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请记住本站网址：http://r.book118.com或http://www.book118.com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


 序（1）

    “一家人，是因为有共同的名字‘老三届新三级’，又在同一个年代里经历了同时载着我们起伏的跌宕风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命运。”

    老三届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老三届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是一个注脚”，它“揭示了历史，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它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

    翻阅《老三届新三级》一书征文来稿，一个个与自己年龄和经历相仿，40多年前正值花季年龄却被裹进“文革”动乱风暴，而后又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到基层”号召，散落在祖国天涯海角、广阔农村的知识青年的鲜活面容，连同他（她）们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有的在偏僻落后的农村落户，有的到工厂矿山学徒；有的在大兴安岭扎根，有的到内蒙古草原放牧；最幸运的莫过于融入军队的熔炉，到祖国的边陲守护。他们因“文革”刺激起的“造反”精神，在宁静的山村中逐步得到平复；注入血液的红色理想，在为生存而搏斗的磨砺中渐渐褪色；中学学到的浅薄知识，在短暂地燃起科学之火后，很快销蚀在田间地头或淹没在荒山野岭……他们把城市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文明带给穷乡僻壤，惊扰了中国农民的平淡生活，也从“贫下中农”纯朴的民风中汲取了做人的本分，受到温暖的呵护，结下深厚的情谊。然而不论在哪里，无论岁月如何把他们淡忘，不管命运怎样把他们捉弄，他们大都表现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特征：怀揣抱负且不乏激情；不怕吃苦而又不甘寂寞，心中无时不埋藏对知识的渴求和上大学的梦想。或许是对那场触及人灵魂的“革命”的反思，痛惜自己逝去的金色年华；或许是难以忍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煎熬，翘首企盼人生命运的改变，他们终于等到了1977年那个8月13日——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拍板决定在当年恢复已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通过统一考试招收大学生！这个消息像久旱的禾苗遇到了甘露，像岁寒的松柏沐浴了春风，唤起多少老三届知青沉睡的梦想。

    本书中一位来自湖北郧县叫兰善清的知青这样叙述自己当年的心情：“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领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有人认为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启动中国农村改革之前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对十年“文革”最直接有力地第一次否定。的确如此，高考为1966—1978届3000多万初、高中学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最先享受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新鲜空气。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1977年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67.4万考生，入学率仅为5.67%。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其中老三届知青占了大部分。有一位来自天津，下过乡、当过工人的老三届新三级学生许建国，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邓小平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邓小平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1978年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年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老三届中的这一批人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赶上了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他们无比珍惜“而立”之年的学习机会，通过刻苦学习和顽强拼搏，成长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代言人和践行者，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攀上中国奔向现代化的隆隆列车，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浪潮。而更多的老三届中的同龄人，却在激烈的竞争中与上正规大学无缘。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长年的不懈努力，凭着执著的追求，靠成人教育或通过自学的方式，弥补了知识贫乏的缺憾，同样完成了从学生到工农兵，又从工农兵到知识分子的转变，成为共和国走向富强的栋梁之材。他们中也有少数人，连自学成才都没有做到，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都留给了广袤的农村，或娶妻或嫁人，像当地老百姓一样默默无闻地栖息生活……

 序（2）

    当时间把人们带入2008年，老三届新三级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中大的已年逾花甲，小的也年过半百。虽然其间不少人仍活跃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但从总体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当我们盘点这代人的人生价值时，发现尽管他们从30年前改变个人命运的那个时候起，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找回了逝去的年华和失落的机遇，有的进入国家领导层，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工作者，有的成为耳熟能详的作家，还有的成为演艺界的明星，但更多的仍然是普通的干部，普通的技工，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医生，即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人们在阅读这本书后会发现，尽管他们的人生阅历勾画出不同的轨迹，但仍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文革”那段反常的特殊经历让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插队、做工、从军的经历让他们锻炼了筋骨意志，了解了民情；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又让他们变得成熟稳健，豁达睿智。本书选登的一位来自河北大学哲学系七九级学生、现任包头钢铁学院政法学院院长的王立东，他在文章中这样表达新三级学生的心情：“我们满足，满足当年的清贫不曾削弱我们的意志；我们骄傲，骄傲当年的我们没有蹉跎青春的时光。我们走过贫困、走过慌乱、走过衣衫不整、走过食不果腹；我们走过动乱、走过荒唐、走过民族迷茫、走过苍生凄惶。那是我们幼小的时候，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我们求生的时候，那是我们锻造的时候。虽然已是往昔的岁月，我们记得；虽已是不再的记忆，我们怀恋。我们因贫困而奋起，我们因迷茫而探求；我们因失望而发奋，我们因痛苦而图强。——那是我们生命的流程呦，我们无怨；那是我们青春的激扬哟，我们无悔！”

    本书选登的另一位叫吕立宁的北大附中知青，当年到陕西榆次插队，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后从医，如今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曾千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到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给予了亲人。”“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传承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当我们凭着这些，仍在一如既往地做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意识到：需要补充，需要更新，需要适应，需要转变，需要重创新的起点。当我们做好准备并自认为有能力面对这一切时，又被告知，你的时间到了，这一切结束了……世上最公平的是时间，它无私地将无言、无形、最平常又最神秘的空间让世人同享。每个人都会经历他一生中的不同时代，人的一生就是告别一段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每一段都让我们收获了新的启迪。”

    “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这一代人影响时代或被时代影响的时间已不多了，历史很快会将这一页翻过。然而，作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群体，我以为这个群体不只剩下了自我咀嚼和难忘回忆，仍有其值得探究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一位来自北京十三中到山西左云县插队的知青齐每丰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要让后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同样需要有人为其做出牺牲、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而代价的承受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用热血、热泪、用一代人昂贵的青春所换取的历史教训，能被世世代代永远铭记。”

    老三届新三级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困难和最辉煌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们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在坎坷中成长，既经受了生活的磨难，承担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高额代价；也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为此付出最宝贵的人生年华，分享了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成功和喜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还是这位叫齐每丰的知青写道：“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割。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值得指出的是，老三届新三级这批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当这本名为《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的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共和国同龄人”是他们一生的光环和骄傲，共和国的生日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日。让我与收入本书的50多位作者，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共同期待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本书主编张琦

    2009年3月20日

 目    录

    1我们也曾年轻/吕立宁

    19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崔明钦

    32那个年代的故事/牟新艇

    60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何友中

    72那一个梦想/邵又乔

    81难忘的情怀——下乡笔记/杜天麟

    104命运，1977/兰善清

    109“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黄伟

    123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李向前

    140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毕冰宾

    148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耿艳鹏

    158保安堡——那难忘的歌/齐每丰

    169难忘的岁月/葛元仁

    190“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唐宁生

    203我的大学梦/边庆利

    214回忆与思考/马昌海

    235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十年“文革”到两度高考/胡明华

    256难以忘却的记忆/郭欣根

    272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离接触/咏慷

    284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曾省伶

    305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年/毛平先

    315岁月流逝似飞箭终身难忘插队情/李希邦

    335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赵兹

    365艰辛磨砺谱春秋苦乐人生梦峥嵘

    ——南宁二中知青的如歌岁月/黄少雄

    375回首我的知青岁月/王道君

    385大学时代的心路历程/薛庆超

    396“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谢文纬

    417嘹亮的早晨——一位“老三届”诗人的30年/桂兴华

    434一个“老三届”接受普法教育之路/马蒋荣

    445梦在高远/徐秉君

    463鸿飞雪爪，岁月留痕/王震亚

    473那远去的日子/王元辅

    484老三届新三级新闻人——我的记忆碎片/许建国

    493珍重，我的“新三级”……/王立东

    499论“老三届”那代人/米鹤都

    512附录

    516后记

 我们也曾年轻

    吕立宁

    作者简介：吕立宁，女，1948年出生。1961年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68年12月赴山西省榆次县插队。1976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晋中齿轮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工业大学校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任职。1997年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评议中心进修。1999年至200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编委，《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副主编，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她们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代传继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的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

    从老三届到新三级勾出了我的人生轨迹。1968年12月赴山西插队，1978年10月走进大学，是影响一生的两个转折点，随之带来的是前十年的艰苦和后三十年的拼搏……

    进入甲子之年，回首一路留下的痕迹，咀嚼曾经的酸、甜、苦、辣，沉淀下来的全是那些曾震荡过心扉、感动过灵魂的丝丝真情，拳拳付出得到的点滴启迪，给予升华之力的人的本质之美，即使是极微小极平常。

    于是，那一段段故事和泪水一起从心底流出。

 我们也曾年轻：“饿”的记忆

    “饿”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这世间第一真理，不知有多少人是饱尝了饥肠响如鼓的滋味后明白的，饱尝过了的人，都知道，那滋味不好受。

    当我说到这些时，儿子很不以为然，说谁还没挨过饿。不，我想说的这种饿是没有希望的饿，等待他的是并不能塞饱肚子的食物。按说，我也没有太多资格论说，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还是丰衣足食的，但毕竟多少尝过一些挨饿的滋味，且至今未忘。

    我生在兵荒马乱之年，姐姐们说，那时妈妈奶水少，我是靠她们用筷子塞面糊活下来的。那时的饿我无法记忆，是解放初期的讨饭人最早给了我挨饿的印象，那时要饭的可以上门，妈妈总是给他们烤馒头片或其他什么的，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粮食定量是我们从小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每长大几岁，家长会高兴地拿着粮本去增加定量。但总还能吃饱。三年灾害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也都定量了。家里每餐按定量下米，不管饱没饱，吃完就完了。小学五年级的我第一次尝到吃不饱饭的滋味。父亲带着全家人在楼外种了一片红薯，连红薯藤都当菜吃了。人们互相交流着如何能吃饱的经验。记得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的一个亲戚一进我家门就对妈妈说：“吃窝头比吃馒头容易饱。”还有，把菜和米煮在一起做菜饭、面条泡烂了再吃等都能增加肚子的饱感。一个同学告诉过我，酱油拌大米粥可香了，她倒光了食堂好几个桌子的酱油瓶。

    初中上寄宿学校，对饥饿的记忆更多一些。课后大家冲向食堂的景象很是壮观。每日8两的定量，没肉没油，对正在窜个儿的孩子是残酷了点。而且吃的粮食五花八门，什么高粱面、红薯面、红薯干、大麦米……红薯面蒸出的馒头是紫红色的，红薯干有时发了霉，不管是什么，也都能咽下去。一次食堂门口搞反浪费的展览，展出的是扔掉的红薯皮，批注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居然扔掉”。

    星期天晚上，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黄豆啦，饼干啦等吃食储备起来，攒着一个礼拜吃。我在女孩子里算吃得多的，又是田径队员，得训练，饥饿感更强些，肚子总好像是空空的。一次妈妈专门从家里送来一饭盒萝卜馅饺子，看着我一个个吃完。要知道，从家到学校要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哪。

    1963年底情况好些了，学校里可以吃到油饼，有时各桌还可以随便去打鸡蛋汤，遇到这种时候，值日生总是把打来的汤装满我们的碗，再急匆匆地跑去排第二次队。

    “文革”期间我们几个女生自愿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每天在煤窑下一干就是8小时，饿着肚子，一刻不停地挥舞着硕大的铁锨，算尝到了当劳动人民的滋味。但那是有盼头的饿，家里的粮票可以随便拿，我一顿能吃1斤2两。

    插队更增添了我们对粮食的亲近感。也知道了我们所经过的“饿”，太微不足道了。农民们对饥饿有着更深的恐惧，逃荒年代的饿，公社年代的饿，把他们饿怕了。我第一次听说旧社会人吃过人，新社会也饿死过人……农民是把粮食看成命的。

    我所在生产队的口粮还足，虽然吃不到菜，更甭提肉，但五谷杂粮还能吃饱。记忆更多的是劳累时的饿，让人头晕心虚，眼冒金星。

    山上梯田分散，加上农时不等人，抢时间比吃饭更重要，常常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骄阳下趴在地里干到下午两三点还吃不上饭的感觉，至今未忘。春天锄谷，夏天收麦，冬天修田，饭都要送到地里，饥饿的人们手上干着，眼睛盯着路口，焦急盼望送饭人的身影出现。饭来了，蜂拥而上，冰凉的小米饭冻成了硬坨子，不管送来的是什么，吃着都香。可谓饥不择食。一次冬日砍柴，我们一大早出发，走到山中已是饥肠辘辘，几枝杏黄色的酸溜溜突然出现，衬着白白残雪，格外耀眼。我们不顾扎手，兴奋地采摘，贪婪地吮吸那酸酸的汁水。说也真神，就那点酸水，解除了难忍的饥饿，支撑了多半天，直到下午背着柴回来。类似记得的还有啃深山中绝对干净的冰块，叫冰梨；在地里烤落下的玉茭；吃生葱……都可以解饿。那年代，我们靠农民喷香的小米饭、玉茭面、高粱面塞饱了肚子，事实上，是我们分吃了他们的口粮。

    再以后，“饿”的滋味渐渐远离了我，各种定量逐渐取消，食物越来越丰富，直至今日大家争先恐后地节食。

    但，曾有过的滋味不会忘，虽然我们仅尝过一点，这种任何人在生存艰难时都会遭受的感觉。

 我们也曾年轻：“石圪塔”的…

    “石圪塔”的四季劳作

    “动弹”就是劳动、干活，特别是指到地里干活。没有考证，这是山西，还是晋中，或仅是榆次的方言，反正侯峪的人是这么说，刚听到时觉得很好玩，人本来不就总是在动弹吗，不会动就死了。细想想，还真有道理，劳动是特殊的动弹，有时甚至是极量的。

    山里人认为动弹是受苦人的天职。我们这些来接受受苦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生，主课自然该是动弹，是受苦。我在侯峪做了将近五年的受苦人，刚干一年的时候，大队长要调我到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谢绝了，说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动弹。

    春夏秋冬，每天干活都是随着小队长扣蛮一声“动弹啦！”开始的。这声音挑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在山谷里回响，社员们随之扛着农具，走出各家门。

    各季农活轻重不同，夏、秋更累一些，累活叫“苦重”，反之称“苦轻”。男人们自然是干苦重的，我们女生一般分配和妮子们在一起，可以不必担担子。但这激怒了我们，认为是轻视妇女，并为不给女生买扁担和队长大吵。结果是插队生得胜，每个女生拿到了扁担，从此，扁担也就没下过肩。以至于当时年龄最小的女生方允平直至现在颈后还留着一块硬硬的被扁担磨压出的死肉茧。

    春天最常干的活叫“刨堰子”，因为怕牛耕梯田的地边时跌下来，山上所有梯田的地边就都由人来刨。扛着镢头爬到山上，一人一堰分好后，两腿一叉，就开干。“吭、吭、吭……”一镢镢刨下去，不一会儿，身后就开出一道松软的，泛着新鲜泥土气息的长龙。随着有节奏的抡镢，可以瞭望远山近壑，可以自由遐想，有时还会发现山石间一两株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苦的是一天刨下来，腰酸背痛，更要紧的是站在地边上，脚一定要落稳，若踩空就会出大事。一位在另一大队的同学，就因为刨堰子时一脚踩空摔下山，颈椎骨折，幸亏连夜送回北京才得以抢救。

    耕地、撒种是技术活，轮不上我们，等谷苗长到三四寸时，所有劳力就都得上马了——锄苗，即把长得满满的一垄谷苗用小锄间开成间距三四寸左右。这活必须抢农时，若锄的不及时，苗长高了，长疯了，地就荒了。因此，一到锄谷，须全村总动员，饭也要送到地里吃。活太紧时，索性生产队包饭，小米饭就着拌小葱敞开吃，这招很有效，从不出工的老人妇女们都会下地。按说，锄苗并不在苦重活之列，但我们却觉得最可怕，最怕那十几个钟头的苦蹲。特别是刚来的第一年，才蹲一会儿，膝盖就受不了了，钻心的疼痛仿佛腿要折了似的，无奈只得爬行，好在穿的都是膝盖打补丁的裤子。爬久了，腰又受不了，又得蹲。就这样，蹲一会儿，爬一会儿；爬一会儿，蹲一会儿。汗水顺着额、脸流下，遮住眼睛，流进嘴里，也滴滴答答落在刚间好的苗上。好容易锄到地头，站起来，透过冒着金星的视线，两垄齐刷刷的小苗迎风摆动。

    痛苦的锄苗得干一个月。等谷苗长到齐腰高时，就该上大锄了。记得以前一个电影里曾形容拉大锄是“前腿拱，后腿蹬”，其实农民们认为拉大锄是受苦人最幸福的活了。比起其他的活儿，身体可以很舒展。一人把三陇苗，哗——左一下，哗——右一下，两个垄沟一边一下，向前迈一步，周而复始，动作很有节奏。特别是在心情舒畅时，越干越来劲。手头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锄谷时写下的一首诗：“重重丘海接天际，层层绿波起涟漪，喝牛声际送惊鸟，飞锄掠海迎欢喜。”诗后署着：“7月27日在马岭锄黍子，望远处连绵山峦，看近处一片沸腾，有感。”

 我们也曾年轻：“石圪塔”的…

    放下大锄，就该提镰刀了。我喜欢割麦，层层金黄色泛着麦浪的梯田，看着就喜人，加上熟麦碰到快镰，刷刷就倒的那种感觉，很是爽快。我们都喜欢先挑小块地的割，刷刷几个来回，就结束战斗。再跳到下一层田接着干，一个半天就可以割完一面坡的麦子。打好捆的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地里，待人们担下山。担麦子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要紧的是要牵好担子，这活儿我们只得求人。往往是好心的老汉，他们用长扁担先挑起一捆麦子，放上肩后，再将扁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两捆麦子牢牢固定在扁担的两头后，将扁担移到我们肩上。老汉告诉我们，下山担担子要切记两点，第一腿不能软，肩上负重，坡陡时腿就发颤，腿一颤，脚就容易打滑，发生“跑坡”就会出大事；第二要有耐力，担子一上肩，不管多远的路，要一气不歇地担回来，因为一搁下担子，凭自己的力气就绝不可能再牵起来了。开始担时，我们肩压得再痛也只能咬牙忍着，实在忍不住时，就把手垫在扁担下，后来大家都做了厚垫肩。再后来，都学会了换肩——将扁担在后脖颈上一转，两个肩膀倒替负重，就好受多了。下山的路最少也要三四里，每走一步都盼望着到场上扔下担子时获得解放的感觉。

    麦子上了场，最怕下雨。夏天风雨突变，有时红太阳高照，忽地一片云过来，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届时，队长就像指挥员，全村老小齐上阵，有盖席片的、有抱麦子的。往往还没折腾完，太阳就露出来了，大家又忙把麦子搬出来摊开，以防沤坏了。有时一天就要折腾好几回。那时候才知道，吃到白馒头不容易呀。

    说到夏天的雨，不禁想起在山上挨淋的滋味。小雨干活不能停，雨水和汗水顺着脸一起流，也习惯了。大雨可就惨了，山上没有一棵树，瓢泼大雨，如柱的雨水无遮无拦，砸在我们身上，任其冲洗。遇上附近有山洞，大家就可以挤进去，边听老汉们回忆当年逃荒的情景，边盼望队长开恩让回家。队长望着雨，望着天，轻易不会放过我们。等回来换衣服时，全身早已无一干处，就连皮带全湿透了，鞋一脱，能倒出好多水。有时刚换了衣服，雨停了，就又听到队长“动弹啦”的呼叫声，扛着工具再出去。碰到一天连着挨几次淋的时候，连我们都找不到能换的衣服，更甭提只有一两身衣服的农民了。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心情自然很不错。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给人一种满足感。最快活的事是收获水果，这里叫“下”，“下苹果”、“下梨”。水果是山里的主要副业，因此，收获的半个来月必须抓紧，摘下来、装筐、运下山、拉走，一环也松不得。给农民的回报是在地里可以敞开吃。于是家家息炊，全村男女老少都上了山，靠水果填肚子，边干边吃。只可惜刚熟的国光苹果还犯酸，吃多了会倒牙；大大的金黄脆梨很诱人，但吃多了更受不了，每块地的犄角旮旯都成了厕所。

    深秋时，要背回地里的玉茭和高粱秆，每天往返好多次。最怕的是过山间的小沟、小河。有时逞能，鞋一脱，裤脚一卷，像男人那样淌过去了。但冰凉的河水刺透全身，冻到心里。水太凉时，好心的扣蛮队长总是让大家等着，他先跳下水，在水下垫起一块块石头，供大家踩着跳过去。运气好时，砍倒的玉茭杆里可以找到拉下的玉茭穗，大家高兴地就地烤熟，黑乎乎地就吃，可香了。

    冬天本应是受苦人最舒服的日子，但那时的口号是“变农闲为农忙”，学大寨，建大寨田。锄棱、摊土、垒堰、背石头……我们曾要求和男生一样去背石头，为了逞能，捡大个的让人往肩上放，最重可能背过150斤左右的，可自豪了。吃冰碴饭也是当时的时髦，记得有几次天上飘雪花，我们端着送到地里的饭，真快成冰碴了，是就着唾液的热气咽下去的。

    这就是我和侯峪的受苦人一起“动弹”那几年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干过的这些活儿，各有各的罪，虽都不好受，却并没有太痛苦的记忆。苦中好像总是别有风味。且夹杂着趣事、狼狈与滑稽。像刚开始上山干活时，总要求老乡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休息时让老乡听我们念报纸。可到了后来，一到地头，总先抢时间睡一会儿。听到队长喊“歇歇啦！”，也马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头，居然能睡着，还能做梦呢。

 我们也曾年轻：那时的我们

    那时的我们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做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战，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35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2000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人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队长指不定多恨这些瞎搅和的插队生呢。

    7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村村都要修大寨田，还定下硬指标，深翻土地一人一亩，锄棱刨土一人一亩。农民们真好说话，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很壮观。但干劲再大，限时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层层干部只得报虚数。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做法，我们怪上面，没怨村干部。

    办政治夜校也是我们的创举。第一节开课是庆祝建党50周年，给社员讲党史。讲课人准备了6页纸的讲稿，念了一个半小时。下课时，多数人都溜了，剩下的几个也打了瞌睡。后来，丰富了讲课内容，学文化、念报纸、讲时事……还编了一本《政治夜校课本》，课本除了政治内容，还有农谚和科学种田的简单知识。可惜，这本教材没留下来。

    时代变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读不懂那时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吧。

    中国的农民们尊奉着东摇西摆的指令过了半个多世纪。唯不变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劳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我们也曾年轻：思念苏平

    思念苏平

    我们恢复高考后入学的这个年级，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出头，小的才十六七岁。但不管老少，个个都是玩了命地学。教室、宿舍、食堂，每天在这三点间奔波。晚自习时，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渐渐地，一个穿军装高高瘦瘦的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她的节奏似乎更快，肩上背着军用书包，手中端着白瓷缸子，每天匆匆地在三点间穿行，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她就是五十三班的晁苏平，我们逐渐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她小我五岁，十八岁入伍，在部队干了七年后考入医学院。依她的年龄，“文革”前刚念完小学，数理化都没学过，能通过理科的高考，该多么不易。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感到对来之不易学习机会的珍惜，用“如饥似渴”绝不过分。她是年级中少有的几个“兵”，又是共产党员，本应做学生干部，但任凭年级主任动员，她不为其动；不爱开会，不爱参加活动，并为此和年级主任吵过架。因为她的倔，大家不太敢接近她，她多是独来独往，急匆匆地走在教室宿舍间。

    可能是我俩投缘，开始是点头致意，聊过一两次后，竟越来越投机，逐渐常交换些学习体会和看法。我们聊天多是在去教室或回宿舍的路上，也算苦读中的一点调剂吧。有时在晚饭后，绕着操场走几圈，聊学的课程，考前的问题，感兴趣的科目……偶尔也谈以前的经历，今后的打算……总之，相通的东西很多，都是直肠子、急性子，都懒得参与与学习无关的事，都见不得周围乌七八糟的事，都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几瓣地念书……

    一起只去了一次离学校近在咫尺的迎泽公园。记得是春天，雨后，园里春光宜人。她跟我谈了她的父母、家人，和她小小出来当兵的经历。讲了她初婚不久的爱人，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军官，别人曾给他介绍过很多漂亮女孩，都没看上，唯钟情于长得极一般的瘦瘦弱弱的晁苏平。讲到这些时，她脸上洋溢的无限幸福真的改变了平时那张很普通的、近乎于呆板的脸，让我忽然发现她竟是这么美。清秀的面庞，弯月般的双目，甜美的微笑至今在我记忆中。

    三年级下学期，苏平告诉我，她怀孕了。读书和孩子都是她的至爱，她只能服从休学一年的规定。休学后，我们常通信，她讲胖儿子给她带来的欢乐，讲在带孩子间歇时学第二外语，还寄过照片。在得知我也怀孕后，让我争取不休学，让我多吃桂圆、山楂。

    1982年6月份，收到她的信，说准备把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要突击复习功课了。还寄来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那是极甜美的一家。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于烟台留影”。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信。

    很快，传来苏平患白血病的消息，两个月后，传来她去世的噩耗。这一切，快得令人不可置信。年级派了一个学生会干部赴山东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讲述了她最后的日子和追悼会过程，我才确信，这一切是真的，苏平永远地离开我了，她走的时刻，离给我写最后一封信，距他们三口的合影日只有两个月零13天的时间。

    她的病情发展很快，并发严重感染，特别是口腔，溃疡极严重，可以想见她的痛苦，但她从没呻吟一声，还坚持每天背外语单词。

    后来，收到她爱人寄来的追悼会悼词。我颤抖地打开那两页发黄的油印纸，头行写着：“晁苏平同志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四时十分，在山东省立人民医院心脏停止跳动，和我们永别了，时年29岁。”“她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期望病愈以后早日回到学习岗位。在住院期间她以惊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她极力忍受着全部痛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没有一声呻吟，她的坚强意志使医院工作人员和同室病友感动得声泪俱下……”

    我相信这一切，苏平能做到。我能看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刚气、倔气，感受到从她灵魂深处迸发出的生命力。

    毕业前，又收到过她爱人的几封信，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哀愁和思念，诉说着由于不少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而带来的烦恼……

    后来，我曾两次去烟台，每次都难以抑制地思念苏平，面对茫茫人海，呼唤着我的好友，和她那个叫做响响的可爱儿子。

    写这篇小文，像与苏平的一次约会，不舍得离开。

    她走后的24年，是她的同学们大有作为的年代，她本应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会是出色的医师，杰出的研究员，知名的教授，也会是一位好妈妈。但她走了，没有赶上做她曾那么渴望的美好事业。

    20多年的工作中，累时、苦时、烦时、怨时，一想到苏平，就觉得不该，比起她来，我们有的已经足够了，只该再多干些，把她的那份也做出来。

    苏平，我会永远记得你。你短暂生命所发出的，是独特的，唯属于你的美丽光辉。

 我们也曾年轻：甜，总是苦…

    甜，总是苦涩的

    听说，但凡做甜食时都要加些盐，只有加盐后才能更甜。生活中的种种感受确也是如此。

    人生百味中，谁都渴望尝到的甜多些。结果，对甜的渴望越切，感觉也就越少。其实，上帝赋予每人的酸甜苦辣可能都是平衡的，只是甜度各异，有的甜得发腻，有的甜中带苦，或苦中有甜，我属于后者。

    单一纯粹的甜味似乎只在小时尝过。那时，一块普通的水果糖块就能得到无穷的满足和快乐。一张奖状、几些赞许或是吃顿好饭、听个好故事，都会高兴之极。最忘乎所以的兴奋还是来自游戏，跳皮筋、跳房子、藏猫猫……每天都是在大人招呼吃饭的呼喊声中恋恋不舍地收摊。小学时住的郊外正大兴土木，到处挖的地基和沟壑，是捉迷藏的最好战场。还常常比赛跳沟，在一道道宽宽的地基前打赌，我憋足劲儿，一准跳过去，常是赢家。

    中学后的快乐与越来越多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联系起来，像参加什么重要活动啦，远远地瞭望领袖的伟大轮廓啦，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殊不知，那发腻的甜里已被添进了兴奋剂、麻醉剂或是什么更可怕的东西，致使我们在极度兴奋之后，遭受了那么长久的苦痛。

    渐渐地，我们尝到了生活中远多于味蕾能分辨的味道，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味道，有时是两种，甚至多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混合方式的排列组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甜味多是在这些混合滋味中咂吧出来的。

    于是，更习惯于感受奋力后的喜悦，不是别人的赐予，无需旁人的评议，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呕心沥血的回报。跋涉中坐在每道台阶上歇息时，不都享受过这样的喜悦吗？那是能用全身心感受回味的，加入多种作料的苦涩的甜。

    同样是渐渐地，莫名其妙地，减却了对甜的追求，即使对奋力后获取的喜悦，也不再有往日的激情。那企望的甜味似乎融进了跋涉的每一投足，每一喘息，而不是最后的片刻了。方知，余味长久的甜，都带些苦涩，且要在调制过程中品味。

    每人都有自己的路，自己的坎，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是命运为你备好的独特味道，或是由自己调制，都必须独自品味吞咽。

    平静、慢慢、细细地品尝那份属于自己的滋味吧，甜味存在于感受的过程中。

 我们也曾年轻

    我们也曾年轻

    当坐在同学聚会席上，望着身边头发斑白、既生疏又熟悉的面孔时，我们发现，自己老了；当看到高出我们一头的儿子自信地侃侃而谈时，我们承认，自己老了。

    当偶或听到熟悉的儿歌、闲聊起近乎忘却的往事时，当某事恰巧激溅起你记忆长河的水花时，回首一望，你会看到自己走过来的一串串脚窝，有深有浅，曲曲弯弯，有些淡忘了，有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印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走得很艰难的、踏歪了的、陷进泥坑的，或是脚曾被荆棘石砺扎伤，足印尚留着血迹的那些。那是凝灌着我们年轻时的血汗和泪水的脚印，是一个个逐渐变得扎实、清晰的脚印，我们知道，淌出了这串脚印后，就再不会为以后的任何路难住。即使是更高、更险。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在那冷落多年的老箱子角落，也许还静静地躺着已发黄的日记本；在那已被虫蚀了的老相册中，映入眼帘的是稚气的红领巾、傻乎乎的小辫刷、带着时代标记的服饰以及兴奋中带有迷茫的面容……那就是我们的青春，饱含着我们这一代人欢笑和泪水的青春。

    红领巾时代，伴随着欢笑、歌唱，我们曾用自己的小手拾过铁钉、挖过蛆蛹，高举着鲜花接受主席的检阅。那时，我们被告知也自以为是最幸福的一代。步入青年，我们过早地品尝了政治斗争的严峻、人世间的冷暖；顶着强硬的山风，我们迈进了生活，用未成熟的臂膀担起了现实赋予我们的一切。那时，我们以为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大地回春后，兴奋之极的我们那么急切地想抢回时间，开始新的奋斗和追求。为了实现应有的价值，为了承担社会家庭的责任，我们尽力做着该做的一切。20多年日日夜夜地做着，无声无息地做着，也终于明白了，我们是过渡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累了，真的累了。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她们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代传继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的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

    当我们凭着这些，仍在一如既往地做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意识到：需要补充，需要更新，需要适应，需要转变，需要重创新的起点。当我们做好准备并自认为有能力面对这一切时，又被告知，你的时间到了，这一切结束了！

    是啊，人不能愚蠢到忘记自己的年龄，也需承认新陈代谢这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还是以自己生就的秉性对待吧，无须累赘，快快打点自己的行装。

    一种茫然，以前曾多少次让我们困惑的感觉又来到了身边，在那北风呼啸的山间小路上、********的不眠之夜里……人生似乎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原点。可能在结束一段人生经历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吧。不管怎样，你得承认，生命中这段最宝贵的时光，对于我们，已经结束了。

    世上最公平的是时间，它无私地将无言、无形、最平常而又最神秘的时空让世人同享。每个人都会经历他一生中的不同时代，人的一生就是告别一段段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每一段都让我们收获了新的启迪。

