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型女性的突破与束缚
——《飘》和《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罗琴 收稿日期：2010-11-25基金项目：内江师范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10NSD-096）作者简介：罗琴（1988-），女，四川南充人，内江师范学院2008级学生 赵文艺 贾雪 莫栎琪 指导老师：陈富华
（内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在《飘》和《我的安东妮亚》中，两位作家颠覆了传统的女性文学形象，成功地塑造了郝思嘉和安东妮亚两个令人过目难忘的女性形象。在薇拉和玛格丽特的笔下，妇女不再是罪恶的根源，而是一种美国文化与精神的象征，这意味着美国文化传统出现了转折。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都是自强不息的生活强者，她们独立自主，追求自由而又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极富人格魅力。作者以女性的声音从女性的角度对她们进行了讴歌和赞美。本文借鉴文化批评和女性批评的相关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文化逻辑与性别书写的角度切入， 和阐释作品中出现的“美国新型女性”形象，探索女作家隐藏在当时男权制下对转换女性角色的颠覆性思想。
关键词：郝思嘉；安东妮亚；男权制；美国精神；新型美国女性
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是美国现 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她以一部小说创造了世界文学的神话，这部小说就是《飘》。[1]自1936年出版以来，《飘》就备受世人瞩目，并且成了美国文学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出版后第二年即获得普利策奖金，1939年被拍为电影，成为好莱坞电影史上一部经典之作，经久不 作为第一部从南方女性角度来叙述美国内战的小说，米切尔着重描写了处在后方的妇女饱受战乱之苦的体验和感受。作者曾经说过，假如这部小说有一个主题的话， 它的主题就是生存。米切尔相信女性凭借个人力量能在艰难时世中生存下去，女性有战胜困难的巨大潜能。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郝思嘉被塑造成一个兼具坚强毅力和勇敢精神的女性，凛然面对严酷的现实，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薇拉·凯瑟(Willa Catcher，1873—1947)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潜心描写美国中西部拓荒精神的女作家。她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和优美的抒情手法，从各个侧面描写19世纪末美国中西部开拓者顽强的创业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刚毅性格，歌颂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心灵。在其代表作《我的安东妮亚》中，凯瑟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妇女在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艰苦奋斗几十年，虽遭际不幸却仍不失生活信心，最终建立起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农场与和谐美满的大家庭这样一个动人故事，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代移民艰苦卓绝的拓荒生活。[2]主人公安东妮亚靠着坚韧的内在力量，凭着百折不挠的勇气艰难地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应该说，《飘》和《我的安东妮亚》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女性的，而且都塑造了有别于在她们以前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形象。玛格丽特·米切尔和薇拉·凯瑟所处的时期 美国男权文化统治下的社会推崇“真 女性”的传统道德标准之时，其信条的中心点就是要把妇女禁锢于家庭之中。妇女问题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大文化议题之一，许多渴望建立男女平等关系的女作家开始拿出手中的笔，试图发出女性的声音。玛格丽特·米切尔和薇拉·凯瑟就是其中的两位先行者，她们对女性的命运给予很大的关注，并将妇女问题作为写作的出发点。在颇具自传性的小说《飘》和《我的安东妮亚》中，两位女作家背离了传统男性作品的创作模式和道德标准，刻画了两位通过自立自强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女性—郝思嘉和安东妮亚：她们对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的 途径，不是临阵逃脱，而是勇敢面对，她们在充满社会偏见、男性歧视和艰难困苦的生活面前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虽然由于受到男权制的影响，两位女作家还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对男权道德观念的认同和女性意识的迷失。但玛格丽特·米切尔和薇拉·凯瑟这两位新女性妇女作家颠覆了传统文学中渗透着男性偏见的女性形象，大胆塑造了敢于向传统社会观念挑战的新女性，为动摇和 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书写妇女自己的故事，创作妇女自己的著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3]
一、打破传统的美国新型女性
（一） 乱世佳人——郝思嘉
众所周知，《飘》是一部有关战争的小说，尽 切尔没有把着眼点放在战场上。但以这场残酷的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家里的妇女饱受战乱之苦的体验和感受——从战争伊始对战争怀有的崇敬心理、对战争全然的支持，到因战争而带来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得不屈服于失败的命运以及战后支离破碎流离失所的生活。米切尔着力塑造了一个在生存困境中顽强拼搏的女性——郝思嘉。郝思嘉从小就生活在南方，是一个大种植园主的女儿，热衷于舞会和引人注目的漂亮 ，迷恋骑马及穿梭于众多男子之间。她总能成为各种聚会的中心，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然而战争带来的苦难郝思嘉都亲身经历了也体会了，她度过了粮食匮乏的日子、完成了强迫自己去履行护理伤员那令人恶心的职 克服了死亡的恐惧以及捱过了几个月贫困难当的日子。她至始至终都努力地在乱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而不像其她女性那样因为战争的到来而对人生感到绝望。从对郝思嘉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的细腻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女性在由男性引发的灾难中被动地承担一切痛苦是深感同情和愤慨的，对郝思嘉在困难面前不畏艰险勇敢进取的精神是极为赞赏的。[4]在这些地方，作家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女性主义思想，她对郝思嘉身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给予了热情的讴歌，立场鲜明地维护了女性的生存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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