这时正在把主要兵力集 中到北方的大沽、天津方面去.无论从政治和军事上说,他们都不愿意,也 不可能在上海方面公开对清朝当局承担较大的责任.但他们表示,因为上海 租界是外国商人的利益所在,他们是要用兵力来保卫的.租界在上海城外. 中国地方官又通过杨坊去请英、法,一并保卫县城,其所需经费可由杨坊负 责. 英国公使布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会商了联合"防卫"上海的军事布 置,决定共同用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县城,而在租界上,则 由他们各自负责防卫.清朝在上海的官员们和绅商买办们不但承认外国有权 用他们的武力保卫所谓租界,而且还把整个上海都放到了外国人的武力保卫 之下.但英、法公使这时仍称他们在上海对中国的内战采取的是"中立"态度.布鲁斯报告英国外交大臣说:"在我看来,我们并不对(中国的)这次 内战进行干预,也不对交战双方的权利表示任何态度,就可以保护上海免遭 (太平军的)进攻,并协助当局维持上海城内的安定.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 上海是通商口岸,上海城的利益又与外国租界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上海城的 攻击不可能不对租界造成极大的威胁." ①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资 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而反对革命,总是为了他们 自己的利益,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把公然的直接的武装干涉称为"中立", 则纵然按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显然是说不通的. 仅仅保卫上海还不能使绅商官员们放心.这时有个叫做华尔的美国流氓 经过一个美国商人的介绍结识了杨坊,一说,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人是个 学了点英文而在上海经商的秀才丁吉昌,但杨坊始终是个主要起作用的人 物.华尔自称能组织成一支洋人的军队,由他招募、训练和指挥,由中国方 ② 《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7. ① 布鲁斯在 1860 年5月30 日 (咸丰十年四月初十日)的报告, 见A. Wilson.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1868 年版),页61. 面供给军费,除了给官兵以很高的饷银外,还预先讲定每攻下一城,要给一 笔巨额的赏金.杨坊和他的后台苏松太道吴煦都很赏识这个计划.果然华尔 很快就募得了二百多想在中国发横财的外国水手、流氓、逃兵.这一支华尔 的队伍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和买办资产者的雇佣军,由杨坊出面作这支雇佣军 的老板. 这支被称为洋枪队的雇佣军由它的老板派出去,企图阻击正在进攻松江 府的太平军,遭到大败,退回上海.但老板仍然信任华尔,让他重新招募人 员,增添武器.李秀成的部下在咸丰十年五月中旬占领松江,其前锋逼近上 海城郊.月底,华尔的洋枪队奉令出发,在清朝的一些部队的配合下,从太 平军手里夺回了松江城.华尔的部下不但得到预定的奖金,而且在松江城大 肆劫掠,这就使得华尔能够很快地招收到更多的想发财的洋人参加.他立即 执行老板交下的第二个任务:进攻青浦.拿下了松江、青浦两点,就有可能 拦截住太平军从嘉兴方面和苏州方面向上海的进攻.但是在青浦,华尔失利 了.六月中旬,李秀成从苏州亲率军队援助守青浦的太平军,狠狠地打击了 华尔的洋枪队和与它配合的清军.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败退到松江.不久, 太平军把松江也夺了回来.华尔在青浦之战中受伤,离开上海到法国医治去 了.但华尔的故事并没有就 此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 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在占领了松江、青浦后,上海已经差不多在他掌 握中了.他率军很快地进抵上海城附近,在城西南九里的地方大败清军.当 他到了县城边时,他完全没有料到守城的并不是清军,而是英、法军队.城 内的守军和黄浦江上的外国兵舰配合着向太平军猛烈轰击.从七月初二到初 四这三天的战斗中,太平军伤亡惨重,仍没有能进城.初五(8 月21 日), 李秀成率全军撤退. 英、法在上海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的这一天,恰好是它们在北方从清朝 手里攻占了大沽炮台的同一天. 为什么李秀成从上海这样快地撤退?从军事上看,当时有一股清军猛攻 嘉兴,太平军在嘉兴的守军告急.嘉兴如果失掉,李秀成向上海的进军将在 后路受到威胁.但这股清军是江南大营的残部,力量并不很大,李秀成从上 海回师,很快就把它粉碎了.这并不能成为必须放弃进攻上海的原因. 事实上,李秀成对于英、法军防守的上海并没有用全力去进攻.英、法 军所靠的不过是枪炮厉害,而兵力微不足道.以李秀成当时所拥有的实力, 如果坚决进攻,是可能打下上海来的.他不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在于太平天 国方面对外国侵略者一直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李秀成这次进兵上海前二年,即咸丰八年(1858 年)冬天,已经订立 了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侵略军头子额尔金曾带领一支舰队,驶入长江,直到 汉口,据称他的目的是要视察沿江商埠,以决定那些地方最适宜于开放给外 国通商.当他沿江上驶,经过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时,并未登陆,却野蛮地 向太平军在天京的炮台进行了轰击.天王洪秀全发出一个诏书,派人在芜湖 递交额尔金.这个诏书的形式很别致(但这是洪秀全的诏书常用的文体), 全篇是七字 一句的韵文,其中几乎都是讲他的宗教观念,说明他是以上帝为 父,以耶稣为兄,因此他才能"扫灭邪神",建立"天国".诏书中以"西 洋番弟"称呼对方,全篇结语是:"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 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 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 ① .这个文件显然表明,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 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他陷在宗教的迷雾中, 对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完全无知. 咸丰九年(1859 年)到达天京的洪仁玕虽然在香港住过多年,但所接触 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的执政无助于提高太平军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了 解. 李秀成在这次进军上海前,洪仁玕曾送信给上海的英、法、美领事,并 自己到苏州,把在上海的几个英国传教士邀到苏州和他会晤.他想运用自己 的影响来使外国人在上海不干预太平军的进兵.但是他想错了.应邀到苏州 的英国传教士杨笃新叙述他见到干王的情形说:"干王的情绪甚为激动.后 来我们才知道,他激动的原因是由于已经听说他送往上海各国领事馆的一些 信件,并未被领事们拆阅,而英、法军队又在防守上海县城.他说,前者, 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后者是直接违反了外国人在双方交战团体之间所采取的 中立原则" ② . 但是洪仁玕和李秀成仍不相信外国人真会用武力防卫包括县城在内的整 个上海.李秀成兵临上海郊区时,又发出公函给各国公使,通知说,他已严 令兵将不得扰害外人,要求外国人悬挂黄色的旗子作标志,并表示他到上海 后,将与各国公使进行商谈. 李秀成并没有在上海打一个大仗的准备,他率领到上海城边的部队只有 三千人.这一地区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以为外国人不会真的动武, 而上海城内又有事先约定内应的一些广东人(大概是小刀会的余党),所以 他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不料约定的内应都遭到了英、法军队的 镇压.他所要对付的敌人又不是华尔那样的雇佣军,而是英、法的正规军队. 从上海城边的三天的战斗来看,李秀成并没有下定决心和这样的敌人进行战 争. 李秀成撤兵时又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一信,信中说:"若我有志来取 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 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李秀成的 这封信不写给法国人,而且信中大骂法国人,据他说,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 他信以为实,不料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 矣." ① 所谓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已无法弄清楚.一个 同时期的英国作家认为这可能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阴谋.他说:"天主教 在中国的教士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团体,在全国有一套地下交通系统,谁都知 道,他们对太平天国极端仇恨.看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派遣一些人员去欺骗忠 王说,占领上海是很容易和安全的,从而引诱忠王自投罗网" ② . 西方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本来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太平天国 把它改头换面地利用了一番,虽然对发动农民革命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归 根结蒂,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迷信一样,对人民的觉醒是严重的妨害.太 平天国面临从来的农民战争所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关系,所谓上帝的信仰终于 ① 原件全文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开朗书店 1950 年版,页93—98. ② 吟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 1961 年版,页223. ①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页3. ② A.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页66. 使他们在现实斗争中迷惑和走入歧途. 在太平军这一次从上海撤退以后两个月,各国侵略者同清朝签订了北京 条约.从此自称维护耶稣基督之教的人也同自称维护孔孟之道的人一样公开 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死敌.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 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第八章 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 (一)强盗成了朋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皇帝的行宫圆明园被烧掉了,北京城的大门被用 武力撞开了,屈辱的条约订立了.令人惊奇的是,在清朝的当权派中却出现 了这样一种看法:这些侵略者其实倒是有礼貌的、很守信义的、可以做朋友 的人! 封建当权派中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新产生的.这种看法不过是第一次鸦片 战争中耆英等人提出的对"外夷"的观点(见第四章第四节)的进一步发展. 这时,代表这种看法的,是同外国侵略者谈判订立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诉. 咸丰皇帝的这个弟弟,由于进行这场谈判而成了办"洋务"的专家,不久后 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① 就以他为首.他在进行谈判过程中向皇帝的报 告反映了他对洋人发生的好感.例如他描写一次同额尔金的会见说:"一切 礼貌, 与前更驯" ① .由于从热河行宫来的上谕总是担心和约虽定,还会反复, 奕?再三说明他的看法:"(这些外夷)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 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 此无欺起见.臣等屡揣该夷词意,谅不至心存叵测." ② "该夷见臣示以坦白, 渐觉驯顺,以后接见数次,迥非先时桀骜情形,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 反复." ③ 有些事实使以奕?为代表的一部分当权者感到,洋人简直是出乎意外地 好.第一个事实是并没有占领北京城. "该二国带兵二万余,分踞京城,…… 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 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 ④ .第二个事实是也不占领天津. "该 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 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⑤ .不久后又有 第三个事实,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三月,英、法同时表示把军事占领了三 年多的广州城交还,恭亲王奕?关于此事报告说:"(英、法)均称深知中 国诚信相待,毫无嫌隙,彼此永敦和好,并释前日猜疑".又说:"虽其词 未必实出忠诚,而此后日以诚意感孚,或可渐为驯服" ⑥ . 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在外国侵略的武力面前实行了投降主义,出卖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 民."他们用委曲求全来博得外国侵略者的好感,却说洋人为他们的"诚意" 所"驯服".他们发现,原来这些外国侵略者所要求的"仅仅"是那样一些 ① 北京条约订立后三个月(咸丰十年十二月),清朝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这一新的机构,其职 权虽然可以说大致就是外交部,但实际上比外交部大 得多.用当时的语言说,它乃是总管一切"洋务"的 一个衙门.习惯上它被简称 为"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 (以后我们常用"总理衙门"这个简称).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八,页1. ② 《咸丰夷务》卷六十九,页1—2. ③ 同上书,页8. ④ 同上书,页2. ⑤ 《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 ⑥ 《咸丰夷务》卷七十六,页21.(在这一年九月英、法占领军实际上退出了广州城). 条件,而并不是要到中国来做皇帝,并不要抛开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 治者,取而代之.所谓"与前代之事稍异",也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耆 英所说的外人并不"潜蓄异谋"同样的意思. 这些"外夷"不但不打算推翻清朝皇帝,而且还愿意以实力支持清朝政 府.在北京条约刚签字八天,法国公使已经向恭亲王提出:愿意帮助清朝 "攻 剿发逆" ① .又过了几天,恭亲王说,沙皇俄国的公使也向他表示:愿意实行 军事合作,办法是"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夷(俄国)拨兵三四百名在 水路会击" ② .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上海已经实行了这种合作. 但在那时,上海的地方官对朝廷只作了很含糊的报告 ③ ,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 官员都受到了朝廷的申斥 ④ .现在,时隔不到半年,法国和俄国公使的口头表 示立刻使清朝当局觉得应该认真考虑.恭亲王很快就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合 作,他的一个奏文中说:"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 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 ⑤ ,他已明确 主张实行诸葛亮的"联吴伐魏"政策,联合法、俄、英各国去伐那共同的敌 人——太平天国.根据恭亲王的建议,皇帝在咸丰十年(1860 年)十月把俄 国、法国提出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交曾国藩等有关地方大员考虑提出意见. 江苏巡抚薛焕最热烈地表示赞成.他以为既然俄国、法国有此请求,那 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表示希望他们不但出动兵船, 还 "能派陆军由旱路会剿" , 而且"必须厚集兵力",为此多给他们些兵费也是合算的 ① . 曾国藩这时已是两江总督兼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也主张接受俄 国人"效顺之忧",不过要他们缓一点出兵,因为"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 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所以等到要夹 击南京时,再"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对于法国人也是同样,"亦可奖而 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助".当时俄 国公使还提出用美国和俄国的船只给清朝运输漕粮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表 示赞同,还特别说了一下他对西方各国的了解,他重提美国早在咸丰三年就 曾提议以兵船助剿的事实,认为"美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他也主张学 造炮制船.他总结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 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② . 此外,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赞成"借资外国之兵",他居然认为俄、法"在 京陈情,亦足征同仇敌忾之诚" ③ . ① 《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55. ② 《咸丰夷务》卷六十九,页29. ③ 关于上海的这次合作,当时江苏巡抚薛焕的报告说:"贼(指太平军)逼城下,我兵与贼接仗,该夷兵 (指英、法)亦上城从旁枪击,毙贼甚多,虽该夷为保护夷商起见,而其助顺去逆之意,臣亦不敢壅于上 闻.唯英法夷兵无多,贼逆麇聚甚众,臣知未可深恃"云云(见《威丰夷务》卷五十九,页7). ④ 除了两江总督何桂清提出这种主张受到了撤职处分外,还有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在咸丰十年四月上奏请求 对英、法实行妥协,他以为这样"不但可以匀出兵力,专以灭贼(指太平军),即征夷兵为用,且必乐从". 皇帝立即批驳说:"若借资夷力,后患无穷"(见《咸丰夷务》卷五十一,页40). ⑤ 《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2. ② 同上书,页11—12. ③ 《咸丰夷务》卷七十二,页15. 但是这一次俄、法请求出兵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不仅因为曾国藩主张稍 缓时日,而且因为清朝官员中仍有一部分人不完全相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那 种"新"认识,这些人认为,请求"外夷"出兵,不但要被他们勒索军费, 而且长江有被他们把持垄断的危险,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也将久据不走.例如 当时负责剿捻军事的袁甲三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 ① , 但是袁甲三又认为可以 由地方当局同外国人合作,他说,如果外国人急于要进入现被太平军占领的 那些口岸通商,那是"夷人自为谋利起见,听其自行攻取,中国亦不给兵费. 若其由上海等处图复苏、常,可令薛焕与之酌定进兵之路,借示联络" ② .所 以他其实也并不真是反对借用外国兵力. 那时英国人对于沙皇俄国想插足到长江上来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也不 愿意法国人承揽这个买卖.所以英国的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恭亲王说:"剿贼 本系中国应办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据地方,与彼何利?非独俄法克复城 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不踞为已有."他还举英国占领印度 为证 ③ .英国人显然有意拆法国、俄国的台,他们之间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是 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的. 虽然恭亲王等这些洋务专家不敢请皇帝立即下决心接受俄、法的请求, 但是经过这番讨论,无论如何,清朝官方已经确认他们和"外夷"是可以在 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成为同盟者的了.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合作,如何避 免他们所担心的流弊. 在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四个国家中,沙皇俄国主要力量用于鲸吞 和蚕食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并不能到中国南方来有所作为.后来在同治元 年(1862 年)俄国又一次表示要用他们的海军到中国南方沿海来给清朝政府 帮忙,也因为受到英、法的阻挠而未能实现.美国国内在 1861 年开始发生南 北战争,这时无力顾及亚洲.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虽然首先提议出兵 助剿,意图抢先取得在中国的某种优越地位,但是它在中国的力量毕竟不如 英国.当时环伺中国的,北方是沙皇俄国一霸,南方是英国一霸,而英国却 不急于在清朝和太平天国间表示明确的态度.所以曾国藩认为:"以大西洋 诸夷论之,英国狡黠最甚" ① . 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 年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奉额尔金之令 率领一支舰队由上海沿长江西上,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和他同行.他们之所以 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准备按照条约规定,收获英国在长江内陆所攫取的权 益,并且看一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如何对待仍在长江中下游占有相当 优势的太平天国.江苏巡抚薛焕奏报英国人的这一行动说:"据苏松太道吴 煦密禀,闻其路过金陵,欲见发逆(指太平天国首脑——引者),与之说明, 两不相犯,使洋船往来江面无碍,并欲与该逆互通交易等情." ② 对于这个情 报,朝廷却不大相信,皇帝的上谕对此事说:"该夷甫与中国换约,虽不助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页19;又卷七十一,页34. ② 《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36. ③ 据恭亲王等的奏折.见《咸丰夷务》卷七十二,页10.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1. ② 《咸丰夷务》卷七十三,页28.薛焕的奏报中还说,法国的"兵头"近派翻译员面告吴煦:"英夷不愿 帮助中国(指清朝政府),居心殊为叵测,请预为防范."这又是法国在背后拆英国的台. 我剿贼,亦未必遂勾通粤逆(指太平天国——引者),再启兵端." ③ 上谕的 这种看法被事实证明是对的.英国不但不是"勾通"太平天国,而且是要找 出一种适当的方式帮助清朝政府对付太平天国. 何伯和巴夏礼这次在长江上往返约两个月,既到了清朝官兵驻守的汉口 等地,又到了太平天国的京城.清朝地方官员向他们奴颜婢膝地表示欢迎. 湖广总督官文报告何伯等到武汉的情形说:"奴才(官文向皇帝的自称)以 礼款待,各皆欣悦",由于何伯又从武汉溯流上行,"奴才当飞饬岳州、荆州、宜昌文武各官沿途照料.如英兵上岸,示谕居民,两国和好,毋须惊 疑……" 这就是无保留地把长江向英国军队开放, 当然结果是像官文说的 "英 官欣喜相从" ① 了.而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尽管还没有摆脱宗教的 迷雾,一点也不懂得北方发生的战争的意义,不懂得从这次战争中产生的条 约已经把这些信奉基督的国家和清朝政府勾结在一起了,他们还是相信英国 人口头上说的"中立"的谎言,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英国人就觉得太平天 国并不能听任他们摆布. 英国人向太平天国表示,他们在中国的武力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通 商口岸的利益,决不参加中国国内战争的任何一方,他们要求太平军保证不 开到距离上海三十英里——即一百华里半径内的地区.巴夏礼负责在天京同 太平大国进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太平天国方面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蒙时雍 (赞王蒙得恩的儿子,号为赞嗣君)表示可以接受这个要求.但天王洪秀全 得到报告后立即反对.他允许不伤害不帮助清朝的外国人,但是不能接受太 平军不进入上海地区的约束.经过五天的谈判后,洪秀全作了一点让步,即 接受英方的要求,但只限于本年内.用赞嗣君蒙时雍的名义于二月二十三日 (4 月2日)发表一个对有关将领的命令,要他们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 路程以内,命令中说:"我军于本年内并不作攻击上海吴淞的计划." ② 巴夏 礼虽然施展了恐吓和欺骗(在这方面,他在和清朝官员谈判中久已是老手), 但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赞嗣君的命令恰好表明太平军将在明年进攻上海, 只要他们有此需要. 何伯这次航行长江时还派了一个军官威司利留在天京观察了一个星期. 他从观察中得出结论说: "英国当向太平军通告云: 吾人再不能袖手旁观, …… 且吾人今已与清廷结成友善的盟约,故决助其扫荡乱事.吾极深信一经如此 通告,……直向南京施以一击,则乱党全局将可于一个月内崩溃.为施行此 一击,吾人现已有充分的武力在中国." ① 这个低级军官提出的主张成了以后 几个月英国在华公使与军事头子所讨论的问题,并且一直提交到伦敦的英国 政府.英国政府及其在华官员们决定不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们看出,向清 朝政府作战和向太平天国作战是不同的事情,对前者只投入少数兵力,短期 内即可收效,而对后者则是直接与讹诈不了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对立.他 们不同意那个低级军官的粗率的乐观看法,不愿意自行投入一场难以预见其 后果的战争,而仍然要保持"中立"的外貌.英公使布鲁斯在咸丰十一年五 月九日(1861 年6月16 日)致何伯信中说:"英国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 ③ 同上书,页31.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五,页6. ② 命令原文已佚,据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页260. ① 威司利:《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页127. 清朝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 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我们对于两方(清朝与太平天国——引者) 表示不偏不袒的旁观的沉着态度愈久,他们就愈要付出高价来争取我们的友 谊." ② 但是能出高价的已经肯定是清朝政府,英国人这时的问题其实不过是 要找出一种在保持"中立"的外貌下帮助清朝政府把革命镇压下去的方法, 以免把自己投入战争风险. 英国的这种态度,清朝官方是看清楚了的,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等大 臣于咸丰十一年五月的奏报中说: "臣等探闻英国本有与粤逆两不相犯之约. 法国虽欲剿贼以夸其勇而为英国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间,巴夏礼 自长江来京,历言贼情断无成事之理",并说,巴夏礼只表示担心清朝官兵 饷项不足,武器不行.恭亲王说:"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 似可就而昵我" ① .到了六月间恭亲王的一个奏折中又单独说到英国: "现在 贼势虽属蔓延,唯威妥玛、巴夏礼等历言其不能成事,故肯昵而就我,果能 认真剿办,则各国就抚之心,亦可愈久愈笃" ② .什么叫"昵而就我"?就是 和我亲近,向我靠拢的意思,这显然不仅是普通的朋友了. 这时,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革命的农民的形势 的确已经成熟,只是要找到双方感到适合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很快也就找到 了. (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所谓"常胜军"的出现 现代资本帝国主义比历史上一切侵略者更善于使侵略行动具有"合法" 的形式.它总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预先制造出某种条约、协定、规章等等, 再加上随时按照需要对既定的条约、协定、规章等进行解释和加以引申,这样,它的任何行动就总是"合法"、"合理"的了. 当时,英国和法国反对太平天国进攻通商口岸的城市,并且准备在通商 口岸用武力对付太平天国,是以它们同清朝政府订立的条约为根据的.但是, 清朝政府被迫订立的条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它们有这种权利.它们的逻辑是 这样的:既然已经规定开放这些城市为通商口岸,这些城市的"安全"就同 它们的利益有关,它们就有权为"保障这些城市的安全"而使用武力.而且 既然它们有权保卫这些城市, 也就应当有权保卫在这些城市周围三十英里 (即 一百华里)以内的地区. 对于外国人这样荒谬地从条约中引申出它本来没有的含义,清朝官方不 但不提异议,而且非常满意.连担心洋人因"助剿"而盘踞内地的人也很满 意了:洋人的势力进入通商口岸反正已经是只能承认的事实,洋人把军事行 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似乎正足以证明他们是"守法"的人! 如前所说,太平天国虽然在咸丰十一年二月的谈判中作了点妥协,但丝 毫没有表明他们承认外国人所说的那种"合法"的权利. 到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 年12 月27 日)英国方面居然又 ② 据《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11、313. ① 《咸丰夷务》卷七十九,页17. ② 《咸丰夷务》卷八十,页25. 向太平天国提出了措辞蛮横的照会 ① .这个照会中提出了四条很无理的要求, 其中不但说,太平军不能开到上海周围一百里内,而且要求太平军不开到九 江和汉口的一百里内,还宣称,镇江的金山是镇江英领事的住宅所在地,不 可加以侵扰. 几天后, 十二月二日 (1862 年1月1日, 太平天国历是十一月二十二日) 太平天国发出复照,义正同严地驳斥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这里只摘录与上 举问题有关的几点.关于不进兵上海吴淞百里内的要求:"今春我国虽然签 订此项协定,但……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放弃寸土于不 顾.……本年将尽,协定满期后,我国不能仅以贵国商务为念而不攻取该地. 今当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天兵数百万之众克苏州、杭州及全省 之时,忽接贵国此项提议,何胜诧异!"关于不进兵九江、汉口百里内及不 侵扰金山的要求:"此项提议,我等已郑重考虑.惟贵国有此提议实属谬 误.……今当我国派军攻取汉口、九江、镇江、金山之际,贵国忽伪托友好, 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籍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此项提议,我国 焉能照准?俟我国军队攻克汉口、九江、镇江、金山,安抚各地之后,倘贵 国愿照常贸易,再来与我国商谈,有何不可?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 在?"复照最后说:"我国所欲殄除者,满妖盗匪也.我国所欲恢复者,中 国也.今满妖未除,伟业未竟,我国碍难照准贵国所请.俟殄灭满妖之后, 我国即予贵国提议以各种便利."复照中固然仍表示希望对方"始终与我保 持友好,坚守信用,勿存恶意" ① ,但是这个复照的确是对于倚仗同清朝政府 订立的条约而在中国逞凶称霸的强盗的严重警告.其严重性不仅在于拒绝来 照中的一切要求,而且在于根本不承认清朝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太平天国方 面所说的对外友好关系并不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是很明确的. 英国方面的答复充分暴露了恶霸的原形: "贵方已悉上海吴淞两地为英、 法军队所占领,倘贵军再敢甘冒不韪,重来进攻,则不仅将招致以前之挫败, 且将因愚蠢而获致更严重之后果."并且说,由于太平天国不接受英方关于 金山、九江、汉口的要求,那就"证明贵方所表示之友好全属空言而已,因 此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 ① . 当时, 英国和法国同太平天国之间发生争执的地方, 还有浙江的宁波 (这 是南京条约已开放的一个港口).自太平军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占领乍浦以后, 英国和法国方面公然再三警告太平军不要攻占宁波.到了九、十月间,太平 军在浙东先后占领绍兴、余姚、奉化、慈谿等地直逼宁波时,英国、法国又 加派兵舰到宁波.但太平军不理会这种警告,没有被这种威胁吓退,十一月 初进兵占领了宁波.就因为太平军对宁波的进军没有能被阻止,而且这时太 平军又有大举向上海方面再度进兵的表示,所以英国在十一月下旬向太平军 提出了上述那样狂妄的照会. 由这次照会而引起的谈判实际上是决裂了.太平军立即向上海进军.李 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阴历十二月八日,即1862 年1月7日) ① 这个照会是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通过当时停泊在南京下关的一只英国兵舰的舰长提出的,巴夏礼仍然 参与此次交涉.照会原文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23. ① 太平天国的复文由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等署名.这个文件原文已佚,据《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页323—326. ① .英国方面要求上海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朝廷,显然他们是要 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27. 发出通告说:"在上海贸易之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自谕之后,倘 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② .英国、法国方面也用一个通告作出了反应:"上海县城及其周围,包括吴淞在 内,现已为英法军队所占领",太平军倘若"胆敢进犯该地,将自蹈险境" ③ . 麕集在上海的苏、浙各地退职官僚、地主绅士首先同外国商人合作,联 合成立了所谓"中外会防公所".他们向英、法在上海的使领官员请求调兵 "协助官军保守上海、克服宁波,以及江宁、苏州等地" ④ .英国方面要求上 海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朝廷,显然他们是要清朝政府正式出面邀请,这样来使 他们的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更具备"合法"的形式.江苏巡抚薛焕是主张求助 外国的官僚,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和同治元年正月(1862 年1月和 2 月) 连续奏报,既说这种主张是上海的"官绅商民"的共同意见,又说英国人深 识大体, "亦以贼氛肆毒为恨",还报告了太平军先头部队到达吴淞附近时, 法国已经开炮轰击 ① .朝廷接到第一次报告后立即"伤总理衙门与英、法在京 使臣妥为筹商",接着又表示:"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 并且为了避免事事经过总理衙门,转致稽迟,因此下令即著"薛焕会同前次 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 说,亦可酌量定议" ② ,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上谕又说:"英、法两国自换和 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 之谊……嗣后英法文武各员续有协同助剿之处,均著薛焕迅速驰奏,不得没 其功勋,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 ③ 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由外国的军队直接参加战争,这就成为清朝 政府和英、法等外国都认为妥善的一种合作方式. 这里必须再提到美国流氓华尔,他在中外反革命大联合中起着特殊的作 用. 前面已经说过,华尔在咸丰十年(1860 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受清朝 官商雇用,率领一支由外国流氓、水手、逃兵组成的队伍参加作战,虽然他 由此发了财,却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他一度到法国治伤后又在咸丰十一年 (1861 年)春回到上海.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用中国人当士兵,使 用洋枪洋炮,由洋人加以训练和指挥.他的原来的老板、清朝官方和绅商买 办的代表人吴煦和杨坊,很表赞成,愿意投资实行这个计划.而且不久当英 国的海军司令何伯知道了华尔的这个新计划后,也表示十分欣赏并愿意给以 支持 ① .华尔在松江按照这个新计划积极编练他的部队.在咸丰十一年底太平 军向上海进兵时,华尔的部队已经有兵员一千二百人,有炮队,还配有轮船. 他的炮很多是从美国买来的,英国的何伯也提供给他不少武器装备. ② 《李秀成谕上海、松江军民》.《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43. ③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46.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简称《同治夷务》)卷三,页47. ① 《同治夷务》卷三,页48;卷四,页2. ② 《同治夷务》卷三,页49;卷四,页3. ③ 《同治夷务》卷四,页3. ① 在这以前,英国方面很不喜欢华尔这个美国人的活动.1861 年5月间英海军司令何伯甚至把他逮捕起来 交给美国领事处理,理由是他引诱英国水手潜逃.但美国领事把他释放了,说他已加入中国籍,故美方无 权定他的罪.美国官方对于华尔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活动至少不愿意加以干涉,而且愈到后来愈给以支持. 这一次太平军对上海地区的进攻延续了五个多月(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 到同治元年五月,即1862 年1—6 月).它所面对的中外反革命军队包含这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但其数量是不大的,法军只有九 百人,英军也不超过三千.第二部分是清朝军队,从苏、常一带败下来的军 队虽然有相当大的数量,但是几乎完全没有战斗力;李鸿章的淮军八千人于 同治元年五月到达上海,是唯一有战斗力的一支清朝军队.最后第三部分就 是华尔的这支军队.清朝官方无耻地把它称为"常胜军".华尔自称已入中 国籍,还接受了清朝的官衔.清朝当局连续提升他,直到戴红顶子的副将衔. 名义上,这支军队是受清朝官方指挥的,但实际上,清朝官方也知道并不能 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尽管它的兵士都是中国人,他的饷银是由清朝官方 支付的,然而它还是一支洋人的军队!李鸿章对华尔军的描述是:"此军与 洋人何提督(指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等谊同胶漆,但食中国口粮","此四 千人中头目均系洋人,岂中国官所能铃制?""该军四千五百人,以中国民 勇隶外国将弁"."英人隐然以常胜军属之外国,应当作外国人用法." ① 所以这支军队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从一千二百人逐渐扩充到六千人. 这次太平军进攻上海,犯了没有一开始就集中足够优势的兵力的错误, 所以在同治元年正月间虽然已经迫近上海,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二、 三月里,英、法军队和华尔的军队,配合上清朝军队,发动反攻,迫使太平 军退却,从太平军手里夺得了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松江各地.但是四月 间,太平军又动员了精锐部队从太仓方面重新向上海进军.太平军在嘉定和 南翔打败了英、法军队,夺回了这两个城市.华尔的所谓"常胜军"驻守的 松江和青浦也被太平军围困.太平军攻下青浦时俘获了"常胜军"的副领队 法尔思德.太平军又一次攻到上海近郊.英、法军队只能退守租界,华尔的 部队也困守着松江城.由于没有能攻下松江,而防守上海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已经筑起了一系列的炮台,李鸿章的淮军又在上海近郊对太平军打了一个胜 仗,这时,进攻上海的太平军统帅李秀成没有坚持打下去.五月下旬,他率 部不战而退出了上海附近地区.虽然当时天王洪秀全下令要他回援天京,因 为天京正受到从长江上游来的曾国藩的几路湘军的围攻,但是事实上,李秀 成直到八月里才从苏州西上去参加天京周围的战争. 英国、法国的军队直接参与这一次所谓保卫上海的战争证明,它们的兵 力最多只能用于沿海的通商口岸.李鸿章在英、法军从嘉定退守上海租界时 说: "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 ① ,这是事实. 从此以后,英、法军很少再敢出击到上海以外.附带说一下,在同治元年四 月十二日(1862 年5月10 日)英、法军队还帮助清朝夺回了已被太平军占 领了的宁波,那也只是靠英、法军舰的炮轰.英国始终坚持不愿过多地用自 己的军队承担作战义务.正因为这样,华尔的"常胜军"的形式不仅受到清 朝官方重视,而且也为英、美、法各国十分重视.当时英国的驻华的一些文 职的和武职的官员都可算是有经验的殖民主义者,他们立刻看出,为了帮助 清朝政府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华尔的办法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是由 外国人指挥、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致书上海英军 提督斯得弗力,问他在英军压迫太平军退出上海附近后,清军能否防守;并①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页36;卷二,页3、5、7. ① 《同治夷务》卷六,页29. 且建议他"协助地方当局增强华尔的军力,成立炮队,改善清军组织,其功 效较英军直接参加攻战尤为巨大" ② . 英国不但主张加强华尔力量,而且意图推广运用这个办法.他们向总理 衙门提出了这个要求,清朝当局同意在天津试办,陆续派出了四百多个兵士 由英国军官在天津训练.英国方面觉得人数太少.同治元年三月间总理衙门 的奏报说:"英国斯总兵(即斯得弗力——引者)以练兵必须万人,少亦五 千人,方足制胜, 并于来京谒见时, 面呈分营练兵清单, 且称练兵必须练官. " ③ 但清朝方面既怕多费饷银,又抽不出这么多兵来,无法满足英国的要求.到 了这年六月里,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发出照会向总理衙门说明所谓"同防逆 贼"的问题,要求清朝政府"自行尽力筹划,妥定防守之举",并说:"贵 国官员如不能认真讲武,以御不虞,则本大臣只得遵咨本国水军,专将各口 城外洋行地界分守,至于城中安置,其势悉归本城官员经理,与我军无涉" ① . 可见在经过上海外围战争的失败后,英国这时连所谓保卫通商口岸三十哩以 内地区的口号也不愿意提了.他们宁愿采取为清朝政府练兵的办法来加强清 朝官军力量.总理衙门的奏报中说:"据英国参赞威妥玛函称,伊国提督何 伯,总兵斯得弗力,俱有愿在上海出力练兵之意.并据称何伯请练兵六千, 每年饱需约以百万为率.又称斯得弗力请自募兵定饷,饷项多寡由中国给 发".花钱太多,是清朝政府当时最害怕的.所以总理衙门对此的意见是 "唯 有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酌量情形,先行试办,则既不没 外国献策之忱,而中国不至过耗财力,于事似属可行" ② .这种办法在福州和 广州都试办了一下,不过也像天津一样,当地地方当局都只能拨出极少数的 兵员. 法国人对实行华尔的办法也十分热心.当广州的清朝官员让英国人操练 军队时,法国人抢着表示:"中国与英、法两国一律和好,练兵之事,理应 分任" ③ .此外,法国人还完全仿照华尔的办法在浙江宁波方面成立了一支由 中国士兵组成而由法国军官勒伯勒东率领的军队.根据法国人的要求,清朝 当局给了勒伯勒东以署理浙江总兵的官衔 ④ .这支军队被称为"常捷军",它 在浙东地区进行了反太平军的战争. 老殖民主义者用自己的兵力去镇压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斗争,现代的所谓 新殖民主义者则尽量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而避免使用 自己的兵力.这后一种方式,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发现是对付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适合的方式 (三)从湘军到淮军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大联合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由它派生出来的 李鸿章的淮军,日益处于显要的地位. ② 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885—886. ③ 《同治夷务》卷五,页16. ① 《同治夷务》卷七,页5. ② 同上书,页3—4. ③ 《同治夷务》卷十四,页7. ④ 《同治夷务》卷九,页14. 前面已经说过,湘军的头头们就其出身说,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及其 知识分子.他们出来积极反对农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的权威,这是挽救了 清朝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湘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湘军 头头们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又不能不引起清朝朝廷很大的疑虑.早在湘军初 组成时,军机大臣祁嶲藻已向皇帝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 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 ① 曾国藩等人对于当时封建的官僚集团中已经牢不可破的腐朽习气曾进行 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曾国藩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 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 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 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 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 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① 对于原有的军队制度之缺乏效力,营 伍中的习气败坏,更是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 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指太平军)也." ② 因而他认为,为了打太平军, 必须"别树一帜,改弦更张" ③ .当然,他并不是要改封建统治秩序之"弦". 他自称是"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 ④ ,这就是说,他要在维护清朝政权的 前提之下树起所谓"君子之师"的旗帜.曾国藩的湘军同原有的"绿营"除 其他差别外,在体制上也大不相同:"绿营"的兵将是互不相属的,各地的 绿营兵都由朝廷直接调拨,临时派将统率,而湘军从一开始就采取另一种制 度,所有将官都由曾国藩自己选用,这些将官所统带的兵又都由他们自己招 募、训练和指挥.全部湘军都只受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实际上成为曾国藩 的私军. 正因此, 清朝朝廷对曾国藩的军队总是不大放心. 直到咸丰十年 (1860 年)前,只有湘军的第二个大头头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 ⑤ .而曾国藩自己长期 只能以侍郎的空衔领兵,没有得到任何地方实权.各省长官(总督、巡抚) 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给曾国藩的湘军为难.咸丰七年(1857 年),曾国藩 因父丧回籍时,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说,他几年来用的是"侍郎"的关防, 不能得到地方官的尊重,"事权反不如提镇",筹饷往往"州县故为阻扰", 他的部下有了军功,虽经保举也不能得到实缺.他说:"细察今日局势,非 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他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各省都是 "处客寄虚悬之位",所以"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因而他表示简直不想再 干了 ① .曾国藩在这个奏折中代表他那一伙人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要实权的意 思.他们的要求其实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应当重新分配.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不当权的力量(往往是代表 中小地主阶级的某种势力)起来向当权派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引起矛盾斗争 ① 曾国藩虽然曾在京任礼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之职,但在他开始组织湘军时已离职还乡,所以祁嶲藻说: "犹 匹夫也". ① 《应诏陈言诏》.《曾文正公奏稿》卷一,页2. ② 《与彭筱房》.《曾文正公书札》卷二,页10. ③ 《与王璞山》.同上书,页6. ④ 《覆王璞山》.《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18. ⑤ 胡林翼在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 年)病死. ① 《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页13. 的情形是并不少见的.这种矛盾有时形成严重的党派斗争,但也往往能用妥 协的方法解决.这是因为中小地主和当权的大地主在基本阶级利益上终究是 一致的原故.当中小地主的某些代表人物(不论用什么方法)爬上国家权力 的时候,往往也就使自己成为大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了.咸丰七年,曾国藩虽 然明确地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到了咸丰十年 (1860 年) 四月,太平军已粉碎江南大营,绿营几乎全部崩溃,同时,英、法军北上的 危机迫在眼前,在这时候,清朝当局才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 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 各军都归节制. 咸丰十一年(1861 年)清朝宫廷内发生的一次政变,又使曾国藩集团得 到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机会. 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行宫后再没有能回北京.十一年七月他死在热河. 由年方六岁的皇太子载淳(即同治帝)继位,有两个皇太后,即东太后(即 慈安太后,咸丰帝的皇后)和西太后(即慈禧太后,原为贵妃,同治帝的生 母).咸丰皇帝死前封了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都是他一向亲信和重用的大 臣,其中主要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协办大学士肃顺. 他们作为赞襄政务的大臣将在新皇帝即位后居于摄政的地位.咸丰皇帝的弟 弟恭亲王奕诉那时虽然在北京主持政务,但受到排斥.反对载垣等人的一派 朝臣提出了由皇太后听政的主张,这个主张遭到载垣等人的驳斥.慈禧太后 即叶赫那拉氏(1835—1908 年)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妇人,她拉拢奕诉,而与 载垣等人形成尖锐的对立.双方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不顾载垣等人的阻挠, 两个太后带了新皇帝回到北京.九月三十日,朝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用 新皇帝的名义发布了预先拟好的一个诏书,命载垣等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即 行解任.几天后,又令载垣、端华自杀,并把肃顺斩首.这次宫廷政变的结 果是两个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国家权力渐渐归慈禧太后独揽.恭亲王 奕诉被任为议政王大臣,仍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经过这次宫廷政变而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取得已 成为国内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的支持.十月十八日 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以下 各官都归他节制,并且要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人员.在以后几个月内,又加 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并任协办大学士.他的弟弟曾国荃既赏头品顶戴,又擢 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 江西、江苏、浙江的巡抚.此外,在以后一两年内新上任的广西巡抚刘长佑、 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是湘军系统的人. 在这时候,包括满洲贵族在内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懦弱无能,已经充 分暴露,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是完全可能的.曾国藩集团之被重用,起 了防止分崩离析的作用,起了把从满洲贵族到汉族中的各种反革命力量,从 大地主阶级到中小地主阶级以及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起邪恶作用的买办 资产者的力量团结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事业中的作用. 一八六一年的宫廷政变也牵涉到对外关系的问题.以新皇帝的名义谴责 载垣、端华、肃顺等的第一个诏书中加给他们的罪名首先是"不能尽心和议, 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并且说,在总理衙门已经 "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的时候,他们仍然"朋 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而阻止皇帝回到北京 ① .按这个上谕来看,好像 载垣等人是反对议和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 然方针摇摆不定,其基调是乞和.作为咸丰皇帝的心腹的载垣等人对这种情 形当然是有责任的.他们的特点只在于仍是以传统的对待"番邦蛮族"的眼 光来看西方各国,有时还幻想一战而恢复"天朝上国"的威风.他们毫不了 解资本主义的外国,也不认真对待外国的侵略,结果只能是投降和逃跑.他 们丝毫也不反对向外国侵略者卑屈地求和.载垣等人之所以被加上"不尽心 和议"的罪名,无非是因为,在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要向外国人表示,自己 是完全可以使外国人放心的.当时,英、法还有军队驻在天津.在清朝统治 集团心目中,皇帝能否在北京的皇宫中坐稳,决定于"外国情形"是否反复. 因此,政变的胜利者把取得外国的赞助当做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慈禧太后要 同恭亲王奕诉合作,也因为奕诉当时已同外国人关系搞得很好的原故 ②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上,各种反动派发动政变来攫取政权,先 后发生过许多次.每一次的政变的发动者总是要看看外国侵略者的脸色,争 取其赞助和支持.一八六一年宫廷政变创设了一个先例. 在这次政变以后,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 力派,同时他们也逐渐取得了正在为维护和发展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而公然干 预中国内政的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去对付外国侵略者,对于 屈辱投降的条约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上,他也完全支 持恭亲王奕?的路线.