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
朴光星
一、引言
中国社会研究中有一个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得不到主流学界广为关注的领域，那就是跨国移民研究。据国务院侨办办公室发布的数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外商投资中的60%以上来自华人华侨，其投资总额达3300亿美元(黄乐枕等,2006)。中国是世界上侨汇收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2008年3月发表的《2008移民和汇款概况》，2007年中国的侨汇收入达2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又是经济开放度非常高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7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6.8%（刘铮，周英峰，2008）。中国在对外交流中取得的上述成就与本文要探讨的中国的跨国移民有密切的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愈益普遍，跨国移民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移民与以前的国际移民不同，如果说国际移民具有“落地归根”的迁移属性的话，跨国移民则利用全球化时代的高度流动性和便于联系性，建构着跨越国界的社会网络和生活世界，跨国流动性和联系能力成为主要特征。因此，在对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传统的国际移民。移民活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化，“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取 地域主义范式”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视角。“跨国主义”是指“当 民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建立的，维系与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 （See Linda G. Basch,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1999：217-237）。因此，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为视角的移民研究不像“地域主义”(Regionalism)为视角的研究，“地域主义”侧重于关注移民在移居地的生活、适应与发展变化，而“跨国主义”更多地关注移民跨地域建立的社会网络与其对移民群体及活动区域的影响。
在中国国内，一般把跨国人口流动问题定位于“华侨华人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因为其政治敏感性，在建国后长期没能受到关注，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交流的扩大开始受到重视。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历史性研究，而一些有关华人华侨社群研究也没能摆脱“地域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上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移民研究中升温的“跨国主义”视角的移民研究，当时没能广泛地影响中国，进入本世纪以后其研究才开始受到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与改革开放后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所谓“新华侨”的急剧增加和他们的跨国活动能力空前增强、以及国外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国内有关。
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仍处在边缘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人员少和相关研究成果有限两方面，其受重视程度远不及社会实际层面的意义。这与把“跨国主义”理 消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力量而产生的忧虑有关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定居者”和“移民”的区分，批判一些学者对其世界主义和跨国身份的强调，论述了因各移民群体对“多元文化”的保持以及亚国民身份的“多重认同”使“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亨廷顿. 再论文明的冲突[J]. 新华文摘， 2003）。亨廷顿对跨国移民的看法是像他的“文明冲突论”一样消极的，但也引起广泛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虽然“跨国主义”具有对其消 一面，但同时也具有对其能力增强的一面，即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整合其国内外的资源，不断增强其对外影响和发展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华商所起的作用 证明这一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跨国主义”对民族国家发展能力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其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融入全球化的能力对每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中构建跨国人员网络将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跨国移民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为了推动跨国移民的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本文准备对最近几年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考察具有 性的研究成果、视角、领域和观点，以供与同仁商榷。
二、跨国移民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观点
以“跨国主义”为视角的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但多数的研究成果出现于最近几年。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跨国移民的特点、认同、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侨乡发展、民间外交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一）定义与特点
全球化时 着华人新移民群体的活跃与兴起，已有的“华侨华人”概念很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学者试图提出新的概念来界定这一变化。有的学者提出“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的新概念，其中海外华人学者刘宏的论述具有 性。他把“跨国华人”定义为：“那些在跨国活动中，将其移居地与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 （刘宏，2003: 215）。刘宏认为，现在有三类“跨国华人”：一是“再 民者”，即一批从传统的华人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早期移民，他们在新旧移居地之间形成跨国网络；二是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与大陆重新建立密切联系；三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与国内有较强的多重联系。他指出，这一群体的跨界活动呈现出三种模式，即“哑铃模式”（在海外和中国国内都有事业）、“风筝模式”（在多个国家发展事业的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系）、“太空人模式”（在多处的事业之间来回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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