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目前有将理性选择研究和文化的,阐释的研究路径调和的趋势.研究者提出了"文化理性"(Cultrual Rationality), "宽泛的实践理性"(Broadened Practical Rationality)等概念来代替"狭隘的经济理性"(Narrow Economic Rationality),以求将诸如道义经济学分析中的情景性和文化因素纳入到理性选择研究中. 然而,一些学者仍然批判这些尝试性的研究只是将场景性的因素作为理性选择的变量,不管场景如何,行动者的选择永远是理性的,因而,也往往也不能够排除其他有力的解释,因而不可证伪.阿尔蒙德就认为,从本质上而言,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也正是在于它迎合了比较政治学研究寻求普遍性理论和解释的热诚.
最后,旨在发现制度背景的新制度主义.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研究中忽略的"制度"这个变量带回到了政治分析中,更加关注制度背景对于比较的意义. 通过关注制度,它们寻求解释过去的理论忽视的各个国家的差异.
对于理性选择研究而言,它强调要走出决定论的陷阱就必须强调"选择",因此,它批评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或者结构性的分析,而排斥了政治分析中的选择.而新制度主义则批评理性选择研究,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并受到约束的.除非了解制度背景,宽泛的假设所谓的"自利行为"是完全空洞的.因而,相对于理性选择对于普遍性理论的热诚,新制度主义更关注于中层的问题和解释,通过对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差异进行深入探讨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作出贡献.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在拉美政治研究和后共产主义政治研究中特到充分体现.
在新制度主义研究中,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它在强调背景分析,警惕普遍性理论上走得更远.它不仅将行动者的"策略",而且将行动者的"目标"和"偏好"都作为制度背景所塑造的,因而也是需要被解释的.但同时,一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如今也尝试如历史制度主义一样将其分析放到具体的背景中,另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也同样尝试超越它对于历史细节的过度专注,而探索中层的理论解释.
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但是,正如Mahoney等指出的:与阐释学派和后现代研究不同,虽然这些研究者在探索对于普遍性理论的修正的同时,仍然是在捍卫因果分析.
3.外部的挑战:普遍性理论是否可能
对于一些比较政治研究学者而言,普遍性和个案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仅仅在于我们忽视了特定的变量或者应该将个案背景纳入理性选择模型中的问题,而是在于对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而言,概念本身的意义就可能是根本不同的.这隐含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理解别的传统和社会以及所谓普遍的和客观的知识是否能够独立于诸如时空,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背景而被总结概括为普遍性的理论.这一点提出了普遍性和客观性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也再次质疑了为何我们需要比较研究.这种关于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哲学中探讨了数百年的问题,本文将局限于从比较政治研究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比较研究方法发展趋势的意义.
在1975年政治学手册中,莫恩明确地将阐释学的传统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政治学研究分为两种模式:科学模式和阐释学模式.在科学模式中,中立和客观地对于政治现象的分析是可能的,在表象和现实之间是没有区分的.而对于阐释学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类行为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于它是有目的和充满意义的.因而,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进行阐释以求阐明和推动"理解"而不是作出"预测"."理解"是通过感觉来从事物的表象来认识内在的过程.它关注行为的"理由"(Reason),而解释是关注于行为的"原因"(Cause).
在比较政治学中,阐释学的政治学往往是比较研究,因为正是由于不同社会或者同一个社会内部共存的各种不断变动的,交迭的和冲突的意义才使得一个阐释学问题得以产生.因而,在强调理解而将阐释学问题引入比较政治学分析中的基础上,这里的"理性"概念的范畴将远远比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或者韦伯所说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和"部分理性"(Partial Irrantionality)宽泛得多.对于舒茨(Schutz)而言,理性是建立在对于意义建构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对于日常情景中意义的理解,我们根本不可能谈论理性.伽达默尔 (Gadamer)则强调理性的历史面向.他认为:历史客观主义隐藏了历史意识本身就是在历史结果编制的网络之中这样一个事实.了解不同的传统无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不可能化约为共同因素的这些传统的历史性.
在理解的过程中,语言具有根本的意义.黑蒙(Hymes)指出了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两个语言学问题.其一是:语言是否影响政治 其二是:语言是否影响我们探讨政治 阐释学提醒比较政治学研究者:社会科学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来进行的,而语言并不是一个我们探索事实所通过的透明窗户. 对于温奇而言,没有语言,我们不能够达到现实.不同于在宗教或者自然科学中,语言定义了不同的现实,要了解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语言,它是我们赋予意义于世界的规则.这里就提出了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他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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