但是在同治元年(1862 年)前,曾国藩及其集团还没 有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同治元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 李鸿章在上海立即成为这一地区的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者的总代表,并和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的勾结. 李鸿章(1824—1901),虽然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中了进士, 但长期间没有得到什么官职.太平天国战争前期,他只是在安徽巡抚福济手 下帮忙.到了咸丰八年(1858 年)他才当了曾国藩的幕僚.所以他和湘军的 关系并不深.不过他曾师事曾国藩,受到曾的赏识.在咸丰十一年冬,曾国 藩决定派军队到上海方面去的时候,推荐当时挂名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的李 鸿章为江苏巡抚,担当这方面的主帅.李鸿章受命到他的家乡安徽庐州(合肥),依靠当地办"民团"的地主们召募士兵,再加上曾国藩从湘军中拨出 若干营给他,自成一军,号为淮军.淮军的军制完全按照湘军的传统,它是 湘军所派生出来的.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逐步遣散,李鸿章的淮 军成了最大的实力派. 李鸿章在安徽组成的军队,如果走陆路到上海,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的 地区,是很困难的.本来朝廷命他驻兵于镇江,但他坚持要以上海为基地. 上海的官绅买办与英国商人订立合同,重价雇了英国的轮船,把淮军八千人 分批运到上海.李鸿章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 ① . 他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的第一次行军借用外国势力,也用来说明他为 ① 《同治夷务》卷二,页9. ② 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合作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以后由于宫廷内部的矛盾,恭亲王渐渐为慈禧太后所嫌 恶.同治十二年(1873 年)他的爵位被贬低,光绪十年(1884 年)他的一切职位被革除. ① 《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页9. 什么选定实际上已由外国势力控制的上海做他的基地. 上海的官员、绅士、买办,例如和外国人合作成立所谓"中外会防公所" 的那些绅商,同华尔合作建立所谓"常胜军"的吴煦、杨坊,是露骨的媚外 主义者.他们一心一意只想靠外国兵力来消灭太平军,并以为只有靠外国兵 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上海官场和社会上传说,英国即将派来大军进 攻太平天国的天京,这类谣传多半是这些官员、绅士、买办制造和散布的, 也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希望.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曾这样评论说:"吴道(指吴 煦——引者)与杨道(指杨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吴 晓帆(即吴煦)与会防局官绅,阴主中外会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 ② .李鸿章表示瞧不起这种对洋人"过趋卑谄"的角色.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 对洋人的做法和这种角色是有些不同,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不愿意外国直接出兵攻打苏、常、南京,这是因为他 们自己是实力派的原故.他们眼看太平军的势力日渐衰退,总想在自己手里 "大功"告成.他们只愿意接受华尔的那种形式的"帮助",并要以自己的 兵力为主,不愿意让洋人抢去头功.他们为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对于上海的 官绅买办和洋人相勾结把上海海关收入的几乎全部都用来供给上海的参加 "中外会防"的洋兵和华尔的"常胜军",很不满意,李鸿章在上海所能得 到的只有厘金的收入,他极想从已为洋人把持的海关收入中分到一部分.由 于他在上海同洋人直接接触,渐渐看出,固然自己要靠洋人的力量,但同时, 洋人是愿意清朝官军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太平军的.这些就是李鸿章、曾国 藩等人同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洋人身上的官绅买办不同的地方. 曾国藩在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到上海时已经明确地说:"宁波、上海皆系 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 ① .李鸿章到上海后,向 曾国藩报告他的做法是"(对于洋人)鸿章婉言慰藉,可从则从,断不与之 失和,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然彼已与贼(指太平军)为仇,兵一动又不肯 中止,百里之内时思攻剿.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② . 所以英、法声称他们有保卫上海百里以内地区的权利,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李鸿章在进兵苏、常时,上海是他的后方基地,是完全仰仗 洋人的保护的. 李鸿章十分重视华尔的那支兵力,但是他发现,和华尔的关系全为吴煦 和杨坊所把持.在他初到上海时,华尔甚至根本不来参见他.五个月后,李 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 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弹, 代购洋枪." ③ 李鸿章的"全神笼络"终于做到把华尔这支队伍多少能由他调 度使用,不过他仍然责成吴煦和杨坊来同华尔联系.他所谓"结一人之心以 联各国之好",和吴煦、杨坊之流的做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同治元年(1862 年)八月,太平军已离开上海附近地区,而在浙东,太 平军积极进攻宁波.这时,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军队在浙西,顾不上浙东沿海. 宁波的防守完全靠英、法的兵力.李鸿章派华尔率"常胜军"的一部分兵力 ② 同上书,页10、17. ① 《同治夷务》卷四,页28. ②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26. ③ 同上书,页54. 增援宁波.为进占慈溪而与太平军作战中,华尔这个美国流氓受重伤死去. 发生了由谁来接替华尔的问题.由于美国公使坚持,英国在华官员也表赞同, 由一个叫做白齐文的美国人(原来是华尔的助手)接替华尔统带所谓"常胜 军".这年九月初,已经进抵南京城外的曾国荃部队(湘军进攻南京的主力) 遭到太平军的反包围,向李鸿章迫切地要求增援.李鸿章不愿意动用自己的 兵力,决定让白齐文去南京助战.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白齐文曾加三 品顶戴,虽未改服,究与全用洋兵有别" ① .曾国藩也表示同意. 不料白齐文虽然先是表示愿意进兵南京,却一直拖延不出发.据李鸿章 说,这是因为英国在上海的陆军司令阻难的原故.到了十一月,白齐文的队 伍忽然闹起事来,还把一向经管"常胜军"饷银的杨坊痛打了一阵.白齐文 说,杨坊贪污、拖欠饷银.经过这一场纠纷后,"常胜军"没有到南京赴援, 它的统领也改换成一个英国人名叫戈登.戈登原是英国工兵的一个军官,曾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加进攻北京,劫掠圆明园.李鸿章对戈登非常满意, 他说: "英兵头戈登接管,尚循礼法,月糜饷五万,东征西剿,亦尚效命" ② . 同治二年 (1863 年)李鸿章进兵苏、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戈登的 "常 胜军"的协助. 作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自称他对待洋人的办法同他的前任 薛焕 ① 有所 不同.他说:"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面虽曲从 敷衍,其意尚以尊朝廷为本." ② 又说:"薛公每以洋酋宜疏不宜亲相规,而 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其中遂无敢播 弄胁持之者.由于不甚拘体制,若辈亦颇尽情倾吐." ③ 这就是说,他同洋人 的相处关系比薛焕亲密得多.其实,薛焕是完全支持那些一心依靠洋人的绅 商买办的,不过他还摸不清朝廷的意向,生怕过于接近外国人,会像前一时 期的何桂清那样遭到斥责和惩戒,所以他宁可退居幕后,避免多同洋人直接 往来.而且他没有实力,洋人也看不起他.李鸿章不同,他的淮军到上海后, 证明还是比较能打仗的,他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做后台,没有薛焕那种顾虑. 他不愿意只经过吴煦、杨坊以及其他绅商买办去同洋人周旋,而要"不拘体 制"地同洋人直接接触.他向曾国藩报告说:"何伯(英国海军司令——引者)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指薛焕、吴煦)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 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 ④ 因为何伯常常到他的营里和他见面,他就沾沾自 喜,引以为荣,这恰好证明他同薛焕和那些奔走奉迎洋人的绅商买办是一路 货色.何伯的确对他重视得多,就因为在何伯看来,他比那些人有用得多. 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他说:"洋兵数 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 ⑤ 对洋枪洋炮的效用, 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 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17. ②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29. ① 在李鸿章军队到上海时,薛焕仍为江苏巡抚,不久李鸿章接任巡抚职,薛焕以 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名义留 在上海一个短时期. ②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35. ③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46. ④ ⑤ 《李文忠公朋僚函槁》卷一,页20. 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国、日本本来很 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 用,遂与英法雄长".他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 手".他还说,他已在他的部队中实行这个方针:"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 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 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 ① 购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当教练,这是当时总理衙 门的主张,而首先在自己的部队中实行的就是李鸿章. 前面已经提到,李鸿章说,他同外国人"委曲周旋",是为了"外敦和 好,内要自强".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建立反对农民革命的联盟;所谓 "内要自强",就是要靠洋人教练和购买洋枪洋炮来加强自己的反革命武装. 这当然是西方列强所十分赞成的. 李鸿章的一件得意的事是,他在靠戈登的"常胜军"的助力而从太平军 手里夺回苏、常地区以后,就做到了遣散"常胜军".戈登本人虽然离职了, 但他所统率的这支军队,包括一些外国人军官,都归并到了淮军里面去.外 国人之同意解散"常胜军",不过是因为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成了变相的而且 更扩大了的"常胜军"罢了.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 同盟者.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够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 出现企图利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属于地主阶 级.不但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且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知识分子,都 站在农民革命的敌对方面.曾国藩用维护孔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 想,就是为了坚定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农民革命的信念. 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也有知识分子,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洪仁玕都是 贫苦中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石达开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小地主家庭. 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小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但为数很少.清朝官方材 料中叙述太平军的主要骨干分子的文化程度时,绝大多数都给加上"不甚识 字",至多是"稍通文墨"、"稍通文义"的考语. 当太平军到一个地方时,大知识分子们大抵都早已逃跑了,但也有些较 小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说法是,"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称 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文墨工作.关于这种情形,有些身历其 境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描述.例如一个江苏金山人顾深(学问家 顾观光的儿子)所撰《虎穴生还记》说,他没有能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 他向太平军表示他是"训蒙为业",虽然应过考,却还不是秀才(他故意把 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一些).太平军知道了他是"念书人",就一定不让他走. 他说:"我系文人,不能做生活".太平军的人说:"不要你做重事便了". 接着他叙述了在太平军队伍中生活受优待的情形.当地太平军的一个头目特 别关照说:"这是先生,当择一清净地方与他寝处".快到除夕的一天,人 们要他写对联,他这样叙述道(他在叙述中把太平军称为贼):"贼围绕而 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16、19 等处. 看,或为余伸纸,或为余磨墨,纸用红黄二色.一时许已就十余副,群贼相 谓曰,他先生的字都不怪.不怪者,犹言不劣也.写对毕,又写拜年帖.…… 贼又相谓曰:他大字小字都不怪,更加见重.每有问答,必和颜悦色.二十 九日,忽庥天安 (这是这部分太平军的一个上级领导者——引者)有文书至, 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字系行书,余一一为具言之. 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 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通品先生来'.……于是相待如一家人." 本来,他还被派打更,这时人们和他说:"打更乃是苦差,明天你不必去". 但这个读书先生却表示愿意继续打更.原来他是想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不 久后,他果然逃出了"虎穴" ①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农民革命队伍是很欢 迎知识分子来帮忙的.另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所著 《思痛记》中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 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气假借,不加呵斥也" ② .可是这 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造反的农民"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 人",仍旧把革命的农民看作是"贼",不愿意真心给革命办事.太平天国 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也没有什么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还没有资产阶级,也就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但是已经开始有了些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按照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改革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 他们不理解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他们不赞成,而且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这里可以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为例. 一、冯桂芬(1809—1874)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刊行《校邠庐 抗议》一书 ③ ,这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种.其中提倡"采西 学"、"制洋器",主张学习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 主张学习使用机器,认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 多." ① 他把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外国相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 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② .他的书中对于当时 的官制,官员的升迁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官场上贪污习气等等提出了批评, 这些批评固然谈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内已被认为是 "立言不免稍激" ③ 了.冯桂芬是个苏州的地主绅士,中过进士.他在咸丰十 年逃到上海.他赞成借用外国力量来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派李鸿章的淮军到 上海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绅士们推动的,冯桂芬是其中的一个积极 参与者.他受李鸿章聘任为幕僚,襄助用兵苏、常一带.在他的书中认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是,由于俄、英、法、美四国"互相箝制",近数 年内,可以"无事",但是"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 固宜百国所垂涎",如果不努力"自强",那么"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 ① 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32—734,页740. ② 《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484. ③ 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在同治光绪年间有不少刊本.他的儿子在他死后为他编《显志堂文集》,却没 有把《抗议》的五十篇全部收进去. ① 《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②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③ 见吴云为《显志堂文集》所作的序言. 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他认为,"国家以夷务为 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 ④ 他赞成借洋兵来"剿贼",认为反对借洋兵的人是不识夷情,不懂夷务;他说:"用夷固非常道, 不失为权宜之策" ⑤ .在他心目中, "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灭掉 是当前的急务. 二、王韬(1828—1897)他本是苏州农村里的一个秀才.在中了秀才 以后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他到上海,在一个英国传教士慕维 廉所办的"墨海书馆"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发行 汉文书报,其内容是宣传基督教,吹嘘西方物质文明,以求在中国人民,首 先是知识分子中养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韬的墨海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 出版机构.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不仅是在这个出版机构中工作.咸丰十一年 (1861 年)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沿长江到南京和汉口,王韬还随同前 往.就在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在苏州向太平军表示归顺, 并上书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约半年后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国人手下工作. 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清军从俘获物中发现了一封写给太平军"总理苏 福省民务"的官员刘肇钧的长信,署名黄畹,并且很快查出这封信的作者就 是王韬.清朝官方认为王韬是"通贼"的罪人,要求英国人交出来.英国人 拒绝,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后,王韬就长期在香港办报,还曾到过英国, 晚年才回上海.王韬写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书,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知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事业,主张改革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学 校制度,他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 一贯地表示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他写给太平军的长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 军不应该进兵上海,对于洋人"宁和而毋战."他说,太平军应该主要去同 曾国藩争长江上游,"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 (石达开)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清有矣".他说,上 海虽然并不是不可能攻下,但从此和洋人结怨,是很不利的,"虽得志于上 海,而于力争上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 ① 这个王韬,不久后又 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信中说,太平军不力争长江上 游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从而向曾国藩献策说:"我之所以平贼者, 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 ① 把王韬给曾国 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 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 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 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在王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 中国这时开始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发挥 在某种程度和封建传统对立的思想,但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朋友. 三、容闳(1828—1912)这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 容闳出身于广东澳门附近的农家,从七岁起在澳门和香港进英国人办的学校 读书.二十岁时外国人把他送到美国,在那里受了大学教育.当他回国时, ④ 《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 ⑤ 《校邠庐抗议》:《借兵俄法议》. ① 《黄畹上刘肇钧禀》.《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66—772.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六. 已经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了.咸丰十年(1860 年)十月,他和两个美国传教 士由上海走内河经过苏州、无锡等太平军占领地区到了天京.他们受到干王 洪仁玕的接见.据容闳说,他在咸丰六年 (1856 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识. 所以他表示此来是"探问故人",而"无意投身太平军中".但他向干王提 出了七点建议:"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 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 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 校."并且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 ① .这些建议 表明,容闳对于农民革命并没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甚至把 "揭竿而起"的农民群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都归功于"由宗教上所得 之勇敢精神为之",而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满意. 他的建议是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来改造农民政权,但是他拒绝参 加农民革命.干王颁给容闳一个四等爵位的印衔,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 他不接受.他和同来的美国传教士一起离开太平军区域,仍回到上海.到了 同治二年(1863 年)容闳被人介绍给曾国藩,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办 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在他的书中对曾国藩作了高度的颂扬. 总之,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或 者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 民革命格格不相人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 章等人的身上.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钱江(约1800—1853)这个人.这个人在第一次鸦 片战争中,曾带头在广州明伦堂起草和散发反英斗争的檄文(见第四章第一 节),并因此受到清朝当局的严惩.他被充军到了伊犁.钱江是个浙江的监 生,虽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但他从伊犁遇赦而到了京城后,奔走于达官显 宦之间,成了个颇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到了太平军占领南京时,钱江认为 这是他出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到了,便只身出都南下.他南下后干了些什么 呢?有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记载说,钱江进入太平军中,向洪秀全上书, 提出了《兴王策》,并在太平天国中担任要职.他提出的《兴王策》中包括 "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互派使臣,保护其本国商场","增开女学", "兴矿务","创行铁路"等等内容 ① .但是这些记载都是讹传,所谓钱江的 《上天王书》和《兴王策》都是后人伪造的 ② .事实上,钱江从北京南下,就 投靠了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雷以诚开始实行厘捐,就是钱江的主 意.不久后,雷以诚以"跋扈恣肆,乱陈图谶,蓄意谋逆"的罪状杀掉了钱 江,其实钱江不过是恃才傲慢,使雷以诚觉得不堪忍受,他并没有造反.厘 捐是既施于行商,又施于座商的商业税.由钱江设计创立的厘金制度逐渐推 广到全国,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继续保持,成为清朝当局在衰亡时期的一 个重要财源.对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厘金制度起了严重的妨害作用.钱江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不失为一个爱国志士,但他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知 识分子,他不但没有投身太平天国,而且可以说他是大有功于清朝统治者的. ① 容闳(纯甫):《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 1915 年版,页66—67. ① 见罗邕、沈祖基合编的《太平天国诗文抄》. ② 参看罗尔纲著《钱江考》,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 以钱江这个人的性格与作风说,是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狂生"这一类型 的.但不论怎样狂妄自大,以至在本阶级中遭到忌恨和仇视,他还是按照自 己的阶级本性而走着与农民革命相敌对的道路. (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虽然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但是 他越来越显得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能力. 从韦昌辉的叛乱、杨秀清的被杀、石达开的分裂这些事情中,洪秀全没 有得到积极性的教训.像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一样,他对周围的许多人觉得 不能信任,因而滋长了任人唯亲的恶劣倾向.他把自己的哥哥洪仁发、洪仁 达封为安王、福王,参与朝政直到天京被敌人攻陷时.这两个人虽然从起义 一开始就参加,但都是庸碌无能的人,在当权以后又贪财纳贿,胡作乱为. 他们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仁玕,如前所述,是有见解、有才干的人, 但他初到天京,未见功绩,就被封为干王,显然是洪姓一家人的原故.洪秀 全的两个"驸马"也受到重用.和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从较低的官阶提拔起 来的蒙得恩,因为善于逢迎,得到天王宠爱,其地位还高于战功卓著的陈、 李二人.在蒙得恩病死后,他的儿子蒙时雍不过是个幼稚无知的青年人,继 承王爵,参与国政.太平天国后期,作为洪秀全的亲信而在天京辅助他的, 除了洪仁玕外,没有任何出色的人. 洪秀全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 成这样记述说:"自六解京围之后("六解京围"在咸丰十年,即1860 年— —引者),我主 (洪秀全) 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 诏言有天不有人也. …… 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主不问国中军民之 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 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 ① 这是李秀成在失败被捕后向曾国藩所作供词中的 话,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从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洪秀全晚年发布的一些诏书 来看,他"俱信天灵","言天说地"是确实的.有些诏书的唯一的内容就 是要人相信他是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 例如有一个"诏旨"中说,他梦中偕二妇人同行,遇到了四只黄色大虎,他 就用手打虎,这时突然醒来."朕思此梦兆关系非小,又欠分明,故求天父 上帝、天兄基督再降梦指明."于是他又睡去,梦中蒙上帝指点,使他看到, 他已杀死了这四只黄虎,而且又杀死了两只乌狗.这道诏旨总结说:"朕用 手指算明,共打死四虎二乌狗共六兽.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 灭残妖.命史官记诏,以记爷哥("爷哥"指上帝和耶稣——引者)下凡带 朕幼作主坐天国,天朝江山万万年也.钦此." ① 这个杀死四虎二狗的梦话, 在不久后的另一诏书又提到.这是个用七字句组成的诏书,其中说:"万权 总是爷哥权,万能总是爷哥能.前蒙爷哥住朕头,又蒙哥恩出一言,故能烧 灭死蛇兽,双蛇四虎二狗连.爷哥在朕灭蛇虎,普天铭感爷哥恩.爷哥出头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10、826. ① 这个诏旨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页106—107.原诏旨只记"十 五日",大概是 1860 年的. 妖即亡,爷哥山河万万年.信实爷哥胆自壮,尊敬爷哥天威扬." ② 当安庆已 被敌军包围,正在苦战中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天夜间"登天","亲身 觐见父皇",又在另一天夜间"亲征"(当然是在梦中),据说王后还听到 天上有声如此说:"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 ③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他们初期为 什么能那么顺利地取得巨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向前发 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把自己所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 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 革命的意志,但是到了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 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这些语言,现在读来,使人感 到好象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呓语.天京最后被包围,濒于覆灭的日子里, 洪秀全又下诏令大众安心,说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 天京" ① .这当然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早就不相信"天 父天兄"这一套宗教的语言,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后期 虽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仪式,但是这已经只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像前 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而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了.洪仁玕 在《资政新篇》中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 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 耳." ② 其实洪仁玕也不能说清楚这个"奥妙".在苏州访问过他的英国传教 士说:"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尽管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有错误, 但他是个虔诚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经常诵读《圣经》.《圣经》和《天 路历程》是他所爱好的两本书." ③ 这里所说的洪秀全的错误是指宗教观念上 的问题.曾经直接向外国牧师学习过的洪仁玕企图用"正统的基督教义"来 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这当然丝毫无助于挽救太平天国的内在危机. 洪仁玕的《立法制諠谕》中又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 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 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 ④ 他深深感到, 杨秀清当政时"号令统一"的情形已难以恢复,并且认为"事权不一"是足 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洪仁玕还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动以升迁为荣,几 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 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 ① 这实际上是 说,大家都在谋求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已经失去了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 标.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除了封官赐爵以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维系人心. "义、 ② 十一年(即1861 年)正月十三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史料》,页119— 120. ③ 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685.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1072. ② 《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40. ③ 杨笃新给戴德曼牧师的报告.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224. ④ 《太平天国史料》,页147. ① 《太平天国史料》,页147—148. 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变乱后一两月内开始设立的(例如,陈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为成天豫,继升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 封为合天侯,继升为合天义).人人谋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发出了 如上的慨叹. 但实际情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 "举朝内外, 皆义皆安" . 金田起义后,天王洪秀全以下,只有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 个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战死.进入南京后,只增加了燕王秦日纲、豫王 胡以晄.翼王石达开出走,其他诸王先后都死去.洪秀全把几个洪姓的弟兄 封为王,因为人心不服,又把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干人封为王.据1861 年冬的记载,天王已封了一百多个王 ② .虽然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 "天将、朝将、神将"等名目,但仍抑制不住许多将领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满 意的情绪.而且领导者为了防止地方权力为个别将领所把持,也宁愿把更多 的将领提升为王,使他们互相牵制.甚至还有纳贿于当权者,因而得封为王 的.于是王爵的封赐越来越滥.在天京沦陷后被清军虏获的黄文英说,他的 堂兄黄文金因有战功封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黄文金"管家务、管钱粮,并 未管兵",也受封为昭王.他还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 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 二千七百多王!" ① 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太平天国内部秩序已陷入无法解救 的混乱中的深刻反映. 后期太平军纪律废弛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许多官兵把虏获的财物不归公 而归私,并因劫掠而滥杀无辜,这些本是太平天国所严禁的.赌博、抽鸦片 的恶习也在军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使军队的作战力降低,也严重损害了军民 关系.太平军不但要对付清朝的军队,而且连自己统治地区内的"土匪"也 成了它所难以战胜的敌人. 1862 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他的部下的一封 信中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在浙江 西部)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 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 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 ② .李世贤 的这封机密的信札为清军所截获,又落到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官手里.这个 英国领事把它送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 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他又说: "凡是对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见信上谈到太平天国前途的地方,满是抑郁沮 丧的情绪,当会感觉满意和高兴." ③ (六)天京的陷落 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的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 年)开 始向太平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他把李鸿章的淮军派到上海,又令左宗棠率领 一部分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他自己以安庆为大本营,用嫡系部队,沿长江 向东,水陆并进,企图直扑天京.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已消耗了很大的力 ② 鲁叔容:《虎口日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95. ① 《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7. ②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译丛》,页33—34. ③ 《太平天国译丛》,页32—33. 量,他们还如前所述上了苗沛霖那样两面三刀的人物的当,以至陈玉成被敌 人俘获牺牲.太平军在天京以西战场上,抵抗能力极为薄弱,所以曾国藩能 够比较轻易地从太平军手里夺取了皖南、淮南和沿长江的一个个据点.湘军 的水师控制了长江的水面.沿长江北岸进军的湘军主力曾国荃的部队,当年 四月里在安徽的和州渡江,并连续攻占天京外围的若干据点.到了五月初, 曾国荃的部队已进抵城边的雨花古;对岸的浦口则有投降清朝的叛将李昭寿 的部队,控制了北岸的各个据点. 曾国藩这时虽然造成了围攻天京的形势,但是他并不感到胜利在握.天 京城防御力量还是很强的,在天京以东,太平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皖南也 还有太平军在继续作战,而且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的远征到陕西的太 平军这时又回师豫、鄂,在天京战场的上游对清军起着牵制作用.所以当曾 国荃屯兵雨花台时,曾国藩说: "金陵地势宏阔,往年以七万人围攻数载 (指 过去的江南大营——引者),此时仅万余兵驻于南隅,洪逆(指洪秀全)见 惯不惊,了无惧色." ① 又说:"舍弟兵仅逾万,前逼城贼,后御援贼,单薄 可虑." ② 果然曾国荃在雨花台屯驻四五个月.并不能再前进一步.到了闰八 月下旬,苏南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大举回援天京,九月初在浙西的侍王李 世贤也北上与李秀成配合作战,这样曾国荃的部队反而处于被围攻的地位. 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也在皖南反攻宁国、宣城,威胁湘军后方的皖南地 区.这时,曾国藩非常紧张,不得不求助于湘军系统以外的兵力.他向湖广 总督官文说: "大江南岸之危实如累卵,不特江西可虑,即鄂境亦处处可虑. 南岸果有疏失,则乘间偷渡北岸,亦属意中之事." ① 所以他这时不但担心对 南京的进攻陷于失败,而且担心从安徽、江西到湖北大江南北的清军阵地因 此而全部发生动摇.曾国藩找不到任何别的援军,而李鸿章答应把白齐文的 "常胜军"派来也没有实现.曾国藩只能以他自己直属的兵力来应付南京城 下的一场大会战. 这场大会战历时四十六天.太平军的人数比敌方多,火力比敌方强,却 没有能取得胜利,充分暴露了太平军这时在军事指挥和政治上的弱点.环攻 曾国荃的太平军以李秀成与李世贤为主,其他还有十三个王的兵力,号称共 六十万人.在他们组织这次进攻的会议上,李秀成特别强调"如欲奋一战而 胜万战,失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② 其所以特别强调这点,正是因为太平天国 中的许多"王"互不统属,在作战中并不能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的原故.太平 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对付曾国荃,而没有对作为湘军后方的皖南进行有力的 反攻.皖南本是杨辅清、黄文金的地盘,但只靠他们自己的兵力没有能攻下 宁国府.当时曾国藩曾说:"皖南十余州县几无坚城可恃" ③ .太平军不乘虚 反攻皖南,却主要在天京城外同拼死挣扎的曾国葵打硬仗.这在军事上是不 ① 《致官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6. ② 《致李少荃中丞》.同上书,页6. ① 《复官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4. ②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594. ② .太平军不乘虚反攻皖南,却主要在天京城外同拼死挣扎的曾国荃打硬仗,这在军事上是不聪明的.结果,到了十月上旬,各路太平军纷纷撤退.湘军的主力虽遭到严重的伤亡,却逃过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 天京仍然处于被包围状态. ③ 《复左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7. 聪明的.结果,到了十月上旬,各种太平军纷纷撤退.湘军的主罗虽遭到严 重的伤亡,却逃过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天京估然处于被包围状态. 接着,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一个"进北攻南"的新计划,这就是以重兵渡 江北上,经皖北、鄂北而与从陕西来的陈得才、赖文光部会合,威胁武汉, 把战场扩大到长江以北和长江上游去,从而分散敌方兵力,造成在天京外围 歼击敌人的可能.这本来是好计划,可惜执行得很迟缓.同治元年 (1862 年) 十月,他们只派了较少的兵力渡江到天京对岸的浦口,虽然打败了叛将李昭 寿的部队,占领了江北的一些据点,但是主力部队没有迅速跟上去.曾国藩 立即警觉起来,在江北、淮南各地加强了防御力量.同治二年(1863 年)二 月以后,李秀成的大军才渡江北上.曾国藩一方面仍加强对天京的攻势,一 方面在淮南地区处处坚守,使李秀成在这地区辗转各地无所作为.而且从陕 西东下的陈得才和赖文光因为在鄂皖边界的大别山以西被清军拦截,无法前 进,仍回向陕西南部.两军会师已不可能.这年五月,李秀成全军从江北返 回江南,土气已经很不振,渡江过程中,又遭到湘军拦击,损失很重.这样, "进北攻南"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为配合李秀成的渡江北上,长江以南有许多支太平军部队从皖南向西进 入江西,但是没有统一指挥,纷纷攘攘地各自活动,并不能造成对敌人的威 胁.在这时期,曾国藩在天京以东安排下的两路反革命军队乘机发动了反攻. 一路是李鸿章的淮军.前面(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提到过,常熟的守将 钱桂仁、骆国忠等是混在太平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同治元年(1862 年)十 一月,他们投降了清朝.太平军在同治二年(1863 年)动用很大力量企图夺 回常熟,但没有成功.李鸿章在确保了常熟这一据点后,才敢于出兵同太平 军夺取苏州、常州一带.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占领了苏州,并于次年 (1864 年) 四月占领了常州.英国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是李鸿章在作战中得力的助 手.但如果不是太平军内部分崩离析,李鸿章单靠洋枪洋炮和洋人训练的军 队,也未必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例如,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的高级将领 有五个王,四个天将,其中只有慕王谭绍光坚决地对敌斗争,其他四个王和 四个天将都向敌人进行投降的谈判,他们联合起来杀死谭绍光,把苏州城献 给了李鸿章.这些投降的将领立即都被李鸿章杀掉了. 另一路是在浙西的左宗棠.他所率领的湘军和其他部队数量将近五万 人,但战斗力并不强.和他对垒的太平军的统帅是侍王李世贤.在李世贤于 同治元年(1862 年)九月率领一部分军队去参加天京外围的战争后,留下来 分别驻守各个据点的太平军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作战,甚至有互相倾轧冲突 的情形.左宗棠利用了混在太平军内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在浙西战 场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向杭州进攻.至于在浙东沿海,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本来无力顾到,地方官和地主绅士完 全依靠洋人势力来抗击太平军.由法国军官率领的所谓"常捷军"是太平军 在这地区的主要敌人.左宗棠在杭州外围和从浙东来的"常捷军"相会合, 从此左宗棠也和李鸿章一样直接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了.他们联合在一 起围攻杭州,同治三年(1864 年)二月,占领了杭州. 这样,在苏南和浙江的十几万太平军,除了一小部分突围到了江西东部 以外,完全处在敌军的包围中. 在太平军的据点逐一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分 子倒戈投降,许多部队涣散瓦解.虽然这样,被包围的十几万太平军不是敌 人一口吞得下去的,敌人提心吊胆地害怕太平军突围出去,同在包围圈外的 太平军相会合.当时,重新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曾占领汉中,又回过来进入湖 北、河南,力量仍相当雄厚.所以太平军的事业还不能说是已经处于完全绝 望的状况.在这种特别需要有正确而坚强的领导的时候,太平天国的领导者 没有能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来挽救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天王洪秀全在天 京城内卧病两旬后去世(四月二十七日) ① .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 位,所能依靠的主要助手是洪仁玕和李秀成.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又苦战了一 个多月,终于在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敌人攻陷.天京城内的农民革命英雄们一 万多人,血战到底,一部分被敌人屠杀,其余的在混乱中分别突围而出.李 秀成跑出了天京,在东南的方山被敌人擒获,他在囚笼里写了数万言供状, 表示愿意出来号召太平军余众放下武器投诚.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期 的主要支柱,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在遭到失败 时,为绝望的心理所支配,表现了可耻的动摇和变节.但是曾国藩没有因此 而饶他一死.洪天贵福和洪仁玕逃出天京,只有少数部队相随,辗转流亡, 走到了江西广昌,被敌人擒获,并被杀害. 在天京沦陷后,长江以南还保存着的只有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的部 队,他们分别从江西赣江以东的地区南下到达福建西南部汀州(长汀)、龙岩、漳州一带.清朝调动了优势的兵力向他们进行围剿,他们内部又不能很 好合作,汪海洋不但坐视李世贤部队在漳州地区的失败,而且还杀死了李世 贤.汪海洋的部队也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 年)全部覆灭. 天京的沦陷使得从陕西回师到鄂豫皖边界的那一支太平军非常沮丧. 他 们中的一个主要领袖扶王陈得才,因为自己的部队为清军所败,而且内部又 出现了叛变瓦解的现象,绝望地自杀了.但是另一个主要领袖遵王赖文光却 联合这一带的捻军,重新振作起来,又把农民战争的火焰在长江以北,东至 山东,西至陕西的广大地区内燃烧起来.赖文光是广西人,他在二十四岁时 参加金田起义,是在太平军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英雄人物,很有组织和 领导的才能.他把他所率领的太平军全部和本来分成许多小股各自活动于狭 小的地区内的捻军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强大队伍.和他合作的是皖北捻 军的头领,主要有号称梁王的张宗禹(总愚),号称鲁王的任化邦.虽然可 以把他们看做是太平军事业的继承者,但由于他们已不再打太平天国的旗 号,也抛弃了太平天国的宗教面貌,所以他们被称为捻军.又因为他们分军 各在东部地区(山东)和西部地区(陕西)活动,所以被称为东捻和西捻. 同治四年 (1865 年)四月,清朝的有名的将军僧格林沁在山东进剿捻军, 在赖文光统帅下的捻军用巧妙的战术在曹州附近将其全军包围歼灭,僧格林 沁阵亡.僧格林沁的部下大部分是蒙古骑兵.这一胜利使捻军夺得了大量的 马匹和军械.清朝政府惊慌地发现捻军已成为新的大敌.为了对付捻军,它 调动了湘军、淮军和其他各路军队,先是曾国藩,然后是李鸿章相继被任为 在河南、山东地区进剿捻军的统帅.左宗棠也受令负责进剿西捻.捻军在人 员数量和装备上都不如太平军,比起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就更差得多了.那 时的湘军、淮军,特别是淮军已经有较多的洋枪洋炮.但是在同治五年、六年(1866、1867 年)间,捻军在战争中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湘军、淮军 ① 据洪仁玕和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47、856). 但李秀成"供词"和曾国落向朝廷报告中则说他是服毒自杀. 的好几支精悍的部队被他们歼灭,其主将或被生擒(淮军的郭松林)或在战 场上被杀(淮军的张树珊,湘军的彭毓橘、肖德扬).在陕西的刘蓉所部湘 军被歼灭.湘军曾国荃所部,淮军刘铭传所部,都曾被打得溃不成军. 捻军在作战中的特点是,他们从不攻打敌方坚守的城池,也从不固守任 何阵地,总是避开敌人的锋芒,以变幻不定的迅速行军来使敌人只能尾随追 赶,疲于奔命.当敌人由于求战不能,追赶不及而松懈疲劳,出现罅隙的时 候,他们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周围,加以包围歼灭.他们打败僧格林沁 和湘、淮军的许多名将都是靠了这个方法.所以捻军的领袖之一张宗禹说: "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我们)可常活" ① .曾国藩这样描 写捻军的战术说:"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稍停歇.有时盘 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 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 (僧格林沁)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 ② . 