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jin
秋瑾
不惜千金买宝刀，
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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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舜生《厌世自沉的王国维》
（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
   （台北国民出版社，把王静安先生早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苕华词》，合印成一小册，题曰《王国维先生三种》，该社社长要我写几句关于王先生的生平和著作的话，作为重印这本小书的导言。以我来谈王先生的著作，确实是不甚相宜的。但重违该社的雅意，好在这三种东西我却是在三十年前便已读过的，只好就手边所有的资料，拉杂的写成了这个短篇，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阴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个午前，一位学者形态的老者，身着中国服装，鼻粱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学校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枝，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这便是一代学人王静安先生的一个最后归宿。
   入殓时，在他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纸，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这遗书的全文是这样的：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王先生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的家庭并不怎样富有，只是勉强可以过活，因此他一生的学问，都是由苦学得来，除掉日文、英文和几种理科方面的科学曾从师补习以外，几乎全是由于自学。在同时的学人中，他和罗叔言（振玉）先生的关系最深。三十九岁以後，和沈子培（曾植）先生定交，受着他的启示也不少。
    王先生生于前清光绪三年丁丑（１８７７）十月二十九日，到他死的这一年（１９２７），才５１岁。他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二十岁，娶的是莫夫人，生了三个儿子。第二次，三十二岁，潘夫人，生了七个子女。为了教养子女的负担很重，使得王先生不能不于治学以外，随时担任一些有收入的工作，不过他所任的工作，也大率于他的学问修养有多少关系就是了。
    关于王先生的家世，生平，治学的次第和变化，以及他全部著述的列举，有他的高足赵万里先生写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以及吴其昌先生写的《王观堂先生学述》等篇言之最详，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但为阅读这本小册子所重印的这三种东西－－《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苕华词》－－的读者参考起见，却有一点必须指出：即王先生在三十五六岁以前，其治学的重点在哲学、文学，三十五六岁以後，则重点全在史学是也。
    《红楼梦评论》写成于光绪三十年甲辰（１９０４），时王先
生年二十八岁，其立足点全在叔本华的哲学。以现代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观点，就我国这部杰作加以深刻的批判者，以王先生为第一人。同时，对《红楼梦》作者姓名及作书年月应加以考证，也以王先生提倡最早。
    《人间词话》写成于宣统二年庚戌（１９１０），时王先生三
十四岁。这篇东西是他读诸家词集的一种心得，酝酿的时间颇长，在这篇东西以前，他写过《文学小言》十七则，与词话是有密切关系的。
    《苕华词》原名《人间词话甲乙稿》，大部写成于光绪三
十一年迄宣统二年（１９０５－１９１０）之间，王先生对他所填的词自视甚高，在他的《自序》中曾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不所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统括王先生前后期的学术思想而给一个总评价的话，我觉得以梁任公（启超）和陈寅恪先生说得最好。
    梁先生说：
    “先生贡献于学界之伟绩，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创读殷墟书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间史迹及发见当时社会制度之特点，使古史砉然改观。若创治《宋元戏曲史》，搜述《曲录》，使乐剧成为专门之学。斯二者实空前绝业，后人虽有补苴附益，度终无以度越其范围。若精校《水经注》，于赵、全、戴外别有发明。若校注蒙古史料，于漠北及西域史实多所悬解。此则续前贤之绪，而卓然自成一家言。其他单篇著录于《观堂集林》及本专号与夫罗氏哈同氏诸丛刻者，其所讨论之问题虽洪纤繁简不一，然每对于一问题，搜集资料，殆无少遗失，其结论未或不餍心切理。骤视若新异，反复推较而卒莫之能易。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也。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足，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其少年喜谭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个问题与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先生古貌古饰，望者辄疑为竺旧自封畛，顾其头脑乃纯为现代的，对于现代文化原动力之科学精神，全部默契，无所抵拒。而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道术所蕴足者如是，故以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节录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三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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