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政权实行"三三制"从1940年3月试行,次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后全面推行,到1942年就基本达标.实践证明, "三三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顺利实现,它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政治设计的基石.
陕甘宁边区政权由参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在"席位"分配上,实行"三三制".边区政府作为边区的行政机关,"综理全边区政务."从立法地位上说,边区政府隶属于参议会,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由参议会决定,政府的组成人员由参议会选举,而参议会代表则由边区人民选举产生.1941年,边区各级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普选.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依据"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只能占6名,结果选中了7名,于是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主动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替补.党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的有12人,其中有李鼎铭副主席,3位正副厅长,1位县长.由此可见,边区政府不再是过去只代表和维护工农利益,而是转变为代表和维护各抗日阶级的利益.边区政府由人民普选产生,代表边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只要是人民满意,放心,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党外人士,都可以成为政府委员,参政议政.共产党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边区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府,成为货真价实的民治政府.
通过实行"三三制",调动了边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各界人士的政治积极性,将各方力量凝聚在共同抗日上.我们通过对比"三三制"实行前后的边区政权组成人员,不难明了.边区政权组织分为乡,县,边区三级,以边区一级参议会组成人员为例,边区参议会第一届尚没有实行"三三制",参议会议员145人,中共党员占137人,党外人士仅有8人;该届参议会选举的常驻议员9人,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从第二届开始实行"三三制"起,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观.第二届参议会议员219人,中共党员为123人,党外人士为96人,该届参议会常驻委员共9人,中共党员占3人,党外人士占6人.第三届参议会议员170人,中共党员为61人,党外人士有109人之多,该届参议会常驻委员共12人,中共党员占4人,党外人士占8人.随着"三三制"的切实执行,党外人士的比重是逐届上升,党外人士的政治积极性是逐年提高,大家共商国事,一致对外,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边区民主化进程.
"三三制"的实行,汇聚了各方精英,为边区发展献计献策,提供智力支持,客观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例如,最为人们熟知的"精兵简政"的建议,便是由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向边区参议会第二届大会提交的议案.一经提出,迅速为边区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采纳.中央于1941年12月13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由此开始了边区和各根据地历时三年的大规模精兵简政运动,最终也确实实现了精兵简政的初衷.
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方式,改善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扩大了党在全国的影响,为促使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三三制"政权制定下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获得一致好评,大家认为"五一施政纲领""不仅适合于边区的需要,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是唯一正确的边区施政纲领,也是团结抗战以救中国的良策."这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大肯定.
在党的领导下,全边区人民共同努力, "三三制"的实践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战斗堡垒.


案例6
《小二黑结婚》创作与出版的前前后后
抗战时期,在太行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些自诩为"新派"的文化人,他们住在农村,住在农民中间,心目中却没有农民,认为农民落后,看不起民间的通俗文艺,或者都在叫着"大众化",而写起文章来,却多是大众所看不惯,听不懂的东西.或者认为大众所看得惯,听得懂的,会减损他们作品的艺术性,或者使他们的作品"庸俗化"了.当时一些"文化人"提供的"新诗",就常常为农民所看不懂和不能接受.什么"一个热烈的伟大呀","一个凄凉的荒芜呀"等等所谓的新诗,于当时农民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简直没有丝毫用处,更没有鼓舞力和战斗力.面对这样的情况,129师政治部与太行区党委决定联合召开一次太行山区文化人座谈会.
1942年1月16日上午,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在山西凌县赤岸正式开幕.在座谈会上,赵树理以许多实际的例子,证实大众文化的迫切需要,批评了文化工作者轻视普及工作的偏向.赵树理当时在《黄河日报》副刊《山地》上发表的作品,就是撰写当时当地的一些真实素材,用各种各样的体裁写出来的,很通俗,很生动,很活泼,群众很喜欢阅读他的作品.最后会议提出,文艺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的觉悟,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还不能普遍地受到群众的欢迎.会议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能够到农村去搞好一个村子的调查,来丰富作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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