左宗棠也说:捻军的惯技是"飘忽驰骋,避实乘虚","遇官军坚不可撼, 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 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又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③ .所以曾国藩又无可 奈何地说:捻军"狡诈多端,飘忽异常,从不肯与堂堂之阵约期鏖战,必伺 官军势孤力竭之时,出不意以困我" ④ .为捻军的这种不守"规矩"的打法搞 得焦头烂额的敌人如此感叹说: "猛一回噬 (指捻军突然发动反击——引者) , 立见伤亡.当此之际,虽韩白复生,无所用其勇,良平复出,无所用其智." ⑤ 捻军采取这种作战方法,显然是接受了太平军后期失败的经验,并且充分发 挥了初期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但他们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政治上不可能 达到比太平天国更高的水平;在军事上他们虽然避免了死守坚城、专打硬仗 这种不适当的做法,却又只能回到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传统.他们没有建立 任何根据地,只能靠所过之处取得的资财来供养自己.无论从军事和从经济 上看,如果没有贯串几个省的广大地区容他们纵横驰骋,就会发生困难. 曾国藩和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这个特点和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 办法而采取所谓"画河圈地"的办法,即利用自然地形(主要是河流),设 立防线,以限制捻军的活动地区,并逐步紧缩,以至使捻军只能在一个很狭 小的地区活动,无法发挥它在作战中的长处.没有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 战争,不能从政治上解决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问题,也就像下围棋时不能"做眼",在对方包围中成了"死棋"一样(这是毛泽东在论游击战争时所用过 的比喻).在这种情形下,以赖文光、任化邦为首的东捻军,首先于同治六 年底(1868 年初)在苏、鲁地区遭到失败.以张宗禹等为首的西捻军这时从 陕北渡河向东,迂回曲折地经过晋南、豫北地区而北上过保定,直接威胁清 朝的首都.他们想以此来吸引敌方的军力,从而解救东捻.但这目的没有达 到.在各路清军会集围攻下,西捻折回豫北转入山东,结果他们又重蹈东捻 的覆辙,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为敌人封锁围困,终致全军覆没.这时 是同治七年六月底(1868 年8月),上距太平天国的天京沦陷已经四年. ① 据李鸿章的《复陈作梅观察》.《朋僚函稿》卷八. ② 曾国藩:《致沅弟》.《家书》卷十. ③ 左宗棠:《谨拟分别防剿机宜折》.《奏稿》卷二十五. ④ 曾国藩:《官军叠胜该逆仍窜山东疏》.《奏稿》卷二十一. ⑤ 尹耕之:《豫军记略》卷十一,引河南巡抚吴昌寿奏语. 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1851 年1月) 开始的这一场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 截至同治三年(1864 年)天京沦陷,共十四年,它的余波又继续了四年.这 场大革命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的第一个革命高潮.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 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 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 化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大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 级的极端腐朽性,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性.从西方国 家来的资产阶级侵略者,在世界的东方充当了绞杀人民进步事业的主要角 色,他们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洒着千千万万农 民革命的勇敢战士的鲜血的大地上,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建立起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大革命所启 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 第二编 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 第九章 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 (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近代中国史前期第一次革命高潮过去了.革命的农民大众没有能够推翻 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但是封建主义统治者也不可能一切照旧地 恢复在他们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在遭到农民革命严重打击的封建主义基地 上,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倾向.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 略势力,也不可能使庞大的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除了由于各侵略者的 互相倾轧以外,主要的因为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显示出来,在中国被压迫人 民群众中,存在着外国侵略者所无法征服的强大革命力量. 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以后形成起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下,存在 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封建主义统治者和以农民阶级为主的被压迫的人民大众 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 势力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封建主义统治者日益勾结和依附外国 侵略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 个主要矛盾.这些主要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不可能不导致新的 革命高潮.在光绪十年(1884 年)发生了中法战争,在光绪二十年(1894 年)又发生了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后一次战争,大大地激化了中 国外部和内部的各种矛盾.在中日战争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 命高潮. 在这一编里所要论述的就是从第一个革命高潮结束到第二个革命高潮开 始之间的三十年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动态.首先要 说的是在这一次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深重的灾难. 封建主义统治者,联合了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农民革命,对广大人民进 行了极端残酷的杀戮,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 以苏南、皖南、浙东地区为例.这些地区原来经济比较富庶,人口比较 稠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都遭到严重创伤.曾国藩说:"徽、池、宁国 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①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 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② ——这是在同治二、三年(1863、1864 年)湘军刚占领不久的皖南和南京附近的情况.李鸿章说:"查苏省民稠地 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 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 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 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① ——这是在同一时期淮军占领下的苏 南的情形.左宗棠也说,战后浙江的情形是"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 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殓,疫色流行,田土荒废." ② ①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页14. ②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四,页7.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页44. ② 《左文襄公奏疏》卷二,页35. 在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时,除了官绅、地主、富户逃亡和死亡外,广大 居民或者参加太平军,或者仍在本地安居;但一经官军占领,立刻就造成了 上述的悲惨状况.后期的太平军虽然纪律废弛,远不如前期,但是造成灾难 的罪魁祸首是清朝官军,而不是太平军,这一点即使从有些站在与太平军敌 对的立场上的人的记载中也可看到.例如,在咸丰十年到十一年间有战场亲 身经历的人李圭所写的记载中承认,被他称为"贼"的太平军的基本队伍是 纪律严明的,在太平军治下的社会秩序大体上是安定的.他根据他的切身经 验指出: "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 此不可不知也."又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 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 不敢言也." ③ 地主阶级的军队在太平军所曾占领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虏掠和焚 杀,既是为了掠夺财富,也是阶级报复.曾国藩兄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后的 所作所为是个典型的例证.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 还有一部分突围出城. 但是曾国藩上报皇帝说: 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 "分 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是把全部南 京居民都当成了敌人.曾国藩的报告还说:太平军方面放火焚烧,把宫殿府 宅都烧掉了,"三日夜火光不息" ① .他又说:虽然"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 银如海,百货充盈",但宫军占领后却没有能找到任何库藏,他说:"克复 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② 事实是:湘军 在占领南京后,把全部货财都抢掠归己,然后纵火灭迹.放火的是湘军而不 是太平军.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 情形说:"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 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 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 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③ 这就是说,湘军进南京后,除了强使一部分壮 丁为他们服劳役,并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抢走以外,其余不论老幼男女, 几乎一概杀害. 太平军和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几 乎遍及全国各省.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 坏.太平军在最后几年中与敌人搏斗最激烈的苏、浙、皖三省的情形是其中 比较突出的例子.所以,当时已有并不是站在同情农民革命立场的江苏人痛 骂曾国藩,"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 ④ .在湘军攻破南 京后三十年,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 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 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 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① ③ 李圭:《思痛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474、481. ① 《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页8. ② 同上书,页10. ③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④ 《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四年九月九日). ① 《上欧阳瓣蔃师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 1954 年版,页326. 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是很突 出的.例如江苏省的吴江县战前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有五十七万多人, 而战后(同治三年,1864 年)人口只有二十万挂零;浙江的嘉兴县战前(道 光十八年,1838 年)有近五十二万人,战后(同治二年,1863 年)只剩下十 五万八千多人 ② .在这些地区,战后若干年间,许多耕地成了无主的荒地,有 些流亡地主回来,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清朝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 法招民垦荒.同治八年(1869 年)的一个上谕中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缓 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 ③ .有些地主为了招待佃户,先付一点开 荒费用给佃户.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还流行所谓"田底""田面" 分别归地主与佃户所有的办法. 当时,在那些已经抛荒的田地上,有许多外省的"客民"前来垦荒(例如,江苏、浙江就有不少来自湖南、湖北的垦荒客民).官方虽然口头上承 认荒地垦熟后归垦荒者所有,但是事实上"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 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 嫁. " ④ 有财有势的人乘机霸占土地, 垦荒的农民只能成为受他们剥削的佃户. 即使垦荒农民真的成了他们所垦熟的一小块土地的主人(这些穷苦的农民没 有财力从事较大面积的垦荒),他们也必须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粮纳税的无尽 的负担. 至于地主为招徕佃户来垦荒而给与的一点"恩惠",总是在田地垦熟后, 用提高地租来加倍地收回.所谓"田底""田面"之分,名义上是使佃农成 为他们以辛勤劳动垦熟了的土地的半个主人,实际上却是束缚佃农的一种手 段.苏州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在光绪十年(1884 年)所写的书中说,佃农如 果"无田面为之系累",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过分剥削而另找主人, 所以地主们"皆以田连底面者为滑田,鄙弃不取",宁愿只要"田底",而 "以田面听佃者自有之".在佃户把"田面"看成是自己所有的"恒产"的 情况下,"虽厚其租额,高其折价,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就 是说,听凭地主怎样加强剥削,佃户也"不能舍而之他"了①.各地的地主阶级,用各种不同形式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有的是增 加了押租(即佃户在承租地主土地时所付的一笔押金),有的是要农民按谷 价交钱,而在收租时高估谷价.地主们,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 佃户交租.例如,光绪二年(1876 年)的报纸上这样记载说:"苏之业田者 (即地主),遇有佃户欠租,无不送官追比,击其臀复枷其颈,或三日一比, 或五日一比.比时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业田者之所欲.每至冬间,三县 头门左右缧絏而荷枷者以数百计." ② 这说的是苏州三县(当时苏州城分属长 洲、吴县、元和三县),全国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 经过十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各个地区,尤其是在动乱较大的地区,发②据光绪三十年的《吴江县续志》和光绪四年的《嘉兴府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53、156. ③ 《同治朝东华录》卷七十七,页17. ④ 丁日昌:《抚吴公牍》.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64.这是约在同治七年(1868 年) 写的一个文件中的话. ① 陶煦:《租核》.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253. ②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十日《申报》.见上书,页283. 生了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现象.有些原来的大地主没落了,有些中小 地主破产了.而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来了一批新的权贵,他们依靠兵权和 官权成为巨富,用收买和巧取豪夺的方法兼并土地.湘军、淮军的将领们和 参加反革命战争的其他将领们都在他们的本乡或别的地方成了大地主.湖南 湘乡的曾国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单是曾国荃就拥有耕地六千亩.安徽合肥 李家(李鸿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的耕地达六十万亩之 多.河南项城的袁甲三(曾负责剿捻的军阀,袁世凯是他的侄孙),占有的 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二三十年中,由于军阀、官僚 以及大商人兼并土地,许多小自耕农以至中小地主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 贫民. 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国战争后,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 布减收田赋.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照旧足额地征收田赋,同时这又是在大 乱之后团结和安定地主阶级的一种措施.地主们丝毫不因为当年的国赋有所 减轻而对农民少收一点租.所以当时人说:"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 未减.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 ① .真正受惠的只是豪 绅、大地主,他们"每遇开征(开征漕粮),随意封送银两,谓本年之所应 完,就此了结,余欠概置不理" ② ,甚至还有根本抗不交纳的.地方官不敢 "得 罪于巨室",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样,国赋的负担势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劳动 的农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 总之,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下,陷于更深的 苦难中.中小地主和富农,虽然在农民革命中站在反革命方面,但其中除了 一小部分人上升为大地主外,多数人并没有能得到什么好处,其中有些人生 活愈来愈困难,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地主统治阶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和发展他们视为国民经济的根本 的农业.江苏溧阳的一个举人强汝询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说:"夫四民 生计皆仰给于农,国家正供亦专取于农,此真所谓财之源也.今江苏田荒未 垦者尚数百万亩,合计经寇(指太平军等——引者)各省荒田不啻十倍于此, 是国家岁失数百万金与数十万石米也.田之荒固由人少,然亦以农夫困甚, 几不聊生,或去为商贩,或去为工匠,或去为仆隶,或穷为乞丐,或转于沟 壑,甚或流为盗贼,故耕者日少.田之熟者且恐其荒,荒者又安望其熟?此 事之甚可忧者也." ① 光绪十年(1884 年)一个江宁人徐承祖说:"查兵燹 后(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后——引者),各省荒田甚多,因升科(荒地开 垦后开征粮赋)期速,折色(折钱交粮)累民,以致终岁勤劳不获温饱,而 改业者有之,为匪者有之.是以承平二十余年,续垦者有限,甚有已熟复荒, 职此之故." ② 他们都指出了农业生产力继续萎缩的事实,也说到了严重的封 建剥削下广大农民日益贫穷的事实. 各地区灾荒频仍是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根据李鸿章 从同治九年(1870 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任直隶总督时的奏疏中关 ① 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六日《申报》.见《中国近代农业吏资料》第一辑,页280. ② 福润:《皖抚奏陈变通清赋办法疏》,见上书,页342. ① 《求益斋文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此书以后简称《洋务运动资 料》)第一册,页363. ② 《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候选知府徐承祖呈》.见上书,页234. 于灾荒的报告,这二十五年中,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发生灾荒的年头有十 七年,其中十三年是水灾,三年是旱灾,还有一年是西南地区旱灾,东北地 区水灾.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清政府经常拨出巨款在这里治水,但是这些 经费中的大部分照例为官僚所中饱.就全国范围说,这个时期最严重的灾荒 发生于光绪二年到五年(1876—1879 年).二年,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 江西、湖南五省遭到大水灾;同时,在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大旱 灾,北方的旱灾继续延长了三、四年.在北方数省的这几年大旱灾中死亡的 人数,据一种估计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据另一种估计,仅山西一省在 光绪三年(1877 年)一年间就有五百万居民死亡.自然条件稍一不正常即造 成灾荒,广大的小农民没有一点抵御灾荒的能力,这是除了依靠暴力进行剥 削和压迫以外不能为农民做任何事情的腐朽封建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恶果. (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 在太平天国覆灭了以后,在继承太平天国的捻军也完全失败了以后,西 南和西北几个省中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成了主要 的危险. 在中国境内,从来除汉族以外,还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封建统治阶级 总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欺凌和压迫,有些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也往往 利用民族间的隔阂和纠纷来达到自己的某种野心,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 一般情况下是和睦相处的.清朝统治者统治全国,既依靠汉族中的地主阶级, 也依靠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其他某些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 上层剥削阶级;清朝统治者又竭力制造和煽动国内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样都处于 严重的封建压迫之下.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时,就有不少僮族(壮族)的群 众参加.在这以后几年间发生了前面(见第七章第五节)已经提到的贵州苗 族的群众起义,云南彝族、回族的群众起义,它们显然是受了太平天国起义 的影响. 以张秀眉为领袖的贵州苗民的起义,从咸丰五年(1855 年)开始.到了 同治三年(1864 年)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清军占领时,苗民起义的力量,加上 同他们配合的汉族贫苦群众的"教军"、"号军",已经发展到几乎遍及全 省各州府,并且蔓延到邻省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的清朝官兵只能主要据 守省城贵阳.同治五年(1866 年),湖南巡抚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受命 以所统率的军队进入贵州,但仍不能取胜.同治六年(1867 年),另一支由 席宝田统率的湘军也到了贵州.席宝田是湘军中著名的悍将,他的部队依靠 洋枪洋炮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醋的屠杀.教军和号军相继覆灭,苗民形势孤 立.张秀眉率领起义群众在优势的敌军的压力下还坚持作战了五年.百分之 八十的苗寨被官兵破坏,大量的苗民壮丁被杀死.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 年),这场历时十八年之久的苗民起义终于被镇压了下去. 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 年)的云南哀牢山的贫苦彝民群众的起义在太平 天国失败后还坚持了好几年.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以李文学为首的起义 军终于为清朝官军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所战败,李文学、田四浪等领导人都 先后牺牲.只剩下李学东率领残部五百余人逃进了深山,虽想伺机再起,但 已不可能了,两年后,李学东病死在岩穴中.据说,这次起义失败后,彝族 人民在李文学的出生地弥渡县瓦卢村附近的山上树碑立庙,来纪念这个英雄 人物;在哀牢山地区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纪念李文学及其起义同伴的庙宇 ① . 在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以后,杜文秀领导下的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起义军 的声势仍旧很大.他们在同治六年到八年(1867 年到 1869 年)东进围攻省 城二年多.杜文秀发布檄文,认为清朝统治是云南的"回汉彝三教"(实际 上是指回、汉和其他各族——引者)发生种种纠纷的根源.檄文宣告:"本 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 爰举义师,以清妖孽." ① 檄文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族 团结的主张.当时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全省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过是某些汉 人、回人间的"互相仇杀,并非谋逆",但是"杜文秀叛逆已成","逆匪 杜文秀占据大理十有余年,沦陷府厅州县城池二十余处,亟应大举进剿" ② . 在全国范围内农民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的时期,杜文秀以一隅之地不可能 发展成更大的局面.而且他的起义军中的领导层,大多是回、汉、白各族的 商人和地主阶级分子.所以他们不能像哀牢山的起义军那样提出反封建的土 地革命的纲领.在他们的地区内所实行的只限于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保护 商旅、制止民族仇杀等政策. 当时,已经侵入缅甸和越南的英国、法国,对中国的云南怀抱野心.投 降清朝而被往为云南提督的马如龙从法国人得到武器的供应,由此引起后来 法国提出经红河进入云南的航行权的要求.法国军官安邺率领的探险队于同 治七年(1868 年)到大理,杜文秀不予接见,勒令他们立即离境.同年,英 国军官斯莱顿也从缅甸带了个探险队进入社文秀的地区.杜文秀只允许他们 订立一个双方愿意互市贸易的一般性协议.他们从社文秀那里得不到更多东 西.杜文秀手下有一个书生叫刘道衡的,在同治九年(1870 年)向社文秀建 议结好英法,借它们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此人自荐充当使者到英、法去 ① .杜 文秀在看不到自己事业的前途的情况下,曾为这种反动主张所迷惑.刘道衡 经过缅甸到英国,以可耻的态度乞求英政府的援助,但已经决定支持清朝的 英政府不信任他,也没有认真理睬他.刘道衡流落死在外国.虽然他在国外 的活动完全不能由杜文秀负责,但是这种情形足以表明,时至十九世纪中叶, 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如果方向不端正,脱离了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卖国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方向,就有被资本主义外国侵略 者的阴谋利用来实现其分裂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危险.(国外写到这段历史的 有些书上说,社文秀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平南国",他自号"苏莱 曼苏丹",这是当时外国人编造的谣言,与史实不符.) 清朝军队在击退了杜文秀对昆明的围攻,并且征服了昆明以南、以北为 其他回民部队所占领的各地后,就以全力向西进攻他们视为主要敌人的杜文 秀.清朝巡抚岑毓英和提督马如龙率兵步步逼近社文秀的根据地大理.同治 十一年(1872 年)大理被攻陷.仕文秀一家和部下,包括回人和汉人的将领、 兵士全部都被杀死. 从同治元年(1862 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包括宁夏和青海 ① 刘尧汉辑:《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二期. ① 《回民起义资料》第二册,页131. ② 《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页392、411. ① 刘道衡的《上杜公书》.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二册,页165—171. 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地方也爆发了回民起义.首先是在西安以东的 渭南、同州(大荔)、临潼一带发生了回民的武装暴动,他们甚至一度包围 西安.继之,起义的烽火蔓延到了西安以西的凤翔,以至甘肃的平凉、河州 (临夏),直到西宁,也蔓延到了陕北各地.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宁夏地区, 回民武装占领了宁夏(银川)和灵州(灵武).河西走廊的肃州(酒泉)也 被一股回民所占领.在陕、甘的辽阔地区内,回民到处一呼百应地起来,这 在根本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按照这种反动的民族 政策,地方官员们经常地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冲突.当时有人指出:"向来 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以致往往因很小 的事故造成流血的冲突,官方借机 "派兵剿洗"回民 ① .清朝官方材料还供认, 宁夏一带官吏在执法时有意压抑回民,"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赏 殓葬银二十四两" ② .到了受欺侮压迫的回民聚众闹事时,官方立刻实行残酷 的镇压.例如在同治二年(1863 年),清朝将领多隆阿在大荔附近攻打回民 聚居的羌白堡,"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 ③ .这当然 只能激起回民中的更加剧烈的反抗. 太平天国后期,一部分太平军曾与捻军合作几度入陕(1861—1863 年间),太平天国覆灭后,捻军(西捻)也曾在陕西活动(1866—1867 年). 回民的起义虽然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 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要说明这一现象,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 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然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 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是个 封建主,又是个宗教领袖(当时回教中被称为"新教"的一派的头子). "世居灵州金积堡,富甲一乡","自称总大阿訇" ① .又如在西宁的头 领马桂源,曾捐得同知的官衔;西宁附近的大通的头领马寿是个清朝的军官; 占领肃州的马文禄也是清朝甘州提督手下的军官.这些领导者用狭隘的民族 观点来引导起义群众,至多只是反对当地的汉人中的豪强恶霸和某些"不公 正"的官员,要求朝廷"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不可能提出较高的政治纲 领.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各自分股活动,不能形成统一的领导.当清朝军队的 主要力量对付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这些领导者乘机纷纷发动起来, 使起义的群众相信他们是可以信赖的领袖.到了官方大军压到他们的头上的 时候,这些领导者很多乞求投降,以求自保,出卖了起义的群众. 为了剿灭入陕的太平军、捻军和陕、甘的起义回民,清朝政府在几年中 调动了不少军队到西北地区,由于征战无功而撤换更替了不少将领和督抚. 到了同治六年(1867 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被任为陕甘总督.但 这时西捻还在陕西活动,左宗棠仍首先集中力量剿捻,为追逐西捻渡河到山 西.在捻军全部消灭以后,他于同治七年(1868 年)十月从西安出发,用全 力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左宗棠以湘军大将刘松山担任北路的军事,由绥德 入宁夏,而他自己率部由陕西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逐步消灭省城兰州附 近的各股回军.针对上述回民起义的弱点,左宗棠采取了所谓"先抚后杀" ① 张集馨:《临潼记事》.《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17. ② 杨毓秀编纂:《平回志》卷三.同上书,页107. ③ 《平回志》卷一.同上书,页68. ① 《平回志》卷三,又曾毓瑜撰《征西纪略》卷二.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112、33 等处. 的恶毒策略,即先诱降那些动摇的头头,然后对群众大肆屠杀,往往连已降 的头头一起杀掉.在北路,宁夏的那个自称为"总大阿訇"的马化龙在同治 九年(1870 年)请降.这时刘松山已经战死,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他的侄儿刘 锦棠.此人由残酷地镇压回民而发迹.他虽然接受了马化龙的投诚,但仍然 杀死了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他家里的雇工,并且平毁了这一带回民所居的堡 寨.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进入甘肃的省城兰州,并于同年冬天派 刘锦棠荡平了现在属于青海省的西宁、大通一带的回军.这时各股回军的头 子纷纷请降.最后,左宗棠出兵河西走廊.占领肃州(酒泉)的马文禄在同 治十二年(1873 年)九月也请降,左宗棠口头上允许缴械投降,但还是把马 文禄等首领九人和当地的六千多回民杀掉了.他向朝廷奏报他进城时的情形 说:"环视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 ① 在许多本来回民聚居的地 区,左宗棠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后,把余下的回民分散迁移到别的地方. 左宗棠用兵陕、甘,受害的不仅是回民.当时他所对付的还有所谓"土匪",那其实是流离失所的穷苦汉民.左宗棠奏报中承认:"有无家可归, 流而为匪者,有因官军诛求无厌,无所控诉,激而为匪者."他又说:"只 分良莠,不论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 ② 这就是说,不论汉回,只要 是封建统治者看来是"莠民"的,都要诛杀.左宗棠对土匪也采取招抚的办 法.有些豪强恶霸就乘机收容贫苦的群众,组成队伍,形成自己的实力,向 居民进行勒索劫掠,又借以求得招抚,为自己打开升官的门径.董福祥就是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本是盘踞在花马池(宁夏的盐池)的一个土匪头子,受 招抚后追随左宗棠,后来成了在甘肃残害压迫汉、回人民的一个军阀. 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 年)叙述甘肃东部的情形说:"平、庆、泾、 固(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 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① 《平定关陇纪略》一书中说:"死者既暴骨如 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疠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孑遗有几?方是 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 ② .这些灾难是由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造成 的,左宗棠的军队和其他历年以回、汉人民为敌的官军是直接造成这些灾难 的凶手. 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 以后,西北的问题还没有终结.事情又发展到了新疆. 当时,清朝在新疆各处设官屯兵,天山北路设伊犁将军,南路设参赞大 臣,先驻于喀什噶尔,后迁到叶尔羌.此外,还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设都 统或办事大臣.天山北路的居民有许多是早先从甘肃西部迁来的回民,天山 南路的居民大多是维吾尔人,天山南北都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清朝政 府在全疆实行的屯垦政策,对于开发这里的农业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天国大革命的影响也不能不逐渐波及新疆这个边远地区.清朝官兵 在这里欺压各族居民,进行横征暴敛,势必引起各族居民的反抗.这里靠近 国境,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各方面的野心家在这里进行阴谋活动,沙皇 俄国和英国又都乘机向这里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十 ① 《左文襄公奏稿》眷四十四,页8.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页11.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页37. ② 《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243. 分复杂的形势.当时新疆的局势足以表明,封建统治者不但造成国内各族人 民的深重的灾难,而且又为阴谋分裂中国的国内某些反动势力和外国侵略者 及其走狗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些由于己超过本节的范围,将留到后面再去 谈到. 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也相继失败,这又 证明了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同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族广大人民的 斗争不可分的.没有全国性的革命胜利,个别少数民族的斗争不可能取得真 正的胜利,有时甚至可能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引入歧途.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 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日益加深,不但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而 且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经济掠夺. 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西 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它 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剧烈地展开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和瓜分.当资本主义进入 帝国主义阶段后,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的主要特征是掠夺性的资本 输出,即伴随着政治特权的取得,投放资本到这些经济上尚处于落后阶段的 国家和地区,直接利用那里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的利润.帝国主 义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在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才以越来 越大的规模进行,但在这以前,它们己在香港和沿海各个通商口岸设立了一 些工厂. 最早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外资工厂,主要是英国、美 国资本的船厂,它们一般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各厂雇用的中国工人有几百至 千余人.继之,外国资本又在各地开办了磨粉厂、制药厂、制酒厂、砖茶厂、 肥皂厂、榨油厂、缫丝厂、造纸厂、香烟厂、铁锅厂等等,直至"把生鸦片 制成烟膏"的鸦片制造厂.一般的都是些小厂,其中较大的是英国、美国、 德国资本的几家缫丝厂,最大的有工人一千多人.俄国资本的砖茶厂除设在 沿海的福州外,甚至开设到了汉口、九江.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美国 资本当时在中国设立了好些印刷厂和报馆,从事书籍、期刊和报纸的出版, 这已超过经济掠夺的范围,而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上、舆论上为奴化中国作准 备. 根据天津条约,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中国有沿海航行权,而且有内河航 行权.美国商人 1862 年(同治元年)在上海成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在六十年 代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后来居上的是太古公司(1872 年成立于伦敦的"中 国航业公司"在上海所设的分公司,其业务由太古洋行代理)和怡和公司 (即 上海英商抬和洋行所设的"印度中国航业公司",1881 年成立).这两个英 商公司都兼营中国沿海和长江上的航运.首先受到这些外国轮船公司的打击 的是原来从事沿海和长江航运的中国旧式帆船.许多船夫和有关的其他劳动 人民在"洋船"汽笛声中失去了生存的依靠.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 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 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 ① 中国的封建官僚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8. 主持的招商局(一个从事沿海和长江上航运的公司)成立于 1872 年(同治十 一年),但竞争不过外国轮船公司.在旧中国长时期中,太古公司、怡和公 司的轮船简直成了中国水面上的主人. 外国资本很早就在中国建立银行.其中主要的有英国的"印度澳州和中 国银行" (即麦加利银行, 它于 1858 年设分行于上海, 它的总行在伦敦, 1853 年成立)和"香港和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它在 1864 年设总行于香港, 而于 1865 年设上海分行).这两个银行渐渐成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 侵略的中心机关.它们初期的业务除了适应外国在华商人汇划方面的需要以 外,还进行商业投机,对中国商人和清朝政府进行高利贷款,吸收中国的官 僚、地主、商人的资金,在中国发行钞票,控制中国的金融.上海和其他通 商口岸的许多中国商人的旧式钱庄,实际上渐渐地成了这些外国银行的附 庸.以这些外国银行为核心,加上与它们相联系的从事出入口贸易的外国公 司("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商人、买办性的钱庄等等,渐次形成了一 个笼罩在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头上的沉重的剥削网.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银行和企业,没有任何合法根据.资本主义外国在 已经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因为它们 当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形式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输出,而仍是商品输出.在 这三十年中,它们在中国,除了实行直接的经济掠夺外,主要的还是由控制 中国的出入口贸易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反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完全被 帝国主义列强所直接把持.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咸丰四年(1854 年),在上 海,英、美、法领事已经从买办官僚手里取得了当地的海关管理权.第二次 鸦片战争期间,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朝官方任命为总税务 司.李泰国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为清政府到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的事件而于同 治二年(1863 年)去职,继任者是英国人赫德(他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 之久,直到 1909 年).在赫德手里建成了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 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同治三年(1864 年),中国沿海十二个商埠(包括 台湾的两个在内)和沿长江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都由总税务司委派 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税务司以下的较高级职员也全 是外国人.以后新增的海关都照此办理.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所派的海 关监督的助理,实际上,各税务司都只向总税务司负责.总税务司设官署于 北京,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授权总税务司管理全部的海关工作.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关税收入中逐年扣交,所以这些洋 税务司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英、法的赔款如期偿清的作用.到了 同治五年(1866 年)已经偿清了这些赔款后,这种殖民地管理性质的海关制 度仍然保存着,并继续起着这种性质的监督的作用,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 主义列强仍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进行勒索,一般都由关税收入支付.清朝官方 向外国借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债虽然还不大,但已有好几笔)也都以 关税作担保,还有向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多半也是用关税收入支付.腐朽的清 朝政府丝毫无意于改变这种海关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与其由自己的官僚机构 管理本国的海关,宁可让洋人管理为好. 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了所谓协定关税的制度,进口货物的税率已经大大 降低.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朝政 府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例如,按1843 年的进口税率,棉 花是百分之六点五四,棉纱是百分之六点九四,1858 年以后,则分别降低为 百分之五点七二和百分之四点八六,印花布甚至从百分之十四点二五降到百 分之四点九八.这时规定的税率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成了世界上 进口税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只有鸦片烟在成为合法的进口货物以后,税率比 较高,但大量鸦片仍是走私进口. 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税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航运由外国轮船公司所垄 断,再加上外国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或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全中国到处乱 跑,——这一切当然是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为自己创造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有 利条件下,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逐步增加.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的速 度仍然不能使那些以为被迫开放的中国将立即成为一个广阔市场的外国资本 家感到满意.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的中国出入口贸易统计数字,虽然可以从当 时的海关报告中看到,但是由于漏税、漏报、走私等等因素,这些报告中的 数字并不可靠.大体说来,这三十年的前二十年中,进口的商品总值的增加 是很慢的,出口更几乎没有什么增加,在光绪十年到十一年 (1884—1885 年) 的中法战争以后,进口数字才有了较大的增长.下列的依据海关报告的统计 数字可以表明这种情形 ① . 出口 进口 差额 1871—1873 年(年平均) 110 百万元 106 百万元 出超 4 百万元 1881—1883 年(年平均) 108 百万元 126 百万元 入超 18 百万元 1891—1893 年(年平均) 167 百万元 219 百万元 入超 52 百万元 这就是说,同1871—1873 年的进口额相比,1881—1883 年只增加百分 之十九弱,到了 1891—1893 年则增加到一倍以上.至于出口额,1881—1883 年比 1871—1873 年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点,到了 1891—1893 年则增加了 百分之五十多一点. 所以,一个英国作家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从1865 年至 1885 年,中国 的净入口额只显示出一种几乎可说是毫不足道的增长——由六千万海关两增 至八千万海关两.同时当我们注意到银两在这个时期又由六先令八便士跌至 五先令三便士这一事实,那么这种增长就比这个数字所示的更微不足道了." ② 由于外国资本家渴望扩大这个数字,所以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资本 主义列强竭力把他们的侵略的触角伸人中国的广大的腹地和西南、西北的边 疆地区. 当时中国出口贸易之所以增加很慢,在根本上是由于被束缚在封建的经 济结构中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贫穷.这时期的出口商品仍然主要是个体小农民 生产的茶和丝.进口的各类商品总值中鸦片这种毒品经常还是处于第一位. 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死亡线上的求生挣扎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产 品开辟中国市场的严重障碍.我们从下述的一些对外贸易简单数字中不难看 到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惨痛的灾难,虽然外国大老板们对于他们所取得的利 润总是感到不满足. ①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页64. ②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页5. 茶叶在中国出口商品中长期间占最大的比重.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中 国茶叶出口一百八十万担.在这以前虽然出口量逐年有所增加,但由于日本、 印度茶叶进入国际市场,八十年代初,中国茶叶在产区的收购价格日益降低. 1886 年后出口量渐次减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 年)左右已经开始降到一 百万担以下.许多为供应外销而刺激起来的小茶农在这过程中遭到了致命的 严重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时人们这样说:"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 四十两一担者,今只售十六、十七两至十八两,其粗货竟有售至四、五两一 担者.山户小民,终岁栽植辛勤,不获一饭之饱" ① .又有人说:"茶货出口 连年递减.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迫切,转为盗贼" ② . 棉花曾是既有出口,也有进口;在这三十年间的初期,进口量超过出口 量.中国的许多手工纺织业者不但用本国产的,而且用进口的棉花来纺纱织 布.这种局面迅速逆转.在1873 年棉花进口量是十二万担,出口量是一万五 千担, 到了 1893 年, 进口量只有三万多担, 出口量却达到三十四万八千多担. 与此同时,棉纱和棉布的进口量迅速地逐年增加.棉纱,1873 年进口量四万 多公担, 1893 年增加到近六十万公担. 棉布, 1873 年进口值二千四百多万元, 1893 年增加到近四千万元.在这一些数字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愈来愈多的手 工纺织业者在进口时洋纱、洋布的压力下纷纷破产,同时,许多小农被迫廉 价售出他们所生产的棉花以供应外国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 煤油,在六十年代还只有极少量为供应外国侨民需用而输入中国.1878 年美国煤油开始较大量向中国推销,这年的输入量是一千五百七十万公升. 到了 1891—1893 年,平均每年煤油输入量已增加到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公升. 从此,中国进入了使用所谓"洋油"的时代.它迅速地成为除鸦片、棉纱、 棉布之外的进口商品总值中最大的一项.各种日用杂品如染料、油漆、铁、 铁钉、针、火柴等等(被称为"洋漆"、"洋钉"、"洋火"等等),也逐 年递增地输入中国.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中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 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 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 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 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 ① 这种议论可以代表当时的关心时事的人的看 法.单拿煤油一项来说,起初人们只是拿来做灯油,很多人已感到日益通用 的煤油排斥了植物油是个严重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 年),两广总督张之 洞主张禁用煤油,他说:"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自火油盛行,相形见 继,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 在商.吾民生计所关,实应禁止" ① .