    感谢艰苦和挫折留给了我们虽带内伤但仍皮实且坚韧的体格、怀抱感恩且易满足的心态、脚踏实地不愿言输的精气神儿，更感谢遇上了今生尚未享受过的宽松空间。

    让一切重新开始吧，凭着我们心中盛满的爱，没有奢望，没有目标，只求有益，只求欢快。我们会永远记住属于我们的年轻时代，享用她给予的回报，珍藏那颗尚未熄灭的青春火种，充实生命还留给我们的空间。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1）

    崔明钦

    作者简介：崔明钦，男，生于1947年6月，山东省莱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69年高中毕业后，历任小学民办教师、中学语文教师、莱西县委组织部干事、县委宣传部科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县文化局局长。1985年11月调任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局长。1994年10月调任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驻烟台）办事处主任、副处长、处级调研员兼中国《渔政》杂志总编。现已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大型吕剧《不飞的孔雀》饮誉家乡剧场，90年代初以《金凤银凤》《乡里情》两部电视剧，响彻艺坛。此外，还创作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对口剧等。

    8月25日，姜福贵从外边跑进了家，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双手交给了姐姐。姐姐急忙把里面装的东西抽出来。啊，妹妹考上北京化工学院了，不知怎么了，姐姐竟倚在门旁落开了眼泪。她想妹妹这一走，不用说是四年要花多少钱，就是眼前要带的被褥衣物、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车费、粮票等等，叫我从哪里去拿呢？找大队党支部解决吗？三年来，从父亲去世到母亲病故，大队先后救济了六次，共达300多元钱，400多斤粮食，而且每次都亲自送上门。母亲住院期间，大队干部正在公社开会，听说没有住院费，支部书记刘学辉叫妇女主任冒雪赶回大队，从私人手里借了30元钱，又用他们自己的饭票，从公社食堂买了6个热馒头，亲自送到了医院。眼下，家乡正连续遇到第六个大旱年，大队夏粮歉收，收入减低，怎么好再给集体添麻烦呢？还是另想想办法吧。

    离妹妹报到的时间只剩下三天了。姐姐骑上车子，从天亮跑到天黑，跑了几十里路串了五家亲戚，只借了30元钱。回到家里，她一头撞到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二妹说：“妹妹，你考上大学我比什么都高兴。可我实在没有法子了……”一看这种情况，妹妹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动摇了继续深造的信心。她知道这个家庭不到三年时间，父母先后去世。为了我和小妹妹，姐姐已经够苦的了。单是这些就够我这一辈子报答的了。我尽管被大学录取了，但无论如何也不去了，不能再把姐姐拖累垮了……

    由我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视剧《金凤银凤》（上、下集），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先后在全国50多个省市级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回忆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终生难以忘怀。

    农村改革乍暖还寒的1982年初秋，我时任山东省莱西县委宣传部社会宣传科科长，正受命在本县姜山公社岭前村驻点，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离岭前村五华里外的前保驾山三村，是胶东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诞生地，眼下考取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但因为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本人决定放弃北京化工学院的入学资格……

    这条传闻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以入眠：北京，大学，多么美好的字眼和向往啊！我1966年作为红卫兵代表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尽管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搭建的席棚里，但心潮激荡，暗自表示回到家乡莱西二中以后要发奋读书，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叩开北京高等学府的大门。然而好梦不长，“文革”疯狂的力量突然把全国各地大学的校门都紧紧地关闭了……而今，这个女孩子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光，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被北京的高等学府录取了。这应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可她偏偏要放弃，这里面肯定有隐情。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我不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我要亲自到前保驾山三村的女孩家了解情况，一探究竟。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驻村工作组的刘国金干事，一起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前保驾山三村，经过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女孩子的家。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2）

    门开了，一位单薄矮小的姑娘愣愣地站在一旁，她就是姐姐姜福寿。我们说明来意后，她把我们让进了院子。我们环顾四周，天灾人祸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半院凄苦、半院清贫：考上北京化工学院的二妹姜福贵在没精打采地干活，还有三个不懂事的小妹妹面黄肌瘦，蹲在墙角边玩耍。猪圈里空荡荡的，长满了野草。那三间破旧低矮的小房被风掀去一片片茅草。接着我们便和姜福寿、姜福贵姐妹二人交谈。随着谈话气氛的缓和，姐妹二人终于敞开了她们的心扉。围绕为什么放弃上大学资格这一主题，我们被一种悲壮、昂扬的精神力量震撼了……

    三年前的一个黄昏，秋风卷着碎叶，黑云遮住了月亮，村子里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突然从村头传来了一阵阵呼天抢地的哭声。在这三间用土坯砌成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个家庭的父亲——姜风山，左手握着大女儿的手，右手握着二女儿的手病故了。他撇下了姜福贵一个多病的母亲和她姐妹五个。姐姐姜福寿22岁，已经订婚；年仅五岁的小妹妹，还要别人哄着；姜福贵是五姐妹中的老二，刚满15岁，正在高中读书。父亲的去世，给她们全家带来了无限的悲痛。一家老小守在死者的灵前，抱成一团，整整地哭了一夜。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母亲眼瞅着这个贫困的家庭和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想到自己有病的身体和大女儿的出嫁，心里不是个滋味。她知道要把这个家庭支撑下去，只有叫姜福贵退学，再无其他的办法了。

    母亲把姜福贵叫到跟前。她用一双颤抖的手抚摸着女儿，许久才说：“二嫚，你爹不在了，你姐也快走了，实在供不起你念书了。”姜福贵理解母亲的心情，但预感到自己再也不能上学了，第一次违背了母亲的心愿，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劲地苦苦央求说：“妈，我念书能行，我不退学，叫我念吧……”母亲的心好像被撕碎了，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一点书啊。母亲流着眼泪，望着膝下的女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爹病重时，还嘱咐孩子好好念书。她爹一死，就不让孩子上学了，真对不起她爹啊。母亲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抽泣的大女儿，又看了看蹲在墙角的三个不懂事的孩子，抱头大声地哭了起来：“孩子，妈没有办法啊……”

    姐姐走到母亲身边：“妈，别哭了，咱好好想想再有没有别的办法。”福贵似乎感觉到在姐姐身上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姐姐同意，她就能继续念书。突然，她跪在姐姐的脚下，两眼直直地望着姐姐：“姐姐，好姐姐，让我念书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姐姐的泪水像泉涌似的夺眶而出，她急忙弯下腰，深情地把二妹扶起来，紧紧地抱在怀中，“二妹……”姐姐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自从父亲去世，姐姐就考虑到二妹能否继续上学的问题了。她想得很多、很细，可是一直还没个准儿。如果让二妹继续上学，全家老的老，小的小，这就意味着当姐姐的一个人要挑起这副家庭的重担。自己吃点苦没什么，可自己已经跟人家订婚了，婆家早就催着办事了。自己一走，家里怎么办呢？要是不要二妹念书，家里的事情虽然好办多了，可这不就断送了妹妹的前程，这不叫妹妹埋怨一辈子……不，我要当好一个姐姐。她理好二妹那蓬乱了的头发，然后对母亲低声而有力地回答说：“妈，家里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担着，二妹不能退学，念!”母亲沉重地点了点头，老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地上。

    一年过去了，两年又过去了。两年不算长，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姐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啊！她为了能让二妹在学校里安心学习，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料理家务；精心侍候有病的母亲，好好照顾三个年幼的妹妹。她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婆家看她一天天消瘦成这个样子，心疼得曾先后三次催她结婚，都被她说服了。婆家只好给她送来钱，送来衣服，在经济上帮她一把，叫她少出点力。可她把钱全部都用在二妹念书上了，新衣服也给了二妹，自己从来舍不得破费一分钱。平日，每顿饭她只用一个鸡蛋一勺面给有病的母亲做半碗面条，有时小妹在跟前就多做一点。她和姐妹们很少吃菜，只有二妹星期天回家，才肯到大队菜园买一角钱的青菜，全家人跟着改善一次生活。家庭的日子尽管是清苦的，但每当姐姐看到学校寄来的二妹各学科优秀成绩的通知书时，她的脸上就露出了平时很难见到的笑容，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3）

    秋去冬来，姐姐天天扳着指头算：再过七个月，二妹就要高中毕业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了。她盼望着，等待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母亲病重入院了。

    经过检查，公社医院决定对母亲做大手术，并让姜福寿把亲人都叫到跟前。姐姐预感到母亲患病不轻，应该把亲人都叫来。可除了唯一的一个懂事的妹妹在县里读书外，哪里再还有能帮助她出主意、想办法的亲人呢？而二妹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如果让她回来，岂不增加了她的精神负担，影响她的学习。经过再三考虑，她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她回来。

    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当护士用担架把母亲抬出手术室时，姐姐看到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八天以后，医生通知她们出院。母女俩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治疗得这样顺利。一回到家里，东邻西舍的婶婶们就对姜福寿说：“大嫚，该把你二妹叫回家来看看了。”可是，她只笑不点头。她是想，等过些日子，把母亲的身体补起来，脸色好看了，再叫二妹回家。

    天有不测风云。在家住了两天以后，公社医院突然给姜福寿捎来了口信，叫她务必抓紧时间亲自去一趟。好心的盛大夫把她叫到了跟前，半天才对她吐露了真情：“小姜同志，经过我们去县医院切片化验，你母亲患的是胃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回家以后，拿出你做女儿的孝心就是了……”

    顿时，犹如一瓢冷水浇在她的身上，使她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后跟……

    母亲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二妹从在学校当炊事员的表哥那里得知母亲有病的消息后，请假从50里路以外的学校回家看望来了。一走进院子，她就问姐姐：“妈的病好些了吗？”姐姐强作笑脸点了点头。妹妹又问：“妈住院共花了多少钱？”姐姐答道：“不多，才80多元。”其实。妹妹哪里知道母亲患的是不治之症，哪里知道母亲在医院住了八天就花了230多元呀！二妹对姐姐说要多住些日子，照顾照顾母亲。可姐姐硬是把二妹撵回了学校。临走时，她再三嘱咐说：“回去一定要安下心来学习，不要挂念家里。以后有什么事，叫表哥跑跑就行了，你尽量不要回家。”姜福贵回到学校以后，知道姐妹们平日很少吃菜，自己也不忍心每星期吃三顿熟菜，而悄悄地改成了每星期只吃一顿，其余每顿饭都是咸菜疙瘩就着窝窝头。她想多节约几角钱，减轻一下姐姐的压力啊！

    离高考只有20天的时间了，母亲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肚子疼得在那仅剩下半张席子的炕上滚来滚去，两只拳头不停地捶着炕面，口里不断吐出黑色的血水。

    姐姐心如刀绞地望着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痴呆呆地站在炕前，两只泪眼望着母亲，任那泪水滴落下去……

    经过一番挣扎，母亲又恢复了平静。她把头歪在一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姜福寿俯在母亲耳旁，轻轻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答应。她知道，母亲已经不行了。此时，她感到无比地悲哀和恐惧。妈呀，打从听说你患的是癌症那天起，俺就明白你迟早会有这一天。可小妹们还不成人，她们不能过早地失去母亲；哪怕你躺在炕上永远不能活动，孩儿也甘愿来陪伴你，伺候你。你来到这个人世间辛勤劳累了几十年，应该得到的东西至今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得到：你还没同俺姊妹五个一起照一张“全家福”相片；还没有喝我结婚的喜酒；还不知道我二妹今年考大学的消息……姐姐轻轻地搬起了母亲的头，又一次呼唤着母亲。母亲还是没有答应，而呼吸更微弱了。姐姐跳下炕去，急忙出门找她三个妹妹去了。

    当姐姐拉着她三个小妹妹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家庭中的又一根支柱倾倒了。三个小妹妹一看，便一齐扑倒在母亲的遗体旁号啕大哭起来。姜福寿站在一旁，用牙把嘴唇都咬破了，但却没有流泪。她知道，为了母亲，自己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她的极度悲哀而导致的麻木。平日，她怕小妹妹们看到母亲的病情难过，总不让她们靠前，不许她们流泪。现在，她愿意让三个小妹妹扑在母亲的遗体旁大哭一场，从而使她们那幼小的心灵里能把“母亲”这两个字深深地烙上。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4）

    有人让姜福寿把二妹叫回来，最后看母亲一眼，可姐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相信，等二妹高考结束回来，如实对她把话讲开，一定能够得到她的谅解。

    母亲殡葬了，姜福寿像做了一场噩梦，当她刚一苏醒过来的时候，便在小油灯下提笔给二妹写了一封长信。她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表白自己对二妹那种炽热的、纯洁的感情。她千嘱咐，万叮咛，鼓励二妹要沉着应考，莫慌张，拿出最好的成绩向亲人汇报，向祖国汇报，而家中不幸的消息却一字也没有透露。

    离高考还有三天了。校园里，人人都为高考而紧张地准备着。

    伙房炊事员——姜福贵的表哥来到姜福贵的班主任姜适成老师的办公室，向他如实讲述了姜福贵母亲病故并已安葬的消息。

    “姜老师，你看该不该告诉福贵？”表哥征求姜老师的意见。

    “你看呢？”姜老师没有马上表态。

    “我同意表姐的看法，高考结束前不想叫她知道这件事了。”表哥回答得很果断。

    姜老师点了点头。他觉得姜福贵的姐姐、表哥的意见是对的。高考迫在眉睫，现在让姜福贵知道了，这次考试她肯定考不好。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和争取多为国家输送一个合格人才的大事啊！姜老师表示一定协助姜福贵的姐姐和表哥一起保密，并对高考以后的事，也对其表哥作了认真的交代和安排。

    最后一场考试就要结束了。姜老师来到了考场。他在教室外边踱来踱去，香烟在一支接一支地抽。姜福贵交上了卷子，含笑走出了考场。“福贵，卷子答得怎么样？”姜老师亲切地询问着。“可以。”姜福贵稍停了一会，猛然间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姜老师，我妈有病，我想先赶回去看看，回头再详细向您汇报，可以吗？”姜老师刚点了点头，就急忙把身子转到了一旁……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红了西天。姜福贵和表哥骑着自行车，各自以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姜福贵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为母亲买了两包精制饼干，挂在车把的左边，前后晃个不停。当他们离开了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拐上了行人稀少的岔道时，表哥按照姜老师事前嘱咐，用试探的口吻说：“妹妹，我听姜老师说过，有一年正在高考中，有个学生的母亲突然病故了，可家里和学校谁都没有告诉她，你说这样做对吗？”姜福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对，反正人是不在了，弄不好早知道了还会影响考试成绩呢。”表哥有点放心了，又继续深入地追问了一句：“妹妹，这种情况假设叫你遇到了，你会怎么样？”姜福贵略有所思，皱了皱眉头，再不吱声了。又走了一段，表哥一看离她家越来越近了，便把她一起叫下了车子。他清楚，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干脆把真情讲了吧。

    “妹妹，实话告诉你，我舅妈，她……”

    “她怎么啦？”姜福贵急切地追问着。

    “她不在了……”表哥哽咽着说。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5）

    姜福贵愣住了。手里的车子“哐”的一声摔倒在路旁，饼干散落了一地。她突然跪在地上，用一双哆哆嗦嗦的手把饼干捧到胸口。随即而来的，便是一阵撕肝裂胆、催人辛酸的哭声……

    8月25日，姜福贵从外边跑进了家，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双手交给了姐姐。姐姐急忙把里面装的东西抽出来。啊，妹妹考上北京化工学院了，不知怎么了，姐姐竟倚在门旁落开了眼泪。她想妹妹这一走，不用说是四年要花多少钱，就是眼前要带的被褥衣物、日常生活用品以及车费、粮票等等，叫我从哪里去拿呢？找大队党支部解决吗？三年来，从父亲去世到母亲病故，大队先后救济了六次，共达300多元钱，400多斤粮食，而且每次都亲自送上门。母亲住院期间，大队干部正在公社开会，听说没有住院费，支部书记刘学辉叫妇女主任冒雪赶回大队，从私人手里借了30元钱，又用他们自己的饭票，从公社食堂买了6个热馒头，亲自送到了医院。眼下，家乡正连续遇到第六个大旱年，大队夏粮歉收，收入减低，怎么好再给集体添麻烦呢？还是另想想办法吧。

    离妹妹报到的时间只剩下三天了。姐姐骑上车子，从天亮跑到天黑，跑了几十里路串了五家亲戚，只借了30元钱。回到家里，她一头撞到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二妹说：“妹妹，你考上大学我比什么都高兴。可我实在没有法子了……”一看这种情况，妹妹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动摇了继续深造的信心。她知道这个家庭不到三年时间，父母先后去世。为了我和小妹妹，姐姐已经够苦的了。单是这些就够我这一辈子报答的了。我尽管被大学录取了，但无论如何也不去了，不能再把姐姐拖累垮了……

    听完姐妹二人这段感人肺腑的诉说，我心里不仅一阵阵发酸，而且对姐妹二人肃然起敬的感觉也油然而生。我感到责任重大，马上带干事找到村干部，建议给予帮助。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冒雨摸黑赶到县城，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于当夜打了长途电话，向其所在的姜山公社党委通报了情况。党委书记苏臣升当即表示，先从现有的救济款中提取300元，送姜福贵上大学。至于家庭中的困难公社党委将与大队党支部专题研究，要想办法使她家尽快摆脱贫穷，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听了苏书记的表态，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第二天，前保驾山三村老支书刘学辉代表公社党委把300元现金和大队干部主动凑集的脸盆、毛巾、粮票、鸡蛋等，亲手交给了姜福贵。他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家里的事有我们大家，你只管放心地走吧！千万要记住，你是我们胶东第一个党支部的后代，你要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为咱家乡的父老兄弟们争光！”多么温暖的慈母之心，多么感人肺腑的教诲！晚上，姜福贵拿起老支书赠给她的笔，在大红本子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行大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8月28日，繁星点点，夜深人静。这时，唯有姜福寿家那三间破旧的茅草屋里仍然灯火通明。她姐妹五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为姜福贵明天的启程饯行……

    列车穿过峡谷，越过大河，在笔直的铁路上全速前进。姜福贵从书包里拿出了那张大红的《贺信》，又一次细心地看了起来。“亲爱的新同学，你能在首都北京上大学确实十分荣幸。现在，能上大学的人只是同龄人中很少的一部分。当你们的志愿得到实现的时候，应当牢牢地记住，可爱的祖国给我们健康成长，开创了美好前景。光荣、荣誉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中小学老师辛勤的教育，离不开父辈和兄弟姐妹们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向哺育我们的园丁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是的，”姜福贵抬起头，“正是他们让我取得了上大学的资格，正是他们给我铺好了通往北京之路！”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6）

    转眼到了1983年。农历的正月初四，西北风夹着碎雪，天气很冷。这一天，到北京上大学的姜福贵，骑车40里专门到县城看我来了。一进门，她便向我汇报了在北京的学习情况，还说半年节省了十元钱的助学金给姐妹们过春节。说着，从一个普通的手提包里给倒出半兜花生果、两瓶威海啤酒、两盒云门烟。她说这是她们全家的一点心意。对这份极平常但又很高贵的礼物，我全收下了，并留她同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饭。

    福贵离开我家以后，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在她身上，我只不过多说了几句话，这是我们国家干部乃至每一个公民的本分，而她竟这样地难以忘怀。她刚到19岁啊！我突然觉得，在她身上，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于是，我又全面地调查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以后，于病床上忍受着腰部的疼痛，写成了报告文学《在通往北京的大道上》。文章在青岛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以后，在我们当地，在姜福贵所在的大学里，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6年，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被调到青岛市黄岛区任文化局局长职务。秋天，姜福贵给我来信说，她考取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家里姐妹们也越来越好，当地政府和村里对她家各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为此，《青岛日报》又以《可贵的第二股力量》为题作了宣传报道。

    一个农家孤儿，上了北京的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她以女孩子少有的刻苦努力，步入科学知识的殿堂，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但姜福贵没有陷入无边的自我陶醉之中。她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姐姐一颗金子般的心，没有老师辛勤地栽培，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自己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据此，我又根据报告文学的素材，重新进行构思，写出了电视文学剧本《金凤银凤》。剧中的女主人公金凤就是姐姐姜福寿，而银凤则是现实中的二妹姜福贵。

    剧本很快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好。上影厂实力派制片主任毕立奎亲自组建剧组人员，决定由著名导演吴天忍执导该剧，上影青年演员张芝华和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学生童欣分别扮演姐姐金凤和妹妹银凤，并邀请八一厂著名老演员高宝成参加演出。1988年5月，该剧在姜福寿、姜福贵姐妹的家乡莱西县正式开机拍摄。由于得到当地各级的大力支持，全片只用了九天就完成了拍摄任务。后期制作中，上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又承担了该剧的作曲和指挥任务。

    《金凤银凤》自1988年7月开始，在上海电视台等全国50多家省市级电视台陆续播出。1990年3月23日中央电视台二套又在晚间黄金时段重新播放。上海、济南、青岛等地的文学艺术界和新闻界也先后为该剧举行座谈会，好评如潮……

    ——《解放日报》在1988年7月7日的报道中称赞《金凤银凤》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风格清新，激励人们奋发向上，被誉为“精神文明一朵花”。

    ——《文汇电影时报》在1988年9月3日为我发表创作札记时，专门发表了如下编者按：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局长崔明钦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颇受好评的电视剧《金凤银凤》。这里发表他所撰写的创作札记，以提倡影视工作者重视深入生活，创作更多贴近时代的好作品来。

    ——中共山东省委主办的《支部生活》在1989年第8期上刊发《向你介绍电视剧〈金凤银凤〉》的文章，专门为读者介绍剧情，称赞该剧集中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好电视剧。

 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7）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聂宏刚在为该剧撰写的评论中称道：“《金凤银凤》在挖掘人物心灵的纯美，或者扩而大之说是褒扬民族传统上，具有魅力。”“金凤是一个传统式的贤良妇女的形象，她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品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他使我们在金钱的毫光耀得眼晕时，感受到了另一种光彩，那就是民族的道德之光。它的清纯，将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在渐次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究竟失掉了什么没有……看《金凤银凤》之初，我很感动，但却没怎么去想被感动的原因，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正是在对优良民族传统眷恋这点上，我们发生了共鸣。它的鲜活的感觉、浓烈的时代意绪、率直粗朴的情调，都热辣辣地逼近我们。但愿我们能够与它共鸣。”

    ——青岛作家林天佐在《青岛日报》发表的观后感中称剧中的金凤、银凤“质朴、鲜活、纯真、善良。像从阡陌上刚刚撷彩的两朵野花，虽无牡丹的艳丽、芍药的清雅，却是带着泥土的芳香、生活的朝露，那样的真实而亲切。”“两个女子的超人毅力与顽强奋争精神，终于走出生活的低谷，迎来了百花吐艳的人生春天。”

    ——金凤、银凤所在家乡的莱西县委书记张成堂，在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大家都要看电视剧《金凤银凤》，从而受到教育，把全县的扶贫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高潮。

    随着电视剧《金凤银凤》的热播，全国许多青少年观众给《中国青年报》去信或电话，询问现实中金凤和银凤的情况。为此，《中国青年报》专门为我来信，要求我从反新闻的角度，用金凤、银凤的真实姓名，向全国关心金凤、银凤的读者介绍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背景和情况。于是，长篇通讯《人间自有真情在》便在1989年12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著位置见报了。该文代表山东省荣获当年中青报好新闻奖。

    《金凤银凤》的故事结束了，但由此给我带来的诸多思考还在继续。我想：成就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是现实中的金凤、银凤，是社会各界正义的力量。作为我个人自始至终只是起到了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

    创作必须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为时代讴歌，为人民立言。先做人后做事，先是党员而后才是剧作家。这是《金凤银凤》带给我的最深切的感受。

 那个年代的故事

    牟新艇

    作者简介：牟新艇，男，祖籍山东，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长于军队大院。北京二十五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山西插队，后返京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从事过团委党务、企业管理、经济研究、领导秘书工作。1985年进入新闻界，自1986年起，先后采访了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政协会议，成为“两会”采访的资深记者。在担任杂志社社长、报社副社长、总编辑期间，自己勤于写作，20多年来，大约发表了近100万字各类文章。现任消费日报社副社长兼购物导报总编辑。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1）

    一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书市周刊》编辑部里可以接触到各出版社寄送来的大量出版的新书。每每看着那些堆放如小山般的书刊，都会令我想起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1970年冬，因为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肝炎复发，我由山西“病退”回北京，成为在“家”养病的“社会青年”。“家”之所以带引号，是因为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和我一人，父亲早已被送到炮兵五七干校劳改去了。“社会青年”则是指当时没有或失去工作的青年人。因为“失业”二字是资本主义的专用名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允许出现这一称呼的。

    “养病”除了吃药再无手段，而且肝炎只能养还不允许锻炼。这样一来，终日无事可干，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学习了。

    读什么书呢？受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的影响，只有也只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主席著作。我拟定了学习计划，开始了自觉的“刻苦攻读”。之所以用“刻苦”二字，是因为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1点，就是说，一天最少读9个小时的书。这样的“刻苦”果然很有成效，我很快通读完了毛选1—4卷及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同时还写下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读书的“计划外”收获，则是通过查阅字典，认识了大量的生僻字，以至于我在后来高考语文答题时，20分的字词注音题，我得了19分。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读书的进展，特别是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去攻读伟大革命导师的原著，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很多地方读不懂，理解不了。这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加强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及社会学知识的学习，甚至包括提高科普知识。因为这几位革命导师常常在他们的论述中，涉及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甚至是数学公式推理、化学分子式方程解析、物理专用名词等等。你不懂、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常识”，就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论述、推理与论证。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书呢？

    我把这些苦恼告诉了前来探望的女友，她从小就酷爱读书，因此颇有同感。但除了无可奈何地安慰我几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门，正要赶往永定门火车站去送插队的同学，在胡同里碰上了女友。她兴奋而又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四周观望了一下看见没人，便从书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从同学王小娅家悄悄借出来的几本书，她千叮咛万嘱咐可千万别叫外人看见，阅毕迅速归还！最重要的是不能给她父亲惹麻烦，因为他还在被审查中！

    王小娅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美学家、美术家王朝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浮雕像就是他设计制作的。由于女友同王小娅是景山学校最要好的同学，且经常在一起议论对“文革”的种种不解和不满，惺惺相惜，这才冒着风险把书借给她。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随手翻了一下，一共是五本书：《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另一本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一本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我如获至宝，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喜，把书重新包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运气网兜”（一种用尼龙细绳编织成的网眼很大的网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随身携带以便碰上便宜货当即参与抢购，被谑称为“运气网兜”）放了进去，挂在车把上，和女友告别后，急速向火车站赶去。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2）

    由于路上耽搁了时间，当我提着尼龙网兜急匆匆赶进站台时，火车就要启动了。我找到同学所在车厢，隔着窗户刚要说话时，两名戴着“纠察”标志红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走到我身边，快速而又凶狠地从我手中一把夺过尼龙网兜，大声喊道：这里边是什么？我当时愣了，旁边的人也愣了，连车窗里的同学也全都愣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稍顷，我本能地冲了过去要抢回网兜，一边急切而又大声地说：这里边除了几本书，什么也没有！我的身边迅速围过来很多人，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我说不过是几本书时，众人的表情都放松了许多。有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大胆地说了一句：难道看书也犯罪吗？解放军也管得太宽了吧！我当时心里也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查火车******，几本书能算什么呢？没想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大声地回应道：我们查的就是书！毒草就是不能看！他的话让我的心骤然一紧，临来时女友叮嘱的话顿时在耳边炸响，我惹祸了！懊悔和害怕交织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哭求着对那两名解放军战士说：那几本书都不是毒草，快还给我吧！话说完，我竟然失声大哭起来……伴着我的哭声，火车响起了汽笛，我这才想起车窗里的同学，投眼望去，他焦灼而又无奈的眼神里，似乎还带着些安慰的表情，随着火车徐徐开动，在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直至远去……

    火车开走了，人们却更多地聚拢过来，里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老者对我说：学生，你说不是毒草，那包里到底是些什么书呢？我即刻向他，也向解放军战士，更向周围所有的人报出了那几本书的书名。

    话音刚落，围观的人们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什么世道！难道连这些书也不能看了吗？”“毒草还有个标准吗？谁定的？”“解放军这么随便没收书，谁给你们的权利？”刚才问我话的那位老者也发话了：“解放军同志，我们同意毒草不能读，而且还应当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总不能不让人了解吧？这些书不应不让人读吧？历史就是历史，总不会有香花毒草之分吧？”

    听到这些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在我心中升腾，“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似乎看到了把书要回来的希望……

    一名解放军战士挺胸站了出来，他当众撕开了报纸，验证了一下那里面的几本书，随即面向周围的群众，用似乎训练过的声音开始他的宣讲：“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的广大旅客们，我们是××××部队驻车站巡查小分队。最近，中央文革下达了重要指示，利用读书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最近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又叫《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都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我们革命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执行收缴图书的任务，正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希望广大革命群众理解。”

    讲完这些话，他又话锋一转，软中带硬地说：“我们同时希望广大群众不要聚众围观，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空子可钻。更希望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完全有能力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要影响我们执行任务！现在火车已经开走，请大家散开回家！”

    接着，他面对我说：“这位学生到我们执法站来谈，有什么问题到那儿解决。”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3）

    听完这话，一股寒气在全身弥漫，我求救似的看着周围的群众，希望他们不要走开，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然而人们还是渐渐散去了，有几个愤愤不平的人在对两名解放军战士申诉什么，战士用微笑和点头送走了他们，最后只剩下那位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在大声劝说战士立刻把书还给我，此时我看到战士的脸色已开始变得难看，一名战士厉声呵斥道：“这里已经没有你什么事了！该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走一趟？！”这突然变化的态度令他吃了一惊，他在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后也开始离去了，只是边走边嘟囔着什么，我听清了其中的一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此时，我只有低着头，默默地跟随他们去执法站了。一路上我在盘算着，如果书真的要不回来也就算了，但决不能说出书是从哪里借来的，决不能把女友、王小娅、王朝闻牵扯出来而闯大祸！虽然心里在这样想，但全身仍冒出阵阵冷汗。

    进到执法站，一名战士把书往桌上一摔，立刻问道：“这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带到火车站来？”我回答说：“这书是我家的，同学在山西农村插队没书可看，我带到这儿准备送给他，这不还没给成就让你们抢去了！”“什么叫抢？告诉你这叫没收！”一名战士纠正我的说法，“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马列毛选，看这些书干什么？”说完，他翻开《中国文学史》，边指着一些文字边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里面除了帝王将相，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这都是封建主义糟粕，是毒草，看这些会中毒的！”我反驳说：“不对！毛主席著作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些！”另一名战士接过话来，“毛主席什么思想水平，你什么思想水平，毛主席可以批判地接受，你行吗？还想跟毛主席比！”

    “我没和毛主席比，就是想读懂毛主席的书才去看这些书！”

    “你还嘴硬！告诉你读懂毛主席的书首先要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有了阶级感情，没有文化也能读懂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就是写给广大工农兵看的！谁说一定要读那些乌七八糟的书！”

    “我也是准备批判地看这些书！”

    “你人不大还挺滑头！你有这个批判能力吗！你只会中毒！批判不是你的事，你回去好好读毛选吧！”一名战士说完这话，把那本《马、恩、列、斯、毛主席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挑出来，对我说：“这本可以拿走，其他都没收了！”

    我心不甘，还在抵抗，突然一机灵说：“那本《中国通史》为什么不能看？范文澜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呢？”

    两名战士都愣了一下，相互望了一眼，又追问了我一句“什么？真是中央委员？”我说：“当然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见我口气这么肯定，一位战士犹豫地拿起那本《中国通史》，似乎看了看作者范文澜的名字，最后，极不情愿地把书递给我，说：“好吧！这本你也拿去，但剩下三本必须没收！你走吧！”

    我带着沮丧（书被没收）、庆幸（没再追问书的来处）甚至小小的喜悦（争到了《中国通史》）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永定门火车站。当我穿过天安门广场，看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当中的毛主席像时，在心中说了一句：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吗？

    回到家中，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我不禁又委屈地大哭起来。邻居刘叔叔（一位列车上的乘警）听到哭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后，语气沉缓地对我说：是有那么个通知，在我们的列车上执勤的解放军也没收了旅客不少的书，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不满。

