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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1
<报名>=北京大学校报
<日期>=2010-12-05
<版次>=04
<版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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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号>=第1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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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题>=谢宁
<标题>=不妨以先易后难的方式推进招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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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联名致信周其凤校长，对本科招生工 作发表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看法、建议。周校长很快做出回 应，亲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征求意 见。此事已引起校内外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或可引起新一轮 关于招生改革的热烈讨论。
　　这11位教授都是各学科著名的专家学者，也都“长期关注 并不同程度参与过招生工作”，他们从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 各行各业引领性人才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目前“唯高考分数 论”的招生体制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北大应加 大招生改革力度，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 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正如周校长致信中所言，来信“对现行招 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 了很好的阐述”。但同时周校长又指出：“招生改革事关重大， 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周校长的顾虑正体现出招 生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复杂性，可能很多人都会同意来信中 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时又会对任何一项针对招生制度的改革 举措顾虑重重。
　　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应该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在当今 社会权力和关系无孔不入，许多制度都形同虚设的背景下，尽 管这项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为公开透 明，最为公平公正，最少产生寻租空间，更是最为公众认可的 一项制度。套用丘吉尔先生关于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还 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的言论，对于 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来信列举了招生中出现的许多怪现象，例如招生工作已 演变为一场各高校之间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的混战，某些 学生和家长凭借高分待价而沽等等。应该看到这类现象并不 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对考生学习能力的一种考 察方式，高考分数并不能体现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对“状元”和 高分考生的过度追逐恐怕更多是相关大学为了自己“面子工 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动选择的结果。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严 谨的高考制度下，大范围舞弊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为了克服高 考招生单一分数论的弊端，多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送生、特长 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许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说没 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漏洞，为各种权力、 关系的寻租增加了机会。出现这些现象更说明对目前的招生 制度不能轻易言变，对任何有关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 慎。我愿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会是非常合理的， 也相信我们会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相关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 我们能完全抵御住各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影响、渗透，保证招 生改革不受到各种干扰。
　　按照来信中高考成绩加面试的建议，如何使其具有可操 作性也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面试成绩将占多少比 重？让多少位考生来面试？需要多少名教师、用什么标准进行 面试？对于边远地区、困难家庭考生怎么降低他们的面试成 本？怎么保证面试成绩的公平、公正？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严 密论证。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说是采取了举国体制，即使 只有北大率先实行大规模的面试，所动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 不是我们一校之力能够单独承受的，其困难和受干扰程度可 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笔者既非专家学者又非实际从事招生工作，况又才疏学 浅，但既然周校长亲自致信广泛征求意见，也就不揣冒昧地谈 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以供识者一哂。来信认为高考成绩达到 一定分数段之后，高考分数在进一步的人才筛选和区分方面 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而根据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中 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通过对1977年至2008年我国各地区高 考“状元”的调查，显示“状元”们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 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好几 位“状元”，但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之处， 也没有谁主动说起过自己是“状元”。由于各地区文化教育水 平的差异，某省排名在后几十位的考生其高考成绩可能还会 高于另一个省份的“状元”，“状元”们的平均成绩未必会高于 许多其他不是“状元”的高分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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