这个自命为关注民生的官僚似乎根本不 知道各种"洋货"为什么能畅销于中国的原因,却说可以用禁止使用煤油的 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只是废话.光绪二十年(1894 年),有人这样说: "溯自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以前,火油尚属仅见之物,不料二十年之间, ① 光绪十三年《访察茶叶情形文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44. ② 光绪二十三年的《农学报》.同上书,页445.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页20.《纺织》.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页7—8. 竟如此盛行,岂非出人意外哉!至将来更不知复至何所底止也." ② 但是洋布毕竟还不能完全打倒土布,洋油毕竟还不能畅销于全国,其原 因就是在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资本 主义外国迫使中国封建统治者撤除了一切妨碍洋货进口的堤防以后所唯一剩 下来的堤防. 我们已经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曾使得清朝官方有些人认为,外国 所要求的不过是通商,而通商终究不是有大害的事.但事实不能不使人们渐 渐地看出这种通商对中国的危害.光绪四年(1878 年),有个监察御史的奏 文中论说通商问题说:"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 胜.盘踞既久,遂唯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 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他又具体地说: "查 洋布每年售于中国约银二千六七百万两,呢毡等物每年约银四五百万两,合 计约银三千余万两.年盛一年,女工之失业者不知几何, (其实不只是女工. ——引者)中国之漏卮不可以数计矣.……呢绒以毛毳织成,中国羊毛驼绒 运往外国者每年以五六千担计.以内地之物产予他人以取利,又从而销售之, 殊非计矣." ① 他算是接触了一个实质问题:中国以原料供应外国,而外国以 机制品销入中国的这种通商只能使中国民穷国弱. 这里必须说一下,在讲资本主义外国通过贸易来掠夺中国时,不能忘掉 军火贸易这一项,而这一项是海关的通常报告所不载的.在太平天国战争期 间,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军火商人所看中的一个好对象了.欺诈和 勒索是在对中国的军火贸易中惯见的现象. 上面提到英国人李泰国曾代清朝购买兵船,这是较早的一个带有典型意 义的故事. 李泰国当时是清朝的总税务司,在同治元年(1862 年)因病告假回国, 英国人赫德暂代他的职务.在赫德的怂恿下,总理衙门委托李泰国在英国代 为购买一支舰队,并且按照赫德和李泰国所开的数目付出了六十五万两银 子,据说用这笔钱可以买到中号轮船四只,小号轮船三只,包括船上的炮在 内.但不久,赫德说,这个数目不够,必须再加十五万两.到了同治二年, 李泰国回到中国,他报告说,已经买妥了舰队,并且聘请了一个名叫阿思本 的英国军官和其他船上人员共六百人,这个船队即可由阿思本率领驶到中 国,但购买用费还要追加二十七万两,共一百零七万两,而且以后每月用费 (包括阿思本和其他洋人的工薪)需十万两.雇了那么多人,要那么多经常 用费,使清朝官方大吃一惊.清朝官方忍痛承认了新追加的购买用费,但经 过讨价还价,把每月用费降低到七万五千两.这时,清朝官方还同李泰国讲 定,这个船队到中国后,由清朝派官员统领,而以阿恩本任副职,所有雇用 外国人员,以四年为期,在这期间中国官兵到船上学习 ① .使得清朝官方尤其 吃惊的是,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同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合同,根据这个合同, 这个舰队只能由阿思本全权统领,所有官兵都由阿思本任用,他只接受经过 李泰国传达的皇帝的诏谕,而且李泰国认为行不通的谕旨,就不给传达,等②《光绪二十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彭泽益编,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页167. ① 《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65、167. ① 见《同治夷务》卷十六,页29. 等②.清朝官方拒绝承认这个显然十分荒谬而且也不合法的合同,但是船队到 达中国后,阿思本坚持必须照这个合同办.曾国藩本来是赞同这件事的,并 且已经准备了接受这个船队的官兵,这时只好愤愤地说:"视彼七船者,在 可有可无之数!" ③ 英国公使布鲁斯出来为阿思本撑腰,美国公使蒲安臣也从 中说合.花了钱买来而且还要继续花钱供养的舰队却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有 的东西,甚至中国官兵上船学习都不可能,这毕竟是连清朝官方也觉得不堪 忍受的.但是他们对此不敢采取稍为强硬的态度,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我们 不要这些船了.于是这个舰队仍由阿思本带回英国,而清朝政府除已经按照 每月用费七万五千两的规定付了几个月以外,又为遣送这些人和船回英国再 付出了三十七万五千两.先后为此花的钱大约共达一百七十万两.为了怕得 罪阿思本及其后台,还另外送给阿思本一万两银子.一个美国人记述此事说: 清朝政府"用去五十五万多金镑,结果一无所得." ④ 由于此事李泰国不再当 清朝的总税务司了.总理衙门通知英国使馆李泰国已经去职:"念其从前办 理税务出力,赠银共一万四千两,伸得从容归国." ① 为了送走这个恶棍,清 朝政府又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款子.而英国政府则嘉奖此人在中国的"功勋", 授给他三等巴斯勋位. 阿思本的舰队的故事,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外国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 的军火买卖,成为无耻的经济掠夺,竟可达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清朝官方吃 的亏,上的当,它的"慷慨"的赠与,以及它购买军火的费用,都由中国人 民用血汗来偿付,那是不用说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外国人把枪炮弹药直至兵船卖给清朝当局, 战后,这种买卖继续进行,而且越做越大.清朝中央政府和拥有军权财权的 地方大员纷纷靠买外国军火来增强用以镇压人民的力量.经手的官员都能从 中得到巨额的贿赂和佣金,以饱私囊.到了八十年代,李鸿章成了外国军火 商人的最大主顾.李鸿章除了一直不断地买枪炮和较小的兵船以外,从1879 年(光绪五年)开始以大宗款项购办大型兵舰,而在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前,李鸿章靠外国的供应而拥有的,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付了钱但仍落空的 那个小小的阿思本舰队,而是总吨数有四万多吨的,在当时说是相当可观的 一支真正的舰队了.德国的有名的克虏伯兵工厂特别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全 身的巨大铜像,运到上海,奉送给他,表示对这个大主顾的"敬意".这座 铜像曾长期地树立在上海的徐家汇附近.在这些年份中,这种军火买卖的总 额多少,外国军火商人赚到了多少钱,清朝的经手的官员和商人又从中贪污 了多少,这些我们在这里不细说了.中国的广大贫穷人民虽然衣不蔽体(因 而不买"洋布"),甚至夜不点灯(因而不买"洋油"),但是中国的封建 统治者能够敲骨吸髓地把人民的点点滴滴的血汗钱集中起来,供奉给克虏伯 和其他军火工厂,这当然是外国的大老板们所感激不尽的. (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 ② 这十三条合同全文见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39—40. ③ 《同治夷务》卷二十一,页18.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45. ① 《同治夷务》卷二十一,页48. 在武装镇压中国农民革命的反革命事业中;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和从西方 来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起来了. 太平天国战争前,外国侵略者一直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机 构看成是他们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障碍物,现在他们不这样看了.他们看 出,这个封建统治机构不但不妨碍他们,而且还是适合他们的需要的.如果 没有这个统治机构,他们就势必直接面对中国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保存这 个封建统治机构,通过它剥削中国人民,又利用它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并且要它在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要求上签字,使这些要求取得"合法"的地 位,这实在是对于外国侵略者最有利的事情. 参与订立 1858 年的天津条约的英、法、美、俄这四大国,在六十年代采 取了他们自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这所谓"合作政策"是英国、 美国所提倡,而为俄国、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的.英国当时在对中国 的经济侵略中占有最优越的地位,它不愿意其他国家单独发动侵略行动而使 它的优越地位受到损害,但也不可能排斥其他各国而独吞中国.所以为了维 护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它主张各国应当互相合作来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 使中国保持独立统一的外貌.美国由于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发生南北战争而在 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中落后了一步.在南北战争后,它除了在中国坚持享受条 约所规定的特权以外,又积极地向太平洋上发展它的势力,为进一步加强它 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在这期间,实行所谓"合作政策"是对它极为有利的. 俄国和法国各自抱有对中国的野心,俄国已经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法国 则主要利用天主教会来向中国内地伸展其侵略的触角,它们都没有能力排斥 英国、美国的势力,所以也就只好承认"合作政策".在强盗们的"合作" 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猜忌、倾轧和争夺,但是为了它们各自的、也是 它们共同的利益,都宁愿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列强的这种做法的用意, 清朝当权者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同治六年(1867 年)李鸿章(这时任湖 广总督)的一个奏文中说,各国对中国的做法是"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 廷以制官民. " ① 刘坤一 (这时任江西巡抚) 说: "洋人所重者利, 所畏者民. …… 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 ② 这些话可以说是多少触及 事情的实质. 清朝封建统治者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并有了依靠外国的帮助镇压人民革 命的初步经验以后,已经越来越不敢违抗外国侵略者的意志了.主管外交事 务的总理衙门在成立后不久就这样表示它的方针:"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 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 致蹈决裂之害" ③ ,这个方针就是,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 从清朝政府同英、俄、美、法这四大国以外的其他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 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是瑞典、挪威,已于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和清朝政府订立了条约.到了咸丰十年(1860 年)以后,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以后,清朝政府又相继接受下列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它们是:普鲁 士(咸丰十一年,1861 年)、葡萄牙(同治元年,1862 年)、荷兰、丹麦 (都在1863 年),西班牙(1864 年)、比利时(1865 年)、意大利(1866 年)、 ① 《同治夷务》卷五十五,页9. ② 《同治夷务》卷五十四,页13. ③ 《同治夷务》卷五,页55. 奥匈帝国(1869 年).清朝政府承认了这些国家同英、俄、美、法四大国一 样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派遣外交官员到京城等等特权. 清朝政府同这些国家是怎样订约的呢?例如,比利时在同治元年(1862 年)已由英国人介绍派出代表到上海向清朝官方提出订约的要求,并且坚持 要到北京进行谈判.江苏巡抚薛焕奉令在上海进行谈判,基本上满足了对方 的欲望,只求他们放弃北上.薛焕报告说:"从来洋人不遂所求,决裂甚难 收拾" ① .比利时虽然是西欧的小国,但这时期已因工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力 求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强国.到了同治四年(1865 年)比利时径自派使臣到 北京,向总理衙门提出,三年前在上海议定的条款太简单了,必须重议,结 果很快地就议定了共四十七款的条约(原来只有四款),外加"通商章程" 九款 ② ,几乎包括两次鸦片战争的几个条约的全部内容.又例如荷兰,这是个 自十七世纪以来野蛮而积极地进行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和并吞的资本主义国 家,它在同治二年(1863 年)派出使臣自行到天津要求订立条约.北洋三口 通商大臣崇厚在总理衙门的指导下负责进行谈判.崇厚报告说,对方在谈判 中表示:"该使特来天津,议立条约,拟照英法各国条款办理,以示一体优 待之意."崇厚又说:"窃思从来事涉外国,无不费尽唇舌.洋人素性巧诈, 如拒之太峻则偾事,许之过轻,又恐意存奢望" ③ .这是说,对"洋人"的要 求既不敢拒绝,又不宜轻易地承认,其实不过是经过一番形式上的讨价还价 后完全按对方的意志订立条约. 总之,四个大国经过两次战争才取得的权利,其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过略费唇舌就得到了.从此中国成为一切大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同 侵略的对象. 但是这并不是说,清朝封建统治者同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之间不存在什 么矛盾.清朝统治者虽然感到可以放心,这些"洋鬼子"并不想仿行中国历 史上的换朝易代的老例,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不换朝易代的情形下,外 国侵略势力已经进入中国内部,使封建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完整地行使自己 的统治权力. 封建统治者本以为可以在已经做出的对外让步的基础上,即在已经订立 的条约的基础上维持所谓"中外相安"的现状,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对既 定的条约,即使逐字逐句地兑现,也不能使洋人感到满意.总理衙门的大臣 们在同治六年(1867 年)这样描述他们所非常难以对付的洋人说: "一事也, 但使于彼有益,则必出全力以相争,不载入条约之内不止.迫至人约之后, 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又挟持条约,纠缠不已.……彼族深险狡黠,遇 事矫执,或系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申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 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 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 ① 这就是说,这些洋人不但根据他们的需要任意地 解释条约中的规定,而且还以武力做后盾不断地提出超出条约的要求. 封建统治者本来认为自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法的至高无上的全权的 "主人".他们残酷地镇压否认这种权利的造反的农民.现在武装撞进来的 ① 《同治夷务》卷七,页40.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207—208、230—240. ③ 《同治夷务》卷二十,页7—9. ① 《同治夷务》卷四十九,页6. 这些洋人虽然并不否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甚至帮同镇压造反的农民,但是 在实际上他们不但要分享在中国的统治权利,而且还要做中国的"主人"的 "主人".所以早在同治二年(1863 年),官僚集团中已有人这样说:"方 今夷商既分布各口,又得内地游行,天主教布满天下,夷酋住在京城.中国 虚实,无不毕悉.始不过侵我利权,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形干 预.……彼负其豺狼之性,事事动形掣时,稍不遂其所欲,辄以用兵挟制" ① . 同治六年(1867 年)另一个官员说:"即使诸国遵照原约(指咸丰十年的条 约——引者),一无所改,而利权事权,已在其掌握中,数年之后,必有不 堪设想者矣." ② 这种情形,对于封建统治者说来,是难以咽下去的苦药,而 且实际上已造成了严重困难,一方面遇事屈从洋人的意志,一方面又要使广 大人民承认他们仍然是合法的至高无上的全权的"主人",这显然是办不到 的事情. 从鸦片战争以来侵入中国的各国,除了北方的俄国曾长期与中国直接接 触以外,其余的本来都被认为是来自茫茫大洋的远处,而现在它们都已经成 了盘踞在中国大地上,势将久踞不去的势力.东南海疆固然已经敞开在外国 侵略者面前,而且渐渐地又形成整个中国大陆边疆都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的 形势.沙皇俄国在已经强占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领土以后,还继续在北方蚕 食中国的领土,而在它占领了中亚细亚的若干国家和地区后,又紧紧地逼近 了中国的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中国的北方从东到西共约一万多公里同沙俄 相接壤.其次是英国,在它已经占领了全部印度以至克什米尔,又使缅甸成 了它的殖民地以后,中国的西藏、云南五千多公里的边疆就直接同英国势力 相接触.最后,使越南、老挝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的法国势力也在一千多公里 的边疆上直接迫近中国的云南、广西.所以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清廷派 驻英、法二国的公使薛福成指出,不但俄国,而且英国、法国都已成了紧靠 中国边疆的势力,并且说:"由斯以观,中国东南两面大海绕之,其自东北 以讫西南,则三强国之境绕之.防于海者,动虞诸国窥伺,防于边者,日与 三国周旋." ① 这样,不但东南沿海地区,不但长江流域,而且东北、西北、 西南广大的内陆地区都成了列强觊觎的对象.侵略者的先锋以传教士、探险 队、勘察队、游历家、商人的名义和身分,足迹遍于全中国.除了通商口岸 的"租界"以外,星罗棋布地到处树起来的外国教堂,成为中国各地居民直 接接触到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显著标志. 外国侵略势力如此深入到全国各地区不能不被封建统治者看成严重的危 机.一方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权力到处受到了限制,一方面 这又使许多甚至非常闭塞的地区的居民也看到了这个统治者在外国侵略势力 面前是十分软弱无能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虽然进入了低潮,但人民的斗争 并没有停止.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发生的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 势力的斗争(多半以反对外国教会的形式出现).清朝统治者禀承外国侵略 者的意志竭力扑灭这种群众斗争的火焰,只能使火烧到自己头上,而它的每 一次对外国侵略者的新的妥协让步,更是火上加油. 因为这些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执行着一切"迁就"的总方针的前提下, ① 署礼部左侍郎薛焕奏语,见《同治夷务》卷十六,页4—5. ② 总理船政前江西巡抚沈凉帧奏语,见《同治夷务》卷五十三,页2. ① 《庸庵海外文编》卷二,页15. 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陷入无可挽救的危机,总是想给自己的对外让步划出一 个限度.虽然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恐吓、讹诈之下,经常放宽这种限度,但是 这种半推半就的态度,当然又使外国侵略者感到不能满意. 在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首开始执行上述对华的 "合作政策"的各侵略国家, 曾经竭力"教导"清朝政府,使它懂得,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就必须老老实 实地承认资本——帝国主义支配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会遵守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规矩.各国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外交代表们就自居于这种"教导者"的 地位.一个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的美国历史学者马士这样说:"这些代表们 并没有忽视他们的首要责任——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 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 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 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 ① 所谓"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是些什么, 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专门为 清朝政府写的两个文件中看到,这两个文件都在同治五年(1866 年)由总理 衙门送呈皇帝,并发交各省督抚讨论. 赫德写的一篇,题目叫《局外旁观论》 ② .这个在中国创建了一套殖民地 海关制度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几十年中间,利用他的职权积极干预中国内政、 外交各方面的事务.他的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要清朝政府务必切实遵 守条约,在对外事务中一切照"章程"办事,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外国侵略者 所立的章程.他恐吓说:"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 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 他还"劝告"清朝政府及早把外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主动地先办.他说:"违 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 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 所勉强也".他所提出应"早办"的事内包括"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 各等事".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开始提出了由外国资本在中国修铁路、办电 报、开矿、内河通航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在已有的条约中并无规定.赫德 的文章最后说:"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这 就是说,这对于清朝政府是最有利不过的了. 威妥玛所写的题为《新议略论》 ① 的说帖是由英国公使阿利国送交总署 的.这个说帖一方面恐吓说, 如果不顺从外国的意志, 就难免外国的 "干预" ; "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 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一方面又劝告清朝政府要"借法自强",其实就 是要清朝政府主动地把全中国向外国势力彻底开放.说帖中说:"类如各省 开设铁道飞线(电报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 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 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为什么各国会欣悦呢?说帖中说,这除了 因为要办这些新法,就会"约外国人相帮"并且要外国人投资以外,还因为 "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 无虑.其最为欣悦者此也".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125. ② 《同治夷务》卷四十,页13—22. ① 《同治夷务》卷四十,页23—32. 对于外国侵略者自以为根据条约有权提出的某些要求,以及超出条约而 提出的某些要求;清朝政府曾不断地谋求回避和拒绝,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理直气壮地驳复和抗议,而是央求外国侵略者照顾到自己内部统治 的困难,放弃或降低这些要求.在同治六年(1867 年)清朝中央政府要各省 总督、巡抚讨论有关问题时,从总理衙门到地方的实力派几乎都认为,拒绝 外国侵略者提出的新的要求的最好的理由是,政府如果接受这些要求,只会 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结果就会造成对于外国人说来也是很不利的国内形 势.当时任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说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如果 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 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 ① 列强支持清朝政府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们要 使清朝政府保持腐败与懦弱的状态,因而只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遇事妥协 让步;一方面又想使它具有足以镇压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以造成有利于外 国侵略者的内部安定秩序.它们不断地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使它对外作出 新的让步,然而,这也就不断地削弱了它对"亿万小民"的统治能力.清朝 官员用他们无力压服"穷极思变"的"亿万小民"为理由来乞怜于外国侵略 者,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从 1864—1894 这三十年间的一系列事实中,看到 清朝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这种既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的情况. ① 《 同治夷务》卷五十四,页2. 第十章 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 (一)洋务运动的产生 六岁即位的载淳(同治帝),在位十三年,实际上掌权的是他的生母慈 禧太后(见八章三节).他在开始"亲政"的时候,突然死去.这为慈禧太 后提供了继续掌权的机会. 载淳没有儿子.慈德大后排除了皇族中的其他主张,选择了醇亲王奕误 的儿子载淳为继位的皇帝,这就是以光绪为年号的皇帝,他这时只有四岁. 奕误是道光帝的第七子,也就是咸丰帝的弟弟,载淳的生母又是慈禧的妹妹. 按辈份说,载泥不是同治帝的继承者,而是咸丰帝的继承者.慈禧太后之所 以要这样安排,是为了继续保持在同治帝时的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的 局面.如果新皇帝是继承同治帝的孩子,她们成了"太皇太后",那就失去 了摄政的权利.到了光绪七年(1881 年),慈安太后暴病死去,就更加确立 了这个十分擅长在宫庭中行使阴谋诡计的慈禧太后独掌国权的局面. 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共达四十七年,即同治帝的十三年(1862—1874 年) 和光绪帝的三十四年(1875—1908 年),其中包括这里所说的从太平天国战 争结束到中日甲午之战之间的三十年(1864—1894 年).慈禧太后是顽固地 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她尽可能坚决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 序的新的事物.但她也善于适应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 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她支持一切出卖中国权利的投 降主义的主张和行动,只要有利于镇压反抗封建统治的人民力量.她的统治 时期是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开始形成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 级的统治政权的时期. 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 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 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 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 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 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 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 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 可以称为洋务派.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 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 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 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 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入 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 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 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遇然不同,他们 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 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月),在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欣、 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 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 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 之,治英又次之." ① 按他们的看法,同太平天国、捻军相比,外国侵略势力 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所谓"治俄"、"治英",是欺人之 谈;其实是要联俄、联英.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机构,也就是在奕 欣等人的这个奏文中提出的.随即成立起来了的这个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军 机处,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上的专办洋务的内阁.奕 欣等的奏文把它说成好像是个临时性的机构: "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 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日制" ② .其实它并没有"即行裁撤", 而是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但是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 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 农民起义力量.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 臣.营口、天津、烟台三个口岸归北洋大臣管理.山东以南各口岸,包括长 江上的儿个口岸归南洋大臣管理,南洋、北洋大臣不仅办理通商事务,也要 就地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南洋和北洋海防事宜. 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他在同治十一年死后, 洋务官僚沈荷桢、曾国荃和刘坤一等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曾、刘是湘系的重 要人物.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和天津成为湘系和淮系 势力倡办洋务,并同外国侵略者联系的基地. 洋务派官僚打着"自强"的旗号,说他们向外国购买枪、炮、兵船,并 且自己设立军人工厂和其他工厂都是为了 "自强" . 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 (1864 年)就说:他的主张是"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办法是: "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 ① 总理衙门自 成立后,也一直主张聘用外国人教练军队以及"习机器、制轮船"等等,在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总署奏文说: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后,"人人 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 久相忘",他们在这时提出了六条"紧急机宜",认为认真照这六条做去, 就能"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② .这六条紧急机宜的主要内容仍不外是建立 海军,设厂造船,购置最新式武器等等.采取这些措施,对封建统治势力说 来,固然是一种改进,但这种皮毛上的改进,并不能使腐朽的封建势力在外 国侵略者面前强起来. 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虽然自我标榜为"自强新政",但始终不能表现为 自强的事实;他们在对外事务上,总的说来,实行的只能是迁就、妥协、投①②《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19. ①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页34. ② 《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19、20. 降的方针.在同治年间,由于内部的人民起义一个个被镇压下去,封建统治 者自夸为"同治中兴".但是即使封建统治者自己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中兴"不过是充满了危机的虚假现象. 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这样描写当时的时局说:"各国条约已 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 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 无可防矣."又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虞集京 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 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① . 在这段话里,他把面对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 软弱无能,他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 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槽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经常起主 导作用的思想.所谓"中兴",所谓"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关于洋务派的官僚们在外交和政治各方面的活动,将留到以后的几章里 去谈,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从经济方面来考察一下洋务运动. (二)官办的军事工业 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们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官办的企业.这些企 业因为是使用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 织形式来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所以是带有资本主义 性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很大部分是军事工业,它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 和军队,并不作为商品而出售,更不投放到市场上去.这些企业不但为封建 官僚所控制,而且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封建官僚们办的军事工业.早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结 束时,同治元年到二年(1862—1863 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已在安庆设军 械所(制成过一艘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和上海设洋炮局,但是 规模都极小.第一个像样的官办军火工厂是在同治四年(1865 年)成立于上 海的江南制造局,它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主办的,除了生产枪炮以外, 在光绪十一年(1885 年)前还造过军用船只.同治四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 立金陵制造局.他把他在苏州办的洋炮局搬移过去,以后又有所扩大.在北 方,同治六年 0867 年)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同治九年 (1870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天津机器局也归他主持,它主要是生产火 药与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枪炮.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 年)在福州创办的马尾造船局(又名福州船政局),也是当时规模较大而历 时较久的一个工厂,它主要是制造军用船只.正在筹办时,左宗棠调任陕甘 总督,清朝政府特派船政大臣主持造船局.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藻帧,原任江 西巡抚,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光绪元年(1875 年).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全国许多省份,包括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 山西、浙江、台湾、云南、湖北等都以"机器局""制造局"之类的名义相 继设立军火工厂,它们都是由各省督抚动用官资设立的.但一般的规模都很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O、11. 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其中有的如广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即1874 年创设),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六年,即1890 年创设)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这里主要用江南制造局和马尾造船局等几个较大的厂的情形为代表来说 明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的特点. 这种官办军事企业的产品,因为不是商品,所以是不计算成本的.企业 不管盈亏,所以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它的扩展和停滞取决于负 责官方拨款的多少,而不决定于市场的需要,也同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这 些军事企业的开办经费一般是军阀官僚们从他们所掌握的军钩中拨出一部 分,或从当地的关税收入、厘金收入中攫取一部分来充当的.李鸿章办江南 制造局的有一部分经费的来源尤其特别.他让一个"因案革究"的海关通事 唐国华和"同案已革"的两个扦手(即海关上的检查员)拿出四万两银子来 "赎罪",他就用这笔钱买进上海虹口的美国人办的一个小机器厂,作为他 的工厂的基础的一部分 ① .这些官办军事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必须每年支出大 量经费(由于下述各种情形,这种经费支出是很大的).在同治六年(1867 年)前,各地海关收入中每年要提出二成偿付对外国的赔款,在赔款偿清后, 李鸿章就把上海海关收入中的这两成用作江南制造局的经常经费.天津机器 局的经常费用是从天津海关收入中提取四成.福州船政局的经费也主要是从 福州的海关税收入中取得的. 这种官办军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极大地依赖外国.创办这种军 事工业的军阀官僚都靠外国人做他们的顾问,为他们到外国购买机器材料, 雇用"洋匠".李鸿章在苏州、南京开始办军事工厂时所依靠的主要是一个 英国人马格里,此人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中的一个军医.江南 制造局在开办时依靠的是两个美国人,直到它创办三十多年后,仍由两个英 国人分别"负责全部工程事务"和"负责制炮装炮." ① 崇厚开办天津制造局 时交给密妥士全权办理.密妥士是个英国商人,又当过美国和丹麦的领事官. 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则以他在反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老朋友法国人日意格和 德克碑为正副监督, "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 ② .他们又以高薪雇用不 少外国人做技术工人.作为顾问、监督和技术工人的这些外国人,很多其实 并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也并不真有高明的技术.总理衙门在光绪六年(1880 年)批评马尾船政局说:"当初雇募洋人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 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 ③ . 这些官办的工厂固然生产出了船只、枪炮、军火等等,然而不但机器全 部是买自外国,而且原料、材料,以至产品的许多部件、零件都是从外国买 的,这点从江南制造局的各年收支报销中就可看到.试举光绪十年 (1884 年) 的报销为例.这年共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购买"外洋炮位,炮弹等 件","购买外洋大小机器及一切机器",为制造枪炮子药,为制造机器, 为添建厂房、修理船坞而购买"外洋物料",以至力行船而购买"外洋煤油" 等等,总之,购买一切外国的东西,共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 ① 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九,页32. ① 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页276、282. ② 《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二十,页64. ③ 《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47. 百分之六十五 ④ .所以李鸿章说:"沪局(指江南制造局——引者)各船虽系 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详匠主持" ⑤ .他又说:福建 的厂和上海的厂"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 船之价." ① 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在光绪二年(1876 年)前,先后造过十九只小型的汽 机木船.这些船是日意格买了法国的破旧机器装成的.以后开始造所谓铁胁 船,光绪八年(1882 年)造出了第一艘二千二百吨、配炮十尊的兵舰.到了 光绪十一年(1885 年)后又造了几艘.这些兵舰是怎样造出来的?船政大臣 裴荫森的报告说得很明白:要"设法购置""外洋钢铁、栖木各料……及轮 船应用之电灯水雷、应用之电缆各件",要"由英国采购康邦新式机件全副 运回工次,镶配合拢",还需要"外洋定购之船身钢板并轮机水缸、钢料等 件",要"在法国科尔苏制厂定购钢板料件"等等.这些船上配备的"炮械 药弹"也都是从德国克虏伯厂买来的 ② .再看一下崇厚开办天津机器局的情 形.他说:"顷据密妥士面称:现接英国来信,所有制造火药、铜帽机器均 已买妥,共用二万一千余金镑,核银约七万余两.应雇大船三只运送来津, 每船需雇价三千余金镑,共需船价约三万两上下",还同时买了一千几百吨 的煤,据说:"英国煤斤用作机器甚为合用,而较中国煤价值又廉" ③ 云云. 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奇怪.在采掘工业、金属冶炼工业、钢铁工业、一般 机器制造工业毫无基础的情形下,这些军阀官僚想搞出他们所需要的军事工 业,当然只能一切都靠向外国买.这样的军事工业当然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 工业. 这种封建性的、买办性的官办军事工业,经营管理是极其腐败的.无例 外地,都是用封建官僚衙门的习气来办企业.管理机构庞大,讲究排场,不 顾实效.企业中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而且还有许多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 的人员.至于采办各种洋货中的虚报贪污,那就更不用说了.光绪初年有人 说:"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 年,终身享用不尽" ① . 六十年代官办的军火工业之兴起,本来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这 些军阀官僚宣称,有了自造的枪炮轮船,就能够抵御外侮,只是句空话.光 绪五年(1879 年)一个以办洋务著名的官僚丁日昌承认:"江南制造局之轮 船以及福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② 李鸿章对江南制造 局自我吹嘘得很厉害,但其成绩其实是不足道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议论江南制造局(已在建厂近四十年后)说:"沪厂枪机不能全 备,必须兼以人工判磨,并非全系机器所成,故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 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七支,一年只能出枪二千余支" ③ .同时又 ④ 《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59. ⑤ 同上书,页33.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7.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318、320、354.366. ③ 《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237. ① 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89.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93. ③ 《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页5. 有人这样说:"此次派员将该厂(指江南机器局)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 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巨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殊为可惜.至于员司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价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 耗,种种积弊,又复不一而足" ④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皇帝的上谕根据户部的奏议说: "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 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人" ⑤ .六十年代起三十年间的 官僚资本的军事工业的结果就是如此. (三)官督商办的企业 在洋务派官僚们办军事工业遇到一连串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提出"寓强 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他们的意思是,为了求强, 先要求富.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这类企业办了二十多个.比较重要 的有下列这些: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李鸿章主管下,开始创办轮船招 商局(经营轮船运输,习惯上称为招商局).它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 模较大的一个. 光绪三年(1877 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用机 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它就是现在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在七十年代到八 十年代间,在山东峄县、台湾基隆、江苏铜山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官方也曾 设局使用机器开采煤矿.八十年代在热河、黑龙江、山东、贵州、云南,官 方还设立开采铜、金、铅、铁等金属的企业,有的还附有冶炼的设备.最著 名的是九十年代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汉阳 铁厂在当时是个规模相当大的钢铁冶炼工厂. 在纺织工业方面,陕甘总督左宗棠向德国购买毛织机器运到兰州,光绪 六年(1880 年)成立了甘肃机器织呢厂,光绪十六年(1890 年)李鸿章主办 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投产,光绪十九、二十年(1893、1894 年)张之洞在 湖北相继办起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个局. 在上述这些企业中,甘肃的织呢厂是官资办的,产品供应军队的需要, 并不作为商品销售.因此,这个企业的性质同官办军事企业是相同的.它的 产品质量不高,而且厂址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兰州,如果把它的产品运到沿海 地区去销售,加上运费,是无法同外国进口的毛织品竞争的,所以它不可能 转化为商品生产.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这个工厂开工两年多后就 停产了. 招商局及其他一些企业的性质与官办企业有所不同.招商局是经营民用 的航运的,采掘冶炼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产品全部或大部分是作为商品出售 的.这一批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资外,还召募私人 资金入股.例如,李鸿章办的招商局、矿务局、织布局都有商人资金参加.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被称为官督商办的办法很流行.因为生产的是商 品,而对于私人投资入股,必须预约给以红利,因而就要计算盈亏,牟取利 润.这类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 所谓"求富",也就是赚钱,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 ④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178. ⑤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总页 3637. 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轮船航运能够大赚其钱,中国自己办为什么不能同样赚 钱呢?土法采矿,已有长久的传统,加上新式机器,看来是能够赚钱的.至 于纺织业,中国有原料,有廉价的劳动力,更应该提供较高的利润.由只办 那种不计盈亏,很大地依赖于外国,不啻沙上建塔的军事工业,转到这种求 富的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 洋务派官僚在办理这种求富的企业时,虽然不敢说就能抵制外国资本主 义的经济侵略,但曾自以为能多少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李鸿章奏报他试办招商局的情节说:"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 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力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 生者实非浅鲜." ① 后来招商局还试作远洋航行,光绪六年(1880 年)李鸿 章又奏报说:"商船能往外洋、俘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 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 ① 光绪八年,李鸿章筹办上海织布局的奏招 说:"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 臣拟谨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 ② 上海机 器织布局在建成投产后三年遭火灾,全部被焚.由于看到织布厂是可以赚钱 的,所以李鸿章又急谋恢复,重新建立了华盛纺织总厂,他奏报说,他的目 的是"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 ③ 在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二三十年中,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虽已深深地侵入中 国,但还没有获得在中国自由设立工厂的权利.清朝当局虽然已经财力竭既, 但还能筹措一些款项来办新式企业.不少下台的官僚、地主、封建商人和买 办商人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在封建经济趋于破落的情况下,受着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并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例,他们有意于投 资新式企业.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外国贸易公司、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吸收了 一部分中国人的资金.洋务派官僚提出官督商办的主张,企图集合私人资金 来创办求富的企业,在开始时是很受到一些为自己手中的货币财富找出路的 人士欢迎的.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这时固然极为薄弱,但已经有若干懂得些 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已经有少数技术工人.可以说,这时对 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 但是这时,封建落后势力仍居于统治地位.发展新式企业的领导权落到 了洋务派官僚手中.在他们的军事工业中通行的封建官场习气,全部照样地 搬到了非军事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中.这些企业,享有某些特权,例 如招商局能够承包清粮的运输,纺织厂在运销中能够减免内地税和厘金.虽 然如此,许多企业还是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折倒闭.