    原来，受害人不只我一个……

    几年后，当我向别人说起这段“车站偶遇”的往事时，口气中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嘲讽和对那两位战士的讥笑……

    又过了几年后，当我再次回想这段往事时，突然感到：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那种可恨、可气、可笑、可悲举动的人，难道仅仅是那两位小战士吗？难道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没有同类的所作所为吗？！

    不知哪位哲人曾经说过：只有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此言甚是！

    我想，巴金老人为什么要写“忏悔录”，为什么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的用心正在于唤起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唯于此，我们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1965：一副“反动”春联（1）

    二1965：一副“反动”春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里人也喜欢贴春联了，而且一贴就是红底金字，满门生辉！今年春节我所在的小区，几乎家家如此，大讨吉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40多年前那样一副“反动”春联……

    1965年的寒假，我去位于河北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看望父亲。临春节的前几天，父亲对我说，学院组织“军民团结”活动，到郊区农村为农民打扫卫生、书写张贴春联，问我愿不愿去？我听完乐得蹦了起来，天天生活在城市中，太想到农村去看看了！

    出发的那天，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带上我专门为这次“爱民”活动买的新扫帚，准备去帮老乡扫院子。父亲则拿着粗细不同的几支毛笔和前一天在家裁好的红纸，一起上了车。

    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宣化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下车望去，一片用土坯盖成的房屋，几乎和四周的土地分不出色差，唯有村口的横幅是暗红色的，上面贴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走进村口，场院边的几排房子倒略显规矩，几面墙上都用大白刷上了大字标语，除了几幅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学校后墙上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它字字刺眼叫人顿生警醒：忽然想起父亲在临来前一天晚上的嘱咐，别进错了门扫错了院子，给“地、富、反、坏”拜了年！

    其实担心都是多余的，大队支部书记把我们迎进了小学校，站在那儿说了一番欢迎感谢的话后，就分别派贫下中农带我们去各家扫地打扫卫生了，父亲和几个人则先留在小学校里写春联。

    进了农民的院子，我真不知地该怎么扫，因为全都是土，和在学校打扫卫生完全不同！你只要使劲，一扫一层土……院里的老乡看着我都笑了，说：“学生啊，这院子早上我们都收拾过了！再扫也是土，谢谢你了，进屋喝口水吧！”

    我进了老乡家一看，除了炕上堆放着几床破旧的被褥，一张不知用过多少年已看不出颜色的木桌和两个用旧木箱充当的椅子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大件”了。桌上的几只碗倒还净亮，房东老乡用一条已灰黑看不出原色的毛巾擦了又擦，倒上水，热情地招呼我喝！

    我端着碗真的手足无措了，试着往嘴边放了放，一股刺鼻的柴禾味夹杂着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冲了上来，我本能地把碗放回桌上，说了声：不渴！谢谢！便冲出房门朝小学校奔去！

    父亲的春联已经写了不少，一旁的大队支书等人边叫好边派人往各家送。父亲自小在读私塾时就开始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然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他写。春联的内容也是他几天前准备好的，大多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随后，我端着糨糊盆，父亲由支书带领去给几家贴春联。一路上支书还指门点户地介绍哪家是贫下中农，哪家是地主、富农，该去给谁贴……我兴冲冲地用小扫帚往门上刷糨糊，够不着的地方父亲就伸把手，他和支书负责贴，贴好后，再用干净扫帚抚平。很快，春联就剩最后一副了，我指着前面一家紧闭着的门说：“这家是不是贫下中农？可不可以贴？”只见支书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顿了一下，慢声慢气地说：“这家倒是贫下中农，但是不能给他家贴……”“为什么呢？”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抢着问起来，父亲瞪了我一眼，呵斥道：“小孩子别乱打听！”支书见状忙说：“首长，没关系，只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咱们到小学校坐着说吧！”

    学校里陆陆续续聚拢了不少贴完春联回来的人，支书在一间教室里，语气沉缓地道出了缘由……

 1965：一副“反动”春联（2）

    几天前，那家的男人被公安局带走审查了，原因是他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副奇怪的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春联贴出后，引起了社员们的好奇，纷纷跑到他家看，问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邻村、公社、县里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上面的人给这副春联定性为“反动”春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怎么个“反动”法呢？上联“二三四五”没有“一”，下联“六七八九”没有“十”，横批“南北”，不写“东西”，合起来就是“缺衣（一）少食（十），没有东西（东西）”，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是和阶级敌人一个腔调！

    支书讲完，屋子里一片轰然。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话刚出口，我赶紧看了父亲一眼，怕他再次斥责我，然而，他沉着脸什么也没说，大队支书也没再回答……

    寒假结束回到北京后，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我就写了《贴春联》，作文中除了检查自己嫌贫下中农脏不敢喝他们的水外，还专门把那副“反动”春联写在最后，并用小学校墙上那幅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了结尾。

    这篇作文既生动又轰动！清楚记得老师的批语是：你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寒假，在学习和思想上获得了双丰收！随后，这篇“优秀作文”由我工整抄写后贴在了校门口的“优秀作业园地”向全校展示……

    这就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我当时就无法理解“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弄不清这到底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但是，想想过去，人们心中稍有不满便“上纲上线”；看看今天，“手机段子”畅所欲言，你一定会深切地感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我们的前面，一定是更加光明的艳阳天！

 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

    三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选民证”

    1975年，我参加了所在单位的“落实政策”工作小组。所谓“落实政策”，是指邓小平恢复工作职务以后，为纠正“文化革命”中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以及一系列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状况，所主抓的一项“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当然，他也正是由于不断对“文化革命”进行纠偏而被再次“打倒”，这是后话。

    我们单位“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就是对“文化革命”初期，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被“抄家遣返”回原籍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调查、判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其中包括返回北京的种种手续。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两个历史名词。一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在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范畴。二是“抄家遣返”：即在“文化革命”初期，以上阶级成分人的家，被红卫兵小将翻箱倒柜挖地掘墙地“抄”了一番后，把这些人及其子女统统迁出北京城，“遣返”至原籍，轰回老家，由当地人民监督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此命运的在北京不下几十万人，仅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就有20人之多！

    我和政工组长王师傅先把20多人的档案翻看了一遍，又去派出所一一进行核查，有些人还到“敌伪档案馆”调阅了他们的历史资料，最后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落实政策”。所谓“先易后难”，是说有些人的问题明显是弄错了，如不是地主被误成了地主，这属于“平反”范畴。有些人的问题是铁板钉钉，如“敌伪档案馆”里的特务名单上赫然有名，这属于“维持原判”，不得“翻案”！最难办的是有些人档案上记载与派出所存档很不一致，一时难以判定。

    但是，不论难易，都需要一个一个地到这些人所在原籍去逐一核实。那段时间，我的足迹踏遍了华北平原，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穷乡僻壤，往往是先乘火车到所在市县，再换长途汽车到所在公社，然后或步行，或租自行车骑行数十里到所在村。骑车所走之路完全是坑坑坎坎，少有坦途。一路下来，屁股疼得连凳子都无法落座。更别说饮食，几次“派饭”（由队里安排到农民家用餐）让我上吐下泻，几近虚脱……

    但是，当我每到一村，看到这些“遣返”人员那一双双渴盼回京的眼睛，那一张张经历十年风霜已完全不见城里人痕迹的脸庞，那少小离家如今早不知城市为何物的男女少年，一种心酸、一种内疚（我也曾参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

    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

    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十米就是一个急转弯，真是令人心惊胆战！上车前就听说这里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而整个长途汽车公司只有两位司机敢开这条路，并且只要稍有雨雪，车就停开，相当于封山。为此，山里村之落后，山里人之穷困，可以想见。和车上的人攀谈，我们所要去的小山村，一天的工分才五分钱，还不如养只小鸡生蛋，一个蛋还要七八分钱呢！我曾在农村插过队，自认为懂得艰苦，但我们那儿一天的工分再不济也有一元左右，和这里相比，家家都是“富农”哩！

 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

    天快擦黑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

    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

    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

    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

    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到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

    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

    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

    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

    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

    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目光一致地注视着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缓缓打开木箱盖放到炕上，从里面一件又一件往外掏着破旧的包袱和衣裳。最后，他将手伸向木箱底，拿出一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又脏又旧的手绢包，用他干瘦黑糙的双手捧着，慢慢走近我们。借着门外的光亮，他颤巍巍地向四边抻展了那块脏手绢。我们这才看清：躺在手绢底的，是一张泛黄折皱的选民证！

    虽然上面墨迹已非常浅淡，可是李某的名字及政府的红印，却赫然在目！

    此时空气似乎凝固了！全屋子的人似乎全被震惊了……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是怎样离开那个小山村的，也全都淡忘了。我只记得，原则性极强的王师傅回城后，坚持原则，为李姓人摘掉了原本就没有戴在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只知道，正是这张“深藏”了20年的选民证，果然改变了后来的一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风走云散，桨去水合！又是30年后的今天，有谁，又能有几个人，当他们拿到自己的选民证时，会静心地去感受这小小纸张上托载的万钧神圣？！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四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现在的青年人对“出身”这一概念早已没有任何感觉了。确实，因为它已被归入“历史名词”一类，快要成为“文物”了。然而30年前绝非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下面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件真事！但却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发生在30多年的“从前”……

    （一）

    健民是我中学的校友，共和国的同龄人，高我一班。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加之“根红苗正”（家庭出身为工人），在班里不仅担任了班干部，而且还兼负了国家重要的外事任务：在校内陪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学习与生活。

    西哈努克亲王很有战略头脑，出于小国安全的考虑，他对所有大国强国一律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把自己的孩子分送到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等国去读书。除了培养深造的目的外，也是其外交方针中的一项措施。

    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经常作为优秀作业在校“学习园地”展示。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鉴于纳拉迪波王子的情况，教育部门特示，他可以另行选题。而王子坚持以“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为题。他的这篇作文，成为当年中考的范文，一时在北京市各中学传为佳话！

    因为同样优秀，健民与王子的交往也是非常亲密，或许可以这样说，王子的“优秀”与健民的“陪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健民享受着“被组织信任”的幸福，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

    1966年，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拉开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形成的所谓“红色恐怖”，把家庭出身与成分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至！以至于人们开口说话，必报“出身成分”，所有人都被归入了“红五类”、“黑六类”、“麻七类”。“红五类”：即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六类”：即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麻七类”：即出身为城市贫民、小业主、中农、自由职业者、教师、职员、店员等。“出身”成了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最高标准！

    这样的情绪与气氛一直延展到了1968年初春，征兵工作开始。健民这样的“红五类”自然报了名，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去当兵肯定是板上钉钉，没有疑问。谁料张榜公布，大红纸上却没有健民的名字！他当即找到军代表询问原因，结果却使他和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人出身”不够纯正！

    健民心急火燎地回家追问父亲，这才知晓了一段父亲本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近30年前，他父亲在崔月犁手下（崔解放后曾任卫生部部长）曾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人，在华北平原一带打鬼子闹革命，声名显赫。然而“小农意识”使他父亲出了“经济问题”，由此，离开了武工队，默默无闻地几十年，由农民到工人，最后成为八级木工！

    健民来不及品尝父亲在自己儿女面前讲述“历史问题”的那种酸楚，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情况去向军代表申辩、表白，去争取当兵的权力！然而当他陈词再三，却仍然看到军代表那惋惜无奈的神情时，健民当即拿过一张报纸，毅然咬破十个手指，写下“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血书，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当兵的决心！

    屋里所有的军人都被震撼了！本来就喜欢健民的军代表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拉着健民那被咬破十指的双手，激动地说：我们不送这样的年轻人去当兵还送谁呢？

    在军代表的努力下，健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来到了大连某野战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然而，三年的当兵生活，出身“不够纯正”的梦魇并未远离健民，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训练、工作、学习、劳动，尽管他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尽管他多次要求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以求在战场上用生命显示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毛主席的赤胆忠诚！但是在那种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群体中，健民终因“出身问题”而没能入党！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三）

    生性喜欢奋斗的健民终于有些灰心了，他回京向亲人、向同学、向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大家在安慰之余，都劝他早日复员，回北京找个好工作。建民接受了“申请复员”的建议，然而在私下他向我表示：复员后坚决要求把他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或部门去！我了解健民，他是心有不甘！他希望在艰难困苦中向党、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

    是“事有凑巧”呢，还是“天不绝人”，健民“申请复员”的消息，被一位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恰巧这位同学和健民住在同一条胡同，因此，这位同学的父亲对健民的了解可谓“知根知底”。他找到健民谈话，希望到他所任职的汽车工业公司工作（他在汽车工业公司任党委书记）。健民还在犹豫，而大家则劝他，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或许是我的一句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说：你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求得党组织的信任吗？现在你还没去，党委书记就这么信任你，你还等啥！

    1972年，健民惜别了他的军营生活，来到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上班，由于有了“组织上”的信任，他又走上了幸福和顺利的坦途。三年的军旅生涯，不但没有成为他进步的障碍，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再加上他吃苦耐劳、勤恳工作的本性，一年多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健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再往后，健民先后被派到分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分厂厂长、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最后，被任命为该公司最重要的总装分厂厂长。谁都看得出来，健民已明摆着是“三梯队”的接班人选，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不可限量！

    （四）

    说时短，那时长，此时已到了1976年，健民已到了27岁的年龄。用大众百姓的话说，解决了“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个人问题”了（请注意中国文字的巧妙措词，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成了“问题”）！

    健民当团委书记时，很多女孩子向他示好，有几个表达的很明确，当我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选择一下时，健民却一脸正色地说：不能利用工作之便！越在这个岗位上，越不能在本单位找对象！他的话虽然令我尴尬，然而我理解他，那就是他的性格！

    这期间许多热心人都在帮他介绍，健民也很认真地接触过两三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一年过去，无果而终，两三个交往过后，三年多的时间也都耗去了！公司的大姐们看着比健民还要着急，她们纷纷“指责”说：你这么认真地谈啊，这么长时间考察啊，你也太正派了！一年只谈一个，这怎么成，你的青春年华够你耗几年的？你得改变策略，同时见几个，同时几个谈！经不住大姐们的劝诱，健民终于答应同时见同时交往几个了。然而刚过了一个多月，健民便找到我们说：不行！我受不了了！同时见几个，我都忘了跟谁说过什么了，全乱套了！健民的话一下把我们全逗乐了！我说：谁叫你错过当团委书记的最佳机会呢！现在你自己尝尝“正派”的后果吧！哈……

    （五）

    似乎是在1977年的一天傍晚，很久没有联系的健民敲响了我家的门，打开门一看，健民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我赶紧请他们进屋，心想这一定是健民的新女友，而且一定是他满意的一个，否则他是不会带到我家来的。我的猜想没错，健民在简短的介绍语中，透着热恋中的幸福与自豪。我打量了这位女孩一眼：白皙的皮肤，黑黑的头发，绝对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不说惊人，但很经看。得体合身的衣衫与她内向的性格协调淡然，只是在她单纯的眼神中似乎还闪烁着什么，是柔弱，还是羞涩，我一时没有看清。她叫阿静，简单的交谈中，知道她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与健民已来往半年多了，都很满意。健民告诉我说，他已向组织汇报了，请求组织调查政审（政治审查），随后他就准备着手婚事了……

    我们都为健民高兴，期待着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六）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去二里沟办事，恰巧路过健民的工作单位，顺便去看望他。当问起他与阿静关系的进展时，健民一脸不解地说：阿静的母亲过去很喜欢他，每次到她们家都把他待若上宾，让他自己都十分不自在。阿静的弟弟也一口一个“姐夫”，叫得他很不好意思。但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冷若冰霜不说，还常常下逐客令，不是说天晚了，就是说有事要做。过去临走时，阿静的母亲总是要阿静送健民。为此经常是健民推着自行车，阿静在一旁走，可谓“漫漫长安路，娓娓知心语”（阿静家在六部口，离西长安街很近），你送过来，我送回去，直至深夜仍恋恋不舍。但是现在，不但不许阿静出门，还说大晚上在外面不安全。健民几次追问阿静缘由，阿静都说自己也不明白，再深问下去，便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泪流满面，让健民也问不下去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下午，健民破例到单位约我出来，就在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前，他红着眼圈，语气低沉、一脸悲伤地告诉我：就在昨天晚上，就在这里，他和阿静分手了。听完，我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为什么。

    （七）

    原来，当健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与阿静的恋爱关系后，党委组织部立即着手了对阿静及其家庭关系的“外调”。结果是：阿静的家庭出身有政治问题，其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倒卖全国通用粮票，投机倒把，被判刑十年，是劳改犯，至今在外地劳改农场就业。当组织部长语气严厉地对健民说：“这个女友‘政审’没有通过，不允许再继续交往下去！我们要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时，健民再也忍不住了，他几近咆哮地说：出身！出身！又是出身！我要的是阿静，不是她的出身！难道还要她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父亲的问题再去承受一辈子吗？

    看到健民发火，组织部长倒是口气平缓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外调工作早就结束了，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找你谈话，是我们犹豫再三，不希望你受到打击。但你是公司选定的“三梯队”成员，在上级组织部门已批准备案，和这样的女孩交往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健民辩解说：我要娶的是阿静！她父亲有问题但不在北京，我可以划清界限，永远不和她父亲来往！只和她的母亲、弟弟在一起总该可以了吧？话音刚落，没想到组织部长的口气更加严厉了：你相不相信组织？我找你谈话是为你的前途着想！没想到你这么执迷不悟！有些事本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但现在我要告诉你，她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她那个弟弟吗，那是她妈搞破鞋和别人生下的野孩子……健民的脑袋嗡的一声！组织部长后面说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他低下了头，半天说不出话来。稍后，他静了静心，开口打断了组织部长的话：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但是有问题的是阿静的父母，而不是阿静！阿静太可怜了，难道历史造成的重负还要让这样一个纯洁柔弱的姑娘去承受吗？我宁可不要政治前途，宁可下车间去当工人，阿静我是要定了！说完，大步走出了组织部长的办公室，登上自行车直奔阿静去了。一路上，委屈、怜悯、愤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在心底大喊：该死的出身已经害得我够惨的了，我决不能让阿静再受其苦！我要马上向她表白：让他妈的出身见鬼去吧！我健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她……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八）

    谁都不会想到，健民见到阿静的结果竟然是：阿静不要健民了！

    阿静已经哭了整整一夜，毫不夸张，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她沙哑着嗓音告诉健民，自从有人上她妈妈单位外调后，妈妈对健民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她对阿静说，健民是扰乱她们家的害人精！你要是还和健民来往，就死给她看！而且不管阿静如何哀求，决不改口！痛苦了一夜的阿静最终无奈地决定：只好要母亲，不要健民！其柔弱的性格终于在此起了关键作用。她抽泣着对健民说：不要怪我不够坚强，要知道我父亲长年不在北京，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我无法看着她那样伤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你们单位去外调那么恼怒！那么对你不容！难道就不能不去外调吗？

    此时，健民的心中已全明白了，本来在来阿静家的路上，他早已做出决定：把一切知晓的事情都埋藏于心底，埋藏一辈子！然而，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半年后的一天，阿静的母亲突然来到健民单位约他谈话。人多，眼杂，声乱，健民索性打开一辆组装好的汽车车门，就在驾驶室里会见了这位原来本该是他的“丈母娘”。

    咽声为序，泣声为文。在和健民分手后的半年里，阿静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日益消沉，谁介绍男朋友也不见。母亲心疼女儿，最终妥协，同意她和健民交往，但阿静说，是自己拒绝了健民，没脸再去见他。最近两个月，阿静天天傍晚到长安街健民骑车回家的路上去堵他，她想用偶遇的方式打破僵局，常常等到深夜才归，却不料没有一次堵到健民……阿静永远不会知道，长安街已成了健民的伤心地，他害怕触景生情，因此下班后骑车改走了另一条路，这或许就叫阴差阳错、人不投缘吧！

    阿静母亲说：健民，我是厚着老脸来见你的，救救阿静吧！她现在瘦得人都变形了！是阿姨不好，阿姨自私！把阿静害了，把你们害了。我知道你们单位去外调了，阿姨求求你不要……

    “伯母！”健民立即打断了阿静母亲的话，“请不要再往下说了好吗？只是您当时太不了解我健民了！在那样困难的年代，您孤儿寡母生活实在不易，我们做晚辈的，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您呢！我希望您永远不要再歉疚，也永远不要再提起，行吗？”

    健民话音刚落，阿静母亲瞪大了双眼，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或许是十多年来，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了！她双手抱着健民，忘乎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哭声穿透了驾驶室，飞向了车间，飞过了厂房，飞到了京城长安街上空。

    只是，这懊悔的哭声，来得太晚、太晚了……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1）

    五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

    五月，已经到了晚春时分，而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土地才刚刚开始化冻。十几名知青熬过了近半年的寒冬（因山上从十月初便开始下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准备立即着手实施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春季攻势”——种菜！

    为什么这样兴奋，这样迫不及待？

    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们对“艰苦”二字的含义有了更加切身而具体的感受：缺水和缺菜，便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

    缺水！你看过张艺谋、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老井》吗？邻村之间为抢夺水源而闹出人命、结下世仇，正是晋中山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十几口人（五口农民加十来个知青）的小山村，唯一的水源，全靠半山腰上一个小小的渗水坑：一夜时间，刚刚渗满，两桶下去，坑就见底，再想用水，只有明天。这宝贵的水只能用于做饭和饮用，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中我们不分男女很少洗脸，更别说洗澡那种“奢侈”的享受了！

    缺水自然就缺菜！我们在插队的头一年，除了刚刚进村时好心的老乡送给我们一筐胡萝卜外，全部的菜就是每人分到的几十斤土豆和刚从北京来时带的一点咸菜了。

    一年里，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片，蒸土豆、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真是几乎吃了个“土豆大全”！明眼人说，“不全”！还没有“炒土豆和炸土豆”呢！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每人一年还不到一斤油，从不敢吃“炒”菜，更别说“油炸”了！

    那段时间，我们真是人人到了说起土豆想吐、见到土豆想呕的地步！因此，十几个人蜷缩在冬日冰凉的炕上，七嘴八舌地谋划着改善生活的“春季攻势”——种菜！现在时机终于到了，你说我们能不兴奋吗？

    那天午后，我们在小水坑旁不远处，开辟了一小片荒地，总共也就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开大了也没用，本来就没多少水。就这样，浇菜的水还得从我们吃饭喝水的份额中挤出来呢！

    因为这是我们知青的第一块“自留地”，所以大家干得非常起劲，翻土的翻土，垒垅的垒垅，清石的清石，耪地的耪地。从中午日头高挂，干到天快擦黑，平平整整一小块菜地初具规模，就差施肥这道工序了。山上很少有人来，这点珍贵的“有机肥”，全靠我们十几个人一冬天全体“努力”积存下来，晾干后也不过才两筐多点。我双手端起一筐，提到胸前，走向菜地……突然，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了一下，我稳不住向前扑倒在地，一筐粪洒了出来，被我压在胸前，有些还溅在我的脸上（好在是干的）！大家哄的一声笑了……我使足劲想翻身站起来，却发现脚上带着东西根本挪不动，大家定睛一看，笑声戛然而止：不得了！刚才起粪耪地用的三齿钉耙，不知是谁朝天而放，被我一脚踩上，钉齿穿鞋而出，所以把我绊倒了！因为当时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看着穿透鞋面而出来的钉齿，我以为是从脚趾缝中钻过来的，于是大喊：快帮我拔出去！待我坐在地上，将钉齿拔下，脱去鞋袜一看，所有人顿时惊呆了：钉齿从我大脚趾下向上穿透指甲盖而出，大大的三角形创口，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一个女生赶紧掏出手绢为我包扎，但血很快浸透，整个手绢一下变成乌黑，我们的“赤脚医生”赵力急忙扶住我说：赶快回去上药！

    所谓“上药”不过是上些碘酒和紫药水，然后用纱布裹住贴上橡皮膏。除了这些，我们的小药箱里只剩点头疼感冒药，再无其他！

    不一会儿，所有插队的同伴全都赶回来了，带着焦急的神色，询问我的伤情。这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是谁点燃的油灯，翻出那本我们全体知青的医疗指南——《农村医生手册》，查看如何治疗我的伤病。当他读完有关“破伤风”这一条目时，昏暗的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更是惊慌地一把夺过书来凑近油灯，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破伤风杆菌……厌氧性……潜伏期七天至一个月……肌肉痉挛呼吸困难……导致死亡……最易感染物为铁锈及粪土……”粪土！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那只扎透我脚的三齿钉耙，是刚刚用来起粪的！有人急忙喊道：“快看看治疗方法！”“必须及时注射抗破伤风血清，后期注射无效”！——这是条目的最后一句话。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2）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抗破伤风血清”？哪儿有？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杏林塔，离小队有五里山路，离大队又有五里山路，离公社卫生院有五十里盘山公路。“抗破伤风血清”只可能公社卫生院有，“明早必须赶去公社卫生院，没什么可说的！”朱维毅代表大伙儿说出了这句话，张振国紧跟着说：“对！明天一大早，我和维毅一起，先背到小队借个平车，然后去公社！”

    当晚，我的大脚趾开始剧痛，并且伴随着我的脉搏，一下一下地跳着痛！我在炕上大汗淋漓地翻来转去，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那种痛楚！人说“十指连心”讲的是手指，其实脚趾何尝不是！不信你就试试！

    全炕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一是为我担心，二是被我折腾，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盼着天明……

    10里——

    天还没有泛白，我们就急切地上了路。先由维毅背着我，振国在一旁边打手电，边探路，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是一溜小跑，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况且已经过了整整一夜，不知那些“厌氧性破伤风杆菌”闹腾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出发，而要耽误整整一夜时间呢？这是因为你对“晋道难”有所不知。通往我们村的那条山路，曾有记者在报道中形容：除了山羊，连毛驴都很难上去，更何况人走！特别是夜路，如果没有明亮的月光，你几乎看不清脚下，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看见眼前，反而常常误入歧途，本想下山，却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道路如此之难走，维毅和振国（当时年仅16岁和18岁）还要背负着一个被疼痛折磨得瘫软而又失去自控力的大活人。如果你背过人就会知道，没有自控力的人不能配合你的节奏，分量必会增加数倍，如此行路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碎步快跑，跌跌撞撞，几十步就要换一次人，又急又累。劳动一天后又一夜被我折腾得无法入睡，身心之疲惫根本不用形容！此时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抢时间救人救命再无其他，就如战场上生死与共患难并存的战友和兄弟！在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情谊该是多么的珍贵！

    五里山路跑完，到了小队寨洼，敲响门叫醒小队长要了一辆平车将被子铺上把我放躺上面，由振国“驾辕”，维毅“拉套”继续向山下“驶去”。山路依然很窄，崎岖不平，掌控平车比背负病人丝毫不省力气。有两次因路坑洼不平，平车几乎翻到山下，幸亏维毅和振国跪在地上脚蹬石块极力撑住，才化险为夷。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半昏迷状态的我偶尔睁眼，能看见他们二人头上升腾的热气……

    又是五里山路，好不容易到了大队庆城。想想大队卫生员根本不会有什么“抗破伤风血清”，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公社的公路，急速前进！此时天空才刚刚开始发白……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3）

    30里——

    公社的全名叫“石圪塔”人民公社，读起来就是“石疙瘩”，听这名字就不难想象山石会有多少，山路修通该有多难！

    公路沿山而修，大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身通过。一侧是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十几到几十米深的山涧，危险无处不在。县里开出的长途车是今天发出，明天开回，就此一辆，倒也适应这盘山公路的路况。因为最怕的是迎面来车，全路100多里仅有少数几处才能错开。据说一次长途车迎面碰上一架牛车，牛不会后退，长途车硬是生生退了好几里路才把牛车让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此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迎面而来，谁让谁？振国赶紧前去说明情况，拖拉机听完二话没说，向后倒开几里让我们先行……

    天开始放亮，忽然，嘀嘀！嘀嘀！嘀嘀！——十几声野蛮的汽车鸣笛从后面传来，将我从昏睡中惊醒，这显然是要我们快快让路！振国和维毅在前面拖着疲惫的步伐，低头缓步拉着车前行，后面无理的汽车喇叭声肯定惹怒了他们，维毅边拖车边说：没看见车上躺着人吗！你按吧！就不让！振国也说：往哪让？没法让！让他们跟着吧！后面的喇叭声长鸣不断！更加放肆、更加粗野了！嘀嘀！——整个山谷都在回荡！我躺在车上努力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声音都走了调地大喊：快让路！赶快让路！再不让他们就开枪了！维毅和振国听到我的叫喊，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辆卡车就紧贴在我们后面，驾驶楼顶上，两人护卫，中间一个人正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直指我们！两旁的踏脚板上，各站着一人，他们一只手扶着车窗，另一只手各执一把｛被屏蔽的关键词｝，在向我们挥舞，明白无误地警告我们赶快让路！

    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4）

    70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何友中

    作者简介：何友中，女，1947年生。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1967年至1977年在**************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戈比公社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10年，曾担任第二小组副组长和大队会计。1977年参加高考，被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后通过自学考试，获得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历。1980年至1984年在包头三十六中学教书。1984年调到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工作，曾在纪检组和科技教育处工作，曾任主任科员、副处级检查员。1994年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工作，具有国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和高级经济师职称，参加了160多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多次荣获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惊雷唤醒大学梦

    1977年10月初，我送孩子回北京时还没听说高校招生改革的事，回到大队照旧到蒙古包去登记工分。11月初到公社银行为牧民取预付款时，突然听人在说恢复高考的事，我先是一愣，赶紧凑了过去。三个中年人正说得起劲。

    粮店的孟和说：打倒“四人帮”后政策还真的不一样了。

    孟和是粮店主任，知青到公社经常到他家吃住。

    砖厂的刘宝和说：这是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又该整顿了。

    别看刘宝和只是个小学文化，分析起形势来一套一套的。

    我也和他们聊了起来：你们刚才说的高考的事是真的吗？

    孟：这消息千真万确呀。10月20日晚广播电台已经公布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你还不快报名。

    我：我倒是在北京时就听说，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后，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可我们都这么大了，又结婚有孩子，人家能要吗？

    孟：听说招生条件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我：国家还真是没忘了我们这些“老三届”。

    我激动得脸通红，眼泪涌到了眼眶上。

    孟：前几年招生你怎么没报名啊？

    我：那时我对上大学已经死了心了。咱们既没后台，出身又不硬，报名也是白报。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们队××、××考得都不错，结果都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被录取，后来××觉得前途渺茫自杀了，估计和上不成大学有些关系。

    ××：你不是扎根派吗，怎么也要走啊？

    这个人总爱找知青的毛病。

    我：我们这批知青是国务院用大轿车从天安门出发送到草原来的，再苦再累我们当然要坚持。我到草原已经十年了，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草原，应该是把根留在了草原吧。现在恢复高考，就是祖国在召唤，“四化建设”急需人才，能报名的知青和当地年轻人都应当报名。

    从银行取钱后，我没在公社耽搁，就赶紧骑上马往回返，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所有的知青。到大队40多里的路程，一路上我一会儿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一会儿唱《翻身农奴把歌唱》，还作了一首诗，大声朗诵着：“老邓抓高考，《人民》载巨章。出身权力废，考试变寻常。闻讯心激动，加鞭喜欲狂。飞奔相转告，做伴报名忙。”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考期紧张雪路封

    我们队当时只剩七个北京知青，已全部结婚。我丈夫石康对于考大学始终在犹豫，他说，这么多事情要干，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他担任大队副书记，想得很多。我说，这是党和国家给咱们的机会，就试试嘛，就算你陪我走一趟行不行？考不上咱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勉强同意。在我的鼓动下，最终我们队有四个知青报了名。没报名的北京知青有两个是六六届体院预科初一的，文化课没学过多少。还有一对知青夫妻，一个生完小孩后身体不好，一个正在盟畜牧兽医学校学习。报名的另外一对夫妻是宋建生和赵久胜。宋建生是我中学的同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数学特别好，人也长得漂亮，要不是“文革”，她应该是北大数学系的学生，中学时我非常崇拜她，直到现在也常感叹可惜。当时她担任大队小学老师，她丈夫是锡盟知青，干活是把好手。我们公社二队的谢小庆也报了名，他在牧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五个人都是在草原入的党。

