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3〕利或将人君加以更换的权利” 。
这种古代革命观念在二千年间长期影响着中国人，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末。 “ 有研究者根据中国近现想史专业数据库 ” 进行史料词语检索，得出结论： ‘ 说 “戊戌变法之前，中国人都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 一词，常见的是‘汤武 — 6 —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 ” 革命’ 或者用于指外国、特别是法国的革命事件，且多有贬义，有时为中性。，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这样当革命派思想家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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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由于历史久远、深入人心、易于为广大下层民众所接舞台时，受，首先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他们力图在新时代复活这一古老的观念，以此来唤醒民众走向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在他们论述革命的文章中，在他们鼓吹革命的品中，就往往包含着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特别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革命者，不仅力主传大胆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地位，而且倡导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统的华夷之辨， 1901 年激烈呼唤以革命方式实现反满兴汉的国家政治权力转移。例如章太炎，《在满论》： “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中说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
〔5〕 1903 年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中国亦望有尧、《也” ，中说舜之主出而革命，〔6〕 “ ，使本种不亡已耳” 。他所讲的革命” 便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记，实为从中国古
命观念出发的改朝换代，所凸显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由满族统治者转移到汉族统治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使得重新复活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首先是 “ ”“ 与民族革命、种族革命 ” 相联系，这成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革命最初的理。解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明确认同西方近命观念的革命派思想家，也在革命时少不了带有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色彩，邹容、陈天华、胡汉民乃至孙中山都是如此。 1903 年，《邹容鼓吹革命的名著革命军》问世。邹容在书中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但所阐发的革命理论中，仍然保留着：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内容与影响。他在论述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说 “革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命者，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
〔7〕 ” 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这里的“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 显然来自易传》所提出和解释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
《陈天华鼓吹革命的名篇警世钟》也在 1903 年问世。陈天华在文中依孟子之言，强调了百姓推翻昏君、另立新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任凭什么昏指出：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不知孟夫子说道 ‘民为贵，〔8〕 ” 社稷次之，君为轻！ ’ 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 1904—1905 年，陈天华。又写了宣传革命的通俗读物《狮子吼》其中第三回《民权村始祖垂训，聚英馆，老儒讲书》通过老儒文明种之讲出了中国古命观念的现代意义。他写：道，文明种对学生们说 “不论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 ” 民的。其中一位学生闻此语大惊，： “怎么皇帝都可以杀得的！不怕悖问道：《了圣人的训吗？” 文明种的回答是 “ 书经》 ‘无我则后，上虐我则仇 ’ 的话，不是 — 7 —
学术界 2011． 7·学术探索
‘ 所讲的吗？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的话，又不是圣人所讲的吗？，，？难道这些书你都没有读过一部五经四书有君可虐民民不能弑君的话吗？” 1910 年，胡汉民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一文。文中直接引用了 “汤武革命” 中牧野之战的例子，号召清王朝军人学习当年商王朝军队，在前线：倒戈以促成以周代商革命的胜利。他说 “俟革命军起而响应之，其助动之力亦至大。古人有行之者，牧野之战，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血流漂杵。以军人而响 ” 在他看来，为我国革命战史最有光事。这种古代军人的光应革命，命传统，尤其值得在反清革命中加以继承和发扬。孙中山自倡导革命起即以民主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为其目标，但他又往往借用儒家经典中的革命观念来宣传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赢得民众、动员民众。1903 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演说，鼓吹革命，： “首事革命者，即称如汤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称之为。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