有些企业虽然赚钱,但也 很少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无论亏本还是赢利,承办的官员们都从中发了 大财.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认股的商人对 于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 握.在企业开办时拨给的官款,是规定要分年收回的.招商局就是这个办法,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九,页32.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3. ③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七,页38. 官方的资金由漕粮的运费分年抵还,"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① 赚钱的时候,股东们多少还能得到点年终分红,但这种情形很少.亏折则全 部落到股东的身上.因此,官督商办的名声越来越坏.又有改为官商合办的, 这就是官商各出股份,共负盈亏,但是实际上,管理权仍然完全属于官方. 例如张之洞办的湖北纺纱局,开始由官商各出资三十万两合办,管理人员则 全由张之洞委派.这是个赚钱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要求参与管理,张之洞强 迫商人退股,把这企业收归官办. 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规模还不大,却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 断的局面.最明显的例证是上海织布局.在它筹建时,李鸿章呈请朝廷批准, "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 另行设局." ② 张之洞在广东想办织布局,就向李鸿章询问说: "上海布局经 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 ① 李鸿章含糊答复说: "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 ② 到了上海的厂子烧掉,李鸿章重建华盛 纺织总厂时,他想把当时上海、宁波、镇江等处的已有的官办和民办的纺织 厂以至张之洞在湖北设的厂都统一在他这个"总厂"下面,订立了一个"纱 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的计划,并且奏请:"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 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 ③ 显然,这种垄断只是针对纯粹私营的企业.封建官僚对外国资本无可奈 何,却总是想阻止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清朝曾明令禁止纺织机器进口,也 就是只有官方才有权向外国购买纺织机器.纯粹私营的工商业不但逃不了苛 重的官税,而且还难免遭到层层官衙的勒索.所以商人办的小规模的机器工 业虽已出现,但很难发展起来. 封建官僚们办起了原来封建社会中没有的现代机器工业,这不可能不促 进社会经济的变化.他们的原意是想因此而能维持和加强封建主义的统治, 不但加强对内的镇压力量,而且对外也不至于只能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步步 退让.但是他们所办的企业大多失败了.他们的失败证明,现代的新的生产 力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 层建筑不相容的.洋务派官僚的控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起了严重 的阻碍作用.但是既然引进了现代的机器工业而又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主 义的旧中国是不可能的.和洋务派官僚的原意相反,他们兴办工业,对于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不可能不起刺激和推动的作用. 以下,略述几个洋务派官僚办的企业的情形,这虽然还算是办得比较有 成效的几个企业,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封建官僚的腐朽统治是办不好现代企 业的. 一、轮船招商局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4.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三一,《电牍》十,页16. ② 《李文忠公电稿》十,页39. ③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 招商局在同治十一年(1872 年)成立后发展得非常艰难,这除了由于英 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以外,它本身的腐败性也是重要原因. 光绪六年(1880 年)有人说:"查该局开办之始,道员朱其昂(此人是李鸿 章任用的人——引者)等领官款,集商股,购第一船名伊敦,船大而旧;第 二船名福星,舱通而小,均即沉溺.余船合用者少,致连年皆有漂没,而购 买价值反较洋行新造之头等好船尤贵.用人之滥,糜费之巨,殊骇听闻.其 后亏折殆尽" ① .李鸿章又改派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办招商局.盛是久 在李鸿章手下的干员,以后成为晚清著名的买办官僚之一.唐是英国怡和洋 行的买办,徐也是个买办;这二人都捐有道员的官衔,因盛的介绍而为李鸿 章所重用.他们续领官款,添招商股,光绪三年(1877 年)收买了美国旗昌 洋行所有的轮船、码头、栈房.这桩买卖中是有不可告人的黑幕的.旗昌洋 行的轮船及其他设备已经陈旧,不足以与英国人的轮船公司竞争,因此决定 全部出卖.盛宣怀等人先乘旗昌洋行股票跌价的时候,利用局款为自己买了 不少旗昌的股票,然后再经他们的手由招商局高价买下那些美国人的破烂东 西,他们还从中取得巨额的佣金.这种黑幕虽经揭发,但在李鸿章的保护伞 下(可以想见,李本人也得到了好处),他们的地位毫无动摇.招商局在买 了美国人的船后,虽然船只多了,但是经常还是每月亏损五六万元.李鸿章 因为人言沸腾,曾不得不派人调查招商局的情形.调查报告中说:"用人之 弊,失之太滥.各局船栈,人浮干事,视太、怡行(指英商的太古、怡和) 不啻三倍,而得用者无多.甚至首领要缺,委之疱代,……皆不在其事,但 挂名分肥而已.""每年结帐又徒务虚名,纷然划抵,究难取信.患在公私 混乱,挪欠自如"等等 ① . 英商的怡和、太古二公司在长江航运中用降低货运价格的办法来压迫招 商局,使招商局更难维持.至于远洋航运,在光绪六年(1880 年)前招商局 的轮船曾试航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美国,但是竞争不过外国轮船公司, 不能继续下去.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争时,盛宣怀竟把招商局全部产 业押卖给美国的旗昌洋行,第二年赎回后,又向英国汇丰银行抵借了三十万 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 年)的中日战争以至后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时,盛宣怀多次玩弄把招商局向外国公司卖出买进的这种 把戏. 二、上海机器织布局 李鸿章在光绪四年(1878 年)派人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六年 的《招商集股章程》中说:"此事由中堂(指李鸿章——引者)委任.事虽 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② .必须做 这样的声明,可见得官办的名声很臭.但织布局仍是同招商局一样的官僚机 构.虽然收齐了商股,向英国洋行订购了机器,又聘请了美国工程师,还选 定了厂址,"但以任事人任意挥霍,局事未成,而用途已至四万余两,且又 ①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奏》.《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38. ① 马良:《改革招商局建议》.《洋务运动资料》第六册,页125、126.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69. 有买空卖空等弊,以致延搁八年,毫无成就." ① 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 年) 另换官员重新开办.已交的商股每一百两只算七十两,要认股的人追加三十 两,才给以新股票一百两.光绪十六年工厂建成投产后三年,遭到火灾.盛 宣怀这个为李鸿章宠信的人受命结束旧厂,重建新厂.盛宣怀提出的办法是 把旧厂剩余的资产分摊给商股,发给新厂股票,其数目只有原股金数的二成. 官方对旧厂的投资则由新厂以后"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陆续归缴".这样, 官方一点也不吃亏,而认股的商人,"十年以来一无利息" ② .他们所付出的 每一百三十两银子,变成了一纸二十两的股票. 三、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办的.张之洞(1837—1909)是同治二年(1863 年) 的翰林,光绪七年(1881 年)任山西巡抚,十年(1884 年)调两广总督.他 在光绪十五年(1889 年)打算在广东设立炼铁炼钢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国公 使刘瑞芬购办机器设备.由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也就跟 着他到了湖北.光绪十六年四月,他设立铁政局于武昌,并且确定厂址设在 汉阳.当年十一月开始建厂,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建成.全厂包括大小十个分 厂,有炼铁的高炉两座,炼钢的酸性转炉两座、平炉一座,还有轧制铁轨的 设备等等.光绪二十年(1894 年)五月高炉开始出铁.据张之洞说,这个厂 的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不过事实上从来没 有达到这样的产量. 张之洞在开始筹办这个厂时说:"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 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 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是以虽 当竭蹶之时,亦不得不勉力筹办" ① .他开始时曾设想, "洋铁针及一切通用 钢铁料件,如各种农具、锚、缆、钉、链、铁线、铁管、各种螺丝,用处行 销最多,拟兼造" ② .他还不知道,只有炼铁炼钢设备是不可能造出这一切钢 铁器物的.在他移任湖广总督时,清朝当局准备修筑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 口),他办的钢铁厂就以铸造铁轨为主. 在对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张之洞办铁厂,不免有 不少饵误.他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煤矿,什么地方有铁矿,就贸然决定在广 东建立钢铁厂.幸而他调任到湖北,厂子设在汉阳,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 矿,条件比广州好多了.他向英国定购炼钢炉,人家告诉他,要先化验铁砂, 才能决定用什么样的炼钢炉,他答复说:"中国之大,何处无煤铁佳矿,但 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 " ③ 结果, 买来的三座炼钢炉中的两座酸性转炉, 不适合于后来汉阳铁厂所用的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矿,影响了所产钢轨的质 量.汉阳铁厂开工时,铁矿来源虽然有了,炼焦煤却尚无着落,仍在到处寻 找.在湖北境内找到了两处可用的煤,但储量很少,又没有机器开采.由于 ① 徐蔚南:《上海织布局的始末》,载《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 1937 年版.页306.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七册,页492.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七,页3. ② 《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十一,页18—19. ③ 转引自吴杰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页375. 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常陷于停顿,以至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煤矿的煤和外 国进口的焦煤.这是汉阳铁工厂失败的一个原因,虽然还不是主要的原因. 应该承认,当时办这样一个厂是很有魄力的壮举.工厂快要建成时,张 之洞说: "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 暨五印度皆无铁厂.……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 所需,即已甚广",而且他认为产品还可外销日本,因此,"此后钢铁炼成, 不患行销不旺" ① .事实上,这个工厂确是当时东方的一个最大的钢铁厂.日 本八幡制铁所到 1901 年才开始投产,晚于汉阳铁厂七年. 封建主义的统治使这个壮举迅速遭到失败.张之洞开始时的想法是先用 官款把厂子办起来,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实行官督商办.但是这时这 种办法已经行不通,所以只好继续使用官款.由于张之洞在朝廷中得到了主 持海军衙门(这是中法战争后新设立的衙门)的醇亲王奕欣的支持,所以他 能得到巨额拨款,一共花了五百六十多万两银子.可是生产和销售的情形远 不如张之洞预想的那样美妙.虽然重金聘用了外国技师,但产品质量并不高. 由于上述燃料供应困难和其他原因,产量也不如预计那样多.卢汉铁路还没 有开工,而且李鸿章表示:"造路专任洋匠,彼以华厂试造,不若洋厂精熟 可靠",所以不能买汉阳出的铁轨 ② .由于找不到销路,张之洞甚至把自产的 钢铁请上海的洋行试销,当然只能遭到抵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八月 间,上谕责备张之洞说:"铁政局经营数年,未见明效" ③ .这时中日战争已 经结束,战争的失败似乎更证明这个大钢铁厂只是个赔钱的包袱,毫无用处. 就在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即在汉阳铁工厂开工后一年,张之洞决定把 "铁厂一切经费包与洋人",他派人多方探询英、德、比各国大工厂,是否 愿来"估价"、"包办" ① .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此致电张之洞说,办铁厂本来 为了少用外国的钢铁,现在"忽与外人共之",岂不和本意"大不符合" ② ? 由于怕成为在官场中被攻击的口实,张之洞放弃了出售工厂给外国的主 意.这时,在洋务运动中神通广大的盛宣怀出场了.此人亦官亦商,同外国 商人和上海的买办商人有很多联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张之洞把汉 阳铁厂连同大冶铁矿交给盛宣怀接办.盛宣怀名义上是招募商股一百万两, 实际上是靠挪用招商局、电报局(盛又是这两个局的总办)的款项并向外国 银行借款来维持这个企业,从此这个企业差不多成了盛宣怀的私产 ③ .他以官 僚制度来办这个企业,其腐败与招商局相同.盛宣怀及其亲属都发了财,而 这企业则为日本、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资本所侵入,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 (四)后膛枪和铁甲船 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已经形成了一套唯武器论.以满洲贵族奕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页7、8. ② 《覆鄂督张香帅》,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四,页24. ③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页809.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 1962 年版,页818—819. ② 同上书,页820. ③ 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后来又加上江西的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多年来用民间土法开 采,光绪二十四年,盛宣怀占买了这个矿,改用机器开采. 欣、文祥等为首的总理衙门非常赞同这种唯武器论.他们曾把李鸿章的主张 归结为这样几句话:"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 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① . 从六十年代初年起,办洋务的官僚们在"自强"的口号下,买洋枪洋炮, 请外国人练兵,提倡办军火工业和与军事工业直接有关的采矿、冶炼工业. 他们从事可以赚钱的轮船运输业和轻工业,也还是为了充实军饷,增加搞军 事的本钱.就连提倡学外国语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也是围 绕着军事的中心.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创议,同治十一年(1872 年)起派 了几批幼童赴美留学,但多数都未学成即撤回.光绪二年(1876 年)李鸿章 派了几个武弃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同年福建船政大臣也开始派学生出 洋学习海军和造船.这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开端.曾国藩、李鸿章为发起 派留学生致总理衙门的信中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 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 ② 超过这个范围的"西学,'是他们所不愿意提 倡的. 这些封建官僚认为他们之所以只能向外国侵略者屈服,是因为武器不如 对方的原故,而他们之所以能把太平天国及其他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是因为 从外国人那里得到洋枪洋炮的原故.因此他们要使洋枪洋炮成为官方垄断的 秘密武器.总理衙门说: "此项精秘之器……仍禁民间学习, 以免别滋流弊" . 又说:"如令洋并教练,总宜拨给旗兵或地人地人绿营正身兵丁,断不可令 招募之勇学其兵法,以免后患" ③ ,外国人肯把枪炮卖给中国封建统治者,愿 意教会他们使用,甚至传授制造的"秘诀",这是洋务官僚们认为万幸的事. 他们以为学到了这套本事,就至少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 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不但继续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讹诈面前屈服,而且 还在七十年代初,被东方近邻新出现的一个侵略国家所吓倒.日本在 1868 年开始明治维新,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表 现了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派兵三千人,在一些美 国军官的协助下,突然在台湾南部的琅峤(今恒春半岛)登陆.这一袭击使 清朝从中央到沿海各省全都张皇失措,恐慌万状.他们不敢武力抵抗,害怕 引起战争,便只能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送 给日本五十万两的"赔偿"以换取日本退兵.由于当时日本还被视为一个落 后的小国,因此,这一可耻的妥协使清朝统治者也不能不说,喊叫了十年 "自强",其实毫无实效.总理衙门在这一年提出六条"紧急机宜",以期达到 "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接受这一次为日本侵略行动 所吓倒的教训. 这里应该说一下,正是在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的发 展,战争的武器有了很大的改进.恩格斯在 1860 年著的《步枪史》中指出, 当时普通使用的虽然是前装枪,但适于战士使用的后装枪,已经出现,恩格 斯说:"看来这种枪一定会逐渐代替所有其他类型的枪" ① .不久后,普鲁士 ① 《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1. ②《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页20. ② ,外国人肯把枪炮卖给中国封建统治者,愿意教会他们使用,甚至传授制造的"秘诀",这是洋务官僚 们认为万幸的事.他们以为学到了这套本事,就至少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 ③ 《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3;卷三十,页10.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五,页239. 首先用后装线膛枪来装备了全体步兵,而在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 使用的都是后装线膛枪. 这点恩格斯在 1878 年著 《反杜林论》 中曾加以论述. 恩格斯在同一书中还说到海上武器的变化,他说:"仅仅在最近二十年中就 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更加彻底的变革" ② .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军舰还是靠帆力航行而以蒸气机作辅助作 用的木质舰船,"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不久 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装甲的厚度从至多四英寸逐步发展到十、十二、 十四和二十四英寸厚. "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 有八千到九千吨的排水量,有六千到八千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 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 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 ① 恩格斯指出,武器的这种变化是和经济发展情 况有关的.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 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② . 中国的一些封建官僚看到了西方的武器的改进,但丝毫也不懂得这种改 进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 年)说,"中国 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③ .可是现在总算已经有了大炮、 轮船,为什么外国人还敢于来欺负,而且竟然挑唆日本这个区区"小国"来 挑衅呢?李鸿章作为熟悉洋务情况的唯武器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不懂 得使用后膛枪(即后装线膛枪),还没有铁甲兵船的原故.光绪九年(1883 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说:"同治初年我军在苏沪与洋人合力剿贼,其时洋 人与我军所用者皆系前门枪炮,尚无后膛名目.……西方军实,日新月异, 各国尽改用后膛新式枪炮,操练精熟,中国若为弗知也者,殊可愧叹." ④ 他自夸他的部队是最先购置后膛新式枪炮的.所以他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响应总理衙门的六条"紧急机宜"说:"各省抽练之兵……用洋枪者已 少,用后门枪及炸炮者更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 御外侮实未敢信".所以他主张"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 "沿海防营并换用后门进子枪" ① .淮军系统的湖北提督郭松林在光绪五年 (1879 年)奏请所有军队"一律改换后门洋枪,用西人之法以练其纪 律.……" ② 当时的各地机器局虽然能够造成一些枪,但后膛新式枪却只能向 外国买.光绪十三年(1887 年)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奏报说:"臣查上海、 天津、金陵三厂为中国机器局之大观,然皆未铸后膛洋枪,而川省机器局竟 公然铸之.臣于去年冬间初到川时,诧为神异,心窃喜之",但他说:经过 实际操习,原来花了很大本钱造出来的这些枪全不合用,"以更贵之价,铸 无用之枪,殊不合算",因此他决定停办这个机器局,而以省下来的钱向 "上 海地亚士洋行购定后膛毛瑟枪一千五百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 ③ .虽然清朝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211—212、206. ③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19. ④ 《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十五,页23.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3、14.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514. ③ 《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359、360. 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财力做到普遍使用后门枪炮,但这种主张显然使上海的 洋行和德国的克虏伯、英国的阿姆士特龙等军火工厂做了一笔笔大宗的买 卖. 至于装甲的大兵舰,自己更是造不出来,只能花钱去买.当时不少洋务 家们认为同治十二年之所以对日本委曲将就,根本原因就在于铁甲船上.文 祥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 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金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 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 ④ .总理衙门也说: "伏查上年日本兵扰 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以彼有 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 ① 属于李鸿章系统的福建巡抚丁日昌更说: "查铁甲船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泰西各国皆视铁甲船之多寡以为强弱.即 如日本墓尔小国,尚且罄其全力购成铁甲船数号以壮国势.……故大学士文 祥亦曾请购办铁甲船以为自强根本,此论均属切中目前事机" ② .他还说"彼族(指西方各国——引者)所恃以纵横海上者,铁甲船、蚊子船及水雷、后 门枪炮而已" ③ .但是据说"铁甲船每只价银二百余万两及百万以外" ④ .所以,总理衙门虽在光绪元年(1875 年)已主张先买一两只试用,却在几年内 未能做到.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从光绪元年到六年(1875 年到 1880 年)先后委托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的阿姆士特龙兵工厂买了十艘小型的兵 舰,即所谓蚊子船和碰快船,花了近二百万两银子.在他提议下,广东、山 东等省也纷纷购置蚊子船.但李鸿章认为这些还是不够的,"欲求自强,仍 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 ⑤ .这时清朝当局得到消息,说是英国新买下两 艘德国制成的"八角台铁甲船",可以转售,其价"合中国银两核计约二百 余万两之谱".李鸿章认为虽然筹款困难,但是决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他说: "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 ⑥ . 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买办性的封建官僚们就是用唯武器论和单纯 军事观点来空谈"抵御外侮",并用以掩盖他们的投降主义的. 由于某些原因,从英国转购德国所制的"八角台铁甲船"没有成为事实, 但是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李鸿章终于经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的伏尔舰 厂订购了两艘较大的有六千匹马力的铁甲船("定远""镇远")和一艘有 二千八百匹马力的钢甲船 ( "济远" ) . 这三艘军舰造好后在光绪十一年 (1885 年)驶抵中国.这三只船和一切所属设备以及送船来华的一应费用,超过四 百万两银子. 李鸿章得到这三艘船的时候,已经是在中法战争(光绪十年,1884 年) 之后.算是接受中法战争的教训,光绪十一年上谕说:"惩前毖后,自以大 ④ 《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41. ①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37、369. ③ ④ 同上书,页415、337. ⑤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五,页28. ⑥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六,页4. 治水师为主" ① .这时设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欣总理海军事务,并且决 定首先加强在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水师.继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后,李鸿 章又先后从德国、英国买进了若干艘船只,并建设了军港、船坞等设备.李 鸿章的海军,同他的陆军一样,用了许多外国人.例如在定远、镇远、济远 三船上有德国人四十二人.北洋舰队的副统领是英国人琅威理,旅顺、大连 和威海卫的军港和炮台也是由外国人,主要是琅威理和德国人汉纳根等人设 计和监造的.当时,其他地方的名义上算是防御外国侵略的防务设施也总是 靠外国人搞的,例如长江上的吴淞炮台、江阴炮台就是由英国人参加建筑和 教习的. 李鸿章在自称他的海军建立成功以后,光绪十七年(1891 年),进行第 一次大检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四月进行第二次大检阅(按规定,每三 年检阅一次).他自我吹嘘说:"……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 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他认为海防 已非常巩固,"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 气联络,形势完固" ② . 就在第二次大检阅的这一年七、八月间,中日战争爆发,在战争中李鸿 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旅顺、大连、威海卫等要塞全部被敌军占领. 清朝政府在海军方面动用了很大数量的经费,这大笔经费成了从皇室到 各级有关官员贪污中饱的对象.为慈禧太后的游乐而建筑的颐和园,"自开 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 ① .不过这个数 目其实只是海军经费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在李凤苞最初受李鸿章委托购买 兵舰时就有人指摘说:李凤苞"浮开价值,尽入私囊,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 一年之饷." ② 这种指摘是可信的,因为"采买西洋军火器械,有浮报价银两 三倍者,并有浮报至四五倍者" ③ ,这是官僚机构中的通常现象.在已经停止 购置新舰时,北洋海防费支出每年仍达一百四五十万两,其中究竟有多少真 正用在海防上是很难说的. 贪污不过是封建官僚机构必然具有的腐朽属性之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 军事力量,正是为了卫护这种封建官僚机构,为了卫护整个封建统治和这种 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他们希望牢牢地维持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而只加上 一点从外国买来的新式武器,就能达到他们所谓"自强"的目的,当然只能 是个梦想.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其极盛时期,虽然好象是个很有力量的庞 然大物,但这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极其脆弱的畸形的怪物! (五)洋务问题上的一种分歧 在洋务派官僚大肆购买洋枪、洋炮、轮船、兵舰,并开办各种工厂的时 候,封建官僚内部有一派人提出了反对的主张.由于这派人坚持拒绝任何在 封建社会中原来没有的新东西,可以称之为极端守旧派.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565.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17. ① 《光绪十七年二月总理海军事务奕劻等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三册,页141. ② 《国子监祭酒盛昱片》.同上书,页12. ③ 刘锡鸿:《筹办海防划一章程十条折片》.见《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5. 同治元年(1862 年),总理衙门在北京创设同文馆,招收学生,学习英、 法、俄文,所收学生只限于满族青年.到了同治五年(1866 年),总理衙门 又奏请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 文、算学中来",所以要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延聘西人"教习天文、算学. 显然出于害怕洋人的本领传到民间去的用意,规定必须是"满汉举人及恩、 拔、岁、副、优贡",并须"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才能投考入学 ① .虽然有 这些限制,但这个主张仍然遭到极端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首先是监察御史张盛藻表示特别反对"专用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 术",他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 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② 接着,大学士倭仁也再三提出反对意见,他说: "今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 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 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 损" ③ .倭仁是当时所谓理学的权威,又是大学士的身分,响应他的意见的一 时颇不乏人.结果同文馆虽然按照总理衙门的原议办起来了,但是在倭仁等 人造成的反对舆论的影响下,投考的人寥寥无几.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 年),在总理衙门提出六条"紧急机宜",发交 各省总督、巡抚筹议以后,由于李鸿章为首的实力派的倡导,办洋务已经成 为官场中的时髦风气,许多人把买军火、购机器、办机器局当成升官发财的 捷径.但是官僚集团中仍有不少人以极端守旧派的观点发出反对的呼声. 从上述倭仁、张盛藻的议论中,可以看到,极端守旧派是以"孔孟之道" "尧舜之道"来反对洋务的.他们担心"洋学"盛行,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 将受到冲决,因此而动摇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体制.光绪元年(1875 年)通 政使于凌辰的奏折说:"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窃恐天 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 ① 其实 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 洞和其他办洋务的官僚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他们丝毫无意于学习资 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 年)说:"中国文武制 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② 一个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 梅启照在光绪六年(1880 年)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 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 ③ .此人是个 主张买铁甲船,热中于办洋务的角色.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同 样都是要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他们的分歧不过在于 洋务派认为必须给封建主义的统治机器加上一些洋式的利爪,以挽救它的垂 危的命运.洋务派的反动目的固然不能达到,极端守旧派以为拒绝"洋器" 和"洋学"就能维持封建主义于不坠,当然也只是反动的空想. 极端守旧派对办洋务的讥讽,有些话是说得很尖锐而符合事实的.例如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22—23. ② 同上书,页28—29. ③ 同上书,页34、38.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21. ② 《同治夷务》卷二十五,页9. ③ 《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489. 刘锡鸿于光绪元年(1875 年)致书李鸿章,申述洋务派的练兵、理财、造船、 制器均无实效,他说:"迩来帑藏竭于上,民财殚于下,惟各省局卡官吏顿 成豪富者甚多,则诸所作为无益实用可想.将来恃以御敌,决必大误机宜, 尔时图官得官,图利得利者多饱飏去矣." ① 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这是腐朽 的封建政治下的必然现象. 极端守旧派认为洋务派是"用夷变夏".他们当中有人骂李鸿章、丁日 昌是"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② .又有人指斥李鸿章是"竭中国之国帑、民财 而尽输之洋人" ③ .这种攻击,固然为许多顽固地企图一切照旧保持封建秩序 的地主官僚赞赏,一切痛恨投降主义的人士听了也感到言之成埋.但是投降 主义并不是从修铁路、造轮船而来的,而是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派生物.极端 守旧派虽然用这点攻击洋务派,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投降主义者.例如上面提 到过的刘锡鸿,在他致李鸿章反对洋务的信中说:"今西夷远隔重洋,势不 能跨越数万里并有华夏",所以他以为"西洋之事当以和为主","平日接 待洋人亦宜以诚以信,袒怀相示" ④ .这个反对洋枪、洋炮、洋船的人竟不反 对用洋税务司,甚至主张"仿税务司而推广之,各省似不妨增设洋务司正副 两员,以洋人之有才而能习正音(意谓能说中国话——引者)者充当".他 以为,一切中外交涉,交给这些担任"洋务司"的外国人去处理,这样, "中 国贵官"就不必亲自去接待洋人,以至失去体统 ① .他所要求的只是保留封建 主义的"体统",当然不可能在实质上反对投降主义. 极端守旧派还抓往了洋务派的唯武器论这个弱点,例如刘锡鸿说:"军 民之心皆涣,虽有轮船火器,畴则驾而用之?""士卒同仇,则制挺可挞坚 甲利兵;士卒逃散,则干将莫邪亦成废铁,在人不在器也"②.这些话固然 好象很有道理,但是他们想用这个道理来证明,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当然是完全 错误的,而且我们必须检查他们用什么东西来反对洋务派的唯武器论. 通政使于凌辰说:"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与官争,不敢与民抗, 其畏我人心,更甚于我之畏彼利器" ③ 大理寺少卿王家壁说: "敌所畏者中国 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 ④ .他们用"人心"和"民心"同洋务派所推 崇的后膛枪和铁甲船对立起来,以为只要牢牢地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 之维",就能得"人心" ⑤ ,装成好像是由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而得出了 重视人民的力量的结论.但是他们从维护反动的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决不 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义忠信可通令人习之,机巧军 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也" ① .他们从反动的立场出发推崇鸦片战争时的三元里 的斗争,并赞扬当时的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他们想用在萌芽状态中的中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3—274、277. ② 《光绪元年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同上书页 121. ③ 《光绪元年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同上书,页135. ④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75—276、288.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7—298. ③ 同上书,页121. ④ 同上书,页134. ⑤ 同上书,页121.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90. 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外国侵略的斗争,来证明封建旧制度、旧思想似乎能够 代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濬颐在所著 《二知轩文存》 (光 绪四年刊)中大谈"民为邦本",并且用"三元里之战"等的经验来证明中 国不需要"泰西机器".他说:"彼之人(指资本主义外国——引者)无礼 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 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勾结煽惑,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变夏. 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者始能混一区宇, 奠安黎庶.……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 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 ② 极端守旧派的这种议论充分表明封建传统思想 所说的"民为邦本"一类口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中国封建制度濒于没落, 中国社会面临巨大震荡和变化的时候,他们仍想把中国人民束缚在封建传统 中,抗拒任何一点新的变化和进步.他们是用比洋务派更加落后的观点来反 对洋务派. (六)洋务问题上的又一种分歧 在洋务问题上还有另一种分歧,这种分歧开始时虽然还没有表现为明显 的对立,然而是很值得注意的. 光绪元年(1875 年)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说:"窃 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 近天津招商局(指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引者)亦略得此意,然其法 在招致商人,而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 得而理顺也".又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 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 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① 郭嵩焘也是个热心提倡洋 务的官僚,在许多问题上同李鸿章是一致的,但他的这一番话却同李鸿章多 少有点不同.他不认为"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而以为它们富 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只是因为现在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学它,所 以只好先从造船制器学起.他认为必须像西方那样"通商贾之气",让商人 自由地经营造船、制器等业,而不大赞成官督商办的招商局的那种做法.他 还以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谈不到"操中国 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的②.类似的看法还可以举一些例.中过举但没有做官的强汝询针对同治十二 年总理衙门所提六条紧急机宜发表的意见中,虽然赞成选用新式武器等,但 又认为"西洋之强岂专恃乎器哉?其官民甚和,其心志甚齐,其法制简而 肃……"表示了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的羡慕.他认为官办的事业靠不住,"天 下唯由官办者最不能久" ③ .光绪四年(1878 年)监察御史李璠主张对付西 方经济侵略的办法是"唯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 往贸易,收回利权".他又说:"外国官与商合,商之势大,故日臻富强; ② 同上书,页455. ①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8、139,142、143. ③ 《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361、365. 中国官与商分,商之势卑,故日趋贫弱." ④ 光绪五年(1879 年)贵州候补 道罗应旒也认为,"西人之法例有足采者,可参用焉",他主张鼓励富商投 资办各种企业,"中国商民有能备火轮船一只驶于长江大洋,及以五十万金 为本资贩丝茶于外洋者,并能于京师及各直省设火轮车及电线者,皆酌赏以 官职." ⑤ 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求发展私人资本,要求(虽然是更加含糊和不明 确地要求)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这种主张的出现,是当时除了官僚资 本以外,已有一部分地主和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事实的反映. 在中国封建经济内部本来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除了继续受着 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外,又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下遭到摧残.原有的 工场手工业在艰难条件下挣扎,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可能是很少的.拥有私人 资金可以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只有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商人.封建统治 者长期间认为机器流传到民间是十分有害的事情, 例如在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北京附近的通州有个武举人李福明开办了一个每天能磨成细面二百担 的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 ⑥ .从七十 年代初开始实行官督商办,企图在官僚机构的控制下集中私人的资金,实行 垄断,其效果如何,前面已经说过了.光绪元年(1875 年)有人指出:"自 中外通商以来,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藉, 用西国之旗,虽经费甚大,利归西人,而诸商曾不以为悔者,其故何也?盖 为华商则报税过关,每虞稽滞,掣肘必多,为洋商则任往各口无所拦阻,获 利较易也" ① .事实上,除投靠外国轮船公司外,还有许多官僚、商人、地主 的资金存到外国的银行和洋行中.在这种种情形下,直到九十年代初(即中 日战争以前),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是为数很少的.其中多数在上海. 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上海的私人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即使用机器 的企业),不过是轮船修理、缫丝、轧花、粮食加工(碾米、磨粉)、火柴 制造、印刷出版(石印)等行业,企业的总数(包括存在不久就歇业的)大 约在五十家左右.有的雇佣工人五六百人,在当时也就算规模不小了.除上 海外,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和沿海的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台湾等地也有 若干这类企业出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 年)有一个 广东南海的举人陈启源(他曾到南洋经商)在他的家乡创设机器缫丝厂,以 后继续有人仿行,到光绪七年(1881 年),在南海、顺德一带有了十一家这 样的厂,到光绪十八年(1892 年)发展到五六十家,每家雇佣的工人自数十 人、二三百人至七八百人不等.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只有重庆、汉口、镇江、 杭州、太原存在极少数的这种私营的新式企业.投资设立这些企业的,多半 本人就曾是官僚,至少是有功名的地主绅士,因而同当权的官僚有联系;有 的本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同外国资本有联系,与洋务派官僚有联系. 上述的郭嵩焘等人虽然提出了与洋务派的主导观点有所不同的主张,但 他们不能自觉地同洋务派对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所代表的并不是真 正的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这种刚开始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④ 《求益斋文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66、167. ⑤ 同上书,页178、181. ⑥ 见《光绪朝东华录》,总页 3553. ① 薛福成:《应诏陈言》(这是代山东巡抚丁宝桢起草的).《庸庵文编》卷一,光绪 年间刻本,页23. 官僚. 这样,就在办洋务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分歧,也就是洋务派遇到了 两种反对者,一种是站在极端守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反对者,一种可以说 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反对者.前一种分歧虽然曾表现为尖锐地互相攻击, 但双方在保卫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点上其实是一致的.因此到了 下一时期,当面临着是否要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按资本主义方向实行某种变革 的问题的时候,封建官僚中的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就能够抛开他们之间的分 歧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后一种分歧虽然开始时是并不明显的,却是带有本质 意义的分歧.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一分歧势必要越来越扩大起来.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一些人,比较明白地以资产阶级观点来 反对洋务派,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 年)宋育仁著的《时务论》中说,对于 西方国家,"不师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财力以从事海防洋务,未 收富强之效,徒使国兴聚敛, 而官私中饱, 此不揣本而齐末, 故欲益而反损" . 另一方面,他又说:"拘于墟者闭明而塞聪,耳食而目论,以为一切宜报罢, 不者以为天下殃.问何以策此时,则乌猝嗟诿之于无策." ① 前一段话是反对 洋务派的做法,后一段话则是讥讽那种站在封建主义立场否定洋务的人. 提出这种议论的人,有的是地主阶级出身的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 虽经过科举考试,有了功名,做过小官,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学"的 影响,或者还参与过工商业活动;有的是在上海、香港学过外国语,和外国 人有较多接触,甚至充当过买办商人,并因此而为洋务派官僚所任用.他们 认为,像洋务派那样学习西方是不够的,由封建官僚来办洋务也是不行的. 他们开始用"变法"来做自己的旗帜,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来.他们的主 张,最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容许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郑观应在 光绪六年(1880 年)出版《易言》一书,主张开矿、办工厂等,但究竟是官 办还是民办,还不明确;光绪十九年(1893 年)他又出版了《盛世危言》一书,主张既要讲求武备,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兵战",更要振兴民族工商 业,同外国进行"商战".他还说:"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 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 或自办,悉听其便.令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 ① .陈虬在光绪 十八年(1892 年)所著《经世博议》说:"保险、信局、铁路、矿务、织布 等局,官方所未及办者,可准华商包办,许其专利若干年." ② 他们中有人明 确地反对官督商办.汤震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所著《危言》说:"西人 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 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③ . 第二,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议会".他们所设想 的"议会",可以拿光绪十九年(1893 年)陈炽所著《庸书》中的说法来代 表.他说:"各府州县则仿外洋议院之制,由百姓公举乡官,每乡二人,一 正一副,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及一千金.……每任二年,期满再举,邑①宋育仁:《时务论》,光绪年间的刻本,页1.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页8—9.《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524. ② 陈虬:《经世博议》卷二,光绪十九年瓯雅堂刊本,页12. ③ 汤震:《危言》卷二,光绪十六年刊本,页16. 中有大政疑狱则聚众咨之." ④ 他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都实行这种 "议院" 制度,不必担心这样的制度会有害于"国家".他说:"今通邑大都,多有 绅商董事,有事秉公理处;争讼日稀,惟力薄权轻,无由上达耳.未闻绅董 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 ① 这虽然可以说是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 呼声,但并不真是要以资产阶级制度来彻底反对封建主义制度,而不过是在 原有的封建统治制度下,为"绅商董事",即企图使自己资产阶级化的地主、 绅士、官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较多的权力. 这种变法主张虽然比较明确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洋务派,但是因为它所反 映的是从封建阶级中分化来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所以只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 义.到了洋务派因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声名狼藉之后,这种变法的主张 日益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思潮. (七)中国无产阶级的诞生 毛泽东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 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 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 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 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 ②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 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在此以前已经诞生了. 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 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 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①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 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 外国轮船上的船员和香港及沿海通商口岸的船坞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很 少数的工厂的工人.