    报名要交四张照片，这可难住了我。去旗里照相馆照相肯定来不及了，大雪封路根本也找不着车。回去翻箱倒柜凑了四张，却是两个底版的。其中两张是把结婚照剪成了两个单照，看着剪开的照片心里难受极了。名是凑合报了，接下来再一细思量，准备考试的困难太多了。1977年底我已经接近31周岁了，年初刚生完孩子，7月份又做了一次流产，身体比以前瘦了许多。大队书记对我的报名也不支持，怕我复习功课影响了年底的结账。再有就是想复习也没有复习资料呀，翻来翻去找到一本北京慰问团送的知青科普小丛书（农业知识方面的）。该填报考志愿了，报文科还是理科呢？考数理化没书不行，只能考文科了，靠现编撞大运吧。报什么地区的大学呢？从照顾孩子考虑必须回北京；从专业考虑我想学会计，只能报辽宁财院。由于当时到偏远地区招生的学校和专业有限，我报的志愿顺序是：北京师院、辽宁财院和包头师专。最后一个志愿是兜底的。

    记得考场设在东乌旗一中，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3日至14日。刚一进入12月，我们队四个报名的知青就开始打听去东乌旗的车。那年冬天，东乌旗又遭受了特大白灾，路边就可见到牲畜的尸体。听说东边满图宝力格牧场的雪和蒙古包一样高，运粮车靠铲雪车开道，200公里走了五天五夜，所以一般的卡车都不敢出车。正在我们焦急难耐，以为考试无望时，12月8日我们终于打听到驻扎在公社的防火站（负责在边境开垦防火道）有一辆卡车要去东乌旗。我们立刻动身赶到公社住下，盯住了这辆车。10日听说车要出发了，我们就一大早在车旁边等着，一直等到午饭后1点多才准备走。管他呢，能坐上走就行。车上拉了两个汽油桶、几捆牛皮和好几麻袋东西，我们四个和两个防火站的人就坐在麻袋上。车开始向北行进，看样子是打算从边防公路走，上了边防公路就比较好走了，但是要多走50公里，也就是说一共要走180多公里。

    1977年的冬天格外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1℃，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那天就算天公作美，没刮白毛风，就是干冷干冷的。雪原显得特别空旷、辽阔，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开始我们高兴得有说有笑。

    ××：咱们队50多知青走了几个大学生了？

    ××：招生走的也就八个人。

    ××：咱们队离东乌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招生指标太少。

    ××：走的人都是有后门吧，不是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防火站的人说。

    ××：我们队倒不是，牧民和知青都同意先照顾那些身体受过重伤的知青。1971年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是在打火时脸被烧伤的。

    ××：是啊，×××是1973年去吉林大学理论物理系的吧，她是在农场启动柴油发动机时双手手腕被打伤了。

    ××：我们包的×××是1974年去内蒙古农牧学院的，人家是从香港回内地上中学，后又插队的，属特殊情况，应该照顾。

    ××：后来北京体院、内蒙古师院和锡盟农牧学校又招走五人，有些人家是点名要的。

    ××：石康，你出身挺硬的，怎么没走？

    石康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我要走了，不就找不上她了吗。

    大家都笑了。石康当时还真没想走，只向着自己的理想奔着。

    ××：何友中，你爸不是国家科委的吗，怎么没走呢？

    我：我爸只是个副总工程师，没权啊！又有历史问题，家被抄，住房被占，父母都在湖南劳动改造，姐姐的出国、入党都受影响，我哪有可能走呢。所以这次有了机会我就抓住不放。

    接着我又说：想想自己也挺可笑的，1966年是我们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现在高考报名我比谁都积极。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可找到罪魁祸首了。

    一只手打在了我的头上。

    我：不是我写的。

    我赶紧喊冤。我说，其实谁写的并不重要，当时有几个人头脑清醒？还不是都被卷在极左潮流里。

    ××：还真没想到10月份《人民日报》那两篇文章能写得那么透彻，咱们也受“四人帮”的毒害不浅啊，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回再看以前的事心里清楚多了。

    ××：那两篇文章挺带劲，说打倒了“四人帮”，就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纠正过来，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

    ××：这回有邓小平做主，我看是个真考试了。

    聊了没过多久，呼出的热气就将帽子和领口给冻上了，大家只能把头尽量埋在皮得勒里。卡车摇摇晃晃地缓慢地爬行在雪的海洋中，我的思绪飞到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1966年6月6日在原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教室里，一个同学感情激动地在大声朗读着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一封信。信里给升学制度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什么“反动”、“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造就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罗列了好几大罪状，说使不少同学有严重的“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最后还提出了两个“直接”，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请党直接从高中毕业生里挑选一批人去升学等等。虽然我已感觉到自己是在被批判之列，也没有被挑选去升学的可能，但是也积极举手表示拥护，卷进了“文革”的狂热之中。由于当时我任班长，所以让我在全校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上代表全班发言，记得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把社论上的几句话说了。这个发言还在广播电台播出过。这件事下乡后我从没提起过，总感到是个不光彩的事，这不是也多少宣传过极左思想吗。现在想想确实太愚昧无知、太幼稚可笑了。卡车突然停了下来，误车了，雪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赶紧跳下车用铁锹铲雪。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摇着，走着，一会儿我的思绪又飞到了女儿身边。1977年1月我准备生小孩，也是遇上雪灾，大雪封了我们队通向公社和旗里的道路。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一辆汽车来过我们队，连粮食也快断了。孩子出生前一天，大队的大车（四匹马的马车）到道特公社拉粮还没回来，所以去公社医院是没有可能了。孩子就出生在大雪覆盖的小土坯屋里，后来回想起来很是后怕。孩子三个月时，为了给她打防疫针，我牵着牛车，徒步走了40多里路才到了公社医院，结果没药了，白去一趟，孩子跟着遭罪不说，万一得了急病可怎么办。由于当地牧民居住分散，我做会计工作经常需要骑马外出，有时孩子必须托人带，如果把孩子放在当地人家，他们的卫生习惯离我们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样1977年7月我们把孩子放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农户托养，好歹医疗条件有保障，气候也好多了。自己受多少苦都能忍受，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再受苦了。自从把女儿送回北京后，我的心就被女儿牵走了。的确，生孩子后的我身心都变得很脆弱，总怕失去这个娇嫩的小生命。所以，为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要参加一次考试。

    当卡车驶入“额仁”草场时，发动机突然熄火了，这可怎么办。这时已是下午4点多，天已经有些昏暗，如果车发动不起来，我们几个肯定会冻死。多亏当地的司机有办法，七搞八搞车又动了起来。终于上了边防公路，车开始向西行进。路好走多了，但是还有差不多100公里的路程。看看表，已经是晚上6∶30了。天慢慢全黑了，没有月光和星光，四周死一样寂静，只有车灯的微弱光线和发动机发出的粗重的喘气声。我们不停地搓着脸，怕给冻伤。越冷越想方便，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就要下车方便一次。司机不耐烦地说：“懒驴上磨屎尿多。”为了赶路，我也不好意思老让停车，就用手使劲按住小腹，按得生疼，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敲驾驶舱顶。又是忍无可忍了，再忍忍，再忍忍，等到车停下，着急的我下车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在雪地上。不好，尿裤子了。太不好意思了，内裤湿了一大片儿，我也不敢声张，完事后赶紧又爬上了卡车。时间太难熬了，怎么还不到呢。由于多次的方便，身体的热量流失的较多，再加上又饿又冻又紧张，我感觉快晕过去了。一直到晚上快10点，车才到东乌旗，一共走了9个小时。当时我全身都冻僵了，动弹不了，是让别人生拉硬拽给拖下了车。两脚一粘地，从下往上疼得直叫唤。司机还坏笑着说：“知道疼就没死。”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店，只剩一间屋，也没有煤生火，照顾我们两个女的住了进去。无论如何，我们是活着到了，可以参加考试了。第二天我们在东乌旗大街上溜达时遇到了老旗长以登木加布，他听说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就邀请我们到他家住。以登木加布的妻子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住在了他家。和蔼可亲的老旗长是我们队牧民的亲戚，在运动中曾被打倒。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感谢那位司机和老旗长老两口。

    12月13日考试开始了。文科第一天考政治和史地，第二天考数学和汉语文。政治和数学大部分题都做了，就是不知对不对。语文作文的题目是《在红旗下》和《论实事求是》，我写的是《在红旗下》，写得激情饱满，就是很空，不知怎么回事，下乡受这么多锻炼，怎么就写不进去呢。史地考得最差，好多挺简单的题都想不起来，连省会的名称都搞不清楚，后悔下乡十年只顾劳动没看书。出了考场一聊，发现别人考得更糟。

    回来的时候雪更大了，我们坐的是解放三零（顺着六个轱辘）。由于走的是南路，一天只能走60公里，不过心里一点都不着急了。半路住在“道特”公社，到家整整走了两天。一个多月后通知我去检查身体，全公社共有五个报名的，只通知了我一个（其他人1978年都比我考得好）。机会太难得了，我又踏上了艰难的路程。由于雪太大了，坐车走到“道特”公社，往旗里就再也过不去了，我的心全凉了。1973年招生考试后，就听人家说，考完的成绩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政审和体检，招生的人在体检时搞点小名堂，最后打表说你血压不行也上不了大学。唉，原来最担心的还是政审，没想到一开始就栽在了体检上。一点儿戏也没了，太让人懊恼了。又一个月后，听说因雪灾没检查身体的考生旗里都盖章通过了，我喜出望外，真是太感谢旗政府和招生办了，如果他们硬要卡，我们这些最下层的知青又能怎么样呢？政策确实不同了。

    当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兴奋自不用说，但更多的是羞愧。我被第三志愿包头师专中文系录取。考得确实不好，政治、数学考得还可以，都70多分，史地不及格，总分262分。还好，比文科录取分数线多22分，还弄了个全旗文科第三。想当年，我所在的女一中，是市重点，90％多的高中毕业生都能考上大学本科，我这个高中保送生，考这么点分数真是“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乡下连课本都找不到，想看书也没书看啊，和城里条件好的考生比较，“公平考试”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啊！有自嘲诗：“考前不看书，赴考尿急出。考场头发紧，考完羞愧哭。”

 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面壁读书三载整

    当时是准备放假再回大队（丈夫1978年考走），于是结账分红交账。收拾停当，自然是先回北京看孩子，然后去包头上学。1978年4月开学时，包头师专七七级中文系是在麻池的平房校舍上课（没在本部），周边是荒郊野岭。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谈笑有鸿儒，出入无白丁”，老师不少是北大和北师大毕业支边的，而同学中考300分以上的也不乏其人（后来才知道知青出区很难）。由于是高考恢复后第一次高考，同学的年龄相差极大，我最大31岁，最小的18岁。到了学校才知道我和大家在学习上的差距有多大。我们班年龄大的同学大多是中专师范的老师，曾在这所学校进修过，一个比一个知识渊博；年龄小的有不少是单位的通讯员，不少人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班里大多数同学都看过不少中外名著，老师说到哪儿，他们就能跟到哪儿。对于打倒“四人帮”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同学们讨论得异常热烈，而我在发现受害的同时，也发现在自己身上有不少“谢惠敏”（系刘心武作品《班主任》的人物）的影子。面对文学的博大精深和新观念的激烈碰撞，我既有些发懵，也有些痛苦，我怎么这么无知落后呢，怎么就找不到自信了呢？整整十年没有看书啊，知识青年已变成文盲和科盲了，思想已经快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落后使我感到压抑和羞愧，进而下决心奋起直追。记得当时整个春天我们吃的都是几乎没有油水的菠菜，脸都快吃绿了，可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高涨的学习热情。我暗暗地在追赶大家，考试前经常躲到学校的墙外，面壁苦读。虽然“文革”把学习的最好时期耽误了，但是我要用加倍的努力把失去的学习时间都补回来。在包头师专的三年我是靠着学校发的二等生活补助过来的。至今我感谢包头师专（现包头师院）既为我开启了知识的大门，也为我打开了思想的枷锁。有怀念诗：“‘陋室’品位高，食堂档次低。蒙羞不气馁，面壁苦求知。”

    重开考试改人生

    恢复高考的决定似惊雷，如好雨，激发了一代年轻人发奋读书的热情。“文革”让我对上大学死了心，恢复高考让我重新焕发青春朝气，重圆大学梦想。1977年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从一个牧羊女成长为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不久，我却得了乳腺癌，手术后又切除了双侧卵巢，身体极度虚弱。恢复一些后，单位同志们看着我那苍白的脸色也不敢给我太重的工作，但是我不甘心闲着，于是我开始了自考。我想，“文革”耽误了十年，不能再耽误了。靠着在师专打下的基础，最终通过了中文本科12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本科梦。1994年孩子准备高考，我从内蒙计委调到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从政府计划部门转到正在面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无疑又是一次挑战。由于曾是副处级，年龄又大，行政处室不好安排，就把我放在业务部门——投资咨询部。工程咨询业是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专业性要求很强。面对IRR（内部收益率）、NPV（净现值）一大堆技术经济指标，我又发懵、痛苦起来，又成了最无知、最不自信的人。面对找工作的难度，没别的办法，只有学习。50多岁的我又开始参加这考试、那考试，还好通过了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和非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职称考试。挑战和机遇永远是并存的，继续学习不但使我回北京后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还圆了自己学习经济专业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当过教员、公务员和公司职员，经过继续学习和长期的工作实践，专业领域不断拓宽。现已参加了160多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如《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北京盲人学校改扩建项目建议书》《锡盟东乌旗草原生态旅游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为北京市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别是为内蒙古锡盟东乌旗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让我有了回报第二故乡的感觉，感到特别欣慰。我还参加了一些研究课题，如《北京市“十五”规划前期研究资料汇编——21世纪初期北京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研究》《奥运场馆融资及运营方案研究报告》《高技术项目可行性研究程序的研究报告》《高新科技投资指南》等，和同事们合作，多次获得全国和北京市工程咨询优秀成果奖。近十年还在国家、省市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中国知青诗抄》还收录了我怀念草原的一首诗作《思念》。

    “青春热血草原奔，‘而立’别夫学校行。病后自学拿大本，夕阳未辍论工程。”2002年我55岁退休，遗憾的是大学毕业后才为国家干了22年，所以后来还在单位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年我的活儿不多，又报名准备参加“投资咨询师资格考试”。我们这些“新三级”大学毕业生，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都希望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多作一些贡献，来回报党和人民的培养。正像我们知青聚会经常唱的歌“我们这一代要一辈子艰苦奋斗”。

    “惊雷唤醒大学梦，好雨润滋久旱心。放牧边疆十载整，重开考试未来新。”当我回首往事时，最让我难忘的、最能激发我感情的、最让我终身受益的事，就是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每当我想起茫茫雪原上艰难行进的那辆卡车，我就坚信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正如丰子恺说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

    21世纪的年轻人，希望你们能珍惜现在的学习环境，为了新的梦想前进吧。

 我曾五次与周恩来总理近距…

    咏慷

    作者简介：咏慷，本名陈永康，祖籍广东东莞，1947年生于河北唐县。国家一级作家。曾就学于八一小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空军学院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65年上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初入伍,历任电台台长、指导员、教导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干事等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1966年起在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有诗词分别在三次北京诗词大赛中获金、银、铜奖，长篇报告文学《抗SARS风暴》获国家图书奖，参与创作的报告文学集《自强之歌》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发兵治水》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另有多部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

    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仿佛舒缓的小河注入宁静的湖泊，既展不开秀美的涟漪，又扬不起腾跃的水波……然而也有一些往事，虽然时过多年，却还依然历历在目，浪花四射，激扬飞溅，好似一条奔腾澎湃的江河。

    我不禁回想起40多年前与周总理多次交往的难忘往事来了。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陶铸等握手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二十五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我国的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

    我猜想李冬民打的也是公用电话，因此讲话同样力求简略。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３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

    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至于让谁发言呢？我看到在场的李延平，便当即征询意见：“李延平，我看就你吧！你声音不错。”其实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李延平“根正苗红”，父亲又是位老红军，现实表现也不错，到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面前发言，“对立面”就是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来。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大庆十年”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大约有15000人吧。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在大家静候大会开始的时候，有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干部走了过来。我抬头一看，认出是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我脑海中仿佛一下子涌过了许多思绪，但又仿佛一下子成为空白，因为我原先想到的许多想说的话和想提出的问题，现在竟一点也想不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人在过于激动的时候，是会出现这种心理状态的。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我右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能两人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小声问：“老首长，您是广东人吧？”

    他“嗯”了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着像。”我依旧用很低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祖籍也是广东。”

    那老干部淡淡一笑。

    没容我们两位“老乡”再说些什么，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已经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接着，她又声色俱厉地训斥：“这个问题，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态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贯耳的群体猛喝：“低头！”这场面，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所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也便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使我一句也听不懂。好在与他同时登上讲台的，还有一位高个子军人。陈伯达说一句，他翻译一句。

    这种独特的演讲方式，倒是我第一次遇到。

    “那是王力。”我右侧的那位体态较胖的老军人主动低声告诉我，“每当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都由他给当翻译。”

    我把脸转向右侧，客气地点了点头：“您是……”

    “我叫穆欣。”

    “哦，久仰。”我说，“几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长篇传记《邹韬奋》。”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这位《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谦虚地说。我知道，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也成为中央文革的成员。此时，穆欣同志或许还不会想到，也就不过半年多之后，他这位“中央文革成员”，也遭到被“打倒”的噩运。

 1966年，第一次同周恩来、…

    陈伯达和王力退下讲台后，康生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康生讲话结束后，我猜想：下一个恐怕该陶铸同志讲话了吧？

    对陶铸，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曾选入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松树的风格》两篇文章。而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一直绷得紧紧的，始终布满阴云，不苟言笑。

    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想征询陶铸的意见，看他是否发言。陶铸的身子似乎也动了一下。

    但我和不少人隐隐约约地都听到不知是谁小声说：“不让他讲……”结果，陶铸果然没有走上讲演台。

    最后是周恩来总理讲的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

    对周恩来总理，我从小就是非常敬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更使我看到了他磊落的胸怀、高尚的品质。我感到他像一棵风雨中独立支持的大树，卫护着许多幼苗和花草，因而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敬爱和尊重。

    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不久，父母和许多老前辈就经常对我说：这场运动看来很复杂，许多事情突如其来，瞬息万变，令人摸不着头脑，因此遇事要格外慎重，最好多看看周总理的态度。因为他在党内一直处于党中央主要领导的位置，一向处事持重，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是人们信得过的……对前辈的这些嘱咐，我时时记在了心上。

    周恩来总理那天讲的加快“大联合”问题的话题本身，就比其他人的讲话温和了许多。此时，我一边听周总理讲话，一边仔细端详着这位举世瞩目的老人。

    他，端庄的脸庞，微耸的剑眉，深邃的目光，让人第一眼见到，就会感受到一种超群的英俊。难怪我早就听到人们在传说：周恩来是世界有名的“四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的风采愈到晚年，愈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我记得，还是从我刚刚懂事的孩提时起，就听到过许许多多关于周总理的传奇故事。那时，我虽然从小人书里、报纸上、电影中常常目睹到周总理的伟仪，但是还从来不曾奢望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直接聆听这老人的谆谆教诲。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到一年，周总理却明显地比我印象中苍老多了。头发中，掺杂进不少灰白的颜色。面部虽然尚属丰满，但肌肉已经显得松弛，而且隐隐约约能看到细碎的老年斑。

    我早就听说他在动乱的年月，每天要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疑是太操劳、太疲惫了……我心中暗暗在说：周总理啊，您多保重！祝您健康长寿！

    大会结束后，室外已经是暮色四合，万家灯火。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先骑自行车赶回和平门外的学校。同班的同学杨小平也赶了回来。这天下午，他一直在工人体育馆的篮球场上席地而坐。许多师生员工遗憾未能参加大会，没有听到李延平代表大家的发言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讲话。

    “别急。”杨小平不无炫耀地打开书包，从里面取出一只体积很小的录音机。显然，这又是他担任驻外大使的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这在当时，还是属于很稀罕的东西。杨小平按动键钮，大会实况通过扬声器清晰地播放出来。许多心情振奋的师生员工们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有人还热心地主动承担了整理这些讲话的任务。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

    我这个中学生坐在了周总理身旁

    由于全北京的中学普遍进行了军政训练，因而大联合的步子进展很快。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于1967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肖华、杨成武等领导同志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执行主席是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的五人，即李冬民、刘龙江、薛玉峰、程金香和我。

    中央领导到会后，即与我们五人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交叉而坐。十分出乎我预料的是，那次坐在我两旁的，竟然一边是周恩来总理，一边是江青。新华通讯社的摄影师“咔嚓”一声，将这很有意思的历史镜头拍摄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江青。她穿着一身绿军装，戴着一副琥珀色的框架眼镜，个子颇高，与周总理身高相仿，皮肤白皙而细腻，鼻翼右侧生有一颗黄豆般的小痣。

    那天，自从周恩来总理等落座后，我的心就一刻也没有平静，以至许多大会发言都没有能够听得进去。我心中在想：陈永康啊，陈永康！你不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吗？何来如此荣幸？能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样“平起平坐”？！

    我简要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中学红代会的筹备情况。

    大会最后，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指挥全场中学生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次大会召开后，首都中学红代会就算是成立了。成立伊始，中学红代会下面还设立了政治、作战、组织、宣传等好几个部门，但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开展多少具体工作。

    作为一个全市性的群众团体，中学红代会设在哪里？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文教组中小学组的赵唯理等同志，还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他们曾经考虑设在廖沫沙或叶子龙原先的住宅内。一位机关工作人员还带我们去看过房子，都是相当僻静、整洁的小院。连那位带我们“踩点”的工作人员也一边看，一边摇头：“是不是条件太好了？”

    后来，还是丁国钰同志在参加中学红代会的一次核心组会议时提出意见：“毛主席一再要求我们要‘节约闹革命’，我看，你们的办公地点，还是设在哪一所中学里为好。”我们都表示赞同。丁国钰同志又具体说：“我看永康同志那个师大附中大联合搞得好，又是国内外知名的重点中学，是不是就设在那里？”

    我将这个意见转达给师大附中军训团和北京公社政治部后，大家都表示欢迎。于是，便由市革委会筹备组出了800元钱，将与师大附中隔马路相望的小工厂简单修缮，作为首都中学红代会的办公驻地。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没有过多久，北京的中学生里就分成“四三”、“四四”两派。他们各有自己的办公机构，这里就只剩下办公室主任国强等少数几个人应付门面，以至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了。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向周总理提出敏感话题

    “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的罪孽深重，突出表现在它不光从肉体上杀人，而且从灵魂上杀人。它挑动群众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生造出许多离奇的事端。

    记得师大附中一位刚刚步入中年的政治教师，被逼迫揭发校长刘超。他搜索枯肠地冥思苦想，无论如何也不得解脱，最后不得不根据学校曾经搞过民兵训练这一事实，捏造出刘超要搞“武装暴动”。

    还有一位出身贫苦的青年教师，被诬蔑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但一查岁数，他那一年只有三岁……

    当然，人世间，毕竟不会总是荒漠。荒漠中，也终究会有绿洲的。即便是在十年动乱的漫漫荒漠中，也始终有充满生机的绿洲存在着，潜滋暗长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我们师大附中被打击摧残的干部和师生员工们，就是团结起来组织成北京公社，对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然而，刀砍鞭笞留下的伤痕毕竟是惨重的。极左路线整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黑材料”，诸如大字报底稿，揭发信，以及他们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像沉重的巨石，压在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口。

    那么，我们时时渴望的荒漠绿洲在哪里呢？

    春天，总是美好的。尽管这一年的春天，仍然充满着凝重的寒潮，但无法彻底阻挡的东风化雨，毕竟给人带来了丝丝暖意。

    这一次座谈会上，我有幸再次见到周总理。他依然十分和蔼、慈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大胆地提出了那个全校师生员工和广大干部十分关心的问题，即“运动中整干部和教师的材料，以及干部和教师自己被逼迫违心写的‘检讨’、‘认罪书’、‘互相揭发’等等，应当如何看、如何处理？”

    我说：“总理啊，我们很多同志都认为那完全是极左路线搞的东西。那些材料，虽然形式上有些来自‘群众揭发’，有些来自干部、教师本人的‘交代’，但无不都是极左路线的高压政策下，受到指供、诱供、刑讯逼供，违心地讲的假话、错话。还有的人因为在‘劳改队’里身心倍受摧残，神经错乱，神志失常，说了些胡话、昏话。把这些明明是逼出来的假东西作为‘证据’和‘资料’保存，显然会给干部、知识分子造成精神上的负担，也会影响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一火了之’。但这种把大字报、小字报、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没有先例的，会不会有人说这样做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略微思索了一下，沉稳地讲：“好嘛。应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绝大多数干部、知识分子都得到解放。中学教师工作很辛苦，每个家庭都不能离开。他们无辜受到那样严酷的摧残，天理也是难容的。”

    过了一会，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的经验证明，‘逼供信’搞出来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延安整风时就有过这个教训。不过，你们销毁材料要搞得稳妥一些，最好请军训团的同志协助办理，并做好各方面群众的工作。这件事是好事嘛。”

    从言谈话语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周总理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是从内心深处由衷信任和爱护的，他那清晰悦耳的江浙口音，像淙淙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哦，我们不是日夜渴望能在浩瀚荒漠中觅得一片绿洲吗？那么，周总理在风狂雨暴的时候，对身处逆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关怀、信任和爱护，就正是荒漠中那一片松柏常青、杨柳依依的绿洲。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再见周总理时“得寸进尺”

    1967年5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群众大会。我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大会，并有幸坐在主席台上。

    那次大会，周恩来总理坐在第一排居中位置，他的左边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右边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在郭沫若离开座位，走向讲台发言时，我大胆地走到周总理身旁，坐在郭老的位置上。

    这次周总理没有穿军服，而是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

    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微笑着问：“你是师大附中的陈永康吧？有什么事情吗？”我不由得不钦佩周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通过与周总理的接触，我感到他虽然年近古稀，但精明强干，时时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牢牢掌握党的政策，尽最大可能对老干部进行保护，方方面面考虑都很周到，真是千古良相，难得的人才！

    这时，在周总理亲切态度和朴实作风的感染下，我已经丝毫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了。于是，便大胆地把一个未经与其他同志商议过的问题直接提了出来。

    “总理，”我说，“我们北京师大附中是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学校。”

    周总理点了点头：“嗯，知道。”

    我接着说：“建国初期，毛主席曾给师大附中题过词。”

    周总理没有吭声，只是庄重地望着我。

    我说：“我代表师大附中全体师生员工，请总理也能给我们题词。”

    周总理谦虚地笑笑，还摆了摆手：“我写不好。”

    我说：“总理太谦虚了。师大附中一千多名师生员工都等着我带回的喜讯呢！”

    周总理见我盛情难却，便说：“那这样吧，你把写多大尺寸，希望写些什么，都在这张纸上写明一下，如果今后有可能的话，我就试试看。”于是，周总理从原本放在桌上的一叠白纸中递过一张。

    我在白纸上面画了个样子，注明尺寸，并说：“至于写什么内容，请总理您自己定。”周总理笑了笑，把那张白纸收了下来。

    在这难得的机会和融洽的气氛中，我真想能把时间凝固住，再和周总理好好聊一聊。但是郭老讲完话后，已经从讲台回来，走到我的身后了。于是，我只好赶紧依依不舍地站起，向周总理道别并表示感谢。周总理又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说了些勉励的话语。

    我早就听不少老干部讲过，周总理有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许多人见上一面，往往就能牢牢地记住。

    就在5月25日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那次谈话后不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访问，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招待会请中学红代会参加一名代表。这使我有机会又一次见到周总理。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军乐队高奏着中赞两国的各种乐曲。当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卡翁达总统到各桌祝酒，来到我们那一桌时，笑着同我碰杯：“哦，那个问题，我还没有答复你呢！我不会忘记的。”

    周总理能在各方面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这说明他人品极好，令人无懈可击，不得不深深折服。我常常感叹，历史上能做到这点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周总理的思想、品格、修养、作风和工作方法，对我的感染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他不断地激励着我学习、改造和前进。

    （本文刊于全国政协的机关刊物《纵横》和光明日报社编辑出版的《书摘》杂志2001年第3期，发表时发了编者按）

 迷茫的岁月——“文革”十年那…

    曾省伶

    作者简介：曾省伶，女，1951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从小跟随守护边防的父亲在云南边疆生活，小学蹍转了三所学校，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当红卫兵，当知青，当兵度过青少年时光，从部队复员时25岁。在大学里工作近20年，做过人事干部、教辅、教师工作。1996年离开学校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1998年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至今。兼任云南省人才中心流动人员党委成员及党支部书记。

    在“文革”后期，解放军起着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有幸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六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有着重重的分量。十年浩劫中有六年是在军队里度过，这是不幸中的有幸。参军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见识了无垠的平原上升起的那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见识了广袤的大海。地域的局限性远远小于时代的局限性。

    军营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有时显得并不那么时宜，不那么高明，甚至使我陷入困境。但有过当兵经历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弱者。对待工作不会怠惰、没有责任心，生活上不会散漫，不会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更不会怕艰苦贪图享受。这算是我六年的收获吧。尽管付出的时间代价那么让人心疼，可谁又能改变时代的限制呢。得在失之时，失在得之间。离开部队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燕山流下了热泪。我发现自己是热爱这支部队的。

 泛滥的激情（1）

    泛滥的激情

    1966年，我上初中二年级。

    一天，课间休息时，学校操场上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不同以往的庄严浑厚略带激奋的声音，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

    那年，我15岁。隐约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了。一种此前不曾有过的异样感觉在心中一闪而过。正是这一闪而过的感觉，让我40年后还能记住学校操场上的那个广播。

    学校停课了，校园里没有了阿八叔不时敲响的清脆的钟声。教室里不再安静，轰轰烈烈中“红卫兵”诞生了。我以优异的成绩和绝对红色的家庭出身戴上了红袖套。

    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某某校长，某某老师鲜为人知的“反动”言论，个人生活“污点”，一一被揭露出来。以往那么威严温文的师长，一时间斯文扫地，威望扫地。个别“造反”精神强的学生，竟敢穿着鞋踩踏老师的床铺，将大字报糊在了老师的蚊帐上。

    红卫兵的活动迅速向校外发展，一家挨着一家扫“四旧”成了我们的任务，每天都沉浸在新鲜好奇亢奋的激情中走街串巷。户主苦不堪言，送走一批又一批戴着红臂套的半大孩子们。

    在居委会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到各种古书字画，各种佛像、菩萨、阴森的十八层地狱图……成天被惊奇震撼着,有种莫名的振奋。

    还有更振奋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了。我们边远地区的学校竟然也有这样的机会，将选派代表上北京，见毛主席了。我坚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幸运，学习成绩好，家庭出身好，身体好，还是红卫兵嘛。

    丽江地区数百名红卫兵乘坐大卡车向昆明出发。记得是傍晚时分，在禄丰上的火车。第一次坐火车激动新奇。第一次到省城已是夜晚时分，一眼望去，万家灯火，闪闪烁烁，同学们个个激情澎湃。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石油学院的教室里。毛主席已经是五次接见红卫兵，安排我们参加第六次接见。照顾我们来自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意将接见我们的位置放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靠右边的第一排。同学们高兴地欢呼雀跃，兴奋地一夜无眠。

    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个挨一个坐在金水桥前，感到天安门城楼太高太高了，上面的人太小，怎么也看不清城楼上的毛主席。那天，是林彪主持大会。毛主席像是了解我们的心情，向我们这边的城楼走来。他站在右边的城楼角上，向我们挥动着手中的帽子。我们激动地挥舞手中的毛主席语录，热泪盈眶，不停地呼喊着万岁。感觉时间很短，就有人指挥我们向外移动，说是后面的红卫兵要逐渐向前移动，以便看清城楼上的领袖。