到了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渐渐多起 来,再加上封建官僚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初期的民族资本的工业也开 始发生,无产阶级的数量随之而逐渐增多起来.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的末尾, 即在光绪二十年(1894 年),据估计,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总数,已有近十 万人.这时,在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共约三万四千人,在官办 企业中的工人也和这数目差不多(其中,军事工业的工人约一万人,矿山和 冶炼工业、纺织工业的工人约二万四千人),在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 (包 括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则约二万七千人.这三项合计,共约九万五千人左 右②.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当时,属于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 ④ 陈炽:《庸书》内编卷上,光绪二十三年刊本,页7. ① 陈炽:《庸书》外编,卷下,页1.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1488—1489.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1.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有1894 年近代工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的估计(见该书页 1201).这里是根据该书提供的材料作了某些调整,取其大数. 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还有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还有 农村中的雇农以及其他的城乡无产者.他们的总数当然要比上述产业工人的 数目大得多.但是产业工人(一部分船员也应该属于其中)是整个无产阶级 队伍中的核心.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最革命 的阶级的产生. 早期的中国产业工人,不仅是受着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而且直 接身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外国资本家称中国 工人为"苦力",以极低的工资,在极恶劣的工作条件下驱使中国工人从事 劳动.担任"监工"的洋人实际上是手执皮鞭的奴隶主.外国资本家还利用 封建的把头制来奴役中国工人.清朝政府的官办企业对于工人也实行超经济 的残酷剥削,并直接使用暴力压迫和统治工人.例如官办的开平煤矿,李鸿 章批准有权设立刑具,对工人判刑 ① . 第一代的中国产业工人用事实证明,中国劳动人民凭着勤劳和智慧,只 要接触到新式的机器,就能够很快地学会掌握它.这一点,即使是抱着种族 偏见的西方人也不能不承认.英国人的一家在中国办的刊物这样叙述江南制 造局的工人说:"在早期,当这年轻的兵工厂主要从事制造小型军用品的时 候,外国监工们看着那些中国工人工作的迅速和灵巧,十分敬佩和惊叹.这 些工人比街头乞丐好不了很多,获得了一点使用机器的知识,但他们显然具 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 ② 那些办工业的洋务官僚们虽然总是以 为离开了洋人就办不了事,而被聘用的外国技师也不愿尽心竭力地教中国工 人,但事实上,中国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实习就能独立地进行工作. 福州船政局在光绪五年(1879 年)在没有洋匠的情况下制造了铁胁船,当时 的督办船政大臣奏报说:"洋匠撤后,华工……年来改制铁胁,造法虽殊, 而工料之坚则与从前无异","所有铁胁、铁梁、铁牵、铁龙骨、斗鲸及所 配轮机,均系华工按图仿造." ① 官办的工厂之所以成效不好,不是由于工人 们无能,而是由于封建官僚的腐朽的管理制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企业,清朝官办的企业,以及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 企业,几乎都是设立在几个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因此形成了初期的中国 产业工人总数虽不大,但在地区上高度集中的状况.据估计,1894 年除矿工 以外的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 这四个城市,而上海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七.又由于中国的近代机器工业一般 不是从手工业作坊发展起来,而是由力量雄厚的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创办 的,所以又形成了中国产业工人一开始就集中在较大的企业中的情形.据估 计,在1894 年雇佣工人五百名以上的企业(包括工厂、矿山)约有四十个, 他们所雇佣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② .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近十万的产业工人当然是很小的数日.但是由 于他们学会使用机器,成为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他们一开始 就具有高度集中的特点,因而他们同极端分散的、从事手工操作的其他城乡 劳动群众相比较,具有很大的先进性.他们中潜藏着的政治能量比他们在总 ① 《开平矿务创办章程》.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243. ② 1893 年6月9日《北华捷报》.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1224. ① 《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21、208. ② 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1203. 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得多. 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写下了他们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 的纪录.例如在开平矿务局(它是个封建统治势力严格控制的企业),煤矿 工人曾为要求提高工资而罢工,又曾为反对外国技师的欺压而进行斗争.在 江南制造局,也曾发生工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的罢工斗争.香港工人阶级很 早就有同外国侵略者斗争的突出表现,咸丰八年(1858 年),香港的市政工 人和运输工人二万多人举行罢工,他们中许多人回到广州,参加反对英法联 军侵占广州城的斗争.光绪十年(1884 年)的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阶级 举行大规模的罢工,针对以香港作为其军事补给站的法国侵略者,进行了有 力的斗争. 中国的第一代的工人阶级,如同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地增加到它的队伍 里来的新的成份一样,多半是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 级所具有的特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 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① 但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就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的.早期的工人 阶级不但带有小生产者出身的痕迹,而且还受着手工业行会和地方帮派这些 封建组织的严重影响.行会和帮派的组织使工人群众的眼光限制在局部的暂 时的利益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他们的觉悟的提高.在这里所说的三 十年间以及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新生的无产阶级还处于从自在的阶级逐 步地进而为自觉的阶级的过程中.只是到了 1919 年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 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走上革命的舞台,并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39. 第十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兴起 (一)六十年代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中,人民斗争的主要锋芒是针 对国内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以后,人民斗争的主要锋芒逐渐转向外国侵 略者.在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虽然还处于 逐步兴起的过程中,但连绵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发生.由于外国传教士作为侵 略的先锋深入到中国广大内地,群众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和斗争,大量地表 现为反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教堂的行动.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的纠纷,当时 被称为教案. 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比起反封建斗争,它 能够把更多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卷进来.但是在一个时期中,这种斗争还不能 形成全国性的高潮.人民中占最大数量的农民,经历了反动势力的严重镇压 以后,要恢复元气,重新组织起来,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又由于外国侵略 者的势力伸入全国各地有先有后,群众的反抗斗争的发展在各地区是不平衡 的.所以这种斗争分散在各地,此起彼落. 在农民阶级还不能重新形成有力的斗争组织的时候,许多地方的地主阶 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到反侵略的人民斗争中来,甚至成为这种斗争的鼓吹者 和发动者.他们企图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来抵御外国侵略者对他们的统治地 位的损害.但是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不可能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大 地主阶级当权派已经确立了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方针,各个地方的地主 阶级至多也只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表现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激烈姿态.他们力 求使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具有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 性质.他们的参加,在恩想上、行动上对群众运动起了败坏的作用.他们总 是把斗争引起的牺牲和损失推给下层群众而自己迅速地退出斗争. 在最早同外国侵略者相接触的沿海地区,地主阶级退出反侵略斗争也最 早.这里可以拿同治五年(1866 年)前几年间英国人要求进入潮州城的纠纷 为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承认广东的潮州为新开放的商埠之一.英国 虽然立即派出领事驻在汕头,但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英领事在清朝 官方保护下进入潮州城时,"突有数百千人,抛掷瓦砾,蜂拥鼓噪,势不可 遏.该领事即时退出" ① .这以后,英国坚持要求清朝官方负责造成让英国人 安全进城的局面.英国人赫德在同治四年(1865 年)写的《局外旁观论》中 把这一点当做清政府是否遵守条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进行威胁说:"潮 州进城之事, 经五年之久, 文书来往, 至今领事未曾进城, 而事愈久愈难, …… 若再不办,必致生事" ② . 潮州进城问题虽然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广州进城问题(见第四章第一 节)性质类似,但解决的过程颇不相同.清朝官方和当地的多数地主绅士并 不像在广州进城纠纷中那样比较坚持地利用下层群众的力量来使外国人放弃 进城的要求. ① 《同治夷务》卷三十七,页20. ② 《同治夷务》卷四十,页20. 为了满足英国人的要求,同治四年(1865 年),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 抚郭嵩焘派专员到潮州城"会集同城文武,邀约绅耆,面为剖析,并出示遍 贴晓谕,俾知此次洋人入城,系钦奉谕旨,遵守条约,万无中止之理".但 是英领事这次进潮州城,仍然遭到群众的抗议."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复 沿街遍张揭帖,肆意阻挠",进城后"百姓因之大张揭帖,商贾均至罢市", 所以英领事只在官衙内住了三天,仍被护送出城,出城时"百姓沿街拥塞, 抛丢石块".英领事向两广总督表示很不满意,并且认为在潮州百姓的这种 行动背后,有一部分地方绅士在"挑唆摆布" ① .这个问题立即由英公使在北 京向总理衙门交涉.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此事广东地方官,实属尽心竭力 办事,领事官须加体谅.其哄闹之人,恐系发逆奸细,或本地匪人乘机煽惑, 借以生事." ② 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再三说明,地方绅士并没有存心反对洋 人进城,官绅间是合作得很好的.他们说:"其倡议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 年,起自何人,无凭查究.而愚民浮动之气,一发而不可遏,反复开导,持 之愈坚." ③ 朝廷把李鸿章手下擅长办洋务的官员丁日昌 (他是潮州人)派到广东去, 帮同地方官办理此事.为了完成让英国人进潮州城的任务,丁日昌同广东地 方官一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们通过潮州的绅士们制造舆论,"由绅士刷 印公启,挨户遍分,使之晓然于逞忿开衅之不祥,违旨恣行之非法".又通 过绅士们维持地方治安和控制群众,在潮州城内设立了十三个"局","每 局雇勇一百名,各派绅董约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该局之绅董是问."还把 "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 借他故次第弋获, 使喜事之徒, 有所儆惧. " 经过这样的周密的准备后,英领事及其随员在同治五年(1866 年)五月安然 无事地进了城,地方官绅和他们酬酢交欢,八十多岁的绅士邱步琼等特别去 拜会英领事,使"该领事尤为欢欣鼓舞,谓官绅真能款我以礼矣."官绅们 还同意英国人在城内"设立公馆,常相往来." ① 潮州进城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明,沿海地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地 主阶级,得风气之先,已经追随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放弃对外国侵略者的 反抗,连温和的反对派也不当了. 与此同时,在较晚接触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内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其中包括地方上有权势的豪绅直到地方官员,往往在当地开始兴起的反对外 国侵略者的运动中充当带头人或幕后策动者. 早在咸丰十一年 (1861 年),湖南已有地主绅士刊行反对天主教的书籍, 散发攻击天主教的檄文.江西的绅士立即加以翻印,"刷印数万张遍贴省内 外通衙" ② . 这时法国的传教士正拿着总理衙门给的执照来到湖南、 江西活动. 同治元年(1862 年)二月,南昌发生了群众捣毁教堂的事件.发动和参加这 次行动的主要是在省城应考的生童们,他们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受省城 的影响,南昌东南的进贤县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同时,在湖南的湘潭、衡阳 等县,外国人设的教堂,相继被群众烧毁或拆毁,其情节也大致类似.例如 ① 《同治夷务》卷三十七,页21—24. ② 同上书,页41. ③ 《同治夷务》卷三十八,页19. ① 《同治夷务》卷四十三,页18—19. ② 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二十一,页5. 在湘潭,据湖南巡抚说是"倡首滋事之人,查系阖郡生童,乘考聚集,一时 乌合." ① 这些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在北京向总理衙门交涉,借端进行勒索. 江西、湖南省当局为此而处分了一些县官,给法国人赔了银子,并划给了建 造教堂的土地或代为重修被毁的教堂.两省官方都表示无法捉拿到为首闹事 的人.这几次斗争,如果不是由当地有权势的绅士策动,也是他们所支持的. 偏僻的贵州省,在这时发生的教案甚至还是地方官员所促成的.贵州提 督田兴恕、巡抚何冠英曾向全省官员发出公函,号召驱逐外来传教的人: "不 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 妥善." ② 田兴恕是个年轻的军官,他在咸丰十一年指挥地主武装烧毁青岩的 天主堂,杀死四个信教的中国人.到了同治元年,开州知州戴鹿芝,利用当 地地主武装和外国教堂间的纠纷,杀死了一个法国传教士和五个中国教徒. 这些案件涉及拥有兵权的地方大员.法国人起先坚持要把田兴恕处死,清朝 政府感到十分为难.在同法国人反复进行讨价还价后,清朝政府除了要地方 上付出巨额赔款外,把田兴恕撤职,充军到边地,才算了事. 以上所说湖南、江西、贵州的几次教案发生的时间还是在太平天国战争 结束前.这以后,从同治四年(1865 年)到八年(1869 年)这几年间,在这 几个省份和其他若干沿海和内地的省份的许多地方,层出不穷地涌现带有群 众性的反外国教会的斗争.四川东部的几个县的斗争尤其激烈,并具有代表 性. 法国人在重庆设立了川东主教,他所派出的传教士在川东各地进行活 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感.在这些地方,豪绅地主势力向来很大, "团防" (即地主武装)是官方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在酆都、彭水、西阳各地几 乎连年不断地发生以团防武力为主体的反对洋教的斗争.同治四年(1865 年)和七年(1868 年)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在西阳先后被杀,教堂被毁.法国 人认为这些事件都是在地方官员纵容下地方绅士主使造成的,要求严办.为 了解决同治四年的事件,西阳的豪绅抓了一个叫冉老五的人作为替罪羊,处 以死刑,并且筹款八万两银子赔给法国人.这些赔款当然要分摊到一般居民 头上,所以清朝官方说:"治罪之外,又令不滋事之人,代滋事之人摊赔银 两巨万,以致众心愤怒不平,"就又继续酿成新的"仇杀巨案" ① .同治七年 的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进一步胁迫清朝政府,认为必须严惩地方官和地方 绅士,甚至要求处分四川总督.清朝政府特派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入川 处理此案,并处理接着发生的贵州遵义的教案.同治八年 (1869 年)五月 "遵 义县城鸣锣聚众,将新城老城封闭,经堂学堂医馆尽行打毁",也有一个法 国传教士死于此役 ② . 这次遵义的反教运动的主力也同样是地方豪绅领导的团 防力量. 由于法国主要利用天主教向中国各地,包括比较偏僻的内地,发展其势 力,所以绝大部分的教案都与法国有关.法国侵略者经常宣称,教案的发生 是由于清朝政府无力约束地方的官绅,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处理.例如同治五 年(1866 年)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说:"照得南方有数省之官员及各该 ① 《同治夷务》卷十六,页20. ② 《同治夷务》卷六,页44. ① 《同治夷务》卷六十四,页35. ② 《同治夷务》卷六十八,页2. 处绅士富豪通同一气,欺凌陷害传教士及习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国兵船 到各处所,俾该处官员及劣绅富豪悉按和约,保护教务.……凡法国兵船到 处,必须该处官员及绅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给兵船费用一千两." ① 到了同治 八年(1869 年)正在李鸿章奉派入川处理川、黔教案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出 京,到天津带同兵船到上海,并进入长江,到南京、安庆、九江.一路上清 朝地方当局对法公使奉命唯谨,按照他提出的要求,付出一笔笔银子来了结 当时在安徽、江西各地发生的教案.最后,法国公使到了武昌,声称还要入 川.湖广总督李鸿章连忙从四川赶回武昌,向法公使报告他对西阳教案的处 理情形.李鸿章本来在川时已经把一个据说是杀外国教士的凶手砍了脑袋, 并和法国人讲妥赔银一万八千两,但法国公使认为不够.结果李鸿章承认赔 银数增为三万两,并且接受法公使的要求,把被认为是西阳反教会行动的后 台的一个豪绅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才算把西阳教案了结.至于贵州遵义 的教案,最后是以赔银七万两结案. 这些年发生的教案有些是涉及英国的.例如同治七年(1868 年)三月台 湾的台南的英国人设的教堂被群众捣毁,同年七月江苏的扬州也发生针对英 国人的教会的暴动.有个英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内地发展教会势力创办了个 "中华内地会",扬州是中华内地会最初设立传教站的十一个城市中的一个. 这次教案发生时正值府考.事先,全城贴出告白,称英国教士们为"耶稣教 强盗".参与行动的群众不下万人,英国人认为这次群众暴动是地方绅士和 生童们煽动起来的 ② .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人曾出动兵船到台湾和南京进行 威胁,达到了勒索"赔款"和处分地方官员的目的. 这几年间的教案,使我们看到,在各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包括豪 绅和某些地方官员的支配下,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健康地发展 起来的. 那些地方上的封建官绅之所以仇恨外国侵略势力,是为了维护本来由他 们所独占的统治权力.同治五年江西巡抚刘坤一说:"行教者(指外国传教 士)每纵教民以干预公事,挟侮长官,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 辄出把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 ① 这是说出了地方官绅痛恨教会势力的根 本原因.刘坤一还从维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场出发,认为外国人传教比 通商害处更大.他的看法是"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足变我之人 心风俗" ② .同治元年刊印的一本反天主教的小书中说: "天主教不许供君亲 牌位,不许把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 ③ 在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尚 在进行和余波未平的情势下,封建官绅引导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就其主观意 图说,是包含着诱使群众离开反封建斗争而把锋芒转向外部的用意的. 封建官绅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揭发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作为外国资本帝国 主义者的侵略先锋所起的罪恶作用.由于仅仅用维护封建的"人心风俗"不 足以鼓动群众,他们还造作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说外国传教士有什么迷惑 人心,使人忘记父母的"迷药"之类.这些编造的故事虽然在当时条件下很 ① 《同治夷务》卷四十二,页56—57.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249. ① ② 《同治夷务》卷四十一,页43、44. ③ 《辟邪纪实》卷上,同治元年刻本,页10. 能起煽动群众的作用,但显然妨碍群众得到正确的认识,并把群众的行动引 入歧途. 外国传教士能够吸引到的信徒,在各地方居民中总是占少数.教会除了 从思想上蛊惑他们以外,还以他们的实际利益的保护人自居.信教的群众中 有不少是为了逃避封建势力的无穷压榨,例如入教后有权拒绝地方绅士以迎 神、赛会、修庙等名义摊派款项的负担,这种权利得到教堂的保护,并为清 朝政府所正式承认.其实,人们在逃避了这方面的压榨后,又陷入了教堂的 种种剥削.还有些流氓无赖投入外国教会倚仗洋人势力为非作歹.当地的官 绅痛恨这一部分人托庇于洋人而摆脱自己的统治网,就竭力挑起不信教的人 对他们的憎恨、 敌意和仇杀. 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习惯地使用 "民教仇杀" , "教民、团民仇杀"之类的用语,实际上是把信教的人当成了"化外之民". 在反教的地方官绅的煽动下,不分皂白地迫害所谓"教民",只是更把他们 驱逐到洋人的保护伞下面去. 地方官绅既然只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洋教,所以在他们感到外国侵 略势力反不了的时候,在他们看到容忍教堂势力并不会在根本上危害封建经 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再同曾接受他们煽动的群众一起 继续斗争下去.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 年初),江西巡抚沈葆桢上报说:"街谈巷议, 咸谓官藉外国,威逼小民,人情汹汹" ① .他派员到民间私访,据报,私访者 遇到的不知姓名的人说:"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洋人——引者),做官的 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 性命?绅士也多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 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止做我们自己的事." ② 这个议论可以代表 当时已经看出不可能依靠官绅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下层群众的愤慨情绪.但 是人民群众要完全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坏影响,正确地展开反对外国侵略者 的斗争,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前文(第十章第四节)曾说到,在封建官僚中洋务派和反对洋务的极端 守旧派虽然在要不要引进洋枪、洋炮、机器工业等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 同样都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从这个立场出发,极端守旧派固然对洋教的传 播痛心疾首,洋务派也认为洋教是极其有害的.例如,洋务派的巨头李鸿章 在同治六年(1867 年)说:"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 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 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 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 根." ① 这种议论和守旧派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从洋务派的有些议论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对教案的态度一开始 就同极端守旧派有所不同.极端守旧派一般都认为,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制止 ① ② 《同治夷务》卷十二,页27、33. ① 《同治夷务》卷五十五,页16. 外国人的传教活动和其他侵略活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纵容和利用群众的 力量.满洲贵族醇郡王奕欣在同治八年(1869 年)发表的议论可以代表,他 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 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 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若谓该酋以利诱民, 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 ② .他以为这 就是"收民心以固根本"的办法,其实是卑怯地企图利用群众力量来反对他 们所痛恨的洋人.洋务派则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行不通的.主持总理 衙门的恭亲王奕欣的议论同他的弟兄奕欣不同,他说:"传教一事,实无良 法箝制.……若再过事迁就,教士教民,必将更事鸱张.且恐民间积恐已深, 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彼时事变既成,臣等无术 羁縻,必至决裂.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① 他们既害怕 反教的活动招致外国侵略者的"决裂",又担心"民心"煽动起来后引起的 "后患".他们认为断不能同外国侵略者闹翻,所以虽然口头说,不能对外 国人"过事迁就",实际上每次处理教案都是完全顺从外国人的意志,而宁 可镇压群众.他们处理教案的办法常常遭到极端守旧派的攻击.但是极端守 旧派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不真是敢于和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力 量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那个愚蠢的贵族醇郡王不过 是以为可以用"财货"来煽动群众,把群众推到反洋人的第一线上去,并以 为 "王大臣"们可以用封建官场中习用的推卸责任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洋人. 他们被洋务派讥为"不识时务". 同治九年(1870 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引起了洋务派和极端守旧派的激 烈争论,但是从此洋务派的方针明确地成为官方处理这一类事件的主导方 针.在极端守旧派思想指导下煽动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各地官绅也就渐渐地偃 旗息鼓了. 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地方绅士也有若干关系.事前, "乡绅集会孔庙中, 书院停课" ② ;社会上纷纷传说教会的种种罪行.五月二十三日,有群众几千 人聚集在法国人办的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自 己带了枪到教堂前,向当时正在处理此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了刘 的仆人,更激起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场把他打死.跟着,群众放火烧掉了教 堂和其他多处外国人的房屋,在纷乱中被杀的有二十个外国人(其中大部分 是法国人,有三个俄国人)和若干中国教徒.丰大业无理开枪,显然是造成 这一事件的主因.事件发生后,不但天津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乱,而且影 响到京畿附近以至外省各地.清朝当局和驻华的各国人员都感到十分震动. 除了法国公使借端向清政府提出威胁外,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提出抗 议,并出动军舰进行示威. 从事件发生后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这些办洋务的大员们担心的 是什么.第一,他们怕各地群众效尤, "为谣言所惑,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 根据总理衙门的请求,朝廷立即下谕,"着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 务须剀切晓谕,妥为弹压,并将各处通商传教地方,随时保护,毋任愚民借 ② 《同治夷务》卷六十四,页13. ① 《同治夷务》卷十四,页29. ② 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1947 年版,页76. 端滋事" ① .第二,他们怕法国人"遽行决裂","因此用兵",其他各国也 配合行动,"协以谋我".其实,当时法国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国内局势 十分不稳定.在天津教案发生后只有一个月,普法战争就开始了,法军迅速 被打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之役中全军覆没.所以法国并没有能力来在远东 采取什么行动.对于国外局势,清朝官员丝毫不了解,反而把法国在华公使 的踌躇不决的为难情况看成是一种凶兆.总理衙门说:"查该使臣遇各省细 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 ② 朝廷根 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充任出使法国的钦差大 臣,去赔礼道歉.至于天津教案本身,则派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 往天津处理. 天津教案可说是曾国藩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在办完天津教案后, 他被调任两江总督,在同治十一年(1872 年)就死了.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处理天津教案.当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又被派到天津协助.他们都认为, 如果不向外国人交出足够数量的人头,是解决不了由这次教案引起的危机 的.但因为是群众一拥而起的行动,很难找到证据确凿的"正凶".曾国藩、 丁日昌在八月下旬向朝廷报告说:"自七月下旬设局发审,严立限期,昼夜 追求,直至中秋节前,仅得应正法者七八人."他们说,"若拘守常例,实 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 ① ,也就是说,定罪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 据,这样总算把"可以正法"的人数增加到十五名.二十天后,又把处死刑 的人增加了五个,此外还有一批判处充军和徒刑的人.被官方捕拿、追逼供 状的受害的人,为数更多.曾国藩等报告说:"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 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 ② 此外,总理衙门在北京按照法公使开的数目给了四十六万两银子的赔款,对 俄国人也给了三万两银子,数目之大也超过以往历次教案. 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说:"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彼以仁慈为名 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他认为教堂在中国并没有干什么 坏事,唯一可疑的是社会上有些"迷拐人口"的罪犯可能同教堂有关,所以 他说:"挖眼剖心决非事实,迷拐人口实难保其必无." ③ 他不追究外国教堂 的活动在侵略中国中所起的作用,不查问为什么外国教堂会引起群众的仇 恨,为什么种种有关教堂的流言会到处流播,却把教堂说成是蒙了不白之冤, 应当为之"昭雪".他把"迷拐人口"说成是教堂惟一可疑的事,正是掩盖 了外国侵略者以传教的名义所干的全部真正罪行. 事后,曾国藩谈到这次教案的处理时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 生憾事."但是他的"内疚"并不是因为对人民滥施重刑.他说:"在中国 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 又说:"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 ① 要这些"愚民""刁民"交出 脑袋,在他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天津知州和知县这两个 ① 《同治夷务》卷七十二,页29. ② 同上书,页30. ① 《同治夷务》卷七十六,页28、29. ② 《同治夷务》卷七十七,页18. ③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0、12. ①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1、13. 官员受到牵连.他本来并不想定地方官的罪,只是因为法国公使坚持要知州、 知具抵命,他才被迫上报朝廷把这两个官员下狱,以致这两个官员遭到流放 的处分.曾国藩向朝廷说:"微臣之所深自负疚者此也." ② 受了极端守旧派的议论的影响,朝廷在六月底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 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 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戒备.曾国藩立即回奏说:"中国目前之力, 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并且说:"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 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 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 局."曾国藩的这个奏文结语说:"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 疚,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 ③ 会读官场文牍的人当然看得出来,他 的这些话,好象是自责,其实是说,他的"办案过柔",是有理由的,由于 中国没有力量抗御外国侵略,所以只能委曲求全,只能采取对外柔顺的态度. 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丁日昌刚一到天津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他的方 针.他说:"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又说: "彼英、俄等国,此时但恐中国官吏,无弹压百姓之威权,致异日彼族蹈聚 歼之覆辙,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谋于我" ① .因此,他认为,封建统治者为求保 存自己,就必须表现出他们还具有弹压百姓的充分权威.丁日昌的这种态度 也就是曾国藩的态度. 曾国藩这个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标榜"自强"的洋务派的头 子,的确是外国侵略者认为满意的工具. 封建官僚中反对办洋务的极端守旧派,在天津教案发生后进行了一阵鼓 噪.例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的人民群众是因为保卫官员而杀掉洋人, "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他还以为可以 "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 ② .他们不敢直接反对曾国藩, 便以丁日昌为攻击对象.例如太常寺少卿王家壁在奏折中说他在江南就被人 称为"丁鬼奴";其"抑民奉外,罗织株连,以求快洋人之意,自可想见" ③ . 当时发表这种议论的主要人物是皇族中的醇郡王奕欣,他非常愤慨地表示反 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办法.极端守旧派斥责洋务派在天津教案上丧权辱国,抑 民奉外,一时形成了使洋务派官僚们抬不起头来的舆论.但是极端守旧派官 僚以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站在自己这一边,一举 而把洋人势力赶走,这种议论,洋务派官僚也有理由认为只是非常胡涂的空 谈罢了.丁日昌说:"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倡百和,亦足荧听 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 清议之名." ① 他所讥讽的"清议"就是指极端守旧派的议论.事实上,这些 极端守旧派官员也只能揎拳持袖,空喊一阵,而让一切涉及洋人的事务由善 于迎合洋人意志的洋务派官僚去处理. ② 《同治夷务》卷七十六,页40. ③ 《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五,页13、14. ① 《同治夷务》卷七十五,页7. ② 《同治夷务》卷七十三,页17. ③ 《同治夷务》卷七十八,页17. ① 《同治夷务》卷七十四,页19.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按洋务派的方针镇压群众的反侵 略运动,向外国侵略者表示自己还是值得他们来加以支持的政府,一方面又 让极端守旧派发表些应当"爱护民力"的"清议",以求在人民群众中造成 这个皇朝是能够同人民群众一起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幻想.封建统治者为维 持自己的生存而同时施用这两手,的确是既恶毒而又狡猾的. (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年的反侵略群众斗争 天津教案重刑镇压的先例虽然使地主阶级在反教斗争中退缩,却不能阻 止下层群众的斗争的继续.随着外国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在这以后十几年 间,发生教案的地区比过去更广得多. 像在天津教案以前贵州的田兴恕那样公然煽动反对外国教会的地方官 员,这时已经没有了.各地大小官员,对外国传教士和任何外国人保护唯恐 不周,对他们的欲求不敢有一点违逆.各地的有声望的上层绅士一般地也都 退出了反教的斗争,只敢在私下里吐露他们对"洋鬼子"、"洋教"、"吃 洋教的人"的愤懑.下层群众激于义愤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总是遭到官方的镇压.在个别地方,仍然有些地主阶级分子利用这种群众斗 争混水摸鱼,谋求自己的利益.例如光绪二年(1876 年)四川邻水和江北厅 的反洋教斗争是这几年中规模比较大的,当地的"团首"(即地主武装的头 头)在斗争中向群众发号施令.但他们当然不会把斗争引导到同官方的镇压 坚决对立的方向上去. 光绪初年发生在福建省北部山区的延平县(今南平县)的教案,可以说 明在反侵略斗争的发展中,下层群众和地主绅士们的分裂.光绪元年、二年 (1875、1876 年)延平群众两次捣毁美国教堂.地方绅士支持这个行动,联 甲总局绅董发出公启,指斥教会"蛊惑人心,败坏风俗,大为地方之害". 商人也参加斗争,各铺户遍插"齐心联甲,驱逐番夷"的旗帜 ① .可见在这里 的反洋教斗争曾经包罗上下各阶级和阶层.到了光绪五年(1879 年)美国传 教士以开设书店为名,重建"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引起群众的反对. 美国传教士开枪打伤了一个中国人.愤怒的群众捣毁福音堂.在地方官的保 护下,美国传教士才得逃脱.闽浙总督立刻应美国领事的要求派员前往"查办"、"惩凶".曾经表示反对洋教的联甲总局的绅董们这时退缩不敢再有 所动作.街头贴出了些新的告白,其中说:"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 叵测.弹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租买恃其钱财.起洋楼于海口, 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正臣子痛 心疾首,仇同不共戴天者也."告白又针对官员们和绅士们说:"若听鬼子 一面之词,倒行逆施,则是鬼子私他贿他,特谋此差而来,纵然回去讨好, 得了高官,何颜对人,与宋代秦桧无异也.木偶乡绅,平日常与地方官说话, 不知大义,一味巴结.官说是则应是,非则应非,皆洋人驱使." ① 这个告白 显然出于参加下层群众斗争的小知识分子的手笔.从告白中可以看到,下层 群众已把反对洋教的意义提高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水平,并且看出官绅实际上 站在外国侵略者一边.但是告白的作者仍以忠于朝廷的臣民自居,为受洋人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 1937 年版,页74. ① 《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页159. 欺负的"冲主"(年青的皇帝)鸣不平.其实官绅对洋人的态度就是朝廷的 态度,群众对巴结洋人的官绅的故意不可能不进一步发展.所以光绪五年翰 林院侍读王先谦表示担心:"始则愚民不知(不知道朝廷对洋人的态度—— 引者),仅怨官府;今知之,而骎骎乎怨及朝廷矣." ② 群众斗争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炽烈起来,是在光绪十年(1884 年)的中法 战争以后.如果说,在天津教案以前的几年间,内地的上层地主阶级常常担 当反对洋教斗争的吹鼓手和策动者,那么,过了十多年后,在许多地方这种 斗争的主角则是民间的秘密结社——哥老会(天地会).各地方的地主阶级 和他们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已经完全站在运动的对立方面了. 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地区,群众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从六十 年代的西阳教案以后,几乎逐年不断发生.光绪十二年 (1886 年)五六月间, 法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在重庆所建的教堂和其他设施几乎全部被打毁.打 教堂之风立即传播到了铜梁、南川、大足、綦江等地.其中大足县龙水镇的 法国教堂在光绪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三次被打毁.法国教士彭若瑟在龙 水镇大量占买土地,仅在龙西二村这一个村子里,他所占买的水田即达一千 二百亩之多.许多在中国内地的教堂占有大量耕地,实际上成为封建庄园主. 使信教的中国人既在精神上受奴役,又成为被剥削的佃户,龙水镇的情形就 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六月间,龙水镇教堂被打毁时, 县里的官兵进行弹压,并要捉拿被认为是主犯的一个小地主蒋赞臣.以蒋赞 臣的朋友余栋臣为首,就在这时发动了武装暴动.余栋臣别号余蛮子,出身 于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当挖煤苦力的家庭,他是当地哥老会的头头.在他 领导下的基本队伍是"煤窑纸厂工人一百多人",其实都是贫苦农民.他们 曾占领龙水镇.次年三四月间,他们被川东道派兵击溃.这次起义在川东各 地下层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道、县官员向上报告说: "现在县属绅团, 非但不与匪勾连,并且均愿随同官兵径往攻捕."可见当时的"绅团"(地 主武装)是完全站在官兵一方面的 ① . 在长江下游的广泛地区内,光绪十七年(1891 年)掀起了群众斗争的新 浪潮.开始是四月间,芜湖贫民聚众万余,焚毁教堂.这事件迅速影响到安 徽、江苏二省沿江一带,并进而波及江西、湖北的若干地方.以江苏的情形 来说,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报说:"本年四月间,安徽芜湖教堂被匪造 谣焚毁后,江苏之丹阳、金匮(在今无锡县境——引者)、无锡、阳湖(在 今武进县境)、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毁.虽滋事情形轻重不一,要皆 由于匪徒潜窜,捏造无根之言,煽惑愚民,聚众滋闹","此外各属亦复谣 言四起,并有张贴揭帖情事."他还说:"此等造谣滋事之匪,极为诡秘, 行踪飘忽,缉捕较难."不久,官方在芜湖杀了两个被认为是"预谋滋闹焚 抢"的犯人.刘坤一说,他对这两个人"按煦惩办会匪章程,批饬立予就地 正法,传首江宁、镇江、上海等处示众".所谓会匪,就是指哥老会.第二 年,刘坤一又上报,在江苏各地抓了好些哥老会的人,其中有人承认"商谋 毁抢教堂".刘坤一认为沿江一带的教案就是由哥老会发动的 ① .当时的北京 ② 《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91. ① 关于余栋臣的起义材料,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四期和 1958 年第一期,《关于余栋臣与四川农民 反帝运动的资料》. ① 上引刘坤一语,散见《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页698、704、 727. 朝廷和外国人也都把哥老会看做是这些教案的祸首.上谕说: "江苏、安徽、 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 ② .美国公使田贝 在1891 年五月向他国内报告说: "这几年来,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 乱发生.……据说,秘密的会社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该项会社以长江流 域为最多,他们都是反对外国人的,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所最恐惧的对 象." ③ 光绪十七年(1891 年)冬天,又在长城以外的热河东部朝阳、平泉、赤 峰一带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者也以消灭洋人传播的天主教 为号召,同时还号召反对欺压人民的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直隶省的东北部 和奉天省的西南部都受到影响,发生群众的骚动.清朝政府调动热河、奉天、 直隶的军队实行残酷的镇压,被屠杀的起义群众达两万余人.这次起义的骨 干是在理会,它是哥老会到了北方演变成的一种秘密结社. 天地会、哥老会、在理会这一类民间秘密会党,是清朝官方严格禁止的 非法组织.由于他们采取宗教迷信的形式,统治阶级称之为"邪教".在光 绪十七年以后不久,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写文章讨论教案问题,提出了"兴正 教、安异教、除邪教"这样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① .他所说的"正教"是指"圣 人孔子之教","异教"主要就是指天主教、耶稣教,而所谓"邪教"就是 指秘密会党.但这里说的当然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这个纲领表明,地主阶 级认为他们的孔孟之道是可以和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天主教、耶稣教和平共 处,相"安"无事的,而为了"安异教",就必须"除邪教",铲除下层群 众的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力量.这文章说:"自教案之起,上下江教匪声应 气求,势皆联络.今日虽得其主名,擒戮殆尽,然哥老会匪特其一党耳.此 外伏患于无形者尚不乏人"."今之邪匪与天主耶稣为仇,勾连盘结,仍然 肆妄,一旦变起,诚有不可卒制者也.非严刑峻罚剪除党类不可".这一类 言论最鲜明不过地表明,地主阶级中不少人已不同下层群众的暴乱行动相牵 连,他们退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群众斗争,并且力求镇压这种斗争. 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于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 群众运动从不表示同情,而站在与之对立的立场上.他们不从本质上看问题, 只看到地主阶级参与这种运动而使这种运动染上的落后性,便加以反对;以 为群众的"暴乱"行为只能引起外国人的干涉而造成祸端.他们虽然在一些 问题上同洋务派官僚比较明显地区别开来,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和洋务派官 僚划不清界限,在有关教案的问题上就是如此.例如,汤震和陈炽(在第十 章第六节谈到这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时已提到过他们)在他们所著的 书中,都把教案的发生说成只是由于外国教会吸收的教徒多半是"顽钝无耻 之徒"的原故,他们以为只要采取官方掌握"教民"的清册之类的办法就可 解决问题 ① .这些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反对外国教会的群众看成 "愚民",更把会党看成是"作乱犯上"的"暴民".他们的先天不足、后天失 调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立场,使他们只能和封建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群众自 发的反侵略斗争. ② 《光绪东华录》,总页 2914. ③ 《美国外交档案》.转引自卿汝揖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页600. ① 叶瀚:《整顿中国教务策》.见《增订教案汇编》卷四,光绪二十八年刊本,页6—7. ① 见汤震:《危言》卷三;陈炽:《庸书外篇》卷下,《教民》. 我们已经指出过(见第五章第一节),天地会、哥老会、在理会这些秘 密会社的主要成分是各式各样的江湖上流荡的游民,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 日益使得封建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这种游民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秘 密结社不顾清朝统治的严厉镇压越来越发展.他们参加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 争,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是他们不可能使这种斗争提升到较高的政治水平. 如何克服封建地主阶级参与这种斗争而给予它的坏的影响,同时又把一切仇 视外国侵略者的社会力量都动员和组织起来,如何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把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的斗争同争取中国社会的 进步发展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历史提出来的新的课题.害怕和反对群众斗 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以游民为主要成分的秘密会党都解答不了这些课 题. 第十二章 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的外交 (一)俄国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 沙皇俄国不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吞并了我国东北边疆的一百万平方 公里的地区(见第六章第五节),而且紧接着,又把黑手伸进我国的西北边 疆.咸丰十年(1860 年)俄国强使清朝政府接受的北京条约中有一条是关于 西部边界的(该约第二条).随后,清朝政府和沙皇政府各自派出官员在新 疆的塔城(塔尔巴哈台)会晤,按照这一条文的规定,进行西部边界问题的 谈判.中国在新疆的西北国界原来是在已尔喀什湖的北岸,但是北京条约第 二条却举出巴尔喀什湖以东约三百多公里的斋桑泊和在它以南约四百多公里 的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作为划界的标志.俄国人还按照自己的需要解 释这个条文,以便更多地占夺中国的领土.他们以武力做后盾迫使清朝政府 按照他们的解释来"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在同治三年九月(1864 年10 月)签订的关于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塔城议定书,完全是沙皇俄国方面的欺 诈和武力威胁的产物. 沙皇俄国派出的全权代表巴布科夫在他所著书中供认了俄国政府和官员 们如何挖空心思进行欺诈.为了把斋桑泊地区和特穆尔图淖尔地区都说成是 俄国的领土,他们利用北京条约第二条汉文本和俄文本有些用语的不同来捣 鬼.北京条约第二条把雍正六年(1728 年)所立的一个沙宾达巴哈界碑作为 西部国界的起点,中文本中说,国界线是由此"向西"到斋桑泊等等 ① ,而俄 文本却说是"向西南".由于"向西南"划,对俄国更为有利,他们坚持, 在这点上只能以俄文本为根据,因为俄文本是"庄本",而"在译成中文抄 写时, 造成了明显的错误" ② . 但是他们是不是一切都以俄文本为准呢?也不. 他们发觉,俄文本中所说的"中国现有卡伦"在中文本则说是"常驻卡伦" (卡伦即哨所),而"常驻卡伦"这个用语可以被利用来做文章,他们决定 在这里必须照中文本.他们把"常驻卡伦"解释为固定设制的卡伦.由此, 他们就说, 中国的国界必须按那些固定设制的卡伦来划, 至于在此以西的 "前 列卡伦"和"外线卡伦"一概不算数.这一点是俄国方面始终坚持,而清朝 官员开始时是坚决反对的.巴布科夫书中说:俄文本和中文本的这种不相吻 合处"应当归咎于在最初制定时核对条约的两种文字上的疏忽大意."(其 实可能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可以这样来利用常驻卡伦这个用语.)但是被 认为"正本"的俄文本毕竟没有"常驻"字样,怎么办呢?这个厚颜无耻的 扩张主义者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由于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这种情况 在当前的谈判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外" ③ . 清朝官员们到了具体划界时才看出俄国人在北京条约中把西部界线写得 那么简略是存心不良.代表清朝政府参加塔城会议的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 说:整个界线虽然"袤延万里",但"其中并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已属有 意欺混侵占" ① .由于中国方面拒绝接受俄国人对条文的解释,同治元年的第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150. ② 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中译本 1973 年版,页265. ③ 同上书,页206. ① 《同治夷务》卷八,页54. 一次塔城会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在北京向俄国公使继续 辩论有关问题.他们说,如果早知道条文中说的不是由沙宾达巴哈"向西", 而是"向西南",他们是不会同意这个条文的.