    在激奋的情绪中，我们不知不觉相互推挤着，恋恋不舍地很快离开了天安门。

    回到住地，宿舍里一片哭声，不少同学因为过于遵守纪律,一直坐着，被站起来的同学遮住视线，竟然根本没有看到毛主席就被推挤着走出了天安门。他们饭也不吃，哭个不停。情况反映上去，同意我们参加第七次接见，边疆地区特殊照顾。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我们被安排在长安街左侧的人行道上。上次我虽然看见了毛主席的身影却没看清他的面容，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就让我们离开，我也跟着大家哭了一场。心想，这次接见我不会那么傻，什么坐着不要站起来，毛主席的车一过来，我第一个站起来。正好毛主席的车到我们面前时，他向左边转过脸来，他下巴上的那颗痣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面容严肃，没出笑容。接着还看见林彪、周总理、陈毅、邓小平……所有在电影里才能看见的人物，都从眼前一一通过，刘少奇的车在最后面。

 泛滥的激情（2）

    在第六次接见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号召红卫兵徒步串联。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参加串联。得知高年级男同学组织了一个“长征队”，要重走革命前辈走过的长征路。我找到他们的队长死磨硬缠要参加。队长被我缠得没办法，就说你一个女生不方便跟我们走，只要你约到另一个女生和你一起参加，我就同意。我左劝右劝好说歹说，终于一名女生同意和我一起参加了“继红长征队”。

    赴京代表团的同学们，有的选择了上海，有的选择了西安，都坐着火车去串联了。我们在北京准备了队旗、背包、绑腿、水壶等徒步行军必需的东西。计划先乘火车到长沙，从长沙开始徒步串联。第一目标韶山，然后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完成徒步串联后，到西安坐火车回昆明。反正红卫兵串联乘车都不花钱，吃饭住宿在证明上盖个章就行了。

    在长沙，我们参观了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毛主席和杨开慧的故居清水塘，还有橘子洲头、爱晚亭……毛主席“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概，在我们心里激荡起阵阵豪情，时时感觉热血在沸腾。

    从长沙出发到韶山，我们走了两天，第一天只走了30公里。以后每天增加公里数。我们用头发丝穿破脚上的水泡，嘲笑着那些搭车偷懒的串联红卫兵，认为他们作假可耻。徒步串联嘛，就要用脚走。有时我们走到傍晚了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有汽车司机善意地主动停下车来问我们要不要搭车。我们一致回答不用。我们真的做到了，没搭乘过一次车。边疆的孩子们心真实诚。串联途中，一路上各地的红卫兵川流不息。一些路口经常会突然冒出几个小学生，举着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拦住我们，让我们诵读了才放行。

    一路上丝毫不感到苦累，年轻和激情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和勇气。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走50公里。

    快到井冈山时，一些路口和渡口有解放军劝说我们不要上山了,因为山上人太多，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我们坚持要去，他们也就没有强加阻拦。

    上了井冈山，因为我们自己带着行李，只要有个房间住就可以了。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住了十多个红卫兵，因为累了倒头便睡。天亮醒来，房里多了成倍的人，自己的被子里不知何时钻进了二三个人挤成一团。原来放在地铺边上的鞋子，早被挤到门外去了。我们在井冈山上吃的第一顿饭是飞机空投下来的馒头。后来在老乡家里吃的红米饭南瓜汤感觉非常香。

    走过大小五井，在当年毛主席坐过的石墩上坐坐，看看朱德当年挑粮的扁担。这些原本并不陌生的故事，在课本里读到和在实地看到，感受大不一样。井冈山很美,黄洋界上，站在当年红军的战壕里，寻觅着曾经的红军痕迹，看着山顶竖立的纪念碑，碑上毛主席的诗词，仿佛听见了轰轰的炮声。

    江西瑞金是当年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心。站在“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红井前，我们长征队的12个人，每人喝下一碗井里冰冷的凉水，心里却是热乎乎的。给我无比震撼的是当年的苏区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烈士纪念馆，陈列着红军烈士的名册。那一本本一页页一排排长长的烈士名字后面，注明某某战役牺牲，跟随红军长征后没有音讯……看着那一串串名字，我非常震撼，试着想象这成千上万名字后面对应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什么模样，想象这么多生命逐渐消失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的情景，我被自己的想象震撼了，有种触目惊心的痛。

    走在通往遵义的途中，记得是湖南桂东县时，我们听到了中央停止串联的通知。长征队发生了分歧，有的想继续行军到遵义后再回昆明，有的想就地解散，乘车到上海一游。我想跟着去遵义，可另一个女生不愿再走了，我只好回丽江。

 泛滥的激情（3）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从没有后悔过。上海北京可以常去，而这些走过的地方要想再去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很赞赏自己15岁时的决定，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身上没带什么钱，一个女孩子跟着一帮半大小子，跋山涉水，徒步走了上千公里。我想，后来我为什么会那么执著坚定一根筋地非要参加一个什么“革命组织”，而忍受一个十多岁孩子本不该忍受的精神上的磨难，或许可以从上面的经历中找到答案。那段时间里，一种精神信念意志，感染渗透培植了起来。

    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时，家里人惊喜万分。母亲说你总算回来了，你爸爸看到院里一起去北京的孩子都回来了，就你一个女孩子家出门两个月了没回来，外面乱纷纷的，就说这个姑娘怕是回不来了。我心想，怎么会呢？我爸参加红军时才13岁，还没我大呢，他爬雪山过草地，我不过在革命老区走走。现在什么年代了，又没有打仗，怎么回不来呢。

    回到家的日子很无聊。虽然同学们都陆续回来了，可学校并没有复课。每天无所事事，偶尔到空荡荡的学校里转转，心里空落落的。一时间从大串联的激情澎湃中跌进了迷茫之中。

    所有的图书馆都封闭了，找不到别的书看，只好每天背诵毛主席诗词。想到“文革”前军分区大院的图书室里有好几架书，是放电影的叔叔管着，就到他那里去泡蘑菇，抱回家一摞摞的小说，成天看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平原游击队》……几乎所有中国经典革命战争小说都是那时候看的。

    有一天同学约会，说学校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要造“当权派”的反，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听了很兴奋，总算有事可以做了。

    然而不久我迷惑起来，街上贴出“油榨”父亲的大字报，他可是老革命。好在他是军队干部没什么事。接着，学校里的老师，一个个被揪出来，因为一些搞不太清楚的，杂七杂八的罪名：“右派分子”、“大毒草《玉龙第三国》的作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批斗，被关禁。才听说某个老师在关禁时触电自杀了；又听说某某老师跳进了学校的水塘身亡；接着又听说某某老师割断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而丽江一中的女党委书记则把自己挂在了窗户的顶杆上。一天刚进校门，听说高中部的体育老师从学校实验楼顶上，双手抱膝前滚翻式跳下楼来，头部着地身亡。路过实验楼时，我看见楼前台阶上那滩有些凝固了的鲜血，成串的问号往外冒：这些老师都是坏人？他们都干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自绝于世?不应该同情他们对吧？我迷惑不解，以一个十五六岁半大孩子的认知能力远远不能想清楚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记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来了，高中部教学楼那边一阵骚乱，跑过去打听，说是学校敲钟的阿八叔写了反动标语，被囚禁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他用敲了几十年钟的手拿起一块砖头敲在了自己的头上。鲜血溅了一地，两个担任守卫的初中女生吓得惊叫起来，几个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夺下阿八叔手中的砖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再听到学校上下课的钟声了。

    那段时间里，学校的老师接二连三地走上绝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谁把他们逼得非走这条路不可？

    在我参加“革命组织”后不久，父亲找我谈话，说上面有文件，要求军队子女不要参加地方的派别组织，部队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却做出一个让我后悔无比的错误决定。我决定留在战斗队里和“保皇派”战友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愿意回家当“逍遥派”。母亲带着弟妹们想把我拉回家去，母亲甚至用伞打了我一伞把，也没有把我拉回家。

 泛滥的激情（4）

    这错误的决定，让我白白地耗费了宝贵的生命时光，为没有价值的争斗费尽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岁至17岁时写下的日记，那些幼稚的、无知的、空洞的记叙反映了当时所谓政治的无聊荒唐。本是一个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关键处往往就那么一两步，走错了，你的人生轨迹就拐了方向。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谁，能够看清楚，脱离现实，给你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呢？那时候，路怎么走，别无选择。后来，我常想，那时最好的选择是当“逍遥派”，起码可以看完军分区图书室里的那几架书。又常常想，那时要有个智者指点一下迷津，我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也好，可那时，谁又能是智者？人们怎么都像中了魔一样迷糊。

    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一错误决定，破坏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亲情。在我决定不离开那个“革命组织”继续“战斗”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会给父亲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倔强和泛滥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亲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后来的日子，让我和父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亲近。“文革”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得如此深重，难以修复。

    我所参加的组织被定为“保皇派”，而部队宣布支持的是夺权的“造反派”。我们是少数派，被压制被围攻被殴打，越是这样，越激起了我们的逆反。我们冲出重围徒步到大理十四军部上访。领导不接见我们，我们就在军部广场上绝食。后来不得不把我们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见。一天，十四军副军长接见了我们，并指名见我，说军长梁中玉要单独接见我。我知道是想说服我劝说我离开，并预感到父亲可能正在军部开会。我说：“我毛主席都见过了，不想见他！”

    回到丽江后，父亲放出话来，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并要我写检查书，否则就不要姓曾了。我听后干脆不回家了，住在学校里。是母亲悄悄给我点伙食费，时不时到同学家混顿饭吃。如果下乡演出，就在老乡家吃。现在已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好像没有为吃饭问题发过愁。从此以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总有些生分。后来我在部队当兵时，父亲给我的信里说，“你不要了家人的亲情”。哪里是不要呢，自己还以为是在捍卫什么革命路线呢，泛滥的激情和幼稚无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让人不堪回首。

    丽江，在上世纪60年代，是个偏僻的小城，可在“文革”中和全国一样发生过很多轰轰烈烈和凄惨沉痛的事情。后来我常想，幸而在“文革”中我当的是“保皇派”，从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良心的坏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损害他人的事情，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或许正是有这条底线，看不下“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我才当了“保皇派”。多少年后，红卫兵被说成是打砸抢的暴徒时，我很坦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还有一点值得说道的是，这段日子一起度过的同学，不少成了终身的朋友，这种同学的概念远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一起读了数年书能解释的。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记忆。

    时光蹉跎到1968年底，正当人们感到前景迷茫不知所终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我们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苦涩的迷茫（1）

    苦涩的迷茫

    上山下乡的通知下达后，学校行动很快，离校手续在很短的时间内办完，我们拿到初中毕业证书。由于学校停课已经两年多了，离校时没有留恋，学校里很快就空荡荡的了。

    我被分配到七河公社。分配生产队时，因为我站错了队，当的是“保皇派”，被分配到公社最偏远的,不通公路，全靠马帮进出的深山区——前山大队石菁头生产队。

    马帮驮着我们几个知青简单的行李，沿着山边的小路向山林深处走去。我们跟在马屁股后面，从坝子向山上爬了整整一天，来到云雾缭绕的小村。朝山下望去，坝子里的房子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各种几何形状的田地，像是不同颜色的拼板组装在一起。

    那是1968年的冬天，要求我们必须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到达石菁头村，星星缀满了天空。村里没有电灯，陪同我们的老乡点起了火把。我和另一个女生分配到生产队长家，一进屋，就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土台占了正屋的三分之一；土台中央偏外一点，是四四方方的火塘；火塘上支着三脚架,锅就挂在梁上吊下来的铁钩上。台上靠墙的三面，是小板凳那么高三张窄窄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毛毡，一家人围着火塘喝茶煮饭。火塘上没有烟囱，火烟升上房梁后从瓦片的缝隙里钻出去。照明用的松油柴咝咝作响。

    第二天一早，飘起了雪花。听说队里的富农昨天晚上上吊了，人还挂在房梁上。当时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和队长的女儿一起去看了现场。没想到上山的第一课是这样的开场。

    这个山坳村庄有50多户人家。四面被松林环抱。村里的饮水是用挖空的木槽一节节从更高的山上引进村的，水质清澈冰冷。山高水寒，只能种玉米、燕麦、萝卜、蔓茎、土豆。土豆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每年收获的土豆拿到坝子里换成大米，四斤土豆换一斤大米。蔓茎和萝卜切成片，晾干后串成串，坝子里赶集时，卖点钱买些绿色蔬菜来吃。莴笋叶子舍不得丢，也吃了。记得第一次下山卖菜，实在难为情，借故溜到一边，是让老乡帮着卖的。

    生产队召开大会是在村中央的粮场里，燃上几堆篝火。晚饭后，村民们打着火把，点点火光在夜色里从各家汇到篝火旁。队长在火堆边布置生产，总结工作，讨论分配。

    刚上山，我一句纳西话都听不懂。慢慢地，从似懂非懂到听懂一些日常用语。大约半年后，可以用纳西话结结巴巴地和老乡聊天。回城时和母亲一起去买菜，用纳西话讨价还价，城里的纳西人一听就知道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上山第一年，是国家供应粮油。虽说环境艰苦一些，也还过得去。第二年靠自己挣的工分分粮，就不够吃了，有时候中午煮一锅土豆，沾点盐喝点水就是一顿饭。有时晚上收工回来，拿点玉米粒到老乡家用手磨，磨成粉才能起火做饭。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下了工能够端着碗有顿现成饭吃。吃过饭，还要煮猪食。我们两个知青养了一头小猪，因为粮食少，又不会调养，猪长得很瘦。

    这里民风淳朴，大部分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城，不要说汽车，连马车都没有坐过。村里有座小学，年轻人上过中学的很少。队长的女儿问我：“阿嬢,为什么树看见汽车要往后跑？”

    上山两年里，最苦恼的是看不到前途在哪里。一百遍地问过自己，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这贫寒的山区吗？要我们接受再教育，可农村落后的现实，让我感到困惑。看不到报刊，听不到广播，没有书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点可怜的知识快要还给老师了。

 苦涩的迷茫（2）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村小学唯一的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家里玩，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一堆积满灰尘的书，惊喜万分。翻了半天，除了皇历闲杂书外，有一套《列宁选集》被我选中，拿回住处，点着生产队脱离机用过的废柴油做的油灯，读着那些艰涩的文字，似懂非懂的内容。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熏得鼻孔里尽是黑灰。但在油灯下看书的那一刻，是我每一天里感到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刻。无书可读时，就读墙上贴着的发了黄的旧报纸。我们睡觉的屋子墙上贴满了旧报纸。

    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其他村的同学来访和读着一封封山外的来信。有一天听说大学招考的事，心想自己这点初中二年级的知识能有资格报考吗？接着又听说张铁生造了考试的反，不用考试也能上大学。忽然想到，如果一直读书的话，自己应该已上高中二三年级了。岁月蹉跎，心中的迷茫苦涩难以言表。这种迷茫无望的感受对一个年轻人心灵的折磨远远大于环境的艰苦，生活的贫寒，劳动的苦累。

    前山大队在高山丛林中一路排开有五个生产队，靠那条马帮小路串连起来。人们认识到交通的重要性，组织各队出工出力，欲修一条通向坝区的车路。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修路队，每天用简单的工具挖山不止。到我离开前山时，这条路还没有修好。

    回想起两年的知青生活，除了痛惜时光的流逝，精神的苦闷外，并无更多的伤痛，比起在农村十多年才回城，甚至永远留在农村的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公社打电话给大队，让大队通知我的），让我准备下山，到部队当兵。这在当时，是唯一一条可以离开农村的理由。虽然从内心来说，我并不觉得自己非常想当一名军人，可除此之外，又有哪条路可以走呢？那时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力，这一次我是沾了父亲是军人的光了。我是一起下乡的知青里第一个离开农村的。我没有向别的同学告别，悄悄走的。

    还是接我们上山的马帮，驮着我那一点点行李，沿着来时的山路，将我送出了深山。下到坝子里的那一刻，我回头望着伸向白云深处的小路，寻找隐蔽在群山中的山村，告别了我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心中只有酸楚和几许轻松却没有愉悦。

    新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呢？

 困惑与荣耀（1）

    困惑与荣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兵是一种荣耀，穿军装是时尚，能当上女兵更是一种殊荣。那身绿色的军装，不仅告诉人们你的政治背景，同时告诉人们你的家庭背景。在当时，当兵是一条光明大道。

    从小在军营里长大，部队是个熟悉的环境。可当我听说让我当铁道兵时，却有些忐忑。在征兵办公室里，我好奇地问接兵的首长：“铁道兵是干什么的？”“铁道兵就是修铁路的嘛！”那位胖首长笑着说。“我们成天在山里转，你怕不怕掉下山崖去呀？”“我刚从大山里出来，我才不怕呢！可我们女兵在铁道兵能干什么呢？”“还不是打针涂药，唱歌跳舞，接接电话什么的，总不能让你们扛上铁钎铁锤去砸炮眼吧。”胖首长如是说。我想，管它什么兵种呢，反正女兵到哪个部队都一样。听说要去的部队驻地在湖北，便高兴起来。这下真可以远走高飞了。

    新兵集训一个多月，分到老连队的第一个晚上，躺在散发着干草清香的床上，听到宿舍旁高大的厂房里穿过夜幕传来一种奇特的声音，带给我一种将时间锯开来的感觉。那声音单调却很悦耳，不紧不慢，如细涓携着轻沙潺潺地流动，又如丝弦在天幕里拉出悠扬绵长的音符，轻柔地划过夜空。我在蒙眬的睡意里，感到这声音将高原莽林中的山坳小村和我18岁以前的岁月慢慢地锯开来。那些不愉快的岁月在这奇特的声音里，飘然远去，我感到裹在军被里真实温暖的身体，舒适惬意，我悄声地笑了。已经很久了，不曾笑过。

    部队驻扎在湖北襄樊市郊，是铁道兵十三师修理营的驻地。修理营有三个连，一连是汽车修理连，二连是机械修理连，三连是配件制造连。

    我们一共30名女兵，被分配到了三连。30个女兵的年龄从15岁到19岁，被分配到车、钳、铣、磨、刨几个工种。我被分到车工一班。

    以前的概念全乱了，什么当女兵都一样，整整洁洁，打针送药，接接电话的想法全错了。我是离开了农村又进入了工厂。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人家女兵都在机关，我们却是在基层的连队，每天出操站岗，还得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干活。

    我一点也不喜欢干车工这活，不喜欢这穿军装当工人的连队。由于部队流动性大，营房大都是活动板房，冬不保暖夏不隔热。从四季如春的云南，到冬季阴雨绵绵，夏季如火炎炎的湖北，真有些不适应。我给父亲写信，想调换一下部队，可父亲来信说，铁道兵对国家的贡献大，你就好好干吧。

    虽然自以为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对这军人加工厂的连队不喜欢，但一进入部队这个大熔炉，就会不由自主地被熔化，被激励，被鞭策。女兵们不甘示弱，什么活都抢着干。搬运钢筋这样的重活，也硬撑着扛，一人不行，就俩人扛一根，压得肩膀往下垂，走起来晃晃悠悠的，被营长看到了批评连长：“这些女兵还没长成呢，怎么让她们干这样的活！”连长委屈地说：“是她们抢着干的。”

    当时，十三师正在修襄渝铁路，主要路段在陕西境内，师部驻在陕西省白河县城，五个团分布在湖北陕西地界。因修理营是后勤保障部队，辎重无法进入交通不便的现场，故而远离了施工现场，听不到轰轰的爆破声，没见过高耸在山间的座座桥墩。我们制配连的主要任务是制造打山洞用的风枪活塞。活塞带动钻杆跟坚硬的岩石打交道，是风枪配件中消耗最大的，需求量很大，因此车工的任务很重。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们经常加班加点地干。当时学技术还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老兵带新兵。

 困惑与荣耀（2）

    1971年，林彪还是军委主席，部队还在搞“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还在评选“五好战士”。林彪掉到温都尔汗后，取消了这些活动，重点批判他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指挥欲攻打长春的错误主张。在连队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政治学习，读报纸成了有点文化的女兵的任务。

    入伍一年多，我有一次到师部参加演出的机会。坐师部的交通车到陕西白河的途中，一路上的场景让我震撼感奋，对铁道兵这支千军万马铁骑奔腾的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即便是在修铁路搞建设，也像打一场战役那样浩浩荡荡。

    通往陕西白河的土路上，坑洼不平，烟尘滚滚。挂着“亥2”车牌的车一辆接一辆，不见头尾，来来往往风驰电掣。一个师一个汽车营，一个团一个汽车连，加之各部门的车辆，川流不息地运送数万人的生活给养，五个团的施工材料，水泥钢筋……车流滚滚，尘土飞扬。

    路边的山涧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一座座高耸的水泥桥墩。人在桥墩上，就像蚂蚁爬在大树上。大山的腰际，一个个黑洞洞的隧道口像是大山的眼睛。时而可见路边的空地上，一座座四面敞开的军用帐篷，连成一片整整齐齐的军营。营地旁停放着成片排列整齐的大型军用施工机械。一晃而过极具动感的雄壮场景，像是电影里看到的正在打一场大战役的部队集结。在绵延数百里摆开的队伍，给这人迹稀少的冷落的山涧带来了生机活力。我像是到了作战的前线，亢奋激动。当了一年多的铁道兵，这才是见到了铁道兵的真面目。这样千军万马，铁骑威武的场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而让我心灵感到无比震撼的，是在师医院的过道上看到的情景。那天我们到师医院去看老乡，刚走到过道上，台阶下一副担架抬了上来，我们忙让道站在一边，担架从我们眼前急速通过，近距离地看到一副惨烈的情景让我惊呆了。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身上发凉，太阳穴突突地跳起来。担架上的人没有了双臂，没有了双腿，那截剩下的躯干上，缠满了浸血的绷带。如果那就是脸的话，上面紫黑色的伤痂，看不清五官，头发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支棱着。听说是排哑炮时炸的。我第一次直面这样血淋淋的现实，心灵的震撼多日无法平静下来。听医院的女兵说，她们经常要接治部队施工时塌方爆破受伤的战士。在白河县城边的山坡上，有个我们师的烈士陵园。

    那个修葺一新的陵园，在县城边上一座不高的山头上，里面安睡着100多名铁道兵年轻的战士，就像生前列队一样，他们整齐地默默地排列在那里。墓碑上刻着他们永恒的年龄和名字，他们的年龄和我们相仿啊。他们从湖南、云南、贵州、湖北、安徽等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陕西的大山里，把自己的血肉身躯留在了铁道旁。他们的死也许没有战场上在敌人枪口下牺牲的战士那样壮烈，但他们作为烈士，所付出的生命有同样珍贵的价值。他们在这山川之间永恒；他们的名字与这铁道的名字一起永存；他们化作基石和枕木与这铁道同在。我找不到鲜花，折下几支松叶，献在最年轻的烈士墓前。

    陵园旁不远处有一个幽深的隧道口，我真想亲眼看看亲手制作的风枪活塞是怎样工作的，看看那些使用风枪的战友们，他们和战场上的机枪手同样让人敬佩。我第一次感到铁道兵可敬可佩，也为自己亲手制作了风枪活塞而有一种自豪感。看着陵园旁延伸到远方新铺的铁轨，我好像听到了火车渐渐开来的轰轰声。襄渝铁路已经在铺轨了，很快我们将转战到其他地方。

    很快有消息传来，我们十三师不久将开往北京，修筑沙通铁路。我心里乐滋滋的，当年毛主席接见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事隔六年，我穿着军装又要去北京了。我们一个连100多人加上各种机器装了20多节车厢。那是闷罐车组成的专列。我们一路欢歌，于出发的四天后到达了北京密云水库大坝下一片河滩地。

 困惑与荣耀（3）

    新营区太美了。背靠密云水库大坝，面向一马平川。西边是引水长渠，直通京城。紧挨长渠的是柏油马路，马路旁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营区东边是燕山山脉，山脊上逶迤的古长城清晰可见。燕山脚下北京炼油厂高大的烟囱与营区遥遥相望。农家村落紧挨着营区旁的铁道线。

    一进北京，连里的枪支弹药受到严格管制。除了执行战岗任务时的数发子弹外，所有战士的子弹统统上缴。

    到了北京，浓浓的政治气氛扑面而来。营里不几天就会集合起来传达一个中央文革或北京市委的文件。不少家在北京的女兵探亲回部队带回不少“机密”的上层消息。说中央现在分成“｛被屏蔽｝”、“北京帮”；江青原来叫蓝苹，是个电影演员，她和毛主席结婚时中央不同意等后来证实是事实的消息。

    家在北京兵部大院的一个男兵看到我买《红旗》杂志，说我，“成天看什么两报一刊的社论，有时间还是多看看技术书吧。街上连火柴都快买不到了，还在吹什么‘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呢！都是假话。”我劝他小声点，小心这些话被别人听到，找麻烦。还反问他“你不想入党了？”他说“是我没写入党申请书，技术才是永恒的，政治短命，不信十年后看。”

    我并非特别喜欢学习“政治”，可我不喜欢学车工技术，在当时还能学什么呢？指导员上大课重叙报刊上的文章理论，班务会上学的也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我一期不漏地买来《红旗》杂志，仔细阅读，红红蓝蓝的杠杠画得到处都是。摘抄自以为重要的部分，写下数本笔记。

    数年后，我为了报考大学，整理书籍笔记，想从以往那么热衷那么刻苦用心学习记录下的笔记中找到一点可以用来对付政治考试的材料。翻出自己在军营女兵宿舍过道灯光下，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写下的12本笔记，用经过时间磨砺的眼光再读时，感到无比的痛楚，那都是些什么“政治”呀！以往耗去无数精力和时光记下的，竟是些毫无价值的、无数个含混不清的政治概念堆集起来的空话废话,是记录权术游戏的迷宫，是被历史抛弃了的废墟瓦砾。我真为自己那一代同龄人感到悲哀，并对所谓政治产生了迷惑和失望。我发现“政治”里隐藏着一个个骗局。虽然政治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可很难给“政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它带着你在团团迷雾里绕来绕去，耗尽你的心血，费尽你的时光，最终你会发现，你以耗尽的生命为代价，稀里糊涂地又回到了原地。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营区门口，摆出一个小书摊。我发现那套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后，如获至宝。从报纸上得知范文澜受了批判，但我越是有一种想要看这套书的愿望。我放弃了报纸杂志，一心只读这一套两册的《中国通史》。我感到充实和喜悦，有了一种没有虚度时日的心境。

    入伍的第四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在我的心目里是件非常庄重的事情。对于自己是否符合党员的条件，不是很自信。我能像董存瑞那样牺牲自己去炸碉堡吗？能像刘胡兰那样面对铡刀毫无惧色吗？我没有把握。在这平常的日子里，自己做的都是些平常事罢了。我想加入组织，因为对英雄人物人格的崇敬，因为一种完善自己人格的上进心，因为组织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还因为我出生的家庭，社会价值观的教育。我们那时不崇拜歌星影星球星。如果说我对共产主义理论认识还比较抽象模糊，对马克思主义那些高深的理论并不完全理解的话，我是凭质朴的感性认识——有能力的人、好人大都在共产党内，而争取入党的。榜样的作用比理论的作用更有说服力，更能感化人。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文革”到了1974年，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全国都停产闹革命，学技术被认为走“白专道路”。但在我们铁道兵部队里，技术好的人受到尊重和重用。我们没有停产，而是像打仗那样在施工，在搞建设。

 困惑与荣耀（4）

    接着，灾难的1976年到了,接连发生的桩桩灾难性的大事，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是一个国殇之年啊！

    我永远记得1976年元旦过后没几天，那个冷得出奇的早晨。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天悲地恸的情景。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疼的感觉，一个你心里敬爱的人，他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回不来了。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疼，一种空落落的疼。我守在连部门口千方百计从通信员那里拿到那张全连仅有的一张《参考消息》，悄悄地看完，又赶紧送回连部。从北京城里办事回来的事务长告诉我，他在长安街见到了周总理的灵车，路两边送行的人可多了。又听战友说，天安门广场上有楼一样高的花圈，雪片一样多的白花。还看到了正在燃烧的汽车。我很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可部队有纪律，无法外出。听到的看到的和心里感受到的，那么纷繁杂乱不明就里。我默默地抄录着各国发来的唁电。

    1976年6月，朱老总接着去世了。我又一次打开贴着周总理遗像的笔记本，贴上了朱老总的遗像。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多钟，睡梦中，我突然被剧烈的晃动弄醒了，坐起身感觉像在颠簸的汽车里，我意识到这是地震。我跳下地，一边喊其他战友，一边往外跑，顾不上害羞，来不及穿衣服，身着短裤背心便跑到屋外。门边两行碗口粗的大树猛烈地摆动，树叶哗哗作响。我们像是站在刚启动的公共汽车上，重心失衡，差点跌倒在地上。前排的男兵营区里一片喧哗，听见连长在喊“快去喊女兵和家属！”是夜，天下起了倾盆大雨，雷电交加。

    事后得知，震中在唐山。部队里唐山籍天津籍战友家，连连传来坏消息。密云水库大坝发现滑坡，大坝要是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20分钟后十几米高的浪头将到达我们驻地，这一马平川将汪洋一片，很快会危及京城。我们师一个团受命加固大坝，部队昼夜施工，探照灯将半边天照得通明。我们全营迁往燕山脚下，住进了帐篷。

    1976年9月9日是中秋节，连队第一次给每个战士发了两块月饼。可我们露宿在外，无心赏月。

    中秋节的第二天，哀乐又一次响起，传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这接二连三的哀乐让人心惊肉跳。这次感觉好像是天塌了地陷了。家住总参三部的战友回来说，现在中央分“黑纱派”、“眼镜派”，部队要进入战备状态了……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焦灼。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部队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派人参加了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一段时间里，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各种传闻到处传。在北京浓浓的政治氛围里，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有着愈来愈多的迷惑和挥之不去的疑虑。紧接着，“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动乱的十年终于结束了。那年，我已经25岁了。

    在“文革”后期，解放军起着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解放军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我有幸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六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生命历程里有着重重的分量。十年浩劫中有六年是在军队里渡过，这是不幸中的有幸。参军让我走出了闭塞的大山，见识了无垠的平原上升起的那轮又红又大的太阳，见识了广袤的大海。地域的局限性远远小于时代的局限性。

    军营的特定环境里形成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对我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里有时显得并不那么时宜，不那么高明，甚至使我陷入困境。但有过当兵经历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弱者。对待工作不会怠惰，没有责任心，生活上不会散漫，不会没有思想人云亦云，更不会怕艰苦贪图享受。这算是我六年的收获吧。尽管付出的时间代价那么让人心疼，可谁又能改变时代的限制呢。得在失之时，失在得之间。离开部队那天，我望着渐渐远去的燕山流下了热泪。我发现自己是热爱这支部队的。

 十 年 感 慨

    十年感慨

    离开北京，坐在列车上，听着一遍遍播放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心里却还是一片迷茫，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似乎都还是个未知数。

    十年浩劫结束了。一个人的一生，不过也就六七八个十年吧，而人生中的第二个十年对人的一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身体、长知识，树立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时段。而我的同龄人在这人为的动乱中失去的不仅仅是受教育的权力，他们失去了青春的快乐。精神世界的迷乱和文化的贫乏对青少年造成的损害更加深重。它是深层的核心的，难以痊愈的。

    希望这样大面积的悲剧今后不会再次发生，希望我们能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希望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我们的党睿智发达。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

    毛平先

    作者简介：毛平先，女，1952年出生，上海市虹口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3月，在漳州农校投靠亲戚的哥哥毛成先，以漳州知青名义下乡到长泰县岩溪公社湖珠大队。1977年，考进龙溪农校农学专业学习，1984年考入福建省委党校理论班党史专业学习，1986年毕业后调到漳州市委党校当教师，服从需要改行教党建，现是漳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沉重的年轮碾碎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梦幻，时光的流逝带走了率直的天真，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摧毁了健壮的身体，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年华不再，好梦难圆。特殊的年代容不下纯真的感情，爱情的幼苗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冠冕堂皇地扼杀在摇篮里。虔诚的信念没有了，只留下破碎的心灵、难解的迷惘和遥无尽头的磨难。终于，我承受不了精神、心灵和肉体的三重折磨，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在本子里写道：疾病的折磨，痛断的肝肠，真诚被扼杀，爱情遭摧残。长夜漫漫最难熬，终日辛劳强欢颜。青春何辜？何辜青春！爱情无罪，罪在出身！无情人棒打鸳鸯，恩爱情侣强拆散。从今后心灰意冷，劳燕分飞各北南。