他们又说,"常驻"并不是 长驻的意思,而且北京条约的条文中也没有明白说常驻卡伦就是边界线,但 是他们始终不知道在俄文本中连"常驻"这个字眼都没有! 当然,蓄意侵略的强盗不会因字义学、法理学的辩论而让步.俄国人从 会议开始前就不断地出动军队,分股进入阿尔泰、塔城、伊犁等地区,抢劫 骚扰,宣称要强占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地方.像巴布科夫书中所说,他们在 新疆,仿照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方面已经实行过的做法,用武力造成既成事 实.巴布科夫说:"我国部队分布在国界上(他们所片面认定的国界——引者)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 我们的要求.""我们在实际上占据了接近常设卡伦线的地方,以此向中国 代表们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认定这条线就是国界线." ② 同治二年五月间, 在伊犁地区,清朝军队与侵入的俄军接仗,互相开炮轰击,俄军受到挫折. 但是负责边防的将军们断定自己毫无作战能力,清朝政府也十分害怕决裂. 总理衙门说:"查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似目前议战议守, 两无可恃".因此,只能接受俄国方面的分界的方案,"倘再不准其照约议 分,迁延日久,势必愈形决裂.现值兵饷两绌,若堵御不力,致被深入,恐 所失愈多,转圜愈难" ① .虽然总理衙门又说,在会议中,还要"酌量情形妥 为商办,倘能挽回一二,于边疆亦不无裨益." ② 但是妥协的调子已定,软弱 的态度只能使蛮横的敌人更加蛮横. 俄国人对于清朝方面要求重开塔城会议的答复是,只有"不加变更地接 受我国的划界草案",才能派出代表到塔城开会,否则就 "停止划界事务" ③ . 这就是说,根本不是举行什么会议,完全没有商谈的余地,清朝政府的代表 所能做的事只是在俄国提出的划界草案上签字.沙皇俄国的这种极端蛮横的 态度使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只能屈从.以明谊为首的清方代表们不敢提出 任何异议地接受了俄国人起草的议定书和他们画的地图.就这样,沙皇强盗 又从中国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这 还只是他们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系列的巧取豪夺的第一步. 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永远不会满足.沙皇俄国经过同治三年(1864 年)的 划界议定书而夺得的中国领土,虽然已经超过了北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但 是他们觉得,北京条约对他们还是一个束缚.他们在消化已得的赃物的同时, 利用当时新疆的形势,继续寻求机会攫取更多的领土. 这里要说一下当时新疆的形势. 有一个原在陕西的阿訇名叫妥明(又称妥得邻)的人,到了乌鲁木齐, 和清朝的参将索焕章相勾结,在同治三年(1864 年)利用当地回人和汉人间 发生纠纷的机会,杀死提督,赶走都统,占领了乌鲁木齐.妥明又排挤了索 焕章,自号为清真王,企图号令陕、甘各股回军.但他的政权没有可靠的社 会基础,他的残暴的军事统治引起了回、汉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反对.他虽然 ②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页187、278. ① 《同治夷务》卷十八,页51、52. ② 《同治夷务》卷二十二,页26. ③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上册,页287. 占领了乌鲁木齐附近若干城市,并曾向西发展到伊犁地区,但没有能长久维 持他的统治.在伊犁地区兴起了另一股势力,为首的是号称"塔兰齐苏丹" 的阿布特拉,他在同治五年(1866 年)正月占领了伊犁大城 ① ,继之还占领 了塔城.妥明则在同治八年(1869 年)被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据点的阿古柏 所战败和杀死. 南部新疆的各个地区,也有一些上层封建主利用维吾尔和其他各族人民 群众对清朝的腐朽、卖国的统治及其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的不满情绪,实行 地方割据.阿古柏是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浩罕与新疆西部接壤,在光绪二 年(1876 年)为俄国吞并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汗国.其疆土包括现在苏联的吉 尔吉斯的大部分地方和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塔吉克的一部分地方.浩罕的汗 (王)曾与清朝政府修好,但有时也有侵入中国领土的活动.南疆维吾尔人 中早就失去了权力的统治者(和卓)的后裔布士尔克一直流亡在浩罕.这时, 浩罕利用南疆的混乱形势帮助布士尔克实行复辟.阿古柏在同治四年(1865 年)带了浩罕兵进入中国境内实行了这个阴谋,他们占领了喀什噶尔,并渐 次占领南疆各城.到了同治六年(1867 年)阿古柏赶走了布士尔克,自己称 汗,号为毕调勒特汗.在他战胜了妥明以后,又向北疆发展其势力,但他没 有能吞并在阿布特拉占领下的伊犁地区.阿古柏的统治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各 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他勾结沙皇俄国和英国,指望依靠它们的支 持,分裂中国国土,维持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样,无论在南疆或北疆,都出现了复杂的混乱的形势,清朝统治遇到 了严重困难;这对于沙皇侵略者说来,是个好机会. 沙皇俄国多次派遣军官同南疆的阿古柏接触,进行拉拢,在同治五年 (1866 年)已同阿古柏成立协定,规定俄国有权到南疆追捕逃人.同治十一 年(1872 年),沙皇政府在同阿古柏订立的条约中,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 君主",而阿古柏则承诺给予俄国某些在南疆的特权.但是在同阿古柏的关 系上,沙皇俄国遇到了英国的争夺,后者比较成功地使阿古柏充当自己的走 狗,这点我们在以后还要提到. 在北疆,按照同治三年(1864 年)的塔城议定书仍然属于中国的整个伊 犁地区、首先成为沙皇侵略者所觊觎的目标.同治十年(1871 年)沙皇侵略 军袭取了伊犁城,由此引起了中俄之间在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的紧张局势. 起先,在伊犁以东的地区被自称清真王的妥明所占领,而伊犁的清朝官 军受到威胁的时候,清朝的伊犁将军在同治三年底到四年间居然不计后果, 屡次向俄国人乞求派兵援助.北京朝廷虽然不反对地方当局这样做,但也感 到这有引狼入室的危险.在看到俄国人并不急于出兵的时候,总理衙门说: 俄国方面"于借兵助剿之事,情词闪避,难保非俟我之降心相求,以便其乘 机挟制之汁." ① 又说: "俄人诡橘性成,每多乘危挟制,无论现在不肯借兵, 有意居奇,就使拨兵前来,能为我用,胜则要求滋甚,败则任意索赔,种种 掣时,已难筹办." ② 总理衙门对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总算还有点认识. 在同治五年(1866 年)伊犁已为阿布特拉占领后,总理衙门说:"伊城与俄 ① 伊犁地区当时有九个城,伊犁大城即惠远(今伊宁). ① 《同治夷务》卷三十四,页2. ② 《同治夷务》卷四十,页1. 境毗连,现既为贼所踞,俄人易起侵占之心" ① . 果然,俄国人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出兵消灭阿布特拉的地方 政权,直接向清朝政府进行勒索.当时,清朝官方在具体实施塔城议定书时 采取了十分迁就的态度.本来塔城认定书规定在一年后要在议定的国界线上 具体勘察,设立界牌,但这工作拖延多年未办.同治八年(1869 年),在俄 国方面要求下,双方派出大员,从沙宾达巴哈到塔尔巴哈台山脉的哈巴尔— 阿苏山口这一段的地区内进行了这一工作.这是整个西部国界线中在伊犁地 区以北的一部分.清朝派出的大员,是署理伊犁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荣全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俄国方面的主持官员巴布科夫十分满意地说: "荣全和奎昌都以充分的信任对待我,把全部边界事宜交付我的手中,同时 还委派了中国官员归我指挥."而且荣全和奎昌在工作开始后不久就离开边 界听任已布科夫一个人指挥一切.巴布科夫说:"实质上我不只是俄国的委 员,而且是代行中国委员职务的委员.这一切都能指望中国官员在设置界牌 的时候,确切遵循我的指示,毫无反对意见,这后来也就得到了证实." ② 因此,在这次划界中,俄国又在这里那里多占了不少的地方.这就又一次用 事实证明,腐朽的清朝统治,包括其全部官僚机构的存在,对于俄国扩张主 义者是多么有利的事. 沙皇的军队在同治十年(1871 年)五月以"代管"伊犁地区的名义占领 了伊犁,并且宣称还要进兵乌鲁木齐.清朝政府连忙叫荣全从科布多率兵前 往"接受"伊犁,遭到俄国人的拒绝.俄国人在塔城附近同荣全谈判中反而 提出了更多的领土要求.荣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谈判移到北京进行.俄国 公使的照会声称,只有在清朝政府能保证"其地安辑,并设官治理"的条件 下才交还伊犁,还说,同治三年所定的边界"有弊病",应当加以修改"使 之分明便利",又要求"在蒙古地方与天山南北路即布伦托海、乌鲁木齐、 哈密、阿克苏、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设立领事馆"等等 ① .事情愈来愈清楚, 沙皇扩张主义者不仅要借口新疆局势混乱而久踞伊犁地区,还想乘机对同治 三年议定的国界,作更加有利于他们的修改,并表现了对整个新疆以至蒙古 的野心.谈判了一年多毫无结果,总理衙门无可奈何地说:"该国既于伊城 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 ② 沙皇侵略者盘踞伊犁地区达十年之久.光绪二年(1876 年),左宗棠进 军新疆,粉碎了企图分裂中国的阿古相反动政权,也就剥夺了沙皇侵略者不 交还伊犁的借口.但沙皇侵略者又换用了别的手法,继续进行对中国领土的 蚕食.在叙述这些以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对中国西部领土抱着野心的另一 个侵略国家——英国在这时期的活动. (二)英国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侵略 英国依靠炮舰政策,同别的侵略国家一起打开了中国的沿海的大门,在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英国所占的份额长期居于首位.它主要以东南沿海为 ① 《同治夷务》卷四十二,页27. ②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下册,页414、415. ① 《同治夷务》卷八十七,页14、16、17. ② 《同治夷务》卷八十八,页35. 根据,向长江流域伸展其势力.但它的活动并不仅限于沿海、沿江地区.从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它以已经成为它的殖民地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的 黑手伸向了中国的西部,即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区. 在英国势力已经侵入与印度相邻的缅甸的时候,为了打开一条从上缅甸 到云南的道路,英印政府在同治七年(1868 年)第一次派遣所谓"探险队" 由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境内,意图经过腾越(现 名腾冲)到达大理.这个由斯莱顿上校率领的队伍只到达腾越,当时统治这 个地区的杜文秀拒绝他们继续前进.(见第九章第二节)在杜文秀的势力被 清朝镇压下去后不久,同治十三年(1874 年),英国又一次组织"探险队", 由上校军官伯朗率领,人数约有二百,实际上是支武装部队.但驻北京的英 国使馆向清朝政府把它说成是少数几个人的"游历".英使馆还派了一个翻 译官马加理前往参加.伯朗的部队在光绪元年 (1875 年)初越过中国边境后, 遭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武装的阻击,侵入者被迫退回八莫,马加理在蛮允(离 边境不远的一个地方)被打死.英国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题目,掀起了一场大 风波. 在伦敦政府指使下,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在中国已活动过三十年,以 擅长讹诈勒索而著名)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要求,连妥协成性 的总理衙门官员也觉得无法完全接受.清朝当局捕杀了被认为凶手的十几个 人,还答应赔偿巨款,但仍不能使英国人满意.在事件发生后的一年半的时 间中,除了总理衙门在北京同咸妥玛进行谈判外,在天津的李鸿章也受命进 行谈判.这种谈判无非是请求对方降低要价.英国人添派军队驻扎在缅甸、 云南边境,并且出动兵舰到渤海湾内.威妥玛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 求,就要撤退使馆,断绝关系,也就是以战争来威胁.他几次中断谈判,径 自出京到上海,做出决裂的姿态.清朝官员们对决裂二字怕得要命.李鸿章 说:"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 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 ① . 这时,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伊犁.李鸿章向总理衙门通知了这样的情报:俄国 人与英国人密商, "将来英兵进滇,俄兵亦由伊犁进,使中国首尾不能相顾" ② .李鸿章这个情报是从美国一个副领事得来的.这其实是各个侵略者互相配 合共同施加恫吓与压力. 最后,谈判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鸿章身上.光绪二年(1876 年)六、七 月间的烟台会议上,李鸿章全部接受了威妥玛提出的要求,成立了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规定,为马加理被杀,中国赔银二十万两,还要派专使到英国去赔 礼道歉,又规定云南边境通商事宜应订立章程,而且英国官员得在大理或云 南其他地方驻留五年察看通商情形.这样,清朝当局就被迫把云南完全开放 在侵略势力面前.不但如此,烟台条约中还包含了远远超过这次云南边境事 件的内容.条约规定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成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员 驻在重庆,并指定长江沿岸六个城市准许外国轮船停泊,还对领事裁判权作 了更具体的规定等等. 烟台条约在正文之外,附有关于西藏的一个专条.这个专条的内容大致 是,英国人为了"探访"印度、西藏间的路程,将派员由北京出发"遍历甘 ① 《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三,页47. ② 同上书,页5. 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或"由印度与西 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总理衙门都要发给护照,"妥为照料" ③ .英印政府 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不断阴谋通过北印度进入西藏,所以在订立烟台 条约时乘机搞了这个附件.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 年),印度官员马科雷根 据这个条约要求总理衙门发给护照,组织了约三百人的武装队伍,企图由哲 孟雄(即锡金)越过边境入藏,遭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次年,英国和清 朝政府为缅甸问题订立条约,清朝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最高主权,而英国 则表示放弃派员入藏的行动.虽然如此,英印政府侵入西藏的野心仍不死. 光绪十六年(1890 年)在英国方面坚持要求下,清朝政府派驻藏帮办大臣副 都统升泰为代表,在加尔各答同印度总督会商,缔结了藏印条约 ① .继之,双 方又派员在光绪十九年(1893 年)续订藏印条款 ② .这两次条约除了划定西 藏和哲孟雄的边界外,给了英国对西藏通商的便利条件,把亚东开放为英商 能自由往来和居住的商埠.虽然由于西藏人反对,亚东的开放没有实现,但 是英印政府由此打下了进一步侵略西藏的基础. 侵略中国的列强既互相配合、勾结,又互相竞争、排挤.在云南,同英 国竞争的是法国,而在西藏,沙皇俄国也同时进行着侵略阴谋.关于法国对 中国西南边境包括云南的侵略,将在下文谈到.沙皇政府在七十年代派遣到 中国西部进行活动的以陆军上校普烈热瓦尔斯基为首的所谓调查团,曾两次 潜入西藏境内,光绪五年(1879 年)他们深入到距拉萨不远的地方,为西藏 地方当局阻止,被迫出境.沙皇俄国还从布里亚特人中培养了一个名叫德尔 智的奸细,此人精通蒙文、藏文,在八十年代到了西藏,成为尚未成年的达 赖十三世的教师,他不但为沙皇政府提供种种情报,而且努力用反华、排英、 亲俄的情绪影响达赖十三世和西藏官员. 在那个时期,英国与俄国是亚洲大陆上的两霸.已经占领了印度和克什 米尔的英国在六十年代末,又使形式上还是独立国家的阿富汗成了自己的附 庸.沙皇俄国势力也深入中亚细亚腹地,一直到达阿富汗的边境.它们在中 亚细亚形成了尖锐对立的形势.俄国力求阻止英国势力继续向北扩张,而英 国方面则担心北极熊的鼻子甚至有伸进印度来的危险.它们双方对于我国的 新疆的侵略活动是它们在中亚细亚的对立和争夺的一个部分. 当阿古柏的反动政权以南疆的喀什噶尔为中心渐渐地几乎吞并了整个新 疆的时候,英国的间谍人员就不断地来到喀什噶尔地区.同治九年(1870 年),曾经与俄国政府谈判英俄两国如何在中亚细亚划分势力范围的英印政 府的重要官员弗赛斯来到阿古柏的朝廷,和他联系.阿古柏既和俄国人订立 了条约,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 年)同英印政府订立条约,英国得到了在阿 古柏的统治地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利.阿古柏想利用这两大国间 的抗衡而实现其分裂中国的国土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狂妄野心.英印政府除 向阿古柏供给武器外,还派出了军事教官,军事工程人员以及其他人员为阿 古柏服务.阿古柏愈来愈投入英国的怀抱,使俄国人十分妒嫉. 在清朝政府命令左宗棠进军新疆的时候,英国就以阿古柏的保护人的身 份进行活动.英国驻华公使竭力劝说清朝政府不要出兵,而要承认阿古柏在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46—350.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51—552. ② 同上书,页566—568. 新疆南部的政权.英国侵略者的阴谋是想通过阿古柏政权使新疆南部成为自 己的势力范围,并用以阻挡沙皇俄国势力向南发展.至于沙皇俄国,如果遇 不到什么阻力,就一定会从它已经占领的伊犁出发,进而占领新疆北部.这样,中国的新疆就会在实际上为英俄两国所瓜分,并成为它们互相争夺的地 区. (三)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 当沙皇俄国侵占了伊犁地区,而喀什噶尔的阿古柏的势力扩及南北疆的 时候,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地区,乌鲁木齐以东的古城(奇台)地区, 虽然还有一些清朝军队,但数量很少,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此外,在新疆 北部还有一些汉族地主阶级组织的民团,其中最著名的是乌鲁木齐附近的徐 学功,他的部队以骑兵为主,最多时达五千人,很能打仗.俄国人从伊犁向 东想占领玛纳斯的途中,曾被徐学功拦截,遭到很大损失,因而未能达到目 的.但是这些民团毕竟只是分散在各地的地主武装,成不了气候.为了恢复 新疆的秩序,清朝当局不能不从关内派出军队.这个任务落到了左宗棠的身 上.在左宗棠统帅下,为镇压陕西、甘肃省回民起义,积聚了一支相当强大 的武力.同治十二年(1873 年),他的军队到达河西走廊.次年,他的一部 分军队(由张曜带领)进驻新疆哈密地区,在这里兴办水利,垦荒田二万亩. 光绪元年(1875 年),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的军队在新疆进行的战争,形式上是它在陕、甘地区的军事行动 的延续,其性质则有了改变.陕、甘的回民起义的领导者虽然几乎都是上层 封建主,但是这种起义是下层群众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对清朝封建统治 者的反抗的表现.残酷地进行镇压的左宗棠,是执行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的 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在进入新疆后,左宗棠的军队所面临的敌人是对于新 疆各族人民实行暴虐的统治和压迫的阿古柏政权.阿古柏本人是从国外来的 一个阴谋家,他的政权对内依靠新疆某些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对外又和英 国、俄国的殖民主义者、扩张主义者相勾结.左宗棠的西征消灭了反动的阿 古柏政权,打乱了英国、俄国侵略中国的西北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分割中国的 领土的阴谋.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 在左宗棠准备出关西征时,封建官僚集团中有很多人提出反对.西征的 总兵力约为二百二十个营.虽然在哈密地区实行了屯垦政策,但军队远不能 自给.部队每年所需饷银共一千万两以上都须由关内各省分摊.反对者既怀 疑出兵能否致胜,又认为不值得为此而花费这样大的财力.这种反对意见还 有国际的背景. 李鸿章在同治十二年(1874 年)的一个奏疏中从"筹饷"的角度出发反 对用兵新疆,他认为新疆这个地区"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 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似乎新疆只是个应该及早卸 掉的包袱.他还进一步说,阿古柏已经"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 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已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 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买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 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 ① 在这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9. 个问题上,特别显出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洋务专家只能成为卖国的奴才. 他们竟公然认为应该整个放弃玉门关外的中国领土!同他们相反,左宗棠决 心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针对李鸿章放弃新疆的主张,他指出:"若此时 而拟停兵节晌,自撤藩篱,则我退守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 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 ② 这是说,甘肃和蒙古西部都将受到威 胁. 李鸿章明知当时新疆是处于俄、英两国虎口之下,阿古柏不过是它们运 用的一个小卒,但他主张承认阿古柏的政权.他的主张完全适应于英国侵略 者的阴谋.光绪二年(1876 年),在烟台会议结束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李 鸿章提出了阿古柏的问题.李鸿章报告总理衙门说:"喀什噶尔回王(指阿 古柏——引者)现求印度大臣介绍,转嘱该使(即威妥玛)探询中国之意, 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 结." ① 这所谓"投诚"显然是要求在实际上承认其为一独立国家,只是在名 义上算是"属国".这时左宗棠的大军已经开入新疆.李鸿章和与他接近的 官僚们完全赞成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办法.清朝派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在后 一年致函李鸿章还说:"去岁威妥玛代为之请,实机会之不可失者." ② 李鸿 章对他的看法完全同意,并且讥讽左宗棠的行动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 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箠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各 刊(即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 ③ . 由于阿古柏同英国勾结得很紧,所以俄国人对于左宗棠向南疆进兵采取 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左宗棠的军粮有一部分还是向俄国人买的.而英国人则 竭力向清朝政府为阿古柏作说客.李鸿章这个在清朝外交活动中起着愈来愈 大的作用的角色,这时主要是充当着英国的工具,这点在阿古柏问题上是表 现得很清楚的. 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 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为可有可无.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 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从本质上看,他们之间在新疆问题上 的分歧,是要不要捍卫领土完整的问题,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压迫面前采取什 么态度的问题.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是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的爱 国主义的表现. 左宗棠的大军以刘锦棠所部为先锋,在光绪二年(1876 年)首先向天山 北部进兵,同阿古柏手下的白彦虎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夺取了乌鲁木齐 及其附近各地.白彦虎原是陕西回民起义的一个头子,起义失败后逃到甘肃, 又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出关到了新疆北部.他率领手下数千兵力,投靠 了阿古柏,成为阿古柏的得力打手.他是起义回民的叛徒.刘锦棠所部在光 绪二年九月占领玛纳斯后,没有再向西进,这显然为了避免同俄国人直接冲 突.第二年开春后,他们转向南路,迅速攻下阿古柏、白彦虎及其他部将据 守的吐鲁番、托克逊、达坂等地.阿古柏退到库尔勒,绝望自杀.为争夺继 承权,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死他的另一个儿子海古拉.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页36. ① 《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六,页28. ② 《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页9. ③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七,页13. 兵把守天山南路各地.正在这时,英国人和受英国人影响的郭嵩焘又提出了 让喀什噶尔独立成国的建议.左宗棠对此尖锐地表示了异议.他说:英国人 既然要为"安集延人"立国(阿古柏来自浩罕国的安集延,所以当时称之为 安集延人), "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 他又指出英国人的阴谋是"为印度增一屏障",却要把自从汉朝以来就属于 中国的喀什噶尔分割出去,这有什么道理呢 ① ?光绪三年,左宗棠的各路军队 在南疆连续多次击败了白彦虎,先后占领了喀喇沙尔(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地.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继续在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英吉 沙一带作最后的顽抗.整个战争在这年十一月间结束,伯克胡里和白彦虎逃 到了俄国境内. 左宗棠在新疆的进军能够比较迅速而顺利,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阿古柏、 白彦虎的反动统治极其不得人心,遭到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强烈反对, 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阿古柏自杀,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他的部下分崩离 析,使左宗棠所部在南疆广大地区内没有在作战中遇到很大困难就取得了完 全胜利.但是左宗棠的军队毕竟是支封建的军队,也从来不以纪律严明著称, 它在所到之处给居民的扰害是无可讳言的. 俄国人起先没有料到清朝能够出兵新疆而且很快地恢复在这个地区的统 治,所以他们在开始占领伊犁时表示,只要清朝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定秩 序,就交还伊犁.俄国人把战败逃亡的伯克胡里、白彦虎等人都收容下来, 当然是不怀好意的.光绪四、五年间(1878、1879 年),阿古柏残留下来的 力量曾屡次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企图打回喀什噶尔,都失败了.俄国人再没有 借口可以霸占伊犁,但仍继续推拖延宕.光绪四年(1878 年)底清朝政府为 索还伊犁派出的专使到达俄国. 这次派到俄国去的专使是个被认为通洋务的崇厚,但他甚至连伊犁地区 的形势也全不了解,一切都听凭俄国人要怎样就怎样.利用了这个谈判对手 的颟预胡涂,俄国人使他在光绪五年(1879 年)八月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 这个条约,伊犁地区的九城虽然还给了中国,但是在这地区西境霍尔果斯河 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地区仍属于俄国,交还中国的伊犁地区处于 西、北、南三方面被俄国占领地区包围的孤立地位.而且,中国方面还要给 俄国五百万卢布的"偿金".条约又把同治三年的议定书中规定的塔城附近 和喀什噶尔附近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还给了俄国以在蒙古和新疆全 境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作了使俄国能够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和长江流域进行 贸易的各项规定.而且新条约还包含了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松花江上的 某些特权的规定. 崇厚未经请命擅自订立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了朝廷中多数官员的 愤慨.朝廷决定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并且把崇厚拘捕起来,定为死罪.沙皇 政府立即通过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且实行武力恫吓,除了在伊犁地区集结 军队以外,又调动太平洋舰队向黄海进发.这样,在光绪六年(1880 年), 中俄间形成了极其紧张的关系. 但这时,俄国并不真是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故争.俄国已经和正在逐步地 征服中亚细亚几个汗国,而且刚取得对土耳其的战争的胜利(1877—1878 年),参与了瓜分土耳其的国际会议(1878 年).沙皇俄国需要一个时间来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一,页18. 消化它在欧洲和亚洲取得的大量赃物.对俄国说来,不用进行一次战争而能 使得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是最有利的.而且英俄间的矛盾特别在 中亚细亚地区继续尖锐化.俄国在向各方面膨胀其势力中,不得不考虑到不 要过分造成同英国的对抗.英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既不愿意俄国一下子得 到如此巨大的收获,也不愿意清朝政府在一次同俄国的战争中崩溃,它竭力 运用自己的影响使清朝政府妥协让步以解决中俄间的问题. 清朝的官员中虽然有人喊叫不惜对俄一战,但是主要的当权者完全接受 了英国方面的斡旋,采取了避免战争、委曲求全的一系列措施.清廷派出了 原任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出使俄国,并开释了对崇厚的惩处. 左宗棠的军队进入新疆作战时, 他自己一直驻在肃州 (酒泉) , 光绪六年 (1880 年)他把肃州的大营移进到哈密,这虽然是表示对俄国的强硬态度,但不久 清朝政府就把左宗棠从新疆召到北京,名义上说是因为"时事孔艰,俄人意 在启衅"而要他"来京陛见以备朝廷顾问" ① ,但这明显的是不准备在西北边 疆上战争的一种姿态. 曾纪泽在俄京圣彼得堡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终于在光绪七 年正月(1881 年2月)订立新的条约(这叫做《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 商章程》.即中俄伊犁新约)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按照新的条约 ② ,崇厚 原约所割让的特克斯河一带地方要还给中国,原约所给予俄国的那样广泛的 贸易权利也做了某些限制,而作为俄国的这种"让步"的交换条件,中国对 俄的"偿款"提高到了九百万卢布.曾纪泽之所以能够做到改订条约,主要 是英国起了作用.俄国这次"让步",实际上具有同英国妥协的性质.但这 所谓"让步",不过是把它本来想贪婪地一口吞下去的东西让出了一小部分 罢了.新的条约当然并没有使它有什么损失,而只是使它取得的赃物盖上了 合法的印记.后来,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清朝政府又签订了几个勘界议定 书.经过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皇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除了由于 塔城议定书而吞并了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以外,又多攫取了七万多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 但是在这方面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蚕食还没有停止.光绪十八到二十年 (1892—1894 年)间,清朝连年派官员同俄国人分段具体勘测边界.利用清 朝官员的昏庸胡涂,俄国人又越过已有的条约的规定而多占了不少地方.主 要在帕米尔地区,中国又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皇俄国侵占了. (四)半殖民地的外交 在发生了同治九年(1870 年)的天津教案后,法国人借端讹诈,清朝政 府被迫派出专使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见第十一章第二节)这是清朝政 府第一次正式派出使节到西方国家.派出的大臣是崇厚,他在 1871 年初到法 国时,法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动荡中.为战争和革命所震撼的法国资产阶级 政府无法接待他,他被搁在一个小城市中等了半年.他的主要随员是法国驻 华使馆所推荐的两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英国军官(他们都做过中国海关的官 员).这些宝贝随员足够使他对于法国当时的局势毫无了解.他向朝廷的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二,页6.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81—390. 告中把在他到法国后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说做是"法国都城散勇内乱,巴里 (巴黎)不守" ① .他的随员把他带到英国、美国逛了一阵.等到法国资产阶 级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而站稳了的时候,他才被带回到法国.这时,以血腥 地屠杀巴黎工人而著名的梯也尔刚登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宝座不久,他傲 慢地接见了中国皇帝派来"道歉"的使节. 但崇厚还不是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后就回国了. 到了光绪三年(1877 年),清朝政府开始在西方各国设立若干常驻的使馆, 其中的第一个设在伦敦,公使是郭嵩焘,他又是作为一个"道歉"的使者而 派出去的.英国人利用马加理案迫使清朝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节,由此就有 了驻英使馆. 外国公使能够进入北京,是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的 结果.而清朝政府最初到外国的外交代表是在无理的压力下被迫地派出去 的.这样的互换使节,显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正常情况, 而是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的一种反映. 在崇厚出使的前两年,清朝政府还在外国人的摆布下搞了一场派遣"外 交代表"出国的滑稽剧.其所以是滑稽剧,因为这个代表团是以几个外国官 员为主而组成的.从咸丰十一年(1861 年)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蒲安臣在 同治六年(1867 年)准备卸任回国.由于蒲安臣自己的建议,并由于担任总 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从旁怂恿,总理衙门决定聘任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 事务使臣"前往西方各国.因为生怕英、法见怪,又找了一个英国驻华使馆 的官员和一个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有几个中 国官员随同而去.总理衙门当时申述派遣这个代表团的理由是:"近来中国 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 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① .但是想依靠这些外国人来了解外国之情伪,解决外 交上的问题,只能说是异想天开!对于清朝政府的这个任命,蒲安臣向美国 国务卿报告说:"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的利益,我决定接受" ② . 这个由一个美国人为首 "代表中国"的奇怪的使团于同治七年 (1868 年) 出发,首先到了美国.蒲安臣在那里以中国的代表身分向公众发表演说,大 放厥辞,说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 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 ③ 他的演说是按照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梦想来描画中国的前途,而他竟自称是在向世界介绍中 国已经走上了"进步"的途径.蒲安臣在美国还擅自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 订了一个所谓《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按照清朝政府聘任蒲安臣时对他 的职权的规定,他是无权自行签订条约的.起草这个条约的西华德说:"该 约包含了目前美国政府所认为最重要的事项." ① 这个条约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是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的规定 ② , 这种形式上好象是平等互惠的规定完全是伪善的语言.它丝毫没有改变美国 ① 《同治夷务》卷八十五,页1. ① 《同治夷务》卷五十一,页27. ② 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90. ③ 同上书,页139. ① 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47.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262. 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而只是使中国穷苦人民被用诱骗和贩卖的方法 输送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事实合法化.美国在开发和建设沿太平洋的西 部地区时大量地利用中国的劳动力.1860 年中国人在美国约有三万五千人, 到1870 年增加到六万二千多人.他们都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筑路、开矿、 垦荒等苦工.六十年代在修建西部铁路的工程中死亡的中国工人的数目之 多,使人可以说,从加利福尼亚州往东一千几百公里的大铁路几乎是用中国 工人的骨头铺成的.在六十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州等西部各州的资本家仍继 续需要吸收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供他们剥削,所以在西华德的条约中才有这样 的规定.这种规定并不妨碍美国资本家在不久后感到中国工人为数过多时又 煽动起种族主义的排华运动.许多在严酷的劳动中幸存下来的华侨,在七十 年代以后美国西部各州的排华运动中遭到了虐杀.这些事实,由于已超过这 里所谈的主题,就只能简单地提一下了. 前文已经说过,美国当时主张侵略中国的列强实行合作政策,共同维持 清朝政府的统治(见第九章第四节).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成为在列 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西华德在 1861—1868 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他是使 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帝国的主张的创始人.为了实现这个主张,美国力求使 自己在共管中国的列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蒲安臣争取充当清朝政府的外交 代表是适应这个目的的.他在用清朝政府名义签订的条约中大讲什么中国的 一切内部事务"总由中国皇帝自主",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因此,这 个条约受到了英国的嫉视.在英国人看来,"美国这个暴发户,作为主角直 接向……英国在东方的优势地位挑战,这样的前景是极难容忍的事情." ① 所以,以蒲安臣为首的这个使团到了英国时,英国政府对它采取很冷淡的态 度.新上台的自由党的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在致蒲安臣的信中表示英国侵略中 国的领导地位是决不放弃的.接着,蒲安臣的使团又到欧洲大陆的各国,最 后到了俄国.蒲安臣在俄国病死,这才结束了这一幕荒谬的滑稽剧. 在蒲安臣的使团后,清朝政府虽然没有再干类似的傻事,但是清朝政府 派出的使节,无不以外国人作为顾问.例如,上述到法国的崇厚就有两个法 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和他同行.第一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顾问是英国人马格 里,此人曾受李鸿章重用,从光绪三年(1877 年)起,他担任清朝政府驻英 使馆的顾问几达三十年,在此期间,自郭嵩焘以后的每一任驻英公使都依靠 这个英国人办事.在光绪六年(1880 年)到俄国谈判伊犁问题的曾纪泽,是 在前一年接替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之职的.他到圣彼得堡时以马格里和日意 格作为自己的顾问.日意格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就和左宗棠勾搭,为他办 理各种"洋务"的一个法国人. 不但清朝政府派出国的使节离不开外国顾问,而且它的全部重要的外交 活动都有外国人参与.特别是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几乎成了主 持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的总顾问.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同英国人举行烟台会议 时,赫德和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成了他所仰仗的帮手.驻藏帮办大臣副 都统升泰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同英国的印度总督缔结藏印条约时,赫德 派了他的弟弟赫政充任升泰的助手,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 的.下文我们还将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赫德及其属员起了,多么显著的 作用. ① F.W. William s:An 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页163. 在外国的公使入驻清朝的首都后,提出了面见皇帝的要求.这个要求为 清朝官员们所竭力拒绝,起先他们说:皇帝尚未亲政,摄政的皇太后不便延 见外国公使.但是由于外国人坚决反对这个借口,而且皇帝总有一天要亲政, 所以这所谓"觐见"的问题成为总理衙门和其他官员们在好几年间纷纷议论 的一个大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不应当让洋人面见皇帝,更绝对不能 容忍洋人在面见皇帝时不行跪拜的礼节.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初,皇 帝亲政,外国公使们乘机又把这件事当做迫切的问题提出来.清朝当局无法 推诿,经过大臣们又一次进行了广泛的议论后,终于在这年五月实行了一次 觐见.参与觐见的有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的公使或代办及一个德 国的翻译官(德国公使那时不在北京).日本这时有一个特派大使在北京, 也同时得到了皇帝的接见.在此次觐见前,总理衙门和外国公使们进行了反 复的辩论,最终的决定是按照外国人的办法以鞠躬礼觐见皇帝. 在当时"觐见"成为一个严重的争议,显然不只是形式问题.各国公使 是作为战胜者,甚至征服者而进入北京的,他们要求确立自己在半殖民地中 国的主人的地位.如果让外国公使不用跪拜礼随时入见皇帝,在清朝官员们 看来,就是公开承认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已经屈服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 事实.他们虽然无力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向被统治的广大人民明 白地宣布出来,毕竟是足以招致危险的后果的. 虽然同治皇帝不久就死掉,清朝当局又可以用皇太后摄政的理由来拒绝 外国公使觐见,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势力已经在各个方面受着外 国侵略势力的支配这一事实,却是怎样也掩盖不住的了.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一个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概括叙述这种形势说:"其公使 傲睨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 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 ① .这越来越成为谁都 看得见的事实了. 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和他所任命的各个海关税务司不但由于掌握了中国 的海关,因而控制了中国出入口贸易,控制了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 来源,而且他们所进行的广泛活动使他们实际上对清朝的外交、军事以及地 方的用人行政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情形使当时的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感 到忧虑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 年),总理衙门曾有令赫德总管南北洋海防 的主张,薛福成表示反对,他说:"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 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彼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 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若复授为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 德一人之手!" ① 任赫德为总海防司之职的荒谬主张虽未成为事实,但是他的 势力继续有增无已.光绪十六年(1890 年)左右陈炽所著《庸书》中不指名 地提到赫德说: "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 糜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议,显绾邦交,偶或侵之,颠蹶立至.……英君 主授以男爵,功在彼国,其事可知.……国家旧制,于臣工制驭綦严.乃独 于一西人,倚任多年,毫无疑虑,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 ② 薛福成和陈炽 都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们比较勇敢地指斥清朝政府不该如此信 ① 《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 1960 年版,页89. ①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二,页53. ② 陈炽:《庸书外编·税司》卷上,页14. ②郭嵩焘:《使西纪程》卷下,光绪年间刻本,页24—25. 赖这个外国人.但这当然并不是赫德一个人的问题.封建统治者已经甘心让 中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他们只能在各方面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在 这条件下,他们的统治地位也才得到帝国主义的承认. 帝国主义竭力要清朝政府派出驻外公使,是为了增加一个直接的渠道来 把他们的影响渗透到封建统治集团中去.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的.前面已 经说过,第一个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在阿古柏的问题上就完全接受了英国 的主张.郭嵩焘在光绪二年(1876 年)所著的《使西纪程》中说: "近年英、 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 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英吉利…… 足称二霸,……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 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 ③他在这段话中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帝国主义者就 是要中国人承认,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世界秩序,以半殖民地的地位与 这些"很讲道理的"侵略者"倾诚相接",中国是再没有别的出路的. 另一个早期著名的驻外使节曾纪泽于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在英国的 《亚 洲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其中说:经过中法战争后, "反 而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于英国尤 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议,可从则从,从前亦 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 如是也.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 一受灾害始终切齿" ① .这种言论可说已经达到了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 度. 郭嵩焘和曾纪泽是当时官员士大夫中最了解世界局势的人.有所了解当 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是有所了解而只能在既成的事实前匍匐屈从和敢于打破 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二者间的距离是十分遥远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所企 图培养的就是按照它们的需要而认识世界的"外交家". ① 用当时颜咏经、袁竹一的译文,见何启著《新政真诠》第一编的附录. 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一)中法战争之一:在战争爆发之前 中国南方的邻国之一——越南,早在十八世纪末叶,就遭到法国的侵略. 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按照大银行家和工业资产阶 级的需要在远东积极推行殖民政策.在英、法二国共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鸦 片战争的同时,法国也向越南进行多次武装侵略. 1858—1862 年法国进攻南析(越南南部),迫使越南的封建王朝接受赔 款割地的条约.在并吞了南圻诸省以后,法国侵略者在七十年代又开始把它 的魔爪伸向北圻.他们的野心不但是要把整个富饶的越南变成他们的殖民 地,而且还企图由此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首先是云南省和广西省的大门. 当时有些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侵略者明确地供认,侵略中国是他们的一个 重要目的.例如西贡总督杜白蕾致法国海军和殖民地部的信中说:"我们出 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 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 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 ① 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也向一些传教士申述法国必 须占领北圻的理由说: "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 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① . 同治五年到七年(1866—1868 年),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作了一次深入 中国国境探路的尝试.他们组织了一个探查团从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 水陆并进,到了中国的云南境内的思茅,又经过云南东北部的会泽而到了四 川的宜宾,并由此经长江到上海,然后由海路回到西贡.他们发现湄公河的 上游澜沧江不宜于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 中国的通道.同治十年(1871 年)后,法国商人堵布益几次经过红河运军火 到云南给镇压回民起义的马如龙.为了占领越南北部,为了控制红河航行权, 法国侵略者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出兵攻袭河内及其附近各地.他们遇到 了顽强有力的抗击,这种抗击一方面来自越南各地奋起斗争的爱国人民,一 方面来自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人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黑旗军在同 治十二年十一月初(1873 年12 月)在河内城外的一战中使法国军队遭到严 重的创伤,法将安邺在战场上被杀死.虽然法军在军事上并不完全得利,但 是以顺化为首都的越南阮氏王朝对侵略者采取了违反越南人民意志的妥协投 降政策,它在法国侵略者的讹诈下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承认法国对北圻和中 圻的"保护权". 刘永福 (1837—1917) , 出身广东钦州的贫农家庭. 在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八岁时随父亲流亡到广西南部的上思县.他当过船工.在他二十岁左右 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正处于高潮.广西南部到处兴起农民起义的部队,他 们大多属于天地会的系统,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成了群雄并起、各踞一地的 局面.刘永福投身到农民起义的潮流中,先后依附于几个地方的头头.到了 同治四年(1865 年),这时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他率领二百多人到广西西部 靠边镜的安德,投奔在这地区称王的吴亚忠,成为他的部下.但在一年之后, ① (越)陈辉燎:《越南人良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中译本,1960 年版,页71. ① 依罗神父:《法国——东京回忆录》.转引自《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页71. 当清军大举围攻吴亚忠时,他和吴亚忠闹翻了.他率领自己的队伍进入越南 国境.他的队伍打的是七星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这是产生于太平天国 农民大革命时期而流散出国的一支农民部队.刘永福善于团结部下,而且机 智多谋,勇敢善战.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战败法军的时候,他的部队已 有二千多人.这一战以后,刘永福被阮氏王朝封为三宣副提督,他的部队驻 扎在宣光、山西、兴化三省,控制着红河上游,成为法国侵略者通过红河侵 入中国的绊脚石. 到了八十年代初,法国的金融资本特别迅速地发展,法国政府在远东的 殖民政策也加倍积极起来.以镇压巴黎公社而起家的茹尔·费里在这时候两 次担任内阁总理(1880—1881 年,1883—1885 年),整个越南沦为法国的殖 民地和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就是在这个屠杀法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执政时 期发生的事.清朝政府虽然在光绪十年(1884 年)七月才宣布对法战争,但 实际上在前一年,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开始进行了. 法国急于要占领越南北部,是有意要入侵中国,这点清朝官方也不是看 不到的.光绪七、八年间(1881—1882 年),清朝政府派出了一些军队进驻 广西、云南省和越南的边境地区,并且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 当时清朝官僚中虽然有些人认为,越南与中国有"唇亡齿寒"的关系,主张 不惜对法一战,但是当权的主要势力采取的是妥协苟安的方针.法国政府一 方面积极准备侵略战争,一方面要求同清朝当局进行谈判.以慈禧太后为首 的清朝当权派唯恐对外战争加深自己内部统治危机,把处理中法之间存在的 严重形势的责任完全交给李鸿章.光绪八年(1882 年)一贯对外实行投降主 义的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宝海在天津进行了谈判.进驻边境地区的清朝官军奉 到的命令是"以剿办土匪为名,未可显露助战之迹,致启衅端" ① .而且李鸿 章在同宝海谈判中还答应撤退这些军队.但是这种态度并不能使侵略者止 步. 光绪八、九年(1882—1883 年)法军又一次武装侵入北圻,先后占领了 河内和南定.越南政府再度要求黑旗军参战.刘永福的黑旗军进攻河内.光 绪九年四月十三日(1883 年5月19 日)两军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进行了 激烈战斗.黑旗军又一次打败了法国侵略军,击毙法国侵略军的司令李维业 中校.法国政府立即任命了新的统帅,加派军队,发动新的进攻.驻在越南 北部的中国军队中,仍然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它在 河内附近的怀德和丹凤使敌人受到挫折.就在邻近率军驻于山西、北宁等地 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却坐视法军同黑旗军作战,对黑旗军 不给任何援助,反而把它的战绩作为自己的功劳上报朝廷,因此他们被升为 广西、云南二省的巡抚.法国侵略军先后大举进攻山西、北宁,唐炯、徐延 旭率领的清军几乎都是不战而溃退,放弃了他们所防守的各个据点.清朝政 府还派了云贵总督岑毓英去指挥战争,这个以屠杀起义回民而发迹的军阀, 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望风而逃.到了光绪十年二月(1884 年3月)就只是在 靠近广西边疆的越南境内还有点清朝官军.刘永福的黑旗军也退到了靠近云 南边境的保胜(老街).唐炯和徐延旭被革职拿问. 清朝政府对于刘永福的黑旗军采取什么态度呢?在官方的文书中,黑旗 军甚至曾被称为"匪".虽然为了利用黑旗军的武力,官方给过它若干枪械 ①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五,故宫博物院 1932 年版,页27. 接济,但是"前后济刘(永福)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 多不着火" ① .四川总督丁宝桢在一个奏折中说穿了利用黑旗军是一个卑鄙的 阴谋,他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那么可以使越南感激中国,而由于黑 旗军并不是正规的中国军队,又不至于使法国得到对中国寻衅的借口;如果 黑旗军打不过法国人呢,"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 狼斗虎, 似属一举兼得" ② . 甚至有的清朝官员认为黑旗军得胜是件危险的事, "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 害哉!" ③ 在他们看来,让法国人歼灭刘永福这支农民军队,倒是更为有利的. 法国茹尔·费里的政府对于驻华公使宝海同李鸿章成立的协议还不满 意,因此,它在向越南北部增强侵略军力的同时,改换了驻华公使,并派驻 日公使特利古为专使到中国找李鸿章谈判.光绪九年五月间,特利古同李鸿 章在上海谈判,八月又在天津继续谈判.在这期间,法军攻占越南首都顺化, 强迫订立法越顺化条约,要越南承认是法国的保护国.越南国王要求中国予 以援助.在同李鸿章谈判中,特利古以绝交和开战要挟清朝在越南问题上彻 底让步.李鸿章虽然主张妥协,并且承认刘永福是应该清除的土匪,但是谈 判没有达成协议.九月(1883 年10 月)特利古宣布中止谈判,因为这时法 国已决心先用武力来把进入越南的中国军队赶走.到了光绪十年三月(1884 年4月)法国又通过曾任天津税务司而同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德国人德璀琳提 出议和.一个月后,李鸿章同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订立了《简明条款》 五款 ① .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并把进驻北圻的各防 营调回边界,法国商品可以由越南自由输入中国.至于刘永福的队伍,李鸿 章采取听任法国人加以消灭的态度.他在上报简明条款的奏折中说:"刘永 福黑旗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 上年曾纪泽(驻法使臣——引者)叠与该外部(法国外交部)商论,由中国 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 自不便深论." ② 这个简明条款明显地违背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自 动向侵略者打开了西南的大门,因而在官僚集团内部也引起了一片反对声 浪.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完全同意这个条约,以为这样一来,就避开 一次危险的战争了. (二)中法战争之二:从开战到停战 越是想委曲求全地逃避战争,却越是免不了战争.光绪十年五月,在中 法简明条款订定后不久,法国侵略军就向驻在谅山的还未接到撤防命令的清 朝军队发动进攻,声称一定要清朝军队立即让出靠近广西边境的谅山等地. 这回清军进行了反击,侵略军遭到一些伤亡,被迫后撤.法国政府通过它的 驻北京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极端无理的要求,说是中国应该为这次军事行动 ① 唐景崧:《请缨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以后简称《中法战争资料》)第二册, 页80. ②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页12. ③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页15. ① 《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455.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九,页50. "赔偿"法国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并且声称要以海军 进攻中国. 清朝政府不能不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 海同新到中国的法国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并且寄希望于其他各国来主持公 道.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这时起一直成为中法间的斡旋和谈的中间人, 他实际上是帮同法国人来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六月间,法国兵舰突然向台 湾的基隆发动进攻,并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刘铭传的部队进行 抵抗,击退了法军.当法军占领炮台时,法国公使声称,这是为了取得赔款 的"质押".曾国荃在上海的谈判没有结果. 从黑旗军刘永福的战绩来看,从谅山一战,基隆一战来看,法国军队并 不那么可怕,这些事实使清朝的一部分官员反对求和,主张作战.但是以慈 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主要的当权派不但不采取备战的措施,而且还给敌 人创造了进攻的有利条件.一支为进攻中国而来的法国舰队在这年的闰五月 底(7 月中旬)像进入自己的军港一样地驶入了福建的马尾军港.这时,马 尾造船局创办以来已十几年,这个厂陆续造出的一些兵船,加上从外国买来 的船只,已经形成一支除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外在当时说来还算有相当规模 的福建海军.这支海军就停泊在马尾军港.福建的地方大员们(他们大多是 李鸿章淮系的将领和官僚)居然把敌人引进自己的腹心要地.七月初三日(8 月23 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说,本日开战.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立即发动 攻击,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在这里的全部中国船只(包括十一艘兵船和 十九艘商船),并且击毁了整个造船厂.福建海军中的部分官兵在毫无准备 的情形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只能做到使几艘法国兵船遭到损伤.洋务派所 建立起来的这支福建海军就这样地被自己的投降政策所毁灭了. 马尾的海战使得清朝当局无法掩饰战争实际上早已开始的事实,七月初 六(1884 年8月26 日)朝廷下诏宣布对法战争,指出法国方面 "先启兵端", "衅自彼开" ① .但是封建统治者并不真是动员一切力量来抵抗侵略,而是继 续寻求使侵略者同意和解的途径.因此,从宣战起七个半月后,下诏停战. 在这七个半月的战争中,法国侵略者并没有取得全胜,而且在陆战中还遭到 惨重的失败,但是投降主义的清朝政府却使得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完全 对他有利的和约. 法国用海军在台湾再次占领了基隆炮台,宣布封锁台湾海岸,并占领了 澎湖.它的舰队又进攻浙江镇海海口,受到中国方面的炮台轰击,未能得逞. 侵略军在陆战中受到了很大的失败.由于黑旗军横梗在从北越通往中国的云 南省的路上,所以法国侵略军把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广西方面.在这方面清 方的主将,属于李鸿章淮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同被撤职的前任徐延旭一样, 也继续采取逃跑主义,自动放弃谅山,逃进了镇南关(现改称友谊关).侵 略者乘机侵入广西境内,形成了严重的局势.这时曾任广西提督的七十岁老 将冯子材奉命率部来到前线.他收集了溃散的兵勇,以积极进行抵抗的方针 激励他的部下,并且在军事上作了反攻的具体部署.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3月)在镇南关外,冯子材部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使后者遭 到了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打击.法军被歼灭的有千余人,全军仓惶后撤,连 谅山也只得放弃.法军的这次失败的消息传回法国,不但激起了法国人民对 ① 《中法战争资料》第五册,页518. 于代表金融资本家利益的政府的强烈不满,而且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 部的严重争吵.挑起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茹尔·费里的内阁因此而倒台. 但是在前方坚决抗法的官兵取得的胜利,却成了清朝政府用以进行乞和 活动的资本.这种乞和活动在正式宣布战争以后事实上没有一天停止过.由 于战争正在进行,清朝官员不便直接同法国人谈判,英国人赫德就更加成为 不可缺少的中间人了.由赫德派到巴黎的金登干(也是个英国人)取得了代 表清朝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全权. 李鸿章一贯主张只要多少能保全 "面子"就该妥协求和,在他看来,战争进行下去"大局将不可收拾" ① ,他完全 支持赫德进行的活动.英国、美国、德国等国政府也都极力要促成以中国方 面的妥协让步为前提的和议,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法国得到过多的胜利以致造 成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更不愿意看见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种胜 利当然会激起中国民族的自立精神,那是对侵略中国的列强都是十分不利 的.法国在谅山方面大败以后,不得不稍稍降低议和的条件.清朝的投降主 义者们认为,这是成立和议的最好机会.赫德这个代表英国利益,同时又代 表侵略中国的列强的共同利益来管制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角色,在这时也加 倍地积极活动起来.金登于以清朝政府的名义在巴黎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 草约,其内容除停战外,重申在天津订立的简明条款有效,并规定中国从越 南撤兵.于是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1885 年4月7日)慈禧太后颁发 停战令.四月二十七日(6 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订立 正式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并且给予法国以在广西、云南通商的 特殊权益,规定中国以后如在这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投降主义 者既不敢抗议法国并吞越南,又使法国侵略者打开中国西南边境大门的目的 如愿以偿.由于侵略者在战场上失利而没有提出"赔款"的要求,并答应从 基隆和澎湖撤兵,这使投降主义者感到是在"面子" 上已经很过得去了. 在镇南关外击退法军的主将冯子材,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是农民起义的 大叛徒张国梁的部将.他和其他一些将领虽然对战胜后的屈辱和仪表示不 满,但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退兵停战的命令.剩下来比较使清朝感到棘手的 就是刘永福的黑旗军.法国人并没有能消灭黑旗军,就要求清朝负责加以解 散,声称如果一天做不到这点,它就一天不交还澎湖.刘永福在中法战争期 间同清朝官方已有许多接触,并接受了"记名提督"的官衔.战争结束半年 后,光绪十一年八月(1885 年9月)他终于按照清朝政府的命令率部撤退, 当了广东南澳镇总兵.法国侵略者没有能够用武力排除掉的障碍,清朝当局 就这样为他们排除掉了.跟随刘永福撤退的只是他的部下的一部分,留散在 越南的余部中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安世地区的越南农民领袖黄花探领导下的 反抗法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刘永福虽然是农民起义风潮中涌起来的人物, 但他抵制不了清朝当局官爵的诱惑,也无力改变整个局势.在中法战争以后, 他成了个普通的清朝官员.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在中法战争后十年, 发生了中日战争, 这次战争在光绪二十年六月 (1894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三,页60. 年7月)到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月),历时八个月.光绪二十年是甲午 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这次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日本这个初兴的资 本主义国家带有依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同 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见第十章第四节).光绪 五年(1879 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这时,日本已经积极向朝鲜伸张其侵略 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光绪六年(1880 年)日本参谋本部长 山县有朋写呈天皇的一篇《邻邦兵备略》已经明确说明,为了准备对中国战 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 ① .从1885 年起,日本进行十年扩军计划.这个计 划提前两年于 1892 年完成.光绪十九年(1893 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 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 台湾的军事行动就有美国人做它的后台,这以后,美国一直想利用日本来为 它充当侵入朝鲜和中国的助手,所以中日战争中,美国很明显地是站在日本 的方面.英国想把日本用做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对于日本势力向朝鲜和 中国的东北部发展采取鼓励的态度.在中日宣战前半个月,日本和英国在伦 敦订立了新的条约.英国用这条约在实际上支持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在 此以前,日本和西方各国所订的条约都具有不平等条约的性质,新的英日条 约使日本第一次被认为是和西方列强具有平等地位的一员. 朝鲜是具有悠久民族文化历史的独立国家,这时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 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很厉害.日 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渗透到朝鲜内部.光绪十一年(1885 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 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利用这个条约 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光绪二十年(1894 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 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 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 ① 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 "保证", 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一 千五百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这时,日本军队突然以"保护"使 馆和侨民为名大量进入朝鲜,五月初七(6 月10 日)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 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没有丝毫认真作战的准备,却先后央 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英国既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当然谈 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于日本势力的扩张采取警惕的态度, 但是在它看来,中国和日本间的战争有可能造成对它有利的机会,它宁愿等 待这种时机的到来,而不愿采取任何步骤来阻止日本的行动.在清朝当局抱 着靠国际调停避免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日本动起手来了. 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日本不宣而战,首先在牙山口外的丰岛海上 击沉了装载着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这批中国军队是李鸿章派到牙山去 增援的.李鸿章从半殖民地的奴才心理出发,以重价租用英国商轮,以为可 以得到英国国旗的保护.随船护航的北洋舰队的几艘兵船,一艘被俘,一艘 ① 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杨辉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页43. ① 《李文忠公电稿》卷十五,页33. 受重创,其中较强的一艘铁甲船在船长的命令下临阵脱逃.在实行这种海盗 行为的同时,日本军队陆上由汉城方面进攻清朝军队,聂士成所部在牙山附 近的成欢驿与日军稍一接触,即狼狈败退.驻扎公州为后援的叶志超部队也 早已放弃阵地逃跑.聂士成部队赶上后,一起绕道北走,辗转到了平壤. 在海上、 陆上遭到日本方面的突然袭击后, 七月一日 (1894 年8月1日) , 清朝朝廷下诏宣战.同一天,日本也正式宣战.对于这场早已可以预料到的 战争,清朝政府处于被迫应付的状态. 八月中旬,日本军队用一万多人分路进攻朝鲜北部的平壤,在这里驻有 清朝军队左宝贵、丰升阿、马玉崑、卫汝贵等部和从牙山方面逃来的叶志超 的部队.叶志超是李鸿章的亲信,李鸿章曾在奏折中夸奖地说:"叶志超所 部,能以绿营抽调之兵熟精泰西操阵之法." ① 这回他虽然在牙山败逃,但李 鸿章却根据他的报告,认为他是一路打败了日本军队而到平壤的,所以任命 他为驻平壤各军的统帅.在他指挥下,聚集了一万四千多兵力在平壤一城, 只是筑垒防守,摆着挨打的架势.当日军进攻时,只有部分军队进行了坚强 的抵抗,将领中英勇奋战的是左宝贵,他在阵地上中炮牺牲.有的将领如卫 汝贵率营遁逃.统帅叶志超一看到战场形势不利,立刻树起白旗,命令各军 一起弃城北走,把积储在平壤的大小炮四十尊,枪万余杆和一应粮饷都留给 了敌人.溃退的清军除了被日军堵截杀死的以外,一口气退到了鸭绿江以北, 实际上成了把敌军引入国境的向导.日本军队经过了一番准备后,在九月下 旬渡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守江的清朝军队近四万人,都不战溃退,使日军 轻易地在几天内占领了沿江的安东(今丹东)、九连城等地,并且进据凤凰 城(今凤城). 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在一次被迫进行的黄海海战中遭到挫折. 北洋舰队从大连护航运兵到大东沟,在准备返航时,八月十八日 (9 月17 日) 为日本舰队所袭击.北洋海军由丁汝昌统帅,他担任此职已十四年,当时人 认为丁汝昌是"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李鸿章极力为他辩 护说:"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 ① .这次海战刚开始时,了汝昌在旗 舰定远号的飞桥上.飞桥年久失修,在定远号发出第一炮时就被震断.丁妆 昌自空中坠落,负重伤.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负起了指 挥作战的任务.这次海战进行了一个下午,北洋海军参战的大小十三艘船中 有两艘在战斗激烈时逃走,其中一艘还撞沉了自己的一艘船,有三艘被敌人 击沉,其余七艘中,包括旗舰定远号,都遭到轻重不等的创伤.虽然如此, 在作战中,有不少官兵很英勇.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只重伤,弹药 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 二百五十多人壮烈牺牲.经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 地打击了敌人以后全船沉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战 斗到底,终于使敌舰队不得不退却.日本共十二艘船的舰队并没有得到全胜, 它的旗舰松岛号被打得陷于瘫痪,有几艘兵舰受重创,一艘较弱的船被击沉. 但是这二战使李鸿章吓破了胆.他命令他的舰队从此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口 内,实行他既定的所谓"以保船制敌为要"的方针 ② .这实际上是保存自己钠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14.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 ②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53. 实力,等待战争结束的方针.他没有料到,就是这个方针导致了他的舰队悲 惨地覆灭. 在给予李鸿章的海军最后一击以前,日本军队先袭攻了旅顺港.旅顺港 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它与山东的威海卫对峙,扼守着渤海的大门.光绪 六年(1880 年),在这里开始修筑炮台.光绪十一年(1885 年)后,在旅顺 口内修筑了供海军修船用的大船坞和相应的设备,到了战争发生时,在旅顺 口已经修成了一系列的炮台,所用的大炮大多是从德国买来的.日本当时的 兵力要从海上正面进攻,并不容易.它以海军运兵在花园口登陆,从后路抄 袭.这时北洋海军已经再不出头露面,陆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来阻拦,所以日 军能够从容不迫地登上花园口,经由皮子窝而直扑金州.李鸿章在事后奏报 说:"查旅顺一岛,孤悬海中,所筑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若论防 守周密,必须于后路金州一带设立重兵.当无事时,莫不以为过计,且实无 此财力.此次倭兵于金州东北之皮子窝登岸,本非旅顺海口守台兵将所能远 防.贼已袭据金州,则大连湾和旅顺俱成绝地" ① .其实,在金州和旅大,当 时清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卒放弃阵地,望风逃遁, 因此敌军在攻占金州后,只用了两天,就占领了大连.当它在大连休整十天 的时候,集中在旅顺的清方部队还有一万三千多人,但将领们仍然毫无主动 作战的布置,都在各自图谋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和所蓄积的财富.所以日军 在重新发动进攻时,只用了四天,就从不战而逃的清军手里拿下了旅顺.这 是十月下旬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只有总兵徐邦道所率的六个营在金州附 近和在大连、旅顺间进行了认真的抗击,虽然他的兵力很少,也使敌军受到 若干挫折.可见如果所有的部队齐心协力地抵抗,孤军深入的敌军是难以得 逞的. 两个月以后,日军以同样的后路抄袭的方法进攻威海卫.它的海军护送 了两万多兵力在威海卫以东的成山角登陆.躲在威海卫港内的全部北洋舰队 (大小兵舰十五艘和鱼雷艇十三只)守定宗旨,不出来拦阻.登陆的日军十 夭后就进兵从后路攻占了威海卫港口南北两岸所有的炮台.防守炮台的军官 们在敌军压境时纷纷不战自逃,只有部分兵勇自发地进行抵抗.在岸上的所 有炮台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时,敌人又用海军封锁了东西港口,港内的北洋舰 队就成了瓮中之鳖.他们的唯一希望是陆上的反攻,但是清朝当局根本没有 反攻的布置.这时,威海卫口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里.如果配合上刘公岛 上炮台的威力,港内的舰队全力冲击突围,也还不是不可能.但是军官们不 敢下这决心.在北洋海军中有不少洋员,他们都主张投降.其中主要的是担 任海军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禄和担任顾问的美国人浩威,他们和有些清朝军 官勾结起来,唆使刘公岛上的兵士们哗变,并且胁迫了汝昌采取投降的步骤. 丁汝昌这时已无力统帅全军,也不敢承担投降的罪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其他将领在洋员的指使下向敌人发出了由浩威起草的投降书.于是北洋海军 的尚存的十一艘兵船和刘公岛的炮台及一切军资器械都在光绪二十一年正月 里(1895 年2月)全部完好地成了敌人的战利品. 渡过鸭绿江的日本军队分途向辽阳进军.除聂士成和依克唐阿所部在凤 城以北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以外,其余各军几乎都是敌来即逃.只是由于日本 在这时要分兵进攻旅大和威海卫,所以它在辽东方面没有迅速展开攻势.中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九,页34—35. 国在辽南的军队数量大于进犯的日军,而且各地人民群众已有自动起来打击 敌人的,如果各军在统一指挥下有力地进行反攻,至少能使侵略军陷于困境. 但是清朝军队最多只能在敌人进攻时进行消极的防御,而在敌人停下来休整 待机的时候,他们也但求暂时无事,坐对敌人无所作为.到了旅大失守以后, 日军在辽南先后攻占了海城、盖平,于是不但辽阳、沈阳受到威胁,而且从 营口、牛庄直到辽西的锦州都大为震动. 到这时,李鸿章的淮军势力的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它无论在海上和陆 上都每战必败.湘系的势力乘机起来攻击李鸿章,企图取而代之.这时,湘 系的最大军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被朝廷任为钦差大 臣,驻山海关,担任统帅.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四川提督宋庆任他的副职.当 日本军队渡过鸭绿江时,宋庆是驻防江边不战而退的各军的统帅.吴大澂则 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擅长金石考古,自鸣风雅,还自以为懂得军事.刘坤 一、吴大澂从湖南、湖北、安徽调动了不少军队出关,加上原在关外的军队, 声势很大,似乎可以扭转形势. 他们的计划是首先收复海城.吴大澂、宋庆都亲自到海城附近.他们用 来向海城敌军进攻的有一百余营、六万多人的兵力.但是由于将官指挥无能 和部队腐败,并没有能进行有效的攻击,反而在敌人的反扑下全部溃退了. 敌人先占领了海城以北的鞍山,然后西向占领牛庄.牛庄由号称能战的一部 分湘军据守,但战斗不到一天就失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身在牛庄以西九 十里的田庄台的吴大澂慌了手脚,立刻率军西逃.带了三万兵力屯驻营口的 宋庆也连夜跟着退却,把营口丢给了敌人.宋庆所部退到田庄台时遭到敌人 围攻,损失惨重.他的余部会合吴大澂部一起退到了锦州附近的石山.看到 这样的几万部队的大溃退,清朝政府惊慌失措,认定锦州到山海关也将是无 法防守了. 为什么在战场上每战必败?当时日本的军备,在数量上,其实并不比中 国强.以海军说,日本海军所有的舰数与总吨数同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海军 大致相当,而且中国除北洋海军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南洋海军和福建、广东 的海军.可是到了战争临头的时候,李鸿章却极力夸张敌人的力量,而把自 己经营多年的海、陆军说成不堪一战.他说,日本的兵舰新,行驰速度比中 国的船快得多,日本陆军的枪炮也比中国的"精而且多".他说:"凡行军 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 ① 照李鸿章 说来,武器装备的状况注定了中国必败.但是战争进行的实际情形表明,北 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并不是由于跑得慢的原因,陆上战争的失败同样也不能归 罪于武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一向抱着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 是武器的观点,他们的唯武器论的实质就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这在甲午 战争中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中日战争之二:议和与反对议和的舆论 失败主义是和投降主义形影相随的.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 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 停战.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十年前罢免了的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八,页61. 恭亲王奕诉主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欣.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 奕欣贪庸无能,所以坚决主张起用奕诉.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 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出 面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 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这个建议特别受 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 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十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 田贝呼吁美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 始在中日间做了些联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 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 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分;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 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 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具有正 式资格的全权委员".经过美国人居间进行了一番斡旋后,清朝政府决定派 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曾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为代表到日本去.这两个官员在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到达日本的广岛,在日本住了十多天,这正是日军攻 占威海卫,聚歼北洋海军的时候.日本方面仍拒绝同这两个代表谈判,理由 是他们并未由清朝政府授与谈判的全权.张荫桓和邵友濂没有能从日本人那 里探听到一点讲和的条件就被实际上驱逐回国. 日本方面又经过美国人向清朝政府说,必须改派"声望甚尊,声名素著 的大员,给与十足责任",方可进行谈判,而且还表示,日本将不仅要求赔 款,而且要求割地,所以清方的代表必须是有权订立这样的条件的大员才行. 日方还透露,他们所中意的大员就是奕沂或李鸿章.这时,清朝政府已经自 认一败涂地,为了求得停战,不惜任何代价,所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到日本乞和.李鸿章率领了大批随员在二月间到达日本的马关,随行的人员 中有几个美国人,其中主要的一个是科士达,此人曾于 1892—1893 年任美国 国务卿,在张荫桓和邵友濂到日本时已被清政府聘为顾问.这些美国顾问所 起的作用就是使李鸿章的代表团老老实实地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 以李鸿章为一方,以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另一方的马 关议和在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日本方面拒绝先停战,再议和约,所以战争状 态仍继续存在,虽然事实上日本已经没有力量立即进行新的战役.由于有个 日本浪人开枪打伤了李鸿章,谈判日程拖延了些时间.三月初五,双方成立 了以二十一天为期的停战条款.接着日方才提出了他们的和约底稿,并且威 胁说,和议不成,就要重新进行战争,进攻北京.伊藤博文向李鸿章的儿子 李经方(他在李鸿章养伤的时候,被任为钦差全权大臣)说:"若不幸此次 谈判破裂,则我命令一下,七十艘运送船,搭载大军,舳舻相接,直往战地. 如此,则北京之安危,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谈判破裂,中国全权大臣 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① 这种威胁,对于包 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当权派是很有效果的.在李鸿章伤愈后,同伊藤博文进 行议和条款的谈判时,他们问有如下一段谈话 ② ,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如何咄咄 ① 工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天津大公报馆 1932 年版,页317.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24. 逼人,一方面是如何俯首听命. 伊藤:停战多日,期限甚促,和款应从速定夺,我已备有改定条款节 略.……中堂(指李)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 伊藤:时限既促,故将我所能做到者,直言无隐,以免多方辩论. 这样,到了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 年4月17 日)就完全按 照日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马关条约》 ③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 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 日本军费二万万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 口岸.条约中还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并 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享受与进口货物一样优 待的权利.这一条当时对日本说来,并不是现实的需要.可以说,这一条是 按照支持日本的美国和英国的意愿而订立的,因为根据所谓利益均沾的原 则,这种规定,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而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就是要求进一 步开放中国,使中国成为他们进行工业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场所. 从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起,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在社会上,都有 谴责战争不力、反对乞和的呼声.对于这种呼声,应当加以分析. 光绪皇帝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形式上已经执政五年了,但用人、行政大事 其实还是由慈禧太后决定.李鸿章是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光绪帝所最亲信的 大臣翁同龢一向对李鸿章揽权太大不满意,朝鲜问题和中日战争为他和别的 某些大臣提供了攻击李鸿章的机会.因此在官僚集团中就似乎出现了受到皇 帝支持的主战派和受到太后支持的主和派的对立.但其实这种两派之间的对 立并没有超过宫庭和官僚集团内部在通常情况下因争权夺利而引起的互相倾 轧. 懦弱的光绪帝丝毫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军机大臣中的翁同龢、李鸿藻 等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扭转局势的主张,他们只能满足于在军事失败时给李鸿 章以这样那样的处分,但剥夺不了他的权力.在日本方面选定李鸿章作谈判 的对手时,他们也就乘机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李鸿章去负担.翁同龢这时只是 主张宁可多赔钱,不能割地.等到马关条约签订时,这些主战派的大臣们都 噤声不响,承认了既成的事实. 朝廷中不少较小的官员,包括本来只是空发议论的御史,纷纷上奏主战, 在和约订立后也表示反对.他们的大部分议论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战败乞和 的责任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个人.有的说:李鸿章"以洋人得功,遂终身以洋 人为可师","此次战争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有的说:"李鸿章 志存和局,致诸将观望不前."有的骂李鸿章是"老悖糊涂之人",是"内奸".有的说日本之所以"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皆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 ① .他们这样猛烈地攻击李鸿章,以为似乎只要去掉李鸿章一个人,一切事就 ③ 当时马关签订的有《马关新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停战展期专条》二款, 一般总称为《马关条约》.见《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614—618. ① 以上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此书以后简称《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 页61、109、327 及第四册页 33 等处. 好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们并不是认真反对投降主义,所反对的只是李 鸿章的投降主义. 有些所谓主战派官僚提出了极其荒谬的主张.例如礼部右侍郎志锐、翰 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都提出过送给英国几千万银子以"联英伐倭"的主张. 两江总督张之洞向来慷慨主战,但他又是个极力主张求援于英、俄的人.马 关条约订立后,他立即表示反对,他提出的办法仍然是"速向英、俄、德诸 国恳切筹商,优与利益,订立密约,恳其实力相助,问其所欲,许以重酬, 绝不吝惜" ② .这种为了反对这一个强盗而向另一些强盗卖身投靠的主意,同 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并没有原则的区别. 用湘系力量来代替李鸿章,事情就好了吗?吴大澂率兵出关时,大言不 惭地声称胜利在握,但一到战场上就现出了是个可耻的逃兵.刘坤一没有指 挥打过一次仗,当时人说他:"顿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 ① .又有人这样描画 他:"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 ② . 这些口头上的主战派当然不能真正反对投降主义. 任何反动统治势力都不会心甘情愿地走下坡路.对于清朝政府说来,被 日本这样一个初兴的岛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以赔巨款和割重地来苟且 偷生,实在是一口难以咽下的苦水.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这时已经腐败到了极 点,再也产生不出像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那一类比较认真的主战派了.从他们 中发出的破落户的愤懑,"尊王攘夷"的空谈和对于实行投降政策的负责官 员的咒骂,其实不过是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孪生子.张之洞等人的上述主 张更是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想走半殖民地的道路来保全自己的地 位. 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初起的软 弱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危机,也发出了自己的呼声,形成了反对投降主义的 社会舆论.前面已经说过(见第十章第六节),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民族 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经济上、政治 上独立的阶级,他们的发言人多半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同买 办商人有联系的文人,他们发出的呼声在内容上往往同上述官僚分子的议论 有相通处,但毕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同没落地主阶级的愤懑和空谈有 所区别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反投降主义舆论的出现,是以往几次中国遭到侵略 战争时所没有过的现象. 上海成为这种舆论的中心.这时,北京、天津、上海间已通电报,所以 京城消息能很快传出来.上海已有的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 《沪报》,都是英国、美国人投资创办,有买办商人参加,由中国文人编辑. 这种报纸固然不可能以独立的资产阶级立场评论国事,但通过这种报纸,战 争与议和的真象比较广泛地为社会人士所了解.执笔的文人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反映了市民群众的观点.他们主张对日本作战采取积极的方针,虽然他们 所提出的办法 (例如把哥老会等秘密会社的力量动员起来出兵打到日本去) ①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页370. ① 《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502. ② 《中日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96. ① 当对报纸上发表的《论防倭不如剿倭》、《论中与日战宜出奇兵以乘之》等文.见阿英编《中日战争文 学集》,北新书局 1948 年版,页25、27. 不切实际,却也表示了对清朝当局消极挨打的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愈来愈 感到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他们写道: "盖我中国数十年来, 凡秉钧衡,都系伴食,其于四方之凭陵侵削,置若罔闻,得失是非,付之不 顾……"."自通商而后,虽同文馆立于京师,方言馆建于上海,武备学堂 置于天津,水师学堂立于金陵,各省复设机器、船政、轮船、电报等局,要 皆虚应故事,徒糜经费" ② .清朝当局的乞和活动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奉命 赴日本的张荫桓、邵友濂路过上海,他们奏报说:"迨行抵沪上,匿名揭帖, 遍布通衢,肆口诋諆,互相传播" ③ .以上海为中心的这种群众性的舆论预示 着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治运动即将兴起. 正在北京应考的康有为起草了一个反对议和的万言书,邀集各省应考的 举人一千多人,准备联合向朝廷呈递.由于马关条约已经签订,这些为求做 官而来的人绝大多数是三分钟的慷慨派,也就以为"成事不说",纷纷散去. 但康有为的这份万言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主要内容,如他的学生徐 勤所说是:"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 立国也".清朝当权派认为非和不可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将打到京城; 康有为则主张,为了下决心打下去就要迁都.类似康有为的这种主张,在官 僚集团中也有人提出过,但当权派根本不加考虑.康有为的万言书的内容最 主要的特点是"变法".他说,迁都、练兵等等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 而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则是变法.关于怎样实行变法,康有为提到,要 准许民办各种机器工业、民办轮船、铁路的运输事业,要鼓励商会.他说: "商会者何?一人之识未周,不若合众议.一人之力有限,不若合公股.故 有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力量易厚,商务乃可远及四洲" ① .康有为总结他 的变法主张说:"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 之物产,力图自强……何至含诟忍耻,割地款于小夷哉?及今为之,犹可补 牢.苟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 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拾,虽有圣者,无 以善其后矣!" ② 康有为的这番主张,是从和战问题出发,初步地提出了一个 按资产阶级要求改变国家面貌的纲领,这同仅仅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出发, 并把战败乞和的责任归罪于李鸿章一人的主战论是有明显区别的. (五)中日战争之三:保卫台湾的斗争 康有为的万言书虽然提到了"四万万之人",但如何把这四万万人中的 绝大多数动员起来,他是提不出办法来的. 有几个奉天(辽宁省)举人向朝廷奏告说:对于日本侵略者"奉天人民 无不痛恨,贼(指日本侵略者)虽百计利诱,犹皆私立团防以拒之,若果因 势利导,则遍地皆兵,而贼到处掣时" ① .这所谓"私立团防",就是说,不②同上书,页30、56. ③ 《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42—443. ①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后此书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 州国光社 1953 年版,页146、153. ① 《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38. 是官办的.在辽东的岫岩东南的桂花岭,"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 村数十,自练乡团",对于来犯的日本侵略军,"乡团极力堵御,以抬枪毙 贼无算.自十月中旬至下旬,相持甚久" ② .但这种情形并不多.封建统治者 在对外打仗时,不可能真正发动民力.第一,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枷锁使人民 动员不起来,特别是封建的军队的扰民行为直接阻碍了战区人民的发动.一 个奉天府丞这样说:"兵于贼将至之时,或托言击贼而先逃遁,或扬言贼至 而先肆掠,奸人妇女,抢人财物.敌人不曰被贼祸,而曰遭兵劫.离散人心, 莫甚于此." ③ 第二,封建统治者利用民力的办法是由官方指定的地主绅士办 团练,这种办法只是束缚人民的手脚,而不能真正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所 以在中日战争中,辽东和山东的战区,只有个别地方有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 的斗争. 从马关条约订立后保卫台湾的斗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下层广大人 民群众中蕴藏着反对侵略者的巨大力量,封建统治者中的投降主义者固然只 能出卖人民,他们中宣称主战的人也只是空谈,而资产阶级倾向的爱国者也 不能同下层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斗争. 台湾在中法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光绪十一年,1885 年)成为一个行省, 在这以前是属于福建省的一个道.建省后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他在台湾修 建了铁路、电报线,设制了一些军事防务.继任的邵友濂,在中日战争发生 后害怕战争波及台湾,设法让朝廷把他调离.于是原任台湾布政司的唐景崧 便升任为巡抚.唐景崧在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任吏部候补主事,自告奋勇到 越南北部同刘永福联系.他主张利用刘永福的兵力,实际上是要把黑旗军这 支产生于农民起义的部队纳入清朝统治者的轨道.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由此而在官场上步步上升.刘永福在中日战争开始时,由广东南澳调到台湾, 他手下只有两个营,以后在台湾逐渐扩充到八个营.由于他在中法战争中声 名很大,这时朝廷里也有人想到他,有过把他调到北方去参加作战的打算, 但没有成为事实.唐景崧虽然同他是老相识,但在台湾却极力排挤他,生怕 巡抚的位置被他夺去.唐景崧让自己的亲信部队驻守台湾北部比较富庶的地 区,而要刘永福以帮办台湾军务的官衔驻守台南. 唐景崧自命懂军事,其实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他的腐朽的官僚习气 不次于清朝的其他封疆大吏.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底,当李鸿章已在马关开始 进行乞和谈判的时候,日本以海军轻易地攻陷隶属台湾省的澎湖岛.台湾形 势大为紧张.台湾要被割让的消息也渐渐传出来.唐景崧电奏朝廷,反对割 让台湾.怎样避免割让台湾,他在马关条约订立后向朝廷提出了个"妙计", 说是"如全台许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彼利益均沾,全台 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扰" ① .唐景崧的想法显然 是,如果台湾为日本独吞,他立刻当不成台湾巡抚了,而如果让列强在台湾 "利益均沾",他还可能保留自己的地位.他出的这条荒谬的主意虽然未能 实现,但是这条主意实际上就是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全国实行的办 法. 台湾省各阶层人民对于马关条约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唐景崧电告总理衙 ② 《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13. ③ 《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63. ① 《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7. 门说:"城(指台北城)内外已竖旗聚众,台变在俄顷,崧命在旦夕,危不 可言" ① .又说:"纷传和约已画押,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恐 大乱立起" ② .在因为被自己的政府所出卖而愤怒的人民群众面前,唐景崧怕 得要命,他怕这种愤怒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是不敢同台湾省人民一起抗 击日本侵略者的,虽然他曾向朝廷吹嘘说:"臣职在守土,倭如攻台,战事 死生以之" ③ . 清廷派出的割让台湾的专员李经方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在靠近基 隆的日本兵船中,同日本人签定了交接台湾的字据.在这以前,清政府已经 命令唐景崧和在台湾的大小文武官员撤离台湾,但是唐景崧没有立刻就走. 先几天因为他还幻想由于国际干涉而可能不割让台湾,后来文因为他被要求 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人民群众所包围,跑不了. 反对割让,反对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已经成为沸沸腾腾的群众运动.这 个运动开始时是由一些地方绅士所领导,其中最著名的是丘逢甲.他是台湾 苗栗县人,考中过进士,但没有做官,甲午之战时三十一岁,就其思想说, 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一个知识分子.战争发生后,他以绅士的资格组织团 练,后改称义军.事实虽然使得以丘逢甲为代表的爱国绅士们不能不对清朝 政府绝望,但是他们还是想把唐景崧挽留在台湾,做他们的领袖,以为可以 依靠他的兵力. 日本侵略军在五月初六由基隆以东的底澳登陆,经由三貂岭、瑞芳而指 向基隆和台北.唐景崧不愿依靠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的武力,而他自己从广东 招募来的队伍,缺乏训练,没有纪律,多数遇敌溃散,只有少数队伍还能抵 抗一下.到了十二日,有一群溃兵进入台北城,纵火劫掠,造成了混乱的形 势.唐景息并不设法安定局面,却化装溜出台北,搭乘英国船逃到厦门去了. 唐景崧的逃跑使日本人唾手而得基隆和台北.这时台湾省各地群众武装 组织还在纷纷起来活动,但是同这些武装组织有联系的丘逢甲认为大势已 去,在唐景崧逃走后不到两个月,他也和他的全家一起离开台湾,跑到广东 去了. 继续抗击侵略者的义军的领袖,最著名的有徐骧,他是苗栗县的一个库 生.他和本县的另一个庠生姜绍祖,本县的一个生员吴汤兴各自率领了一支 义军,在新竹、苗栗一带抗击由基隆、台北南下的侵略军.他们都是比较接 近下层群众的年青知识分子,姜绍祖只有二十二岁,他们所领导的义军主要 是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他们在战斗中得到了在台南的刘永福的支持. 刘永福这时是留在台湾的清朝最高的官员.在台北失陷后,刘永福发出 布告表示要和台湾省人民一起坚持战斗.闰五月初,日本兵舰进攻台南的门 户安平口,刘永福亲自率兵防守海口,日本人没有能在此登陆.因此,日军 只能在陆上一步步由北向南推进.刘永福派出一部分军力和徐骧等人的义军 在台湾中部配合作战.参加作战的还有原来被称为"土匪"的简精华、林义 成、黄荣邦的部队.刘永福的黑旗军和群众武装队伍都打得很勇敢顽强.但 他们采取的是死守一个个城市的办法,他们只能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 付出严重的损伤做代价,却无法阻止一个个城市为敌人所占领.义军领袖吴 ① 《中日战争资料》第四册,页95. ② 《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384. ③ 《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88. 汤兴、姜绍祖和刘永福的部将杨紫云、吴彭年、杨泗洪等先后英勇地战死. 日本军队占领了台中等地并向台南进攻.徐骧也在坚守台南城北面的门户嘉 义城时战死.同时,日本海军又在台南以南的打狗登陆,攻陷打狗的炮台. 刘永福并不是真正有在台湾作战到底的决心.看到战场上形势对自己不 利的时候,刘永福送信给日本方面,表示"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 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并且提出两条要求,即一、要求日本"厚待 百姓,不可践辱",二、要求日本用船把刘永福及其所部"载回内地".尤 其可耻的是,刘永福在给日本人的信中竟说:他的部队都驻在台南城内, "决 无由我动兵攻击之行动",而台中各地的战事都是"台湾土人"干的 ① .日本 人在回信中傲慢地拒绝了刘永福提出的条件,要刘永福自己到日本军中来乞 降.刘永福骨头已经软下来了,再也硬不起来.他在九月初也同唐景崧一样, 抛弃了他在台湾的部下和台湾人民,化装逃上一艘英国轮船,用重金贿赂轮 船主把他送到了厦门.有人曾向刘永福建议退入内山,坚持战斗,但他不能 这样做.刘永福早已为封建官僚集团所同化,正如当时有人评论他所说的, "其富贵功名之愿已遂,室家妻子之恋难忘" ② .他是不可能同台湾坚持斗争 的人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的. 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整个台湾,但是从台湾各族人民中兴起的反抗斗争 仍然连续不断.领导群众起义的著名人物在最初几年间先后有林大北、陈秋 菊、柯铁、简大狮、詹阿瑞等人.日本人的著作中说: "第一次中日战争后, 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就不得不首先确保自己的军事警察 的统治.最初实施军政,凭借军队的力量执行一切政务,同时对反叛军队进 行讨伐,但这并没有获得成功".在1898 年后"完成了特殊的警察制度,台 湾才告'平定'".在所谓"特殊的警察制度"下,"和人民直接接触的官 吏只有警官",同时还实行"保甲制度"这种"利用居民连坐负责来维持治 安的封建办法" ① .但实际上,在日本占领台湾的五十年间,台湾广大人民群 众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① 《中日战争资料》第六册,页495、496. ② 易顺鼎:《盾墨拾余》.《中日战争资料》第一册,页138. ① 小山宏健:《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一卷,许国佶译,三联书店 1961 年版,页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