    从1969年下乡，到1978年3月离开大队，这十年，是我最青春美好的岁月，也是令人痛苦的时光，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9的春天，收到成哥的来信，说他在福建长泰县上山下乡，所在的大队是全公社最艰苦的大队，说我年纪还小，要我等过几年再去下乡。邻居也劝我说：“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你妈年纪那么大了，身边就留你一个女孩子，你陪陪她，你的哥哥姐姐都有工作，也不愁你一个人吃穿，何必要去农村吃苦？”当时的我正满怀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激情，怎么听得进这样的劝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又去转粮食关系，这时16周岁的我突然意识到要永远离开这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再也不能与小伙伴在黄浦江畔戏耍、在灯红酒绿的商店里穿行了，于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一串一串地滴在柜台上。粮食局工作的阿姨同情地问：“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我索性埋头痛哭了一场，哭完后心中暗下决心，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插队落户以后绝对不能软弱，绝对不能哭，一定要坚强。

    我在亲友的告别声中独自登上了南下的火车。鹰潭转车途中同车旅客得知我要去福建下乡，无不惋惜地告诉我南方干活太苦了，365天，天天有活干，你怎么不去北方下乡，一年只干半年农活，其他农闲时间可以回上海。听了众人一番话，令我心中忐忑不安，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离开上海时，依然是春寒料峭，我穿着厚厚的毛衣，裹得紧紧的，火车到漳州后正下着小雨，我下了火车，看到来接我的姐夫披着雨衣、穿着短裤、打着赤脚，我惊呆了，难道不冷吗？他说：不冷。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快就知道漳州的气候确实比上海温暖多了。太阳一出，我脱掉了毛衣穿单衣还是感觉热，只好穿上了短袖衬衫和裙子，不料马上就领教到了小黑咬的淫威，雪白的肌肤被咬起了一个个红色小疙瘩，手上脚上凡是暴露的部位肿块红红的密密麻麻地连成片，好像是长满了痱子。农校一个老师看到后断言：不出半月她肯定要逃回上海去！这位老师没有想到，我不仅没有逃离，后来还经受住了更为严峻的种种生死考验。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

    下乡的大队离公社16里路，不通汽车，只能靠两只脚走，还要翻过一座大山。我长这么大只爬过离家不远的虹口公园的假山，平生第一次看到这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青山绿树，多么美丽和壮观，我猜测着树丛之间不知蕴藏了多少神秘和希望。山脚下一条清澈的溪流迂回曲折，好像彩带盘绕在山谷间。我多么想掬一把清涟涟的溪水吮饮，那一定是透心骨的舒服解渴。我欣赏着路边的美景，没有想到，一个趔趄，差点摔跤，我低头一看，路上并没有绊我的石头，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平时走惯了行云流水般平坦的大马路，不懂得走山坡路脚尖要抬高，所以才好几次差点摔倒。这下，我顾不上看周围的景色了，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一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大队猪场。已经是吃晚饭时间，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只见食堂的桌上摆着一排排装满了白米粥的大盆子，当地农民操着我很难听懂的普通话，说这是晚饭，每人一份，可以随意端一盆吃。我看到靠近窗口处有一个小盆也装满了粥，心想，那么大盆的粥我肯定吃不完，不要浪费了，小盆的量少一半，刚好适合，我就端起来吃了。有人奇怪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只觉得挺香的，比家里的大米粥好吃。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唯一的小盆粥是喂猫吃的，搞得我哭笑不得。猪场里早上、中午都吃干饭，每人半斤，晚上不干活吃稀饭，每人4两，一天总计1斤4两。我刚去吃不了那么多，于是交代炊事员每餐都给我装半份，劳动一段时间后才改吃全份。

    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干活了，我的任务是养猪。除了另一位女知青淑芬以外，其他几位都是当地的女孩子，没有读过书，既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而闽南话对于我来说，是“鸭子听雷——呱呱叫”，我只能一边借助手势比划，一边努力向淑芬请教学习。刚开始挑猪饲料时她们照顾我挑半桶，我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桶绳，唯恐木桶从扁担上脱落，走路好像扭秧歌，摇摇摆摆的。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洗澡时看见肩膀上又红又肿。接下来的几天，肩膀上红肿的皮磨破了，流血了，扁担一上肩，就火辣辣的痛。农民照顾我干轻活，我还是觉得筋疲力尽，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摸摸破了皮结着血痂的肩膀，看着手上脚上布满的被黑蚊子咬起的一个个疙瘩，心里想想真不是滋味。太艰苦了，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就在那时，大队组织知青开会，介绍大队解放前后的情况。解放前，湖珠大队地穷、人穷、山穷，贫下中农在地主和土匪的残酷剥削压榨下，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人家在水深火热中呻吟挣扎，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卖儿卖女。仅解放前夕，就有11个贫下中农无辜被土匪杀害，14户家破人亡，50多人离乡背井，外出逃生。老贫农洪响螺满腔仇恨地控诉吃人的旧社会，以亲身经历述说了被反动派抓去鞭打、火烙，到如今还留下满身伤疤的悲惨遭遇。听了贫下中农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苦难史，激起我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祖国曾经是如此地灾难深重、满目疮痍，所以曾经饥寒交迫的儿女才会对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如此强烈的感激和欣喜之情！的确是共产党毛主席让我们穷人得解放，我们兄妹五人才能免费上学校读书，今天农村劳动生活确实艰苦，但比不上解放前贫下中农吃糟糠菜出牛马力苦，更比不上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吃草根咽雪水艰苦，比起旧社会的苦来，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好上一千倍、一万倍。当我听到大队两派民兵白天唇枪舌剑斗争激烈，夜晚却并肩在哨所共同为祖国站岗放哨的动人事迹时，我被震撼了：这就是寻常百姓，这就是伟大人民！他们脚沾粪土手染泥，衣缀补丁汗味浓，语言粗俗，生活单调，一年到头与黄土为伴、同青山相守，整日里披星戴月、默默耕耘，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可这样的人民，才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支柱、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从不侈谈理想抱负，只是默默无闻地建设、奉献，为祖国母亲添砖加瓦，尽自己做儿女的本分。一旦需要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卫祖国，绝不让胜利果实在自己手中断送。他们的一生无声无息，但他们的事业却万古长青。于是我坚定了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信念，决心通过艰苦的劳动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培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打掉身上的骄气、娇气和阔气，改变“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从此，我努力以贫下中农为榜样刻苦磨炼自己，在累了和疼痛时，心里默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就这样，我咬紧牙关，强忍疼痛，不吭一声继续挑，并且逐渐增加重量，50斤、60斤、70斤……我想，只要能够站起来，就可以迈出第一步；能够迈出第一步，就可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肩膀上的皮破了又结疤，再破了再结疤，慢慢变成老茧，半个多月我就可以挑着100来斤的重担健步如飞了。后来两个肩膀都能自如换着挑担了，我挑过的最重的一次是满满一担270斤的蘑菇土。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

    记得第一次喝农民伯伯泡的茶，感觉与上海的大杯茶水有着天壤之别。这么小巧的茶杯，只装着一半浓褐色的液体，怎么够喝？我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天哪！这么苦！比吃中药还苦（小时候妈妈给我喝中药时，还要给我配一小块冰糖）。我差点吐了出来，可是我不能吐，这是农民的热情招待啊，我来下乡就是吃苦来的，我要把它喝下去，当成锻炼吃苦精神一样喝下去。我皱着眉头，喝完了这小杯茶。喉咙挺舒服的，觉得有点甘甜，心里更是乐滋滋的，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我天真地想，今后无论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我都能够对付。很快，我就遇到了让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毛骨悚然的一幕：在一块烂泥田里割稻，脚刚踩下去，就感觉什么东西粘在了脚上，低头一看，几条黑乎乎的扁扁的比蚯蚓宽的东西，在皮肤上蠕动着、吸吮着。我惊慌地问：“这是什么？”农民告诉我：“是蚂蟥。”我吓得不敢用手抓，急忙用手中的镰刀去刮脚上的蚂蟥。不料刮不下来，蚂蟥的身子离开了，嘴巴还紧紧地吸住皮肤不肯放，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农民连忙帮我拍打掉蚂蟥，告诉我只能在蚂蟥上方拍，不能硬拽，否则蚂蟥头会留在皮肤里。还说，蚂蟥吸了多少血，打掉以后仍然会流掉多少血。我听得战战兢兢地，又向前迈了一步，没有想到，这个脚刚刚拍掉了蚂蟥，血还在流，那只脚上又沾满了蚂蟥，又要继续拍打。我一边割稻，一边心惊胆战地跟蚂蟥不断搏斗，终于熬到了收工的时光。被蚂蟥咬过的伤口又痒又疼，不小心手一抓，血又不断流出来……谢天谢地，现在的农田由于氨水和农药的施用，蚂蟥几乎绝迹了。

    我在学习抽地瓜纤时，由于不得要领，很快食指搓掉了一块肉，鲜血流出来。“轻伤不下火线”，我包扎好食指换用其他指头用力继续战斗。不料，在短短一个星期里，我几乎所有指头都搓掉了皮肉，索性不包扎了。“十指连心”，沾水的伤口非常疼，尤其洗衣服用到肥皂时，更是钻心地疼痛。我勉励自己，只能流血不能流泪，决不退缩，继续干，终于学会了两手抽地瓜纤。靠着这股拼搏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我逐渐学会了割稻、插秧、砍柴、除草、挑粪、拉板车等各项农活，半年后贫下中农评给我女工的最高工分8分。

    下乡期间，不仅是皮肉受苦、流血流汗、脱胎换骨的磨炼过程，还有着思想改造、心灵磨难的痛苦经历。

    记得第一次捡猪粪的情景：我跟着其他饲养员爬上猪圈栏杆，一看地上都是猪粪，我不敢跳下去，看见其他饲养员已经跳进去捡猪粪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踮着脚尖跳下去，小心翼翼地捡，脚上沾了一点点猪粪，马上就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这时一个老贫农过来挑猪粪，看见畚箕外面一块猪粪，就用脚把猪粪拨到畚箕里，踩实后挑走了。我心头一热，脸马上红了。为什么贫下中农就不怕脏不怕臭呢？晚上我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的话像一把钥匙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正因为我的立场、思想、感情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与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所以我才怕脏、怕臭，但是没有猪粪臭，又哪来的稻米香？我们到农村来，不仅是接受劳动锻炼，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要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劳动生活上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当时我想，我要自觉拜贫下中农为师，培养无产阶级感情，要用劳动的汗水冲洗身上的“骄娇”两气，用粪铲除掉头脑里的小资产阶级肮脏思想，劳动的扁担能够帮助我们勇敢的挑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两副重担。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

    在一次农忙季节，场里决定第二天4点半起床突击抢收草化州的水稻，晚上散会后大家都睡觉了，准备次日大干一场。我把箩筐都收集一处，也要睡觉了，忽然发现第二天没有麻袋装谷子，原有的20多条都装着谷种，第二天早晨也来不及倒，并且凌晨天很黑看不清，谷种可能会弄混，影响生产。好的麻袋只剩下2条，其他20多条都是破的，不能装谷子，怎么办？在我忧心忡忡时，有人劝我，这几天连续农忙很累了，要我早点休息。不过我睡不着，想着明天没有麻袋装运稻谷肯定会影响大家收割的进度，要夺取粮食生产大丰收就要抢时间、抢季节。我虽然很累了，但是我如果放弃休息，补好麻袋，保证大家明天能够顺利收割，进度就会加快了。我一夜不睡是小事，备战夺粮可是大事呵。想到这里，我赶快点燃煤油灯补起麻袋来了。蚊子不断地向我脸上、手上、脚上轮番进攻，咬得又痒又疼，我顾不上拍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只听见蚊子肆虐的嗡嗡声和麻袋针穿着细麻绳拖过麻袋的声音。缝着缝着，我的眼皮耷拉了下来。哎哟，手上一阵剧痛，原来针扎到了手，血流了出来。我一下子惊醒了，赶快把血挤出用草纸按紧伤口继续缝补麻袋。这时，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眼前仿佛浮现出不久前四位女社员半夜奋战烂泥田，不怕蚂蟥咬坚持割稻的动人情景，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是啊，为了备战夺粮，几只小小的蚊子算得了什么？困又有什么要紧？我坚持把22条麻袋全部补好，那已经是第二天鸡啼鸣了，我又和大家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中。

    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锤炼着一颗红心，感受着胜利的喜悦，还深切地体会到贫下中农对我一个上海姑娘的情意。可能是当时的大队太闭塞太落后的缘故，当地的姑娘第一次看到我的皮带和裙子时，感到非常好奇和惊讶：怎么女的也能用皮带？看到我的哥哥从果场走八里路来猪场看我及我们兄妹并肩走路、亲密交谈的情景，她们诧异地说：农村夫妻间都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感情。刚到大队的那段日子，无论男女老少都惊奇我皮肤的细腻白嫩，有机会都要摸一摸我的手，看个究竟，仿佛要了解是什么做的。每当我从田边或者他们的身边走过时，总要听到他或者她连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急切地应答，以为有什么事情，其实没有任何事情，他们只是想叫叫你、看看你而已。我只好笑笑，点点头。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这个原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上海姑娘皮肤变得跟他们一样黑红发亮，手上跟她们一样布满粗糙的老茧，身上穿着补丁缀着补丁的衣服，一点也找不到昔日的影子，已经跟当地村姑完全一模一样时为止。

    当地淳朴的民风最令我神往，山里人家，门不闭户，路不拾遗。当你饥渴时，无论走进哪个陌生人家，都可以讨碗米汤水喝，掀开后锅，总是有清香诱人的煮地瓜。我去串门时，一进村庄，那些拖着鼻涕的小孩竟会把我当成战利品似的争夺，甚至大打出手。我赶快拉着他们的小手答应每一家都去，他们才一个个喜笑颜开，前呼后拥地带着我前进。好客的山民赶紧端凳烧锅，取下屋梁上悬挂着的平日舍不得吃的腌肉，炒出一大盆米粉或者面条，倒上一碗红米酒，不管我是否刚吃完晚饭，都要我把肚子撑得滚圆才能离开……这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村民，清贫、艰苦、热情、好客。我爱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善良的人民，是他们帮助我度过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是他们抚慰我病痛孤寂的心灵。我自觉地融入他们的队伍，与他们一起同命运、共呼吸、齐战斗，在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种树、建房筑路，播下心血、泼洒汗水、浇灌希望，精心描绘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

 一个上海姑娘刻骨铭心的十…

    年轻的身影终日活跃在地头田间，青春的热血在胸膛里燃烧沸腾。我遇见了一位知青，很快就被他嘹亮的歌声迷住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他与我志向相同、兴趣相投，同样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勤奋上进、朝气蓬勃的人生态度在我心灵上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工作中我们互相了解，配合默契，是很好的一对搭档。有一天我听女友说，××也爱上了他，说他向人吹嘘，我在跟他谈恋爱。我大吃一惊去讯问××，不料××跟我大吵一顿，说我在他们中间插上一杠，破坏了他们的关系。我又气又急，想要去找他问清楚，又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无奈，只好写了一封信交给他，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说：“……我的心就像万丈深坑掉下去一样，含着眼泪强忍看下去，没想到你是这样了解我，不由我掉下心酸的泪水。风波事起，你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可我认为是我的错，怪我没跟她讲清楚，但是事已让她乱吹出去，完全跟事实相反。反正脚正不怕鞋歪，我们当时关系只是兄弟姐妹关系……”事情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这次风波不仅没有把我们分开，反而使我们加深了理解。误会消除，天空更加晴朗。终于有一天他写信道：“我认为你比你哥活泼、天真。你较大方，女人的大方，不像一些女的那样高傲，那种什么我形容不出，反正我看不惯……我需要的是大方、踏实、同心同德的人……也许我心里这种滋味就是爱吧，我不知道。我会不知不觉地产生这种感情。我现在才懂得恋爱的神秘……”就这样，两个本来不知恋爱为何物的年轻人却靠旁人的流言蜚语敲开了情窦，坠入了情网。我们陶醉在爱情的喜悦里，只要远远见上一面，笑意就流露在嘴角、眉间，干起活来干劲更足了。

    假如时间就此凝固，假如岁月不再流转，这一切将是多么的美好，美好的瞬间将永驻心田。可是，历史却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动乱的中国啊，一切是那么的晦暗沉重！美丽的光环早已消失，只留下清醒后的风雨如磐。当时在革命口号满天飞、极左空气盛行的年代里，白天要战天斗地从事超负荷的繁重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无休无止的各种学习和批判会。可以说是大会三六九、小会天天有。大家已经厌倦麻木了、身心疲惫了。有一次批林批孔会上，恰巧在念着社论里向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万炮齐轰、万箭齐发”时，不知是谁放了个响屁，某知青脱口而出说：“万屁齐放”，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严肃的批判会开不下去了，这还了得？于是要追查“是谁说的？居心何在？要查一下成分。”阴霾顿时笼罩在知识青年头上，人人自危，噤声无语。

    沉重的年轮碾碎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梦幻，时光的流逝带走了率直的天真，长期营养不良和体力透支摧毁了健壮的身体，青春已经悄然逝去，年华不再，好梦难圆。特殊的年代容不下纯真的感情，爱情的幼苗被当成“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冠冕堂皇地扼杀在摇篮里。虔诚的信念没有了，只留下破碎的心灵、难解的迷惘和遥无尽头的磨难。终于，我承受不了精神、心灵和肉体的三重折磨，患上了急性黄疸型肝炎。我在本子里写道：疾病的折磨，痛断的肝肠，真诚被扼杀，爱情遭摧残。长夜漫漫最难熬，终日辛劳强欢颜。青春何辜？何辜青春！爱情无罪，罪在出身！无情人棒打鸳鸯，恩爱情侣强拆散。从今后心灰意冷，劳燕分飞各北南。

    后来我又接二连三遭遇了更大的不幸和苦难，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绝望了。我整夜整夜辗转无眠，仰问苍天，为什么要对我残忍？天不应，唯见星星眨着眼睛。俯拍大地，前进的路又在哪里？地无语，遍地小草随风摇曳。多少次我徘徊在山崖边，望着山脚下奔流不息的江水，我多么想跳下去，一了百了，真是生不如死啊，死胜于生。一边是毫无希望的岁月，水深火热的煎熬；另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永生，无欲无求的港湾。生与死，只是一念之隔，一字之差，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清。只要轻轻跨过去，马上就海阔天空、无忧无虑、无挂无牵。质本洁来还洁去，游荡的灵魂渴盼安然。我闭上眼睛，正要纵身，忽然一个声音高喊道：“年轻的姑娘，请你慢一点，生命宝贵岂可抛？天涯处处有芳草。君不见，高山流水遮不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你可知，人活一世为哪般？”是啊，人生的真谛在哪里？我问青山，山不答。我问绿水，水呜咽。我只好埋头于书本间……鲁迅讲：“革命的爱在大众。”普希金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你不要悲伤！”马克思道：“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取着心灵的新鲜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培根告诉我：“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和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沉浸在阅读的喜悦里。孤灯清影独自眠，书本与我长相伴。枯涩的心灵逐渐滋润，空虚的头脑慢慢充实。加上农民们的关怀、知青间的友情，使我增添了生活的勇气和温暖。我开始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有苦有辣有酸有甜！我开始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在于忘我，在于奉献。我开始欣赏陶铸的两句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终于盼来了1977年的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漳州农校，离开了这片我梦牵魂绕、流血流汗的地方，告别了埋葬我纯真爱情、美好青春的土地，开始了新的人生。

 岁月流逝似飞箭 终身难忘插…

    李希邦

    作者简介：李希邦,男，天津知青，1968年9月到四子王旗脑木更公社江岸大队插队。在牧区，从事过各种农牧业活计。1970年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委员、会计。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成为工农兵学员在包头上学。后分配至内蒙二机厂，做工人、技术员、秘书。1980年底回津，在建筑和矿山仪器厂任秘书、副主任、书记。后调入市审计局，任副处长、处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务。

    当年他们以欧阳海和保尔·柯察金为榜样，胸怀满腔的热血和诚挚的真情走向农村，虽然没能像欧阳海一样为人民献身，但是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没有经历保尔·柯察金所处的水与火的年代，却也在世事的起伏中经历了磨难。20多年间中国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嬗变，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痛、心灵上刻下了印痕……可以说，每一个知青自己的甘苦、奋斗和经历就是一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当他们娓娓道来的时候，怎能不令听者为之心灵折戟，为之情感激荡，为之扼腕和三思。

    我先后五次返乡，与乡亲重温轶事，重叙友情。每次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夜不能寝：念当地农牧民扶助知青的深情，思当年生活成长的经历，忆战天斗地蹉跎坎坷的岁月，缅当年并肩如今故去的老乡。

    一句话：岁月流逝似飞箭，终身难忘插队情。

 回顾和反思

    回顾和反思

    40年前的1968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的命运。被称作“老三届”的一代城市青年，胸怀单纯的热情和理想，落籍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经各种磨难，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广大乡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还体会到社会人生的世态炎凉，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群体，并共用一个名字——“知青”。尽管知青运动作为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今天已不复存在，对它的历史评判也有待由粗到细、由表及里的仔细清理，但那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40年过去了，昔日的姑娘小伙如今已是双鬓飞霜，他们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原本陌生的土地。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偏远山区，无论北国边陲，还是南疆海域，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到处都可以看到当年知青留下的影响。

    回顾知青当年走过的路，犹如推开一道沉重的历史之门，扑面而来的是由豪情满怀、跌宕起伏最后演变成艰辛沉痛以至刻骨铭心的人生之路：失落的纯真理想，碰壁的真情实感，苦难的蹉跎岁月，夭折的爱情萌芽，艰难的求职之路，以及柔韧亮丽的人性之花和灿烂难掩的生灵之光……

    当年他们以欧阳海和保尔·柯察金为榜样，胸怀满腔的热血和诚挚的真情走向农村，虽然没能像欧阳海一样为人民献身，但是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们没有经历保尔·柯察金所处的水与火的年代，却也在世事的起伏中经历了磨难。20多年间中国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嬗变，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痛、心灵上刻下了印痕……可以说，每一个知青自己的甘苦、奋斗和经历就是一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当他们娓娓道来的时候，怎能不令听者为之心灵折戟，为之情感激荡，为之扼腕和三思。

    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段历史，无论后人对它的评判如何，都值得当事人缅怀。缅怀就是回顾，缅怀就是纪念。而所有的回顾和纪念，都是一种反思。这一段时光对于历史长河来讲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这群老知青来说则几乎成为他们人生旅程中无法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段历史成为这群老知青回顾、思索，甚至萦绕在心头的永恒主题。一代人的磨难、经历、追求和付出，除了他们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外，能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呢？

 敖包情结

    敖包情结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一曲脍炙人口的《敖包相会》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那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伴着蓝天白云，牧羊人骑着骏马，牧放着一群洁白的羊群。这是多么出神入化的一幅美景，曾给每个到过草原的人以无限美好的遐想。

    所有到过内蒙古的人，没有不知道敖包的。在内蒙古区域地图上，以敖包命名的地方随处可见。

    敖包，也称鄂博，在蒙古语中是“堆”的意思。它是由石块和卵石垒成的堆积物。远远望去，小得如同倒扣的铁锅，大的好似石岗甚至石筑的蒙古包。据古书记载，古代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牧人心地圣洁单纯，认为供自己生活的牛、马、羊、骆驼，都是天、地所赐，从而使山、川、河谷、原野等所有的地方都有神。信念中对大自然产生一种祈望：愿生活吉祥如意，牲畜太平。于是筑起敖包作为神位，祭祀祈祷神灵保佑。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蒙古民族用石块石子堆砌敖包用来识道路，辨远近，别方向。不管哪种说法正确，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蒙古民族似乎与敖包有过不解之缘。他们走到哪里，便把敖包堆到哪里。

    我第一次见到敖包是在38年前。那时我们作为插队的天津知青，在金色的秋天来到地处北国中部边陲的内蒙古四子王旗杜尔伯特草原，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神舟五号”“神舟六号”降落的地方。广袤的草原宽阔平坦，经常见不到人烟和牲畜。放眼望去，除了那起伏不断的草场和暴雨冲下的沟壕，很少有什么标志物。唯有那敖包，屹立在草坡之巅或大漠绝域的地方。我们所在的江岸大队方圆近百平方公里，大小有几十处叫敖包的地方：查干敖包、白音敖包、乌兰敖包……多得有时当地老乡也数不清。在草原上，老乡叫得出地名的地方，不是有井，就是有敖包。我们从蒙古族老乡那里知道了敖包的名称和它的由来。

    在插队的日子里，不管是放牛、放羊还是赶路，我无数次从敖包前经过，有时也曾下马为敖包添过石子培过土。在物换星移的岁月里，从未见过当地蒙古族老乡在什么时候搞过什么祭祀活动，只有那放牧的人走近敖包，坐在一旁，期待着朝阳西下。对我们千里之外来插队的知青来说，正是因为有了敖包作标记，我们在草原放牧、生活，才不会迷失方向。有一次我去很远的地方寻找牛群，遇到了沙尘暴，当时大风夹着沙尘刮得铺天盖地，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不是碰到了一座熟悉的敖包得以辨明方位，根本就无法找回家去。从此我感激敖包，更是与之结缘。

    38年后的一天，我们这些天津老知青又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大草原。在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镇附近，由天津、北京知青捐款建成的知青林里，就有一座由天津知青从天津带去的石头堆积成的敖包。这座由千里迢迢携来物堆成的敖包，虽然并不太大，但是每年都有天津知青或他们的子女回去看望老乡，看望知青林，并将天津的石头石子带去堆在敖包上。敖包一年一年在长大。它象征着天津知青与当地蒙古族乡亲的情谊割舍不断，绵绵流长。

    现如今，草原大变样，牧草茂盛，牛羊肥壮，牧民的日子过得很舒心，就连那系人心弦的敖包也成了另一番景象。在距载人飞船降落不太远的地方，当地人建起了一座叫葛根塔拉的四星级草原旅游城，一排排形状各异的石蒙古包、毡蒙古包连成一片。在旅游城不远的高地上立起了一座十米多宽、一人多高的大敖包。敖包以石块为基，堆成圆丘形，上面插着许多绿柳，中间立着的戟杆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敖包前不时有人摆上祭品，一些人做着各种虔诚的动作。敖包周围游人环绕，热闹非凡。人们争先恐后地在敖包前照相留念。敖包作为草原上特有的景观，常使所有观赏过它的人们久久难以忘怀。

    当夜幕降临时，人们在敖包旁架起了篝火，当地乌兰牧骑的小伙子拉起那悠扬的马头琴，身着艳丽服饰、装扮漂亮的蒙族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蹈。在那昏暗的火光下，一双双男女情侣散落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尽情地谈情说爱。这才是真正的敖包相会！

    当年我们知青的生活虽没有像《敖包相会》歌中唱的那样浪漫，更不会想入非非地在敖包旁与心上的姑娘相约相聚，但那大小不一的敖包还是凝结着许多故事，给我们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每当我们想起记忆中的敖包，也时常会思绪万千。

    敖包为在草原上长途跋涉的人提供一个坐标，提供了一个方位,在人生的旅途上，也成为我们知青的一个人生坐标。我们正是当年从插队的牧区开始作为人生的起点，并在以后奔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3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说到敖包，就会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想起蒙古族老乡对天津知青的深情厚意，想起与当地乡亲共同战天斗地结下的真挚感情，这些将和那屹立在草原上的一座座敖包一样永世长存。

 老井捞表

    老井捞表

    那是一块钻石牌怀表，圆圆的表壳、表盖锃光瓦亮，黑色的指针映在白色表盘上清晰醒目，电镀的表链闪闪发光。这种上海钟表厂在上世纪60年代制造的怀表，在当时也是一种奢侈用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我们知青小组里的侯文玲，下乡时家里为她买了一块。当时那是我们知青小组里唯一的计时工具。

    如果我没记错，那是1971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大队部的会计室里整理账簿。在安格勒牧民敖其尔家放羊的侯文玲步行三里多路，匆匆来到大队部。告诉我，她在安格勒井里打水时，弯腰抓水斗，把上衣口袋里的怀表跌掉到井里了，让我想办法帮她捞表。我随即停了手中的事情，和她一起来到了安格勒。

    安格勒是队里的春营盘，住着女苏木亚、敖其尔和老赵三这三户人家。在大队部的东面，与大队部隔着一道横梁，是一个四面环梁的一个小盆地。安格勒只有一口水井，坐落在盆地的中央，是方圆十几里的唯一水源，人们生活用水和牲畜饮水全凭这口井。

    当我们来到安格勒时，羊群已经饮完水出了坡。几块石头垒成的井台上，湿漉漉地洒满了水迹。我趴在井台上往井里看，黑洞洞地什么也看不见。让侯文玲拿来套马杆和绳子，将套马杆伸到井里，探不到底。我灵机一动，想到用绳子探探井深。于是，用绳子拴上石头探底，探不到底。又把绳子拉上来，接上马笼头缰绳，再次将绳子放下去，这回到了井底。拽上绳子一看，井足有四米多深。又仔细看了一下绳子的水印，估量一下，井水深也有一米五左右。井不浅，但是井内的水倒不深。但是这不深的水对于不会游泳的我来说，也是个难题。看着侯文玲焦急的面孔，和她步行好远把我叫来的心愿，我再难也得帮她把表捞上来。怎么捞呢？无奈的我只好决定下井。我到女苏木亚家叫来他的儿子吉勒戈图，并找来一些粗绳子。把绳子系在腰间，留出两个头，分别由侯文玲和吉勒戈图抓住，慢慢地将我放入井中。不知道这口井有多少年的历史，只见垒在井壁的石头上挂满了青苔和陈年的水渍。石头缝里还有着不少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和蝙蝠窝。我双脚蹬住井壁岩石，井壁四周噼里啪啦地往井里掉松散的碎石块，在水面上溅起了水花。我真担心这老井承受不了我的攀踩而出现坍塌。我渐渐下入井水中，水面逐渐漫过腰部，直到齐肩，双脚才落到井底。外面的温度已经很暖和，但井里的水还是冰凉，特别是没了几乎全身的井水使我真的体会到冰冷刺骨。我咬着牙根，用双脚在井底探寻。一圈，两圈……终于触到了金属的东西，是那块怀表。我惊喜地向井上面喊：“摸到了！摸到了！”浑身也来了劲头。怎么把怀表拿起来呢？窄小的水井容不得我弯腰用手够起怀表。冰冷的井水，使我实在无法蹲下把头伸进水中用手抓起怀表。试了几次都不行。这时我灵机一动，试着用右脚大拇指和旁指的缝隙去夹怀表的表链。一次，夹到抬起，又滑了下去……又一次，夹到抬起，又滑了下去……终于把夹起的表链坠着沉甸甸的怀表递到手中。当他们两人拽着我拉出井口时，我已经冻得上下牙直打架了。看到侯文玲接过怀表时的喜悦表情，我一点也不觉得冷了。

    我脱下湿透的衣服，拧去淋漓的井水。重新拿过那块怀表，放在手里端详了片刻。怀表的质量真不错，居然里面只进了一点水珠。我一边安慰着侯文玲，一边在想，正是这块怀表，让我平添了老井捞表的经历。在返回大队部的路上，我的脚步像自己的心情一样，既轻盈又矫捷。

 老    茧

    老茧

    双休日，恰逢在家无事，又赶上天气甚好，我决定为孩子的自行车擦擦油腻、换换油。说干就干，三下两下就把自行车拆了个零七八碎，待组装起来，心满意足地收拾工具洗手时，发现手的无名指中央起了个大水泡。高高隆起的水泡，使用起手来甚是别扭，直到十多天后便成了茧子，才不碍事了。

    手上多了一块茧子，时不时地看着它，总让我想起曾经长满手的老茧。那是40年前在牧区插队的情景。从来没有干过力气活、出过大力的我，怀着报效祖国、锻炼成长的理想，秉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意愿，来到祖国北疆的四子王旗牧区。在辽阔的草原，我骑马驰骋、大显身手、身体力行、迎难而上，可以说面对什么艰难困苦，从没有畏惧。什么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难活儿，都要上手去干干。汗水、泪水别说流了多少，仅就手上的燎泡也是一个摞一个，五个手指的角质层又硬又厚，就连手指缝之间也结了厚厚的老茧。

    记得那是第一年秋天，我们到畜群点参加剪羊毛劳动。进入初秋，所有的绵羊身上厚厚的芥子毛必须剪掉，才能长出可以抵御严寒的绒毛。这种活计可以算是牧区一项比较繁重的任务。不就是拿剪子铰羊毛吗？我们还真没拿它当事。看见当地牧民抓住一只羊，用绳子捆上羊腿，用剪子咔咔地往下剪羊毛。我很快也抓住一只羊，虽然剪子挺大，羊毛也很厚，我还是可以把毛剪下来。可是一只羊的毛还没剪完，手上就用剪子背碾起了几个燎泡。后来尽管牧民们帮助我们在剪子上缠上纱布，几只羊剪下来，手上的燎泡已经破了好几个。晚上，自己用小剪子将破的燎泡皮剪下来，用紫药水涂上，再包上纱布。第二天再剪羊毛时，手已是火辣辣地疼。还没等着群羊的毛剪完，手上已是伤痕累累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小瞧畜群上的活计。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参加过打井、挖渠、垒羊库略、捯山羊绒、踩羊砖、饮牲畜、打马印、拖土坯、盖房子……几乎所有牧区的活计，我都干过、都摸过。而每干一种营生，不仅是出力气，而且都和手玩摽。经常是一次劳作，手上留下一层燎泡，水泡压着水泡，茧子摞着茧子，旧的水泡还没好，新的水泡又起来了。长此以往，不仅是右手上结满了厚厚的老茧，就连起配合作用的左手也结了一层茧子。茧子四周是厚厚的角质层。这两手的老茧在以后的岁月里竟陪伴了我十年。

    1986年秋，我从企业调入了审计局，那手老茧还没有退掉。一次我所在部门有一个同志手受了伤，擦上药水后，总看自己的手,关注伤势变化，并让我伸出手做比较。猛然间看到我受伤的老茧，问我怎么弄得手上竟是茧子？我让他猜，他说一定是划船磨的。我心想，那得划多少船才能磨下这么多茧子。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知道，在那些插队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知青出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煎熬。所有的这些，包括那些鲜为人知、难以言喻的事情，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领会，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难忘的蒙古兄长乔格勒布（1）

    难忘的蒙古兄长乔格勒布

    这是个地道的蒙古汉子，他不仅有一副高大的身躯、结实的肩膀、黝黑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双眼，而且有着蒙古族特有的粗大的手掌和略带弯曲的双腿。可是他那慈祥的面孔，却与众不同，没开口先两边嘴角向上翘，流露出笑意。他就是我们当时下乡所在大队的队长乔格勒布。

    我和他初次见面是在1968年9月8日，当时我们天津知青乘汽车由乌兰花经脑木更公社奔赴目的地——江岸大队。当满载着知青和行李的解放牌汽车离大队部还有七八里的时候，乔格勒布带着一群骑着骏马的牧民迎了出来，见到我们便用蒙古语呼喊着欢迎的口号，并随着疾驶的汽车，纵马奔腾。那壮观的景象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在大队部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我们结识了这位知青的新领导——蒙古族队长乔格勒布。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格勒布不仅是我们的领导，而且成为我们知青的贴心人。

    那时候的队长也叫大队革委会主任，当主任的乔格勒布，几乎成天不着家，不是在几十个畜群点巡视，就是去饲料地或大队部，每天忙着大事小情。我们刚去时，正赶上因为前几年闹旱灾，队里的不少畜群从外地走套子转移回来。牧民的安置和各畜群的落脚点都未安顿停当。许多现存的畜群点缺这少那：荒芜的水井，不是没水就是坍塌；羊盘上的库略残缺不全；许多畜群点没有接羔棚……所有这些都需要当家人操持。那些日子确实把他忙得够呛。我们从他来去匆匆的身影中感到了这个队长当得不易。但是不管怎么忙碌奔波，乔格勒布都能安顿得比较稳妥。

    对新来乍到的天津知青，乔格勒布格外给予关照。他时常到有知青干活的地方看望，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并尽可能安排好知青的食宿和柴禾（布堆和牲畜粪）。牧区的隆冬分外寒冷，经常在零下三四十度。队里用知青安家费为我们买了皮大衣和毡靴，并早早地在我们居住的大队部，拉下了过冬的羊砖（干燥结实的羊粪），还为我们每名知青卧了两只羊，集体杀了一头牛。可以说第一个冬天是在队里领导的关怀下度过的。

    乔格勒布说话平和、待人诚恳，总是像兄长一样，充满真诚善意，我们天津知青们都特别愿意和他相处。他每次来到知青的居住地，大家都愿意和他聊天，听他介绍队里一些情况，教我们说蒙语。几年的工夫，我们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视他为知青的知己。

    在我们知青眼里，乔格勒布是个能人。他对牧区的活计无所不会，无所不能，不仅放马、牧牛、放羊是行家里手，就连打库略、踩羊砖、挤牛奶、骟马蛋等牧业活计样样都拿得起来。特别是他那在牛头颈上一刀杀牛的绝活，更是全大队独一无二的……慢慢地，他成为当时知青心目中蒙古族的崇拜偶像。

    乔格勒布重视来到队里的几批知青，特别对天津知青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能是由于他家贫困从小没上过学，而工作中又深感没有文化的难处的原因，所以他分外看重这群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不仅关心知识青年的生活，每次到饲料地总是首先到知青住的那排房里看望，而且对知青提出的问题认真给予解答，热情帮助知青解决困难。对知青的一些建议积极采纳，对知青提出的要求尽量帮助解决。

 难忘的蒙古兄长乔格勒布（2）

    当时天津知青来到牧区，梦寐以求的是自己承包畜群。为了实现这些愿望，好几名女知青离开知青小组到牧民家中放羊，男知青到牧民家学习放牛、放马，含辛茹苦学习放牧的技能，为的是有一天能自己独自包畜群。但是当时队里一些人以担心集体利益受损失为名，千方百计阻挠知青包畜群。乔格勒布弄清知青的真实愿望后，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最后几经努力，我们天津知青终于自己承包了一群羊和一群牛。后来他又起用当时作为知青的我做了大队会计，并于当年当选为大队革委会成员。在以后的日子里，乔格勒布和当地许多蒙古族牧民热情地指导我们放牧，从怎么由深井中捣水斗绳，怎么捯羊毛，怎么驯牲畜，怎么骑马，怎么寻找走失的牲畜等，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我刚当会计，要挨家挨户地发放生活款，到各畜群点记工分。乔格勒布热情地为我介绍队里状况，带着我转遍了所有的畜群点，熟悉位置，掌握畜群情况。这段时光是我们天津知青最惬意的时候。我们的畜群中牧放着一群羊和一群牛，饲料地也办起了知青食堂，还有人在大队里当干部，知青在队里影响力和位置非同一般，再也没有人敢小瞧我们了。

    乔格勒布作为队长，经常在各畜群点转，哪家缺人手、有难处，他都会去调配人员帮助解决。缺马倌，他可以顶几天；哪家的牲畜走失，他会帮助到很远的地方找回来；哪打羊库略缺人，他也会去添个劳力；谁家杀牲畜他也会去操刀。有时自己家妻子或老舅舅身体不适，他也会几天赶着羊群漫步在草场。不管风风雨雨，乔格勒布总是泰然自若，从未见过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起先他是大队革委会主任，1971年恢复党组织他又兼书记，后来书记不让他兼了，公社由外队派来一名书记，他虽然也想不通，但也没挂在脸上。在队里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他顾全大局，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这些都使我从内心对他产生钦佩之感。

    乔格勒布有着蒙古族憨厚的淳朴和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容。我们天津知青刚到牧区不久，内蒙古揪所谓“内人党”的运动扑面而来，在极左思潮席卷下，一些知青也身陷其中。乔格勒布在运动中也挨了整。但事情过后他对知青陷入揪“内人党”的过失，宽容备至，从未流露出怨气。总是说“这群孩子知道什么？”，“这些事不怨他们。”他对知青一如既往，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

    在我当大队会计的几年时间里，不管是在畜牧点或饲料地巡视，还是一块去公社开会，不知有多少天和乔格勒布相随、相伴。有时他分配了牧业活计，我随后赶去确定劳动量、记工分；有时他捎话让我到畜牧点和他一起核点牲畜、处理难题；我也时常有看不准的事情向他请教，经常就队里的问题请他做决定。天长日久，朝夕相处，我们相互信任，结下友谊，而长期的信任和友谊更形成了工作上默契。

    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我对乔格勒布及其身世有了更多的了解。据说他家境贫寒，很早就失去双亲成了个孤儿，起先在白音敖包阿勒善图庙里当小喇嘛，解放后做了当地的通讯员。后来牧区畜牧改革，这个什么苦都吃过的孩子，长成各方面都非常能干的小伙子。由于在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出色，较早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竟找了一个当时被定为牧主成分的牧民的女儿为妻，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当我们知青去时，他们家包着一群羊，平时由他的妻子和步履维艰的舅舅经营。他在队里当干部，一家人日子过得也算其乐融融。

    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为队里的畜牧业生产奔波劳累，既有风调雨顺牲畜数量连年猛增后的喜悦，也有面对草场紧张、畜群点不足、阻碍长远发展的忧虑。在茫茫的草原赶路或下马漫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队里畜牧生产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我记得那是1973年春天。针对当时畜群漫放的原始作业方式，牧民因草场产生的争议，因牧民责任心不强造成的羊羔遗弃、产羔率低及牲畜丢失等状况，我们一起想出了畜群牧放责任到户、划区牧放，实行母畜产畜率定额，采取了少了扣工分，多出归己的办法。以此增强牧民责任心，实行奖优罚劣，促进牧业迅速发展，以牧业发展促进饲料地建设，反过来饲料地发展为牧业发展提供保障。这种办法类似于后来安徽农村改革时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常令人遗憾的是，1973年9月我因被选调上学离开了牧区，未能和乔格勒布一起实现当初的设想。后来，我听说队里也实行了将牲畜所有权全部分给牧民，由牧民自己经营牧放的做法，但那已是七八年以后的事了。

    选调走后，我们曾经有过书信来往，但由于牧区交通不便，又没有电话，乔格勒布每次写信都要求人帮忙，一封信来往需要十几天时间，以后渐渐地联系就少了。

    改革开放，人们富裕起来，牧民经营自己的畜群，收入大幅度提高。1996年他主动给我们来信说，牧区牲畜都分到各户了，每家都有十几万收入，许多牧民在旗里买了房子。他自己还当了旗里的政协委员，特别欢迎我们回去看看。因那年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没有去成。1998年当我们在下乡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返回江岸，乔格勒布已于一年前因病去世了。听当地知青告诉我们，那年乔格勒布为准备迎接我们回去，特意租用一辆汽车到乌兰花买了许多食品，结果也没有等到我们。听到这些，我们非常懊悔，这成为我们终身的遗憾。

    乔格勒布是天津知青在江岸的守护神，又是我们走上社会的引路人。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他骑马的坐姿，行走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品行和精神，我们永远无法忘记。

    每当工作之余或生活闲暇，我回忆起在牧区草原那段经历，乔格勒布那熟悉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乔格勒布——蒙古族兄长，你的名字永远铭记在我们天津知青的心中。

 难忘的手绘地图

    难忘的手绘地图

    说起地图，现在人们已经屡见不鲜。在书店、在车站、在报亭，不同出版社印制出版的不同版本、不同区域、不同需要的地图，琳琅满目。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地图还是个比较少见的物品，即使能摆上柜台的也仅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那是单位购买和悬挂的专利，而省市县和地区的地图还作为保密资料，不允许外售、外传。

    我这里说的是一种手绘地图，是徒手用笔在普通白纸上画出来的地图。正是这种手绘地图当时成为我们插队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知识青年不可或缺的向导。

    那是在1968年9月，我们天津十名知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脑木更草原插队。我们所在的江岸大队，70多户人家、50多群牲畜分布在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广袤的草原，宽阔平坦，经常走几个小时见不到人烟和牲畜。放眼望去，除了那起伏不断的草场和暴雨冲下的沟壕，很少有什么标志物。对于我们初到草原的知青来说，那一道道山梁、一片片戈壁都是一个模样，弄不好就会“转坝子”（当地语，指迷路）。只有当地的蒙古族老乡，轻车熟路，眼见能详，就是走夜路也不会出差错。地点不熟悉成为知青的一个缺欠，我们为此还付出过“沉痛”的教训。

    那是在我们刚到队里不久，大队在畜群点上举行忆苦思甜会。我们一起的三名女知青乘大马车赶赴几十公里外的会场。散了会，天色渐晚，她们想返回居住的大队部，但大马车已离开。当听老乡讲只有两三小时的路程时，有着青春朝气和果敢精神的她们，执意自己走回去。由于对地理位置不熟悉，她们越走越感觉不对劲，又往回返，结果迷失了方向。后来天黑了，更无法寻路，最后在一座残存的库略旁，三个人挨了一宿。秋天的草原，也寒风习习，而晚上又下了一场小雨，当时的窘境可想而知，甚至她们都担心再也去不了北京见不到毛主席了。我们在家的知青，以为他们住在畜群点上，对此全然不知。直到第二天见到她们一个个灰眉土脸地回来，才知道究竟。这是我们这些刚离开学校大门的知青，到草原后第一次遇到的挫折。

    这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到自己刚到大队时根据当地老乡介绍绘制的全大队居住地和畜群点分布图。“如果当时她们手中有这样一个分布图可能就不会迷路了。”当自己拿出这份分布图时，很快就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找到了迷路的位置。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这份分布图手绘了一张地图。在以后，还注意不断向当地牧民打听询问，充实手中的地图。正是这一份份手绘的地图，使我们知青掌握了全大队的地理方位。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有了手绘地图，我们可以径直到达目的地。不管是牧放牲畜，还是赶路，抑或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失散的牛马，再也没有出现迷路的情况。随着我们在大队时间的延续，队里的所有居住地和畜群点都逐渐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些手绘的地图也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作用。

    前不久，我在《情在第二故乡》一书的附页里见到了一张详尽的四子王旗地图。这张在我们插队38年后见到的地图，勾起了我对手绘地图的回忆。现在这张印制清晰、精美的地图，不仅有我们公社的整个区域，而且还清楚地标明江岸大队的不少畜群点。我凭着脑海里的记忆，几乎把队里所有的地点全部补齐。看着这份地图，心生感慨：“要是当初有这样一份地图多好啊！”它不仅能使我们在草原少走许多弯路，合理安排畜群，开辟新的草场，或许还能在当时和老乡们一起为牧区改天换地多做一些事情，多有一点贡献。

 驯     驼

    驯驼

    电影《图雅的婚事》因同时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奖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家喻户晓，一幅印有图雅和骆驼大幅剧照的广告遍布影剧院和媒体版面。人们在关注女主角余男扮演的图雅形象的同时，对照片中占据主要位置的骆驼也发生兴趣：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是一根什么东西？那一根细细的绳子怎么就把号称“庞然大物”的骆驼驯服得让人驾驭？

    骆驼鼻子下面穿着的东西叫“鼻拉”，是当地一种叫布敦的植物枝干削制而成，一端形状像粗锥子，另一端有分叉作挡头，是人们用力活生生地从骆驼鼻子下面厚厚的唇肉中穿过去后再系上那根缰绳的。内蒙古牧区散放的骆驼，只有经过反复训练之后，才可以仅用这根细细的缰绳驾驭它。

    由于我在内蒙古牧区插队五年之久的经历，对骆驼不仅很熟悉，而且每年冬季它都是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那训练骆驼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说到驯驼，当地人叫“调骆驼”，可能是调教骆驼的意思。别看骆驼是食草动物，样子很温顺，但站在人们跟前也是个庞然大物。特别是草滩上散放的骆驼，也是野性十足，没等人靠到跟前便跑得无踪无影。当地牧民一般在骆驼三岁时就开始调教，主要是小骆驼个子和力气都不是太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可塑性强，训练出来会更容易些。

    驯驼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往往不仅要求骑技好，而且能熟悉它的秉性，掌握它尥蹶子的规律。这不是一般骑手就能做到的。当年我们大队里能调骆驼的也就那么四五个年轻人。调驯一个骆驼需要三四个回合，每个回合两三天时间。所以当年驯一只骆驼，队里给记10个工。我在插队的日子里，每年冬天都要骑骆驼，尽管骑技不错，但绝没有达到可以驯驼的水平。当时自己年轻气盛，看到别人调驯骆驼，羡慕之余总也想试试，但终究未成，只是骑过“半不拉生棒”（别人调教过一两个回合后，仍须带笼头和栓腿拉绳的骆驼）。这种半不拉生棒骆驼虽然未完全驯服，但正是由于它还有不少野性，所以轻盈的身体弹跳柔软，灵活的腿脚跑起来速度快，人骑在上面既舒服又过瘾。

    “半不拉生棒”骆驼的速度和骑在上面的舒适我是领教过的，这往往也伴随着风险和挨摔打的考验。记得那年，牧放驼群的驼倌给我捉了一只“半不拉生棒”骆驼，这只被驯驼手称为“小吉普”的骆驼四肢高挑，身体轻盈，骑上它确实像坐小吉普一样，鞍座随着跳跃柔软舒适，一撒缰绳跑得飞快。只是调驯的时间短，左手要紧抓笼头缰绳才行，一上一下也须狠揪提脚绳它才肯卧下。有一天早晨天气很冷，我捉回“小吉普”到井边饮完水，连拽缰绳带狠揪拴腿绳稍倒它，刚骑到驼鞍子上，它嗖的一下就起来了，没走几步，就尥了蹶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我，没用几下子就从骆驼身上摔了下来。我从地下爬起来后，抚拢了一下落地的臀部，又拽到它骑了上去。它又啪唧啪唧地尥起来，结果又把我摔下来。两次从高大的骆驼身上掉下来，分别摔到了臀的两边。虽然没有伤筋骨，但是因为这次意外，弄得我一个多月进屋里不能坐，只能靠墙站着，晚上睡觉只能趴着睡，真可谓吃尽苦头。这些苦痛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当我们在30年后，重新回到插队生活过的第二故乡的时候，骆驼已经成为少见的牲畜。原来队里200多只的骆驼群，分畜到户后，许多牧民将无法散养的骆驼都卖掉了。听牧民们介绍，这不仅是因为牧民家家户户都有了摩托车和汽车，骆驼再也不是冬天牧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而且也因为牧放骆驼需要的草场大，牧区实施退牧还草后，大片的草场围起了草库略，限制了牧驼的活动区域，并且牧驼付出的劳动量多，远不如牧羊经济效益高。就连几代以牧驼为生的老驼倌家也改为以牧羊为生，仅仅留下了十来只骆驼。我们返乡驱车几百公里，沿途也只见到零零散散的几只骆驼。如今骆驼成了少见的稀罕之物，但是它那其貌不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为人类服务的秉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奔波之余下车小憩，我望着一望无际的草原，蒙眬中产生了对当年成片骆驼群漫布草滩情形的怀念，对那当年骑着骆驼悠然自得的心情的向往，对骆驼给我们带来的摔打、磨炼和诸多方便等亲身经历的留恋……

 一线电话

    一线电话

    北疆草原四子王旗是乌兰察布盟所辖几旗一市中的一个县级行政区，但是其面积却占全盟的57%，可谓幅员广阔。我们插队的脑木更公社方圆近200平方公里。我们大队东西长有50多公里，南北有60公里。

    幅员广阔对畜牧来说，是再好不过了。宽广的草原上，三三两两地分布着畜群。但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为通讯联络带来了许多不便。报刊杂志经常是要延误七八天，有时天气不好或赶上风雪，经常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通常牧民们都是由过路人给捎话、捎信或报纸。后来公社委托我们江岸和哈沙图大队确定了一名通讯员，每周到队里来一次，送些信件、报纸书刊和公社的信息。因为通讯员不算正式职工，在队里拿工分补贴，所以积极性也不高，刚干时还行，后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公社和各个队的联系仍然不通畅。

    为了解决通讯联络的不便，公社终于下决心，组织四个大队集体安装有线电话，为此从各大队一次性交纳2000元，用于购买架设电话线的杆子。美名曰电话线杆，实际就是树干削成的椽子。公社雇人从公社到四个大队隔一段立一根杆子，把一根黑色的金属线架在杆子上。

    电话终于装上了，这也成为方圆几百公里的大事。我们大队部由于经常没有人，电话就安在了饲料地队长韩三的屋里。饲料地的人们都来看这个现代化的玩意。由于一根线连着，另一个回路靠的是深埋的导线。电话虽然通了，但是声音很不清晰。接电话的人经常是扯着嗓子高喊，对方才能听到。能相隔数十里听到对方的声音，人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新奇和喜悦。

    有了电话作为通讯工具，方便了公社与各大队之间的联系，公社有什么事很快就通知到队里。过去有个什么消息要五六天才能传到畜群点，现在有什么重大消息、重要的事情，公社一个电话过来就知道了。有一次来暴风雪，公社提前得到了气象预报，立刻电话通知到各大队，我们在饲料地接到电话，即派出多人到各畜群点通知，牧民们得到消息及时赶牲畜回返，从而避免了牲畜损失。我们插队的时候，当地的畜牧业仍保留着传统的畜牧方式，野外放牧全靠风调雨顺，气象预报为牧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皋北常年有风，冬春季里更是狂风乱舞。凛冽的大风无情地扫荡着宽广无际的草原。那些孤立无援的电话线杆就成了难以逃脱的牺牲品。即使天气风和日丽，漫游在草滩上的牲畜也经常会在电话线杆上蹭痒，把杆子挤倒。电话线杆一倒，联系就中断。韩三屋里红色条案上的电话机经常就成了中看不中用的家伙。尽管发现杆子倒了也会派人去修，可是与公社的联系也经常时断时通。尽管如此，我们知青也从这一线电话里接听了许多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消息。

    我在牧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一线电话最先得到了喜讯。当时公社党委通过了接受自己入党的决议，党委秘书李连生及时用电话告诉了我。这时候得到这个喜讯等于是当地党组织对我插队五年经历的一个肯定，当时自己喜悦的心情无法言喻。再有我被推举为工农兵大学生选调上学也是从一线电话得知消息，随后自己骑马去公社取来了上学的录取通知书。由于早得到了消息，使我有了较充分的时间与情深意长的老乡们话别。

    一线电话已成为牧区特定的一段历史，尽管现在看来，那时的一线电话是那么的落后，但是对当时封闭多少年的草原来说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现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在我们所在的草原降落，当地已经安装了无线通讯网，手机信号几乎覆盖了整个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用手机拨通号码，都可以接通全国各个地方。但围绕着一线电话的那段亲身经历，我却永远难以忘怀。

 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

    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

    ——写在赴四子王旗参加纪念知青插队40周年活动归来

    从内蒙古归来，朋友见了我就说，又回第二故乡啦！掰开手一算，可不是，自1998年开始，我已经先后回去五次了。我对第二故乡的感情，引发了不少熟人猜测，有人说那有留下的家产需要照看，有人说那有昔日“小芳”割舍不断的眷恋，甚至还有人说那有当年“孽债”血缘的牵挂。有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追问自己，为什么那么愿意重返故地，为什么向往那一片远在北疆的草原？用许多当年的老知青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就能回答的问题。可我总觉得，这又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返乡途中，我思来想去，觉得或许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中的缘由。

    一是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这不是每一个同龄人、同代人都能亲历的。

    二是那一份真挚感人的情感，这不是简单的朝夕相处所能感知的。

    三是那一股伤筋动骨的付出，这不是寻常的汗水和心血所能描述的。

    先说那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68年“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这些从“文革”热潮中还没有转过弯子的年轻人，离开家乡、离开城市，来到了人烟荒芜的塞外草原。巨大的思想落差，跌宕起伏的环境对比，不是一两句“建设边疆”、“接受再教育”所能说服的。在“广阔天地”的时间里，我们顶烈日、冒风雪、战严寒，艰难曲折，一路筚路蓝缕走过来。我无法忘记，那忍在心头里的疼痛，流在被窝内的眼泪，刻在筋骨上的内伤，甚至自己曾经几次从病魔和死神的魔爪中挣脱的亲历。饱尝当时罕见的疾苦，饱受难以遇到的磨难，饱经刻骨铭心的锤炼，用那短暂的青春时光，换来了终身难忘的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

    再说那一份真挚感人的情感。我们这一批人，曾满怀激情地参加“史无前例”的“文革”，又怀着一腔热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广阔天地”。可谓是心向党、情真切，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然而当这一切面对的是高不可攀的蓝天白云时，这份真情便自然而然地被传递给当地的蒙汉牧民。在那插队的岁月里，当地蒙汉牧民伸出了宽大的臂膀，善待这群天真无邪的青年。这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没有对所谓“可以教育子女”的歧视，更没有对“外来人”的抵触，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不仅让我们学会了牧业的活计，而且掌握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本领，更主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世间仍有真情在。日久见人心，真心换真情，在这里我们有了朋友、有了亲人、有了知己、有了同甘共苦的兄长，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

    最后说那一股伤筋动骨的付出。在皋北草原的日日夜夜里，我们为了改变牧区面貌，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思想准备，迎来了战天斗地，摸爬滚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永无休止的劳作。太阳晒黑了臂膀，扁担磨出肩头的厚皮，与铁锹、锄把、镰刀和剪子相伴，结出了满手的老茧。在热血绽放出鲜红的花朵、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果实的同时，许多知青因体能和身体透支，留下了永久无法消除的病痛和疾患，更有知青在这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有人为这个时代贡献了智慧；有人为这个时代付出了心力；有人为这个时代奉献了青春。知青正是这个时代三者无一幸免的“佼佼者”。正是由于这种付出和奉献，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新和改变。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永恒的议题，承受了时代的诸多不幸，却难以享受到时代的荣耀。当知青这个特殊的名称进入史册，只有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才不会忘记那如火如荼、蹉跎跌宕的岁月。

    那排土房，那块土地，那片草原，传承着怎样的寄托，负载着怎样的企盼，牵系着怎样的感情……每当想起第二故乡，我内心难以平静，血液循环加速，思绪泛起多少年的积淀，向往愈加急迫，回忆愈加清晰。所有这些，怎么可以是用简单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得了的呢？

    正是那片土地，记录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那片蓝天，传递着异乎寻常的情感；那片草原，浸润着来自远方青年人的血汗。当年我们吃的那份苦，受的那份累，经历的那些磨难，受到的那些煎熬，不仅没有随着40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反而记忆犹新。那场景、那情节、那状况，时常在睡梦中出现，有时像幽灵不时地在向我们呼唤，催促着我们常回去看看。每当我回到这第二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回顾、回想、回溯；这里的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欣喜、欣慰、欣羡、欣幸，仿佛我们当年撒下的种子正在这里生根、开花、成长……夜深人静时，我久久难以入睡，心头时常涌起抽丝剥茧般的感触……转眼40年过去了，我们已逐渐进入了暮年，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不让人魂牵梦萦呢！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

    赵兹

    作者简介：赵兹，男，1968年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一学生，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1978年从事新闻工作，专业职称为高级记者，曾任《经济日报》海外中心副主任兼港台部主任、参编部副主任兼“经济内参周刊”主编，香港《经济导报》第一副总编辑兼总经理。1992年，曾作为首批大陆记者团成员赴台湾采访；1997年和1999年，曾作为《经济日报》领队及特派记者赴香港和澳门采访回归。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1）

    一接受“走资派”再教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文革”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文革”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文革”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区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扇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2）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文革”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文革”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写了《白虎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等几本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极棒，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往复。他后来对我说，在“四清”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接受“走资派”再教育（3）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打电话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阕写实，下半阕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代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时间还要快。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文革”后，罗列去了汕头大学当副校长。离休后，他每年往返于北京和汕头之间，现已年近九旬，且患有高血压，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正在撰写他的回忆录。2008年5月，我的好友、上海《文汇报》的记者徐晓蔚告诉我，他近日在沪见到了罗列，还对罗老说起了我。罗老说，我认识这个赵兹，他后来去《经济日报》了。徐晓蔚的父亲徐中尼和罗列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

    张隆栋“文革”后，回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这期间，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看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著。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了：“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至于余致浚，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后从人民大学离休后，已于2006年5月一个深春的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地走完他的一生。

 我所认识的郭小川（1）

    二我所认识的郭小川

    郭小川是我中学时代就十分仰慕的诗人。他的《望星空》《雪和山谷》《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等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再一行一句地抄写，足足有两大本子，然后又借给另外一些人传抄。我后来也尝试着学着写些诗，郭小川是我心中的老师。

    一机床副总工程师马敬仲，是位诗歌爱好者，我们俩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是国内铸造领域的专家，且有多本著述。我后来到报社后，曾以他为素材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与黑砂打交道的人》。该文被北京作家协会评选为优秀报告文学，还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过。至今，我还常会与他和原一机床党委书记姚万义、办公室主任沈群聚会聊天。

    马敬仲恰好是郭小川的好朋友，“文革”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与郭小川相识。就这样，他时常把郭小川的各种信息告诉我，并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把我带进了位于虎坊桥的郭小川家中，记得那里离北京友谊医院很近。郭小川被“四人帮”迫害，当时在河南下放劳动，难得回一次北京。那天去看郭小川的，还有北影四大名导演之一的崔嵬、新疆军区文工团作曲家田歌等。

    凡与郭小川接触过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真诚”两字。社会上人们大概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或记者，其实，按世俗观点来说，郭小川可是位大干部，他资历很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时曾做过王震的秘书，“文革”前是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

    郭小川那天谈了很多对诗歌创作的看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到对环境的营造时说，要有能力，描绘出真切和有个性的环境。并举例说，如写非洲，就应该有沙漠和棕榈树。为增强艺术效果，就要通过创造鲜活的形象，吸引着读者跟你走，然后，你突然一转身，再把他们领向相反的方向，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奇。能否做到这样，你就不能仅用那些别人常用的陈词旧语，要有创新，要学会创造新鲜生动的词汇。今天想起，郭小川所讲不仅是指诗歌，还暗指当时蔓延在社会上千篇一律的假话、套话、空话和大话。

    崔嵬那天话语不是很多，可我对他执导的《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及在《红旗谱》中饰演的朱老忠印象深刻，我们那代人是看着这些影片长大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魁梧身材、浓眉大眼，以及不时发出的朗朗笑声。《草原之夜》是田歌20多岁时的成名之作，一直传唱至今，而人们一想到他的《葡萄架下》，眼前就会出现梳着好多小辫儿的维族姑娘在跳舞。他和小川是创作伙伴，《边疆处处赛江南》就是他们联手的杰作。那天，他在谈到自己的新歌时，还边唱边舞动起来。

    在当时郁闷的社会环境下，忽然置身在这么多良师益友中，我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从干涸的沙漠走进了伊甸园，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与愉悦。我把刚买到的郭沫若新作《李白与杜甫》，送给了郭小川。

    那天聊到很晚，几次告辞都被小川挽留，他还颇带神秘的表示，要到书房去一下，有一首新诗要稍许修改，然后朗读给大家。他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夫人杜惠笑盈盈的走来，端了盘西瓜要大家边吃边等。

 我所认识的郭小川（2）

    这首新作就是后来刊登在《新体育》杂志上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也是给郭小川再次带来灾祸的作品。江青看到这部作品后曾说，这个“老修正主义分子”又出来了，说这首诗是《571工程纪要》的翻版，并把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照亮了千家万户”牵强附会，大谈太阳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何来另一个“崭新崭新的太阳”，把反毛的罪名硬扣到郭小川的头上。后来还听说，林彪一家在温都尔汗摔死后，在毛家湾搜查到的叶群遗物中，有一个本子上发现了“文艺问郭”的字句，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也成为了郭小川的新罪证。

    大约是1975年秋季的一天，马敬仲悄悄把一沓稿纸交给我，并把上面“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的字句指给我看。原来，这是郭小川新近的诗作及他的特别注明，先是在朋友间传阅。这就是那首不知打动过多少人心的《团泊洼的秋天》，我把它带回宿舍，一口气读完。至今，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还能背诵出其中那些叫人过目不忘的诗句：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出的红色天涯。”尤其是诗中几次出现的问句“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道出了在当年那个特殊岁月中，人们寓景寄情的愤懑心声。郭小川写这首诗时，还在被隔离审查。但他坚定地表示：“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这写自“四人帮”倒台前夕，启迪人们精神解放的抗争诗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罕有而凄美的天鹅之声。

    如今，小川已逝世多年，可他一直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各种研究文章和他的作品集不时和人们见面，这种现象在中国，对于一位诗人来说是罕见的。尽管他在一些人心目中仍是“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诗人”的形象，但更多的人，则是通过12卷的《郭小川全集》，尤其是全集中占了一半篇幅的日记、书信、检查等内容，看到了一位诗人的全部和真实。社会上一般的全集出版，多为展示作者的完美，甚至还要承袭“为尊者讳”的传统。但《郭小川全集》的编者，也就是小川的家属，承袭的却是他真诚坦白的襟怀，还了一个完整真切的郭小川给读者。

    郭小川的全家我都认识。小川在世时，在他的要求下，三个子女郭小林、郭岭梅和郭晓惠全部下乡务农，可他们个个性格鲜明、学有专长，郭小林后来成了著名诗人、文学刊物编辑；郭岭梅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晓慧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外语系教授。

    1989年9月《郭小川家书集》出版，杜惠赠书一本并写道：“赵兹同志：值此小川诞辰70周年，谨奉上家书一册以留念。”

    2007年5月，在马敬仲和他的夫人胡慧敏的安排下，我来到他们家中，同86岁高龄的杜惠老人，还有郭晓惠和郭小林、杨桂香夫妇及女儿一家聚会。大家久别重逢，谈笑风生。郭小林将他的诗歌新作《越狱》交给我看，其文其情，颇有其父之风。郭晓惠此时已在人民大学完成了她政治学的博士学业。我事后看到她以郭小川人生和创作经历为个案撰写的博士论文《政治控制的实施与内化：以1959年体制知识分子郭小川的遭遇为个案的分析》，那是一篇难得的具有填补该领域空白的作品。杜惠那天不仅送了我一张她的新照，还有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

 我所认识的郭小川（3）

    2007年10月30日，《中华读书报》以《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我所认识的郭小川》为题，刊登了我写的文章，同时附有那天我和杜惠、马敬仲、郭小林和郭晓惠的合影照片。同年11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文摘》报也转登了这篇文章。在许多转发该文的网站上，一些网友也纷纷表达了对郭小川的怀念。

    2009年2月7日，我们又再次到杜惠位于黄寺的家中聚会，这次郭岭梅和他的女儿，以及晓惠的夫婿也在场。杜惠比起我们一年多前见面时，显得还要精神。她告诉我，为了支持四川抗震救灾，她将吴冠中、赵朴初赠她的书画作品送荣宝斋拍卖，筹得80多万元善款，老人家又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郭小川精选集》。

    回家后，我急切地翻开精选集，读着读着，一位纯粹透明、待人以诚、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可敬长者的形象又浮现在了眼前。第二天，马敬仲来电，和我讨论了阅读这本精选集的心得感受。

 老三届们（1）

    三老三届们

    我们那代人，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批人，现今大约已有五六十岁了。社会上亦被称作“老三届”，是专指1966年至1968年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这批学生，全国加起来，有几百万人，我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那代人确有点“生不逢时”的味道，出生时在激烈变革的1949年前后，那时他们的妈妈们可不会像今天的准母亲们，还懂得有保胎期及胎教之类；到了十多岁长身体时，逢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到了该上大学的岁数，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乡；好不容易“文革”噩梦结束，又集中面临返城、考大学、找工作、找住房、找对象、结婚生子，然后，还要为今天已和当年自己同样年龄的儿女考大学、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奋斗的差不多了，也到了该下岗回家的年龄。

    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个封闭无知的年代，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那代人的生命底色大抵相同，头上顶着的都是同样的太阳，嘴里唱的都是同样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样的意志，血管流淌的都是同样的鲜血，可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命运会在何时把自己遣向何方。

    由于生活在年代的断层，那代人徒有莫名的激情，精神资源却相对贫乏，尤其缺乏系统而正面的知识背景。造成他们的可悲处，就在于人生的每个年龄段，却不能做在那个年龄段应该做的事情。时空断代，人生错位。至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留有各自在那段历史时期的抱憾和隐痛，一些人谈起，还会对当时被裹挟在剧烈社会的变动中，被强行拿走的自己的未来而心有不平。

    但每个年代又有每个年代的时髦。如果问那代人的追求是什么，我当时笔记本中抄录的这段毛泽东语录可以回答：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这就是我们那代人当时的座右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尽管今天看来，会让人感到那么的“假、大、空”。

    我是个标准的“老三届”，只是没有下乡回城这段经历。1969年3月8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工人。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北京六十五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头一年的暑假，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颇具戏剧性。那些日子，许多同学都接到了自己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毫无音讯。烦闷之时，我在家里靠街门的小屋，想听听音乐消遣，家里有几张33转的黑色老唱片。

    我家位处北京市中心，距今天的老舍故居不远，是曾在空军工作的父亲所在华北空军司令部安排的。街门上方挂有个蓝色的圆形搪瓷牌，写有“光荣军属”四个字，逢年过节，就有附近中学的学生们上门来帮我家打扫庭院。

 老三届们（2）

    院子分前后两截，由花砖路连接。中间有一道圆形拱门。前院种着一些蔬菜和向日葵，常常没等葵花籽长熟，我就偷着掰些来吃。后院有一棵丁香树和一棵大榆树，一到夏天，满院子飘荡着丁香紫色花瓣的香气。逢到秋季，大榆树结满了榆钱儿，阿姨刘大娘会用它和着玉米面蒸窝头，一口咬下，满嘴清香。房前还有一大架葡萄，记得每年冬季前，母亲都要将葡萄枝蔓盘起埋到土里，待来年中秋前后，伸手就可摘到一串串深紫色的玫瑰香。可惜“文革”中，经过红卫兵抄家，后又强行搬进些不速之客，好端端的一个院落被糟蹋成了个残破的大杂院。

    我先把姐姐从旧货店买来的电唱机插销接上电源。所谓电源，其实就是房顶悬挂着的电灯接口。当我的一只手向上正要拧开灯泡时，突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促使我的另一只手，甚至整个身体也凑了上去。就在这一刹那，灯泡与接口突然断开了，我被重重地从屋里甩到了门外，一阵昏厥，两个手指也被灼成黄色。我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大脑一片空白。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邮递员的喊声：赵兹的信！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我的第一志愿学校六十五中录取了。

    六十五中是北京唯一一所纯高中学校，其前身是北京育英中学，始创于1864年，冯玉祥、胡适都曾为学校题过辞、匾。1949后，学校拥有杨天恩、黄子彦、刘耀昕、唐景一、蓝倚年、齐连昶、仇焕香、孙强、孙鹏、王万海、刘茵等一批优秀师资，其中黄子彦是北京中学中仅有的四名特级教师中的一名。学校还有着当时一般中学所没有的室内打蜡木板体育馆、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用当时民主德国总统名字命名的“皮克班”。

    优秀的教师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学生，1962年在北京市数学比赛中，唐守文获得第一名，受到华罗庚的接见。学校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各种文体项目也造就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同学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文革”前有著名导演夏淳、著名演员刁光覃等。“文革”后，有中国实验话剧院演员剧团的团长艾俊迈，空政文工团著名话剧演员舒悦宣，《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陈晓钟。还有名倾京城的书法家赵家熹，他仅长我一岁，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级教师，可惜于1999年英年早逝。其最后一幅作品是写给我的：“铁石梅花气概，山川香草风流，赵兹同窗吾弟雅教，丙子仲秋家熹”，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在下笔前，左手攥成拳头，按在脑旁拟词，右手则在砚台上润笔的情形。

    我小学时喜欢乒乓球，在景山少年宫练习，教练叫庄正芳，他也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的老师，我因此在同学中常以庄则栋师弟自诩，得意过好一阵子。上高中后，我参加的是跳伞训练，逢周末会去龙潭湖畔的伞塔学习跳伞。先是地面练习，在双膝间夹上一根树枝，从一个台阶上向下面的沙坑反复练习蹲跳，而且树枝不能掉下来，然后再练习不脱钩跳伞，一直到最后可以脱钩跳伞。当我置身于数百米的高空中，悠然向下俯瞰，美丽的北京尽收眼底，年轻的心在祖国的蓝天上翱翔。

    “文革”开始后，父母被关进“牛棚”。班主任孙深委婉的通知我，记不大清他当时所说的理由了，反正是从此中止了我的跳伞资格。在此之前，我曾报名参军，也是报考空军，并一路过关斩将。身体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自然是和家庭有关，没能实现上天的愿望。否则，我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模样？

    此外，六十五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中科院院士白以龙、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文学家刘心武、足球教练金志扬等。2005年，我曾荣幸地与这些杰出校友共同成为校友理事会理事。

    那个年代，想考大学的初中生都会力争考取这样的优秀高中；而不准备上大学的，则会考取中等专业学校。大家目标明确，心态平和，理性选择，各取所需。不像现在这般，一人考学，全家紧张，千军万马拥挤在高考的独木桥上。

 老三届们（3）

    当“文革”这场反文化的“革命”，把所有大学的校门关死后，也把全国千万青年的心关死了。尽管后来，我得以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本科和第一届研究生考试，但直到30多岁才得到袁宝华校长颁发的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证书。

    “文革”初期，社会乱作一团，满街抄家的抄家，随便给人剃阴阳头的剃阴阳头。昨日还是同桌的学友，今天却因出身不同而反目成仇；昨日还是人们熟知的领导和名人，今天皆成了阶下囚。大街上充斥着游行队伍和革命口号，火车中塞满了各地串联的学生，报纸的头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毛泽东和他的林副统帅身着军装，检阅浩浩荡荡红卫兵大军的巨幅照片。有时，一张报纸头版的全部版式，仅会被两条标语和一幅照片填满，堪称报业奇观。

    16岁的我，环顾左右，茫然不知所措。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我就常常躲在同班同学文斯家中看书。他家在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的一条叫板厂的胡同里，我只知其父是《九歌今译》作者文怀沙，当时还被关在监狱中，家里只有文斯的奶奶，我们都叫她婆婆。婆婆待我很好，不仅给我做饭吃，有时还叫我住在她家里。

    文斯在“文革”后去了日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1993年我到东京在电通公司研修，他曾到我住的热海庄酒店看望我。其弟文京一度还常常和我联系，探讨过如何提升其父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谁知文老“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时会出现在电视屏幕和报章杂志上，且时发出惊人骇世之语。我则借着在采访“两会”期间，和这位年近百岁，却有着年轻人般心的政协委员共忆往事。

    文家的后院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堆满了书籍，古今中外，林林总总，还有郭沫若等的大幅照片和题字，堪称一座迷你图书馆。记得常来这里的，还有当时许多所谓黑帮子女，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乌兰夫的儿子苏尼特等。

    那时尽管生活清苦，际遇险恶，但大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我们那代人从小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每学期还要到农村参加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心里装的、嘴里说的全是天下大事。

    “倾心毛泽东，矢志工农间”。当时我们的关注所及，近在一知半解的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远则到了在南美丛林中打游击的切·格瓦拉，也就是当年的世界革命。

    到了“文革”后期，已不再言必称毛泽东了。我们阅读的书籍已转为苏联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扎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南斯拉夫铁托的战友德热纳斯的《新阶级》，还有日本记者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由于在朋友圈中传阅这些书籍，我还被一机床的军代表找去谈过话。

    说到读书，我曾亲身经历过两次黑色幽默。一次是在去云南的火车上，我正在看一本德国作家席勒的《强盗》，列车员过来，声称要没收。在一旁的同学灵机一动，指着封面上席勒的侧面头像说，这是列宁的书，列车员疑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外国老头，我才得以化险为夷。到了云南后，成天没事干，就去当地图书馆借书看，在软磨硬泡下，图书仓库的管理员终于答应了。但他一本正经地说，他只能借给我们内容是1921年以前的书，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些书里不会有反党内容。

 老三届们（4）

    在“文革”初期的混乱稍许平静，上山下乡风潮还未开始之前，有过一段百无聊赖，心灵迷茫的郁闷时光，生活的出路，思想的出路，未来的出路，大家都在寻找出路。

    一次，大家在聊到50年代毛泽东曾认为，只给农民“确保私有”是小恩小惠，应组织农民搞合作化，快步进入社会主义。他还引用了孔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的古语，只是把“好行小慧”改成了“好行小惠”。

    这是因为河北遵化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它由23户贫农组成，是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合作社，被称为“穷棒子的合作社”，毛泽东对其大加赞扬，认为它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它说明“鸡毛可以上天”。于是，有人提议应该去那里做社会调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称它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很快的，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就组织起来，兜里装上笔和纸，没有路费，傅亮就带头拦截运货汽车，最后还扒上了运煤的露天火车。

    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黑帮”子女的故事（1）

    四“黑帮”子女的故事

    “文革”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家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文革”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文革”后于光远、还有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文革”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着一辆汽车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珮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文革”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黑帮”子女的故事（2）

    在“文革”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文革”后的教育部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迫害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姐姐张燕霞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因家庭在“文革”中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就亲眼目睹过，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的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张燕霞的：“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的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才是个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岁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文革”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到中国大饭店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30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姚宏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黑帮”子女的故事（3）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六十五中隔墙相望，因此“文革”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著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文革”前的中宣部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九评》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文革”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从沙滩住家被迫跳楼自杀。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分别去了内蒙古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伤寒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顺便说一句。近年流传的，在“文革”中北京知青缅甸来信的作者张育海，当时我们在一起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

    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不久，张育海就去了缅甸打游击，后牺牲在那里。其间，他的战友曾回过北京，向我们介绍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还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纱笼等。那时，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我至今还保存着张育海写自缅甸那封信件的手抄本。

    听说，今天还有许多人收藏着“文革”期间出版的各种小报。当年，这些小报我和姚宏经常买来看，并分别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过的报纸寄给对方。后来，当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沪线上当列车员，就通过她为我和姚宏传递报纸。记得第一次请她帮忙时，我给姚宏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此人不错，可以一聊”。谁知，他们两位就真聊了起来，一直聊到谈情说爱，一直聊到成家立业。

    如今，桑敬民已从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还时常外出讲学，继续诲人不倦，并出版了她撰写的《华夏传统文明教程》一书。而姚宏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先在著名的同仁医院任副院长、在北京卫生局医疗处当处长，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做司长，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型领导人物。

    记得“文革”后不久，一次我到姚宏原先的住处史家胡同八号去玩，我见到了姚宏的母亲韩静，尽管她也曾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可看上去身体挺好，当时好像在中国社科院做干部人事局局长。

    于光远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和姚宏还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于老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间支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还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在上面信手写下。2002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主持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时，请了于老与会，我还和他聊起了此事。

    工作多年来，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尔一起携家外出郊游，或相互串串门儿。2002年，姚宏赴台湾访问途经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他乡遇故知，我们俩在我的住处一直聊到深夜。“文革”经历自然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他表示，若没有“文革”，若他没有下乡，他绝没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做事那么难。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殚精竭虑，严以律己的重要缘由。

    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到云南上山下乡（1）

    五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文革”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文革”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青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了百亿元。

    当时的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东北、内蒙、云南和新疆等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这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年轻人过着算是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另一种是去偏远、落后、贫穷的农村插队落户，建立一个个“知青点”，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就劳动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收入很低，生活很苦。知青来后，无异于与民争食，不仅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家里接济。

    一批批知青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少数人的确是怀着反修防修、锻炼成长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但多数人却是带着难言的苦衷，被动员、强制而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而此时的我，为了摆脱在北京毫无希望的生活，同时按照我的性格，是愿意去建设兵团的，这样会和众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生活，精神上应当是愉快的。作为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同时受到《边疆晓歌》《西双版纳的密林中》等小说和电影的影响，我在没有被分配下乡的情况下，一时兴起，与先期分配去云南建设兵团的同学一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记得同行的同学有齐孝源、张荫堂、乔森涛、朱小米、梁景文、刘志刚、孙炳成、李红，还有北京二中的陈景茂、王世平、曹振东等。

    那时，从北京开往云南的火车需要几天几夜，中途会碰到铁路被水冲坏的情况，沿途还不断的有人上车，甚至连座位下面都塞进了人。头两天，我们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还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可以分享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后几天，就开始没吃没喝了。

 到云南上山下乡（2）

    这时，我才知道，在没饭吃的情形下，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每当火车停站前，就有几个人等在车门旁，火车一停就迅速跳下车去，快步冲进铁轨旁的甘蔗地里，合力拔起一根根甘蔗，然后，拖着就往火车上跑。有时，会遇到各种野兽，一次，曾有只狼扒到了车窗前。更多时，会遇到农民在后面追赶，火车上的人则同心协力，纷纷聚到车门口，一时间，车上的人攥住甘蔗的一头，车下要抢回甘蔗的农民则拽着另一头，如同拔河一般。决定胜负的时候，往往是火车的启动之时，这时，火车下的农民保证会溃败而归。

    好不容易熬到了昆明火车站，现在的印象中，当初的火车站好像仅有几间小房子，四周一片空旷。我们找到了先期来云南的高三同学李金铃、顾君德和王燕生，不久，去西双版纳兵团的同学被接走了。我们几个由于没有下乡手续，只得和后又抵滇的北京二中的夏之东、陆其等一起被迫困顿在昆明。

    昆明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大街上常可看到巨幅通缉令和打有红勾的死刑犯宣判通告。我们在来云南的火车上，曾听到过有关“滇西挺进队”的传言。据说，这是“文革”前，在云南深山老林中修路的一批农民，“文革”中，这些人离开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岭，出来闯荡，他们身穿解放军服装，手持武器，四处抢掠，有的人甚至满胳膊上戴着抢来的手表。

    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进昆明不久，这伙人就被我们撞上了。我们当时暂住在一个单位四层楼的招待所里，刚在三楼安顿好行李，就听外面有人惊喊，滇西挺进队来了！如同《智取威虎山》戏中有人喊：“座山雕来了”一般凄厉。跟着就是一片嘈杂慌乱声，人们纷纷从楼下往楼上跑。我们赶紧用双层木床抵住房门，并商量着对策，有同学说，他们要是上来了，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慌乱声过后，整座楼却变得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却不见什么动静。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楼下枪声大作，所有人更不敢动弹了。又过了歇许，枪声渐息，我们偷偷从窗户向外张望，啊！楼下的小广场上跪着十多个人，他们双手高举，每人后面有一个解放军用枪指着，天上下着淅沥的小雨。

    又过了一会儿，两辆大卡车开来，解放军将这些人用麻绳一一反手绑住，扔上卡车。驾驶舱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挺机枪朝向前方，车厢两旁是昆明军区持枪的战士，中间则蹲着那些“滇西挺进队”的农民，随着几声鸣笛，卡车就这样开出了招待所的院子。

    类似场景，我们后来在昆明街头时有所见。有同学建议，买来白背心，在洗染店印上“昆明军区”四个字，我们穿上后，个个感觉好极了。

    幸好有个同学亲戚家在昆明，我们就借住于此，但不能什么都靠人家，尤其是吃饭问题。“文革”中，原在山林深处生活的麻风病人也跑到城市里来了。我们没这方面的常识，只听说，麻风病人的外部特征，就是全身的毛发脱落，关节无力，千万要避免和他们接触。我们因此不敢到街上吃饭，就靠吃些玉溪黄梨充饥，也因此使我的削梨皮水平提高很快。这种梨个头很大，手执一把当地少数民族的折叠弯刀，可以闭着眼睛边走边削，整个梨皮会垂下，连成长长的一串儿。

    又沦落到了三餐不保的窘境，但年轻人爱玩的兴致没有降低。滇池边的西山景色秀美，山顶的峭壁上有座龙门石窟，令人称奇的是，整个石窟的建造没用上一砖一瓦，全部以整座山为原料，工匠从山脚开始，沿着逐级雕好的栈道再向上雕刻，一直雕到石窟中阎王手里的毛笔，却不慎将笔尖雕断。追求完美的工匠，为了这最后的败笔，终其一生的心血干涸了，一个纵身跳下山去。

 到云南上山下乡（3）

    山下就是滇池，我们在池边看到一艘倒翻过来被遗弃的游艇，据说，这是一年前死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的。这位刚直不阿的老将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他在吞服安眠药自杀前的遗嘱中写道：“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古人今世，两位老人，山上山下，辞离人世，却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

    放眼500里滇池，烟波浩渺，朝霞满天，渔舟唱晚。长长的海埂大堤像柄利剑，直插入池中，可见有渔民沿岸张网捕鱼，用以养家糊口。滇池，这流淌在云贵高原上，养育着世世代代滇人的圣水，积淀着多少凄美的情感，传唱着无数动听的故事。

    今天却听说，因来自昆明29条河流所携带的污泥浊水注入其中，使这里的汞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四倍。同时，由于围湖造田被过度贪婪索取，使有着340万年历史的滇池几乎成为一池废水，比太湖、巢湖等的污染程度还要严重，真不知何以交付后人！

    好在当时的滇池是干净的，我们下水去游泳。我在游出四五百米后，只见前方渔民停靠船只的平台上，有一个同学已站在上面向我招手了。我用力滑动手臂，想尽快去和他会合，可就在这时，却突然感到水下好像有人在拼命拽着我的双腿，我欲张口呼喊，一股水浪恰好涌进嘴里，话也说不出来了，身体却在被往下拉，我双眼一闭，听天由命，呜呼哀哉，今天要葬身滇池了！

    就在这时，水上方一阵躁动，好几根带钩的竹竿拍打着水面，戳击在我的身上，又是一阵躁动，我被人从水里拉了出来，放在几艘渔船中的一艘上，背部上是被铁钩划出的一道道伤痕。同学们呼叫着我，渔民们拍打着我，我在被平躺后又被翻了个身，一口口水从嘴里吐了出来，而后定了定神，嘿！居然没事儿了。渔民们说，刚才我是被水草缠住了。

    滇池遇险，却也得来另外收获。我们在滇池附近发现一片玉米地，主人是个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征得同意，我们掰下好几个青葱的玉米棒，来到她的住处。泥垒的房屋很高，只在顶部有个小窗户，四壁一片漆黑，整个感觉昏昏暗暗。她点燃柴火，把玉米放到灶台上烘烤，一时间烟雾弥漫，墙壁可能就是这样被常年熏黑的。我们被呛得跑出了屋子，女主人却跟没事儿人似的，一会儿，她就笑呵呵捧着烤好的玉米走了出来，尽管白玉米已变成黑玉米，可吃起来真是又香又甜。我们把兜里的两毛多钱全都给了她。

    但我们不能总靠吃黄梨和玉米过日子。于是，我们找到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徐学惠，她是曾保护国家银行财产的女英雄，与滞留在边境的国民党残部搏斗，丧失了一条胳膊。我记得她身着黑色毛线衣，一只袖管空荡荡的，她对我们来边疆务农表示欢迎，同时希望在办理手续后再来，还为我们安排了回程火车票。

    后来，从云南省革委会边疆组军代表朱刚那里得知，当时在昆明，像我们这样的北京学生有60多人，云南省原来是准备接收的，并在和北京市革委会联系后，北京方面也同意了，还问云南是否可再多接收一些。但就在我们到昆明后没几天，北京却突然来电话，要云南方面动员我们回北京，因为，怕影响北京学生的分配计划。

    最终，我们懊丧而归，无奈返京。之后不久，有次我去看望一个下乡同学的奶奶，老人家在听了我这段经历后，沉思良久，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怎么往那地方去啊？那可是充军发配的地方啊！”

 留在城市里的同学（1）

    六留在城市里的同学

    “文革”中，我们那代人不管是留在城市当工人，还是上山下乡务农，尽管所处的地域和存在的形态有所不同，但在一个被大社会操控的统一价值标准下，大家的感受大体上是相同的。

    尽管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同学之间的关系，却多是以出身和派系划分亲疏，着实荒唐而可悲。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先会被要求公开自己的出身，今天还是所谓“红五类”的子女，也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女，在批斗所谓“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又加了“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后代”，明天“红五类”子女的父母又被揪出，自己也沦为“狗崽子”再被别人批斗。

    这种不确定的戏剧性的身份转化，后又随着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北京的大学中有“天派”和“地派”之分，中学里则有“四三派”和“四四派”之别，一些派别的称谓，其实就是源自中央文革小组某人某月某天的讲话时间。

    由于当时我在编小报，一天，高二同学遇罗文拿来一张小报给我看，报名为《中学文革报》，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卖报。小报头版长文的题目叫“出身论”，作者署名好像是“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其实真正的作者是遇罗文的哥哥遇罗克。记得文中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说：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遇罗克在东四的家中被抓了起来，再后来，竟然被执行了死刑。我没有帮助卖报，但听说这张小报当时在北京一时洛阳纸贵，还被加印了许多。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纯真的青春，被烙上赎罪的红字，却也因此使得保留至今的“革命”友情愈显珍贵。我的同班同学张大平、齐孝源、张荫堂、谢文纬等去了农村，却丝毫不影响与我们这些留在城市同学的友情延续至今。

    “文革”后，张大平在首届高考中上了北京大学，我们在高考前常约在一起复习功课。毕业后，他分配到******工作，现在国务院研究室做社会司司长；齐孝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当办公室主任；张荫堂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一家图书馆，撰写了多部著作；谢文纬从中医学院毕业，后到美国行医，现已成为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且有多本专著面世。

    当时留在城市当工人的同学中有周秉智、肖建文、高哲等。其中周秉智是六十五中仅有的两名学生党员之一，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学的敬仰对象。我曾像跟着大哥哥一样跟着他，他给我理发，给我照相，我们还一起编辑油印小报。他后来从青海重型机床厂调到了机械工业部工作，现在是北京智能电气公司的董事长。肖建文现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管理财务，高哲则一直留在一机床厂当人事干部。

    我从云南回到北京时，恰逢上两届同学都被分配去了农村。北京的工厂里缺少人手，于是，也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我们68届的大部分同学都被分到工厂去当了工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而后的69届又大都被分配去了东北建设兵团。

    当时在北京，能穿件一机床的工作服是件挺时髦的事，可人们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我们这些被分配到工厂的同学，大都被安排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你们是高中生，属于知识分子，需要强化改造。

 留在城市里的同学（2）

    工厂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车钳铣，没法比；锻铆焊，凑合干，要翻砂，就回家”，意思是说，车工、钳工、铣工这些冷加工的技术工种，大家都争着干；铸锻等热加工的重体力活儿却没人愿意干，而我们这些被分到一机床的同学，男生多分去当铸工和锻工。“文革”前，这些工种的人力资源，几乎清一色是从农村招来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我当锻工后，有三年学徒期，第一年每月工资是16元，第二年是18元，第三年是36元，等学徒期满后的工资是40多元。当时吃饭要凭粮票，社会上一般人每月只有二三十斤，而我却有48斤，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每逢中午饭时，师傅们就会一手掐着三四个馒头，另一只手握着根咸菜萝卜，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每天要分早、中、晚轮流上班，叫“三班倒”，还需提前近一小时到班，这是“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的时间。夏天，大家会坐在车间外铸铁焊成的铁凳上，像诵经一样重复着每日千篇一律的内容，目光却追随着对面的工具车间外。那里总有几个穿着花裙子的年轻女工，穿梭在灌木丛中捡拾废铁，就像是几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上班时间到了，先是把全身脱光，换上每日都会浸透汗渍的劳动布工作服。不管盛夏还是严冬，每天的工作程序始终如一：先推开喷吐着灼人火浪的炉门，将一块块数十斤重的钢料扔进1300多度的煤气炉中，近一两个小时后，待钢料烧得通红透亮，就用长长的铁钩拉出炉外，再用一米高左右的大铁钳夹紧，几个人合力举放到铁砧上，随着数吨重的汽锤挟着加速度，急速猛烈敲打着钢料，霎时，地动山摇，震耳欲聋，车间里的几台汽锤同时交替轰鸣，犹如一曲雄浑的地震交响乐。

    此时，飞溅的氧化铁皮和滚烫的机油，不时会钻进工作服的领口和袖口，火烧火燎的，而你却只得握紧铁钳，不能向后躲闪。一次，一块氧化铁皮飞进领口，灼的皮肉嗞嗞作响，我却只得像邱少云一样，忍受着烈焰的考验，坚持到把钢料锻打成图纸所标示的形状，致使脖子上留下了一块烫痕。

    我的眼睛也曾被灼热的铁屑击中，送到北京医院去抢救，至今，我的左眼眼白中还留有一点锈迹。另外，还曾出现过锻打中的钢料，在汽锤重力冲击下，猛地飞窜出来的伤人事件，一个工友的满口牙齿都被打光，脸部也被烫伤了。一天的活儿干下来，油渍满脸，汗流浃背，都要到澡堂洗澡，等十几个小伙子从那个四米见方的浴池里爬出来后，留下的是一层漂浮的黑色机油。

    在刚干锻工的头半年，我下班后每晚躺在床上，仍会感到被火烘烤的脸颊在发烧，耳边轰鸣着重重的汽锤声，迟迟不能入睡。用师傅们的话说：锻工这活儿，好孩子不干，坏孩子干不了。十多年后，一次我陪同朝鲜工业代表团重返一机床参观，和师傅们自然相见甚欢。但遗憾的是，锻工当年的那种工作状况却未见任何改观。

    那时，男同学的状况大抵如此，而女同学多被分去当油漆工，“文革”中没有环保概念，苯中毒成了常见的事情。分到铸工的女同学还成立了“铁姑娘班”，干着与她们在体力和生理上都难以承受的活计，后来，果然有人得了红斑狼疮和癌症，才是20来岁的年轻姑娘啊！

    然而，艰苦的环境也造就了人才。当年从铸工干出来的同学赵家骐，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赵纪平是海南博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还有比我小几岁的，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选刊》主编的杜卫东、《北京青年报》副社长的贺帜生、中国机床总公司北京国机展览中心的总经理周国都等也都出自铸工。

    也是铸工出身的夏家农，后成为法国一家大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2006年，我曾受他邀请，为十几位来华访问的法国市长介绍过中国宏观经济，当我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的富裕阶层人数已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时，我和夏家农一唱一和，让这些大鼻子市长听得目瞪口呆。

    夏家农金发碧眼的法国籍夫人华新民，是研究北京建筑的专家，她曾在其家中用了几乎一整天时间，向我展示各种资料和照片，宣讲保护北京胡同的意义。顺便提一句，她的姐姐华卫民，曾是上世纪50年代中法首部合拍电影《风筝》中的女主角。

    夏家农在高中时就是我的同学。“文革”后期，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找到他的家中，我知道他这时已经在和华新民谈恋爱，可他找我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拿出个砖头大小的长方形盒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微型录音机。

    他按了下按钮，一个柔美的女声就飘了出来，他赶忙把音量调低，同时把窗帘拉上，我们俩蹲在地上，一声不吭，围着放在床头上的这个奇妙的小盒子。小盒子中传出那甜美的声音，感人的歌词，与我从小唱惯的革命歌曲泾渭分明，与社会上激昂的战斗旋律全然不同，听着听着，我的情绪慢慢被感染了，不知何故，竟然流出了眼泪。心想，天底下怎么还会有如此打动人心的歌曲，难道此曲只应天上有？

    这就是后来很快传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歌曲，我请夏家农帮我把歌词边听边写下来，悄悄保留了好久。因为当时工厂宣传科的人说，凡是这类好听的歌曲，都属靡靡之音，都是黄色歌曲。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购买正版。
E书联盟搜集制作，更多请记住本站网址：http://r.book118.